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原莞爾

石原莞爾1889年1月18日生於日本山形縣鶴岡市，其父石原啓介曾任鶴岡市警察署署長，用“武士道”精神教導石原莞爾要勇敢而不懼艱險，優越的家庭環境（在當時的日本農村，警察署署長是當地吃皇糧的大官）也使年幼的石原養成不信邪，不畏權勢，頤指氣使的作風。石原莞爾信奉“日蓮教”，是田中智學的忠實信徒。

1902年進入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第六期學習，以第三名的身份畢業，在此學習過程中，石原博覽羣書特別是歷史、哲學以及人物傳記，尤其是喜歡讀拿破崙的相關書籍，在考試時他總是以最簡潔的語言完成答題，由於太多的與眾不同，石原在同學們的眼中也是一個另類，被稱為“7號”（精神病患者之意），當時的學習分為學科（理論知識）和術科（體育，馬術，軍事技能等），石原在學科上往往能輕鬆拿到高分，而在術科上成績一般，這與他身體素質不出眾有關。

在沒有航空兵的時代，各兵種中最讓這些十來歲的小孩子們神往的就是揮舞馬刀縱馬馳騁的騎兵了。但石原莞爾沒有選擇騎兵，選擇的是步兵。因為通過閲讀各種書籍，石原已經開始形成了將來的作戰是在中國大陸的想法。雖然這個想法還是剛剛露頭，還沒有完全成熟，但石原已經感覺到了未來大陸作戰的主力是陸軍，是步兵。

1905年轉入日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

1907年畢業後，石原進入步兵第32聯隊當士官候補生，並於當年12月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並以第21期步兵課第6名成績畢業（其實石原是第三名，但因為與老師的關係惡劣，被評定為第六，而前五能拿到天皇御賜的銀懷錶，後來石原被問及為何在陸軍大學拿到第二時，石原的回答是“陸大沒有品行分”）。陸士畢業後重回第32聯隊，但與聯隊長關係不佳，在成立第63聯隊時，被推薦去63聯隊任職。

1915年考入日本陸軍大學。

在紀律嚴明的軍校裏，石原莞爾從小就顯得與眾不同。在同學們都埋頭苦讀的時候，他的課餘時間基本花在與考試無關的“閒書”上。平時，石原就到處找同學侃大山，甚至設賭局坐莊，頑劣搗蛋之極，讓老師們又頭疼又沒辦法。 ^[5] 

1918年從陸大畢業後，先是擔任了陸大教官，然後出差去德國 ^[8]  ，被分到訓練總監部的石原莞爾仍然是一個另類。第二師團師團長馬奈木敬信回憶説：“聚在石原莞爾的周圍的全是些像流氓黑社會似的人，稍微正常點的人就不可能和他合得來。”就這樣，在訓練總監部幹了不到一年，石原就被派到武漢陸軍中支派遣隊司令部去了。那是1920年4月。 ^[5] 

1920年4月，被派往駐漢口的日軍華中派遣隊司令部，用一年多時間考察了中國湖南、四川、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蒐集政治、經濟和軍事情報，形成“大陸擴張”侵略戰略思想，總結出了對付中國軍閥的辦法——“比起武力會戰，收買、宣傳具有更大的價值”。

石原到了中國以後，最熱衷的就是化裝去四下偵察。最誇張的一次，他裝扮成扛大包的苦力，生活了大半個月，中途還被國民黨警察扒光了衣服，抄走最後的一個銅板，差點命喪碼頭。這些經歷讓石原逐漸摸清了中國底層的脈搏。 ^[5] 

1928年石原莞爾提出“石原構想”。

1928年10月，經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推薦，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石原莞爾被調任關東軍參謀。在此前後，他通過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有關侵略中國東北的理論和主張，形成所謂“石原構想”，其要點是：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各自發展，兩個文明現已形成隔着太平洋相互對峙的局面。對峙發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過戰爭走向統一。“一戰”只是歐洲諸民族的決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只有下一次世界大戰才是人類最後的決戰，它將以日美為中心進行。如果準備對美國作戰，就要立刻對中國作戰。如果要對中國作戰，首先必須佔領滿蒙，這樣才能使“日本的繁榮