東條英機

東條英機1884年12月30日（明治17年）出生於巖手縣的一個武士家庭。在其出生後不久，便舉家遷往東京。少年時期的東條英機受家庭氛圍薰陶，他很早就渴望當一個軍人能為天皇效忠。少年時代的東條英機曾先後就讀過東京四谷小學、學習院小學部、城北中學、東京陸軍地方幼年學校和陸軍中央幼年學校。東條英教為了培養兒子的武士道精神，專門請老師教東條英機學習“神刀流劍舞”。

1899年9月，東條英機進入東京地方陸軍幼年學校學習。進入軍校，東條英機以父親為榜樣，渴望成為“效忠於天皇的合格軍官”，為日本“征戰建立功勳”。

在陸幼學習三年之後，1902年9月，19歲的東條英機進入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學習。由於當時正值八國聯軍侵略中國，清政府被迫簽訂《辛丑條約》，進一步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的野心。東條英機在學習期間，就感受到日本國內對侵略中國得逞的“狂喜”。日俄戰爭爆發前後，日本國內更是舉國動員，日本政府積極加緊擴軍備戰，軍界則猖狂叫囂，對俄“復仇”，準備與沙俄大戰一場。培養軍官的各級軍事學校，為侵略戰爭服務，相應地實施“戰時教育方針”，一面縮短了學制並加緊教育和訓練，一面極力向學員灌輸軍國主義侵略思想。 ^[2] 

1904年的日俄戰爭（明治37年），對日本軍國主義政府而言是“命懸一線”的關鍵一戰。東條英機由陸軍中央幼年學校升入陸軍士官學校。東條英機經常和一羣志同道合的同學，到士官學校後面的市谷台高談闊論，東條英機經常跳出來向大家展示他那套並不十分專業的“神刀流劍舞”。眾人的陣陣喝彩使東條英機忘乎了所以，極度的亢奮使他完全陷入對未來的狂想而不能自拔。 ^[3] 

1905年4月（明治38年），日俄戰爭已勝負分明，日軍在奪取了奉天之戰的勝利後，俄國已成強弩之末。從日俄戰場返回日本後，東條英機重又回到陸軍第3師團。

1915年（大正4年），東條英機從日本陸軍大學第27期畢業時，已經31歲，距離他走出陸軍士官學校整整10年。 ^[4] 

畢業後，作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東條進入了陸軍省實習，接着外放任日本駐德國大使館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游歷歐洲，接見駐歐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閒院宮載仁親王等皇族前輩名將的引見下，以永田鐵山為首的青年軍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發誓剷除軍內長州閥元老勢力，清除政黨勢力對皇權的干涉。隨後巴登巴登三羽烏（永田鐵山，小畑敏四郎和岡村寧次）擬定了計劃大綱。作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個人，東條英機當時負責在門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國遊覽，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長時間接觸非亞洲環境，年底在參觀完華盛頓會議後，他匆忙的乘火車穿越美國，返回日本，他對德國的印象比對美國深，這可能是因為他懂德語而不懂英語的緣故。

回國後東條英機又先後當過陸軍大學的教官、陸軍省軍務局參謀等職，在軍隊中秘密發展橫向聯絡。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聯隊聯隊長，

1931年8月任參謀本部整備局動員課大佐課長，“九·一八事變”時，日本各政黨對軍部所持放任態度不滿，東條英機馬上對政黨發表的不利於軍部的言行進行了“調查”，指控這是“挑撥軍民關係”。

1933年3月，東條英機被任命為陸軍少將，同年11月任軍事調查部部長。

1934年3月，東條英機在軍事調查部長的位置只坐了四個月，便被調到陸軍士官學校，隨後又先後任職於步兵第24旅團和第12師團司令部。

1935年9月，陸軍部人事局長後宮淳，東條英機在陸軍幼年學校時代的校友力薦東條出任關東軍憲兵司令官，而東條英機正是以此為跳板開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權力中心的衝擊。 ^[5] 

