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賢了

日本石川縣出身，從小體質不好，且從小受佛教影響，性格比較温順，家裏人都以為佐藤是個很乖的孩子，可是沒想到佐藤進入初中以後，漸漸變成了一個喜歡惡作劇，調皮淘氣，不服管教的學生。中學畢業以後當了歷史教師，後來參軍，1917年（大正六年）5月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29期，1920年日本炮工專科學校26期畢業，1925年陸軍大學37期畢業。佐藤在炮兵學校的時候，與一個叫小島燻的姑娘談上了戀愛，畢業的時候就結婚了。沒多久長子、次子相繼出生，被任命為少尉的時候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作為一名下級軍官，他的收入十分微薄，因此日常生活也就顯得格外拮据。當時，他的兩個孩子經常得痢疾，佐藤經常帶着高燒40度的孩子到處求醫問藥，但卻無錢送孩子住院治療。以後當中隊長的時候，聯隊長就是東條英機。一次佐藤手下的一箇中尉老孃生急病，大半夜地問佐藤借錢，佐藤也沒錢，就跑去向老師東條聯隊長借。東條也沒錢，讓太太去當鋪當了幾件衣服弄錢來給佐藤救急。這件事讓佐藤感激涕零，從此以後就死心塌地跟着東條，東條也一直把佐藤賢了看作大弟子。 ^[1] 

1917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1920年11月26日畢業於陸軍炮工學校。1925年畢業於陸軍大學。1940年任南支那方面軍副參謀長。1941年升為少將。1944年任支那派遣軍副參謀長。1945年升為中將。日本投降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列為甲級戰犯，判處無期徒刑。1958年赦免。著有《大東亞戰爭回顧錄》、《佐藤賢了證言》等。 ^[1] 

1926年3月晉升大尉，任職陸軍省整備局統制課課員，依據國家總動員的方針，對平時的兵器局、會計局、醫務局內的各種作戰物資的調配、整備、儲藏、補給等各項後勤工作進行管理。佐藤賢了對這個部門工作感到非常吃力，因為涉及到許多具體的管理工作，需要相當的基層工作實際經驗。但他以前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學習軍事知識，缺乏實際經驗。為了能夠讓佐藤更好地適應工作，陸軍省遂派他前往美國進行考察學習。1930年赴美國任武官三年，得出結論：“美國人沒有愛國心的，美國兵嘴裏嚼口香糖，跳舞，去看美軍訓練，連個齊步走都走不整齊，這樣的國家不可能舉國而上打一場戰爭的。”1932年8月回國晉升少佐，任野重炮第8聯隊大隊長，1933年8月再回整備局統制課，從此，佐藤開始接觸到陸軍省的一些對華政策，開始參與制定具體的侵略計劃，其中包括向中國東北進行大量移民的計劃。當時的計劃，是要在20年左右向滿洲移民100萬户。強行霸佔2000萬畝土地，從而為日本帝國主義長期佔領東北提供可靠保證。同時，把約佔日本農業人口（550萬）25%的日本貧苦農民移居到東北，也可以大大削弱日本國內的反帝國主義勢力。1935年8月陸大教官，1936年8月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國內班長，1937年3月晉升中佐，日本挑起了盧溝橋事變後，當時作為日本陸軍省軍務科政策班長的佐藤賢了通過總結日軍進攻上海時的經驗教訓，認為有必要擴大民間工廠生產武器彈藥的規模。為此，陸軍省專門邀請民間軍需企業家到陸軍大臣官邸做客，向他們説明時局的嚴重性，並希望得到他們的合作與支持。但是，在場的企業家考慮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許多為軍隊生產武器彈藥的企業在戰後都紛紛破產倒閉，均拒絕明確表態。陸軍省的説服工作很快就陷入了僵局。佐藤認為，必須制定一種制度，這種制度既是一種總動員體制，也是總動員法的基礎。在佐藤的積極推動下，總動員法案很快便在1938年3月3日的通常國會上被提了出來。 國會圍繞着總動員法案的審議從一開始就陷入了激烈的爭戰。許多國會議員認為這一法案違憲，而政府一方則由於沒有熟悉軍事情況和戰爭形勢的人，答辯委員會的論述始終未能讓議員信服。他的長時間的胡扯引起了部分人的不滿，在座的議員，他在陸大的老師之一，政友會的退役陸軍大佐宮協長吉出來制止，他居然大吼“黙れ！”（住嘴！）這就是有名的“黙れ事件”。由於他的強硬態度，陸軍大臣杉山元被迫道歉，但他卻於7月晉升大佐，出任大本營報道部長兼新聞班長。 ^[1] 