日本以武力強佔中國東北後，為了實現對偽滿洲國的所謂一元化統治，於1932年便出台了所謂的《八八》決議，隨後又於1934年將日本駐偽滿洲國的機構進行重新整頓。自此時起，關東軍實際上掌控了偽滿的政治、軍事、外交以及經濟大權，關東軍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東條英機所任憲兵司令官一職，按照規定同時兼任日本駐滿行政事務局長的要職。東條英機到任後，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黨羽。在此之前，關東軍憲兵隊僅僅是一個編制僅200人左右的隊伍。這點微不足道的力量，當然無法滿足東條英機的需要。於是他迅速從日本本土、台灣以及朝鮮等地調集了一批得力干將，併為他們在憲兵隊裏安排要職，在短時間內培植了對其忠心耿耿的親信。

“七七事變”爆發之前，日本國內政局不穩定。1937年（昭和12年）5月31日，由於林內閣急欲組成一個包括以軍部為中心的右翼勢力在內的新黨，從而刺激了各位重臣，引發了原有政黨的反抗，導致了林內閣的總辭職。

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軍部電令東條英機中將自中國東北飛回東京國際機場。5月30日正式任命東條英機擔任陸軍次官。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時30分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東條英機發表了據稱當時是極具所謂爆炸性的演説。 ^[6] 

東條英機認為，要建立真正意義上的與德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反蘇軍事同盟，就必須以實際行動對蘇進行武力恫嚇，迫使蘇聯放棄對中國抗日力量的支持。中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地域接觸面廣，蘇聯可通過蒙古就近支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北抗日鬥爭。為此，東條英機決定，在中國東北的西部中蒙邊境製造諾門坎事件，發起了對蘇聯的更大規模的一次武裝挑釁。

東條英機(19張)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盧溝橋事變後，在軍部中央形成了強硬派與謹慎派兩大派別，前者以陸軍大臣杉山元、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及參謀本部第3課課長武藤章等為代表，後者則以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石原莞爾、陸軍省軍務課長柴山兼四郎等為代表。兩派對時局的分析迥異。強硬派認為，中國已是不堪一擊，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將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時機。而謹慎派則堅持認為，時機尚不成熟，由於日本須全力準備對蘇作戰，如貿然發起對中國的大舉進攻，有可能泥足深陷，這樣不僅不會取得良好的作戰效果，同時也有可能使對蘇作戰處於被動地位。

8月19日，東條英機在張北設立了混成旅團司令部，便於臨近指揮。東條英機採取慣用的“閃電戰術”，沿平綏線依次進攻南口鎮、居庸關、懷來縣和張家口等軍事要地。這一地區的中國國民黨軍隊約3萬餘人，而東條兵團則只有幾千人。但由於中國國民黨軍隊抵抗決心不足、守備虛弱。日軍憑恃機械化武器裝備瘋狂進攻，中國國民黨軍隊不得不節節退卻。8月22日，張北守軍國民黨軍劉汝明部被擊潰。

29日，張家口失守。張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線抗擊日軍的中國國民黨軍隊湯恩伯部面臨着腹背受敵的危險。於是，只得收縮防線，隨着張家口和南口阻擊戰的失敗，察南地區再無屏障，日軍輕輕鬆鬆地將察哈爾全省納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個月結束中國事變的陸相杉山元被趕出中央，由板垣徵四郎取而代之，東條英機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擔任陸軍次官。

1938年11月初，近衞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口號，這實際就是日軍獨霸東亞的宣言。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點30分，在軍人會館召開的“陸軍管理事業主懇談會”上他大放厥詞，宣稱日本要“對蘇、中兩國同時作戰，同時也準備同英、美、法開戰”。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國內巨大震動。不僅對日本經濟界產生了強烈衝擊，致使東京的股票市場狂瀉，同時也令戰爭狂人云集的軍部感到無法接受，紛紛指責其過於“輕率”。陸相板垣徵四郎聲稱東條英機目的只是想鼓勵日本軍需生產，這只是一種宣傳的手段而已。壓力之下，這個上任剛剛半年的陸軍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總監去了 ^[7]  。

但東條英機的野心並未因此而有半點收斂。1939年5月，諾門罕戰役爆發，又見東條英機上躥下跳。在此次戰役中，蘇聯紅軍和日軍都動用了大批現代化武器裝備，特別是飛機、坦克和裝甲車。然而，戰役的結果卻讓東條英機顏面全無：在蘇聯紅軍的強大攻勢下，日軍再次遭到重創，參戰的主力部隊第23師團幾乎全軍覆沒，關東軍出動的兵力，死傷近1/3，重武器損失高達87%。就此，關東軍妄圖北進的野心只得放棄。但東條英機卻並不吃虧，他將此役中陸軍航空兵的戰績無限誇大，為自己撈取政治資本。

1939年8月，阿道夫·希特勒為了專心征服歐洲大陸而與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秘密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蘇德的“友好”加之蘇聯紅軍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暫時放棄了“北進”的野心。

1940年7月17日，經歷了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幾任走馬燈似的內閣更迭之後，近衞文麿再次出山組閣。在近衞的這次組閣中，強硬派軍國主義分子東條英機被起用為陸相。

1940年7月19日，近衞召集陸相東條、外相松岡洋右等，確立了新內閣執政方針，包括：強化日、德、意三國軸心；日、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要將“東亞新秩序”擴展到英、法、葡、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即準備“南進”；盡全力排除美國的實力干涉。

日本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南部，展開“南進”第一步，這極大地損害了英、美等國在東南亞的既得利益，美國開始向日本施壓，凍結日方在美資產和要求日本放棄對中國和太平洋領土的野心。而日本暫時不想與美國起正面衝突，並且由於深陷中國戰場，不敢貿然起事，因而選擇了與美國進行談判。但實際上，“談判”只是像東條這樣狂熱鼓吹“南進”擴大侵略的好戰分子們拖延時局、進行備戰的幌子而已。談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沒有“誠意”，他們要求美國承認“滿洲國”，同意日本可以從東南亞獲取資源。雙方各不相讓，矛盾分歧越來越大。

8月1日，外相松岡洋右公開宣稱“我們當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據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設以日、“滿”、華集團為鏈環之一的‘大東亞共榮圈’”。此時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侷限於中國，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大範圍的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了。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國同盟條約在柏林簽訂。

為了配合不斷升級的侵略戰爭，日本政府極力在國內煽動戰爭狂熱。首相近衞文組織起“大政翼贊運動”，而陸相東條英機則大肆鼓吹武士道精神。

1941年初，東條英機以陸相身份簽發了《戰陣訓》，鼓吹全軍和全體“皇國臣民”應向天皇效忠，每個人都要有“獻身奉公”的精神，以實現“大東亞新秩序”。

1941年6月22日，德國偷襲蘇聯，蘇德戰爭全面爆發。與美談判不成的日本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

7月2日，東條英機參加御前會議，在其鼓動之下，最終商討確定了《適應形勢變化的帝國國策綱要》，準備為“南進”不惜與英美開戰。 ^[8] 

東條英機(18張)

近衞文麿這個貴族臨陣退縮，於1941年10月16日宣佈內閣總辭職。近衞內閣總辭職的第二天，經重臣會議提名東條組閣獲得通過。選中他不是因為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他是個侵略主義者），而是他對軍事紀律具有獻身精神，人們認為他在危難時機能控制魯莽的軍隊，並且忠於皇室，精力充沛。 ^[9] 

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見東條英機，晉升其為大將，誥命他以現役軍官身份擔任首相出面組閣，並身兼陸相。這使他的地位比前幾任鞏固的多，當時處在戰爭邊緣的日本需要一個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選擇了東條英機，東條也自覺的踏上了這一步。

1941年11月18日，東條內閣正式成立，這是一個發動戰爭的集權“內閣”，東條英機一人身兼陸相、內相，以後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軍需相等職，集各種大權於一身。在就職聲明中，這個戰爭狂人叫囂“完成支那事變，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是帝國之國策，要在“皇威之下，舉國一致，為完成聖業而邁進”。