1939年3月出任駐廣州的第21軍參謀副長，40年2月21軍因為桂南會戰擴大為南支那方面軍，他也隨即升為方面軍參謀副長，5月法國戰敗，他認為與其在南寧和中國軍隊拼消耗，不如進駐法屬印度支那，一樣能達到截斷蔣介石外援的目的，5月6日他説：“歐洲戰局的發展使世界局勢為之一變，考慮如何解決支那事變時一定要和世界局勢結合起來。 希特勒提倡的世界新秩序的建設在飛速進行，我們日本也要為了建設東亞新秩序，打倒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世界秩序而和德國人攜起手來。現在德國人開始接收東亞的英國，法國，荷蘭的殖民地了，日本再不出動就沒有機會了”。 8月1日，外相松岡洋佑和法國駐日大使達成協議，在日本尊重法國主權和領土的基礎上，法國向日本提供河內等三處機場，並同意日本駐兵3000人8月23日清晨6點鐘從海防登陸。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富永恭次少將拿着這張協定到現場去，卻屈服於原來就在現場的佐藤賢了的壓力，導致了武力進駐事件。23日零點，南寧作戰後就一直駐紮在中越邊界的第五師團（師團長中村明人中將）就從鎮南關越過了邊界。一路和法軍展開了小規模衝突。這就是陸軍三大下克上之一的武力進駐法屬印支事件。這件事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超過了僅僅是無視國際條約的程度。從這次日軍進駐法屬印度支那開始，英美真正感到了切身危險。從而從只是援蔣的行動中開始走向正面對日本警告，這是太平洋戰爭的第一步。日本人評論這次事件是“開闢了一條通向地獄的道路”。 ^[1] 

1941年3月任陸軍省軍務課長，他和海軍軍務局長岡敬純不但是棋友，也是鼓吹對美開戰的急先鋒。1942年4月20日，榮升陸軍省軍務局局長這一要職，協助首相東條管理戰時軍務。1942 年12月，因為船舶分配的問題和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田中新一少將大打出手，1943年山本五十六戰死後，他提出為這個敗將舉行國葬是否合適，這個建議被東條以照顧海陸軍協調為由否決，但佐藤因此被海軍側目，被稱為東條的三奸四愚之一。（三奸”是指甲級戰犯鈴木貞一中將，北支那憲兵司令加藤泊治郎中將，東京憲兵隊長四方諒二少將；“四愚”是指甲級戰犯木村兵太郎大將，佐藤賢了中將，陸軍省軍務局長真田鑲一郎少將，陸軍省軍務科科長赤松真雄大佐）。東條下台後，他與1944年12月調任支那派遣軍副總參謀長，45年4月調任南方軍38軍第三十七師團中將師團長，駐泰國曼谷，日本戰敗後，被定為28個甲級戰犯之一，他居然高興的跳起來：“本官乃一介小小中將，能和眾位先輩大將並列，太光榮了，這哪是法庭傳票，這就是晉升令啊”。1948年被判終身監禁，1956年出獄後任東急管財社長。越戰期間，反戰運動興起，可他卻根據自己的經驗，認為越南共產黨不可能取勝，被日本社會黨提出控訴，他到死都認為大東亞戰爭是神聖的，是一個死不悔改的戰犯，1975年80歲病死。 ^[1]  長子後來成為日本自衞隊空軍少將，次子在關西電力公司任職，三子是早稻田大學教育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