日本1942年已被戰爭耗空的國家內部的形勢變化也使東條英機處於政治破產邊緣。剛上台時，東條英機身兼首相、陸相和內相三職，集軍政大權於一身。為了鉗制人民思想，東條英機實行了恐怖的憲兵政治，1943年在軍事參議官任上的西尾壽造去關西視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隨口説了句：“這個事情我不知道，你去問那個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傢伙吧。”他知道，這實際上説的就是東條英機。因為東條的愛好之一便是去檢查垃圾箱裏的垃圾，看看有沒有人吃大魚大肉，在國家困難的時候奢侈浪費。這可觸怒了東條，立馬下令把前輩西尾大將編入了預備役。這種肆意鎮壓、獨裁使他的政治名聲日益敗壞。他的親信被人冠以三奸四愚稱號（三奸”是指甲級戰犯鈴木貞一中將，北支那憲兵司令加藤泊治郎中將，東京憲兵隊長四方諒二少將；“四愚”是指甲級戰犯木村兵太郎大將，佐藤賢了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真田鑲一郎少將，陸軍省軍務科科長赤松真雄大佐）。 ^[10] 

美國加強了潛艇戰，日本艦船的損失不斷增加。在北面，由尼米茲海軍上將指揮的美軍於1943年8月消滅了阿留申羣島上的全部日軍；在南面，美軍先後攻佔了所羅門羣島和新幾內亞；在太平洋中部，美軍先後攻佔了馬紹爾羣島、吉爾伯特羣島和馬里亞納羣島。

在中國戰場，抗日軍民的力量不斷鞏固和壯大，人民的武裝越戰越強，他們抗擊着2/3以上的侵華日軍和90%以上的偽軍，他們繼續粉碎日軍“掃蕩”，並開始了局部的反攻，使解放區逐漸恢復和擴大。

一系列戰敗導致不斷有人盼着東條自殺，而且也有人想暗殺東條。海軍中將高木等人就想用機槍伏擊東條；陸軍也並不是鐵板一塊，一個剛從中國調回大本營的津野田少佐，東亞聯盟東京分會會長牛島達熊一起，密謀在祝田附近皇宮前廣場趁東條的汽車拐彎放慢速度時向他扔一枚特製的氫氰酸炸彈。

中國坊間東條英機謝罪作品(3張)

東條不甘心失敗，想要最後掙扎一下，向天皇提出兼任總參謀長的職務，自己在海軍的朋友海相島田繁太郎兼任軍令部長，實施海陸軍一元化領導，彌補政略和戰略，海軍和陸軍脱節的現象。在天皇同意下，他成了明治憲法下權利最大的一個人，被政敵稱為幕府將軍東條，但他保持這個地位也僅僅不到5個月。為了擺脱被動，東條英機於1944年1月孤注一擲地開始“一號作戰”計劃，命令在華日軍打通縱貫大陸的平漢、粵漢和湘桂鐵路交通線，企圖擺脱美國海軍的封鎖，使困於南洋的日軍獲得補給。豫湘桂戰役自4月打響歷時8個月，國民黨的正規部隊50多萬被日軍擊潰，140多座城市失陷。這是日本法西斯潰亡之前的最後一搏，雖然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日軍已無力鞏固這條線路。 ^[11] 

東條英機沒有看到這次戰役的結果就下台了，因為美軍6月16日開始攻擊馬里亞納羣島。開始攻擊東條規定的絕對國防圈。在馬里亞納海戰中，小澤治三郎指揮的日本聯合艦隊再次遭到慘敗，陸軍飛機損失殆盡。絕望的日本太平洋艦隊司令南雲忠一在陸上剖腹。

7月9日，美軍佔領軍事要地塞班島。B-29轟炸機羣開始直接空襲日本本土。戰場上的連續失敗，加劇了國內反對勢力的倒閣風潮。

7月18日，失去了天皇信任的的東條英機召開了最後一次內閣會議後，向木户幸一大臣遞交了首相辭職書。同日，他辭去參謀總長之職（梅津美治郎大將同日接任），並陸續辭去陸軍大臣、內務大臣、軍需大臣之職，轉入預備役。22日，他向全國正式宣佈辭去首相的職務。 ^[12] 

東條英機畏罪自殺未遂(2張)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1945年9月11日，被美英等國列入日本頭號戰犯，被排在第一批甲級戰犯通緝名單最上面中的東條英機看到院子外面的盟軍警察（M·P）進入住所，便用當年希特勒贈送給他的瓦爾特自動手槍向心髒開槍（幾天前，東條英機曾讓自己的私人醫生用炭筆在自己胸口的心臟部位畫了一個酒杯大小的圓圈），但由於是左撇子且心臟畸形的原因，子彈打偏了，洞穿了肺部。美國大兵衝入室內時，東條已經瀕臨死亡，輸血救活了東條後，東條説自己朝心臟開槍自殺是為了“讓別人能夠看清楚自己的臉，從而知道他已經死了”。對他這種自殺未遂事件，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評論是“只是已經失去了信用，被拋棄了的傢伙的最後恥辱”而已。三個月後，傷愈出院的東條被直接送入了日本東京巢鴨監獄。

由於日本的大量戰爭罪行都是由東條英機授權的，因此東條英機被普遍認為是對在亞洲戰爭死亡的千萬平民、被虐待的上萬戰俘盟軍、以及研究使用生化武器負有最高責任。

1946年11月9日A級戰犯前日本首相東條英機（左圖左）在東京法庭的一個房間內，埋頭閲讀有關其戰爭罪行的起訴書。戰爭期間，東條氣焰囂張，但是在接受審判的過程中，東條卻較其他的戰犯表現得怯懦、畏死。

1946～1948年受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在獄中，其他甲級戰犯都不和他説話，東條只能一個人專心寫自己的口供和辯護詞。

在法庭上，在全部的55項罪行中，東條是最多的，佔了54條之多，當數首惡。1948年11月12日，東條英機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犯有發動戰爭，侵略別國等罪行判處死刑；1948年12月23日被執行絞刑。焚屍後美國大兵將骨灰拋入大海，但負責焚屍的三文字、飛田和市川並未將骨灰全部裝入箱子，讓美軍帶走。三文字、飛田和市川來到松井石根修建的興亞觀音寺，並交給伊丹夫婦剩餘部分骨灰，伊丹夫婦將其秘密保管起來。10年後建起了“七士之碑”，由首相吉田茂題寫碑名。東條英機靈位被供奉在日本靖國神社內。

東條英機直到絞刑執行前都拒不認罪。時至今日，日本軍國主義毒瘤仍未根本清除，依舊有死灰復燃之勢。在慰安婦問題、勞工問題以及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都違背了客觀史實。

2021年6月7日日本共同社中文網發佈獨家消息稱，記載東條英機等7名侵華日軍甲級戰犯骨灰的檔案近日被發現。檔案內容顯示，1948年12月23日零點過後，東條英機等7名侵華日軍甲級戰犯在東京的巢鴨監獄被執行死刑，當時該少校在場。裝有屍體的卡車於凌晨2時10分從該監獄出發，約一個半小時後抵達橫濱市內的美軍第108墓地登陸小隊（現為橫濱綠之丘高中）。早晨7時25分離開小隊，30分後抵達該市的火葬場（現為久保山齋場）。屍體在上午8時05分前，從卡車直接運入焚燒爐中火化。

據記載，火葬後，7人的骨灰被分別裝入骨灰罈，運往第八集團軍的跑道，弗瑞森少校稱，自己“乘坐聯絡機飛至橫濱以東約30英里（48公里）處太平洋上空，大範圍地撒了骨灰”。 ^[13] 

頭三腳踢過後，東條英機對自己感到還算滿意，但要想實現他更大的野心，他還必須進一步實施第四步計劃：抓實權。在東條英機上任前的一個月，即1935年8月，關東軍為了討伐中國共產黨在東北地區的抗日武裝力量，曾制定了一份《治安肅正計劃》，以偽奉天、安東、吉林、間島和濱江五省區為重點，企圖將我抗日力量一舉扼殺。東條英機走馬上任時，正值關東軍實施這一計劃的關鍵時刻。看準了時機，東條英機決定以討伐我抗日武裝力量為突破口，為憲兵隊打開一個新的局面。於是，他向關東軍司令部彙報了他上任後的第一個施政綱領：1.在日滿警務機關中建立“思想對策”專門機構，藉以加強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鎮壓。這一專門機構應由關東軍憲兵隊司令官指揮，賦予其監督“滿洲國”警務機關的權力，改變以往由特高課和司法課分頭負責管肅和拘捕的“兩張皮”現象，以堵塞在這方面的漏洞，化解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2.以濱江、三江、吉林、間島、安東和奉天六省及哈爾濱、齊齊哈爾、新京、奉天和大連五大城市為重點，將配置在各地的臨時憲兵機構建制化，充分發揮憲兵的作用，打擊反滿抗日力量。3.日滿各機關從事“思想對策”所需經費由關東軍憲兵司令官統一管理和支配。這一“施政綱領”充分暴露了東條英機急欲獨攬關東軍“治安肅正”大權的野心。藉此機會，他輕而易舉地將監督、執行和財務三權統統把持於一手之間。大權在握後，東條英機更加躊躇滿志。他找來時任偽滿軍政部最高顧問的佐佐木到一，開始秘密籌劃“剿匪”事宜。

1936年10月1日，佐佐木到一親率日本軍事顧問團數十人，總計出動偽滿11個旅，約25000人。

對東邊道實施大討伐，1937年3月26日，在通化、輯安、臨江交界處的老虎頂子上，王鳳閣率領抗日救國軍與敵人展開了15個小時的激戰，最後終因寡不敵眾，被敵軍俘虜。東邊道的“獨立大討伐”使東條英機一夜成名。踩着成千上萬抗日將士和無辜百姓的累累白骨，走上關東軍參謀長位置的東條英機，已經再也抑制不住其勃勃野心了。

1936年2月26日清晨，“皇道派”近1500名少壯派軍人在東京發動了軍事政變。他們佔領了首相府、陸軍省、內務省和參謀本部等重要機構，還控制了《朝日新聞》社。內務大臣齋藤實、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大藏相高橋是清等人被政變軍人殺死。政變者以“尊皇討奸”、“昭和維新”為口號，支持荒木貞夫等“皇道派”首領掌權組閣，建立法西斯體制，立即“北進”，討伐蘇聯。政變使東京陷入一片混亂。政變的消息很快傳到“滿洲”，作為“統制派”骨幹的東條英機不禁暗暗吃驚，因為關東軍內部也有不少“皇道派”的同情者，他自己可能也成為“皇道派”分子刺殺的目標之一。不久，情勢更加危急——駐哈爾濱的第十一特混旅團真川少將發出通電，聲稱支持國內的“兵諫”；駐“東滿”的一六師團已自行出動，趕往“新京”；佳木斯守備營發生暴動，已佔領東站、攔截火車。東條英機面對危機情勢，拿出一貫作風，根據關東軍鎮壓命令的指示展開大搜捕，指示手下憲兵搜捕中可不與所屬部隊長官商量而直接行事。他向各師、旅團及分散於各地的憲警長官發出密電和密令，命令立即處決叛國亂軍者。根據“黑名單”，長春的憲兵迅速行動，逮捕斃殺了長春的全部“皇道派”高級軍官。另一方面，東條英機不失時機地向天皇和軍部發出通電，表明立場，宣稱關東軍反對“兵諫”，堅決支持天皇。通電中説：“‘皇道派’逆徒戮帝國重臣，以武力逼宮，辱我皇威亂我政綱，致舉世駭怒。今全體關東軍聲明矢忠於萬世一系之皇統，不惜以武力殲滅任何反叛，以靖神國。今至誓師討逆。敦請軍部立即通令拘捕敗類並整肅全國。‘皇道派’叛軍如儘早舉械以降，可免重刑。如頑抗不冥，關東軍必振武奮擊，代行天懲！”東條英機的果斷強力行動，穩定了關東軍的局勢，使“統制派”牢牢控制住這個“日軍之花”，遙呼東京的“平叛”行動。28日，東京戒嚴司令部發布“奉敕命令”，出動軍隊，鎮壓“叛軍”。次日，叛軍紛紛投降。後來，為首的17名“皇道派”軍官和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等被處決，其他主要“皇道派”軍官被解職、降職，“皇道派”勢力在軍部遭到大清洗。隨着“二·二六”兵變的失敗結局，“統制派”獲得了壓倒“皇道派”的優勢地位。東條英機鎮壓中國東北人民的抗日武裝恢復“滿洲治安”的“戰果”，以及在“二·二六事件”中支持天皇的忠心表現，為他贏得了軍部中央的支持和賞識。

1936年12月1日，東條英機被晉升為陸軍中將。

1937年3月，東條英機接替板垣徵四郎登上關東軍參謀長的寶座。

以東條英機為參謀長的關東軍態度鮮明地支持強硬派的立場，他們以中國軍隊進入察哈爾將對滿洲國構成威脅為藉口，強烈要求參謀本部准予其向華北發動攻勢。關東軍的這一態度，對強硬派來説自然是求之不得的。摸清了強硬派底數的東條英機，再次發揮其“剃刀”風格，來了個先斬後奏——他在未經參謀本部許可的情況下，就預先派出了一支部隊向察哈爾方向挺進，並不斷製造虛假事件。到了8月中旬，中蘇締結了互不侵犯條約，這使得東條英機更加找到了強硬論的根據。於是，在關東軍連日召開的會議上，東條英機公然為進攻察哈爾尋找理論依據，聲稱：“此次進攻的主要目的，可歸結為三點：第一，可以改變中國的排日政策；第二，防止共產勢力的進一步壯大；第三，有助於開發華北的經濟。如不能達到此三點目的，帝國安全即無保障。”與此同時，關東軍獨自擬定了《對時局處理綱要》，提出全面發動武力進攻以膺懲南京政府，殲滅北上的中央軍等五條方針，並寫明：“建立地方政權，以謀求與滿洲接壤地區的明朗化，為了準備對蘇作戰，確保正前方的安全至關重要，為此，“至少要使察哈爾、河北、山東各省徹底獨立。”其用心十分明確，即利用此次中日衝突，一舉在華北地區建立傀儡政權，藉以分割中國，防止風起雲湧的抗日力量結成統一戰線，對日本構成威脅，從而影響其對蘇作戰的準備。在此情況之下，日本參謀本部同意了關東軍提出的對察哈爾作戰的請求。不過，隨着事態的進一步發展，在內閣會議上，外相廣田弘毅提出不擴大事態的主張，藏相賀屋興宣則從財政方面陳述了擴大事態後日本將可能面臨的財政上的種種困難。但實際情況是，關東軍已如脱繮野馬，除順從時局的發展外別無他法。此時，東條英機急不可耐。他不顧“中央的指示”，立即着手網羅漢奸，祭出了察南自治政權的牌子。日軍的“宣撫”工作也做得十分“及時到位”。在張家口戰役結束後，他們迅速編寫出了一首為東條英機歌功頌德的軍歌：熱河狂風捲塵砂，蒙古高原牧草芳，揮師進軍下張北，夜襲長城無阻擋，塹壕凋零夜來香。八角台下水魁旁，湯淺十川兩旅團，披荊斬棘直向前，神速攻佔張家口。木犀鬱香葡萄甜，察南自治已建立。

此後，東條英機一發而不可收，他率領着基礎改編而成的“蒙疆兵團”，繼續向中國進。

1937年9月13日，關東軍獨立混成第1旅團攻佔大同；24日，攻佔集寧；包頭。東條英機在察哈爾地區指揮的這一系列戰役，作為“關東軍閃擊戰”的典型戰例，東條英機的沙漠作戰路線，神速推進，以及綿延數百里的後方聯絡補給線，乃至日本陸軍作戰史上的開先河之作。就連東條的對頭石原莞爾都不得不對其表現給予了有限度地認可，陸軍省次官梅津美治郎也説：“關東軍的功勳，得力於東條參謀長。”察哈爾之戰帶給東條英機的不僅僅是聲名，而是對其能力的肯定，日本大本營向東條頒發了“七七”事變後日本侵華戰爭中的第一枚二級“金鵄勳章”。從此以後，東條英機便在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向着頂峯衝擊。

1941年12月7日，在東條的旨意發佈後和派野村吉三郎進行假談判的同時，日軍聯合艦隊山本五十六派南雲忠一率領艦隊偷襲美國海軍基地珍珠港，重創美國太平洋艦隊。次日，美英荷等國對日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

幾乎與此同時，日軍開始向泰國、馬來亞、菲律賓等東南亞國以及太平洋諸島發動進攻，全面實施蓄謀已久的“南進”計劃。不久，新加坡、馬來西亞先後陷於日軍之手，菲律賓也全境淪陷。次年3月，日軍已侵佔荷屬東印度，控制了當地石油及其他礦藏物產，荷軍雖然人多，但是由於兵力分佈在印尼的幾百個島上，導致被日軍逐個圍攻並擊破；美、英、荷等國駐守東南亞各地的軍隊節節敗退。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日本侵佔了東南亞和太平洋島嶼近38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淪陷地區的人口達1.5億之眾。

1942年6月，中途島海戰，日軍大敗。由於海軍的有意隱瞞，做為首相的東條居然被矇在鼓裏，全然不知，

1943年初，侵入瓜島的日軍再遭重創。緊接着海軍先後兩位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和古賀峯一戰死，美軍航母機動部隊突入中太平洋，潛艇像狼羣一樣四處亂竄，到處擊沉日本的商船，日本的戰爭機器大量失血而無法補充。日軍從此進入不可遏止的敗退頹勢之中，東條英機的戰爭內閣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戰後東條認為日本失敗的三大要素是美軍的狼羣戰術，快速航母機動羣和跳島戰術）。

東條英機至死都不認罪，日本軍國主義毒瘤沒有根本肅清。致使日本眾多後任首相不但沒有出現勃蘭特之跪，反而頻頻“拜鬼”。這使得深受其害的東南亞國家，尤其中國、韓國要求日本謝罪的訴求越來越強。中國海口出現的東條英機下跪謝罪雕塑引發熱議，韓國更是出現民眾羣體割腕抗議。

由於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和發動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侵華戰爭，使得我國人超過3500萬歿於非命的血腥記憶，加上東條英機絞刑前拒不認罪和日本政府拒不謝罪等背景條件，著名歷史學家、南京大屠殺研究所所長張憲文教授認為：不管日本軍國主義怎樣美化侵略歷史、怎樣篡改教科書；也不管日本軍國主義為不為他帶給人類歷史上最慘絕人寰災難認罪，南京大屠殺史實鐵證如山、無法更改！只要人類還在這個星球上繁衍生息，日本軍國主義侵佔中國的歷史就不會泯滅。人類永遠不會忘卻最血腥最黑暗的記憶，這是所有民族的天性良知。

東條英機之父東條英教中將是日本陸軍大學第一期首席畢業生，德國梅克爾少校的得意門生。參加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著有兵法《戰術麓之塵》。東條英機是家中的長子，但事實上，他是父親與母親所生的第三個兒子，前面所生的兩個孩子都因為生病而夭折了，東條英機這樣才成了家中長子。東條英機自幼便受到軍國主義思想和武士道精神的薰染。 ^{[3]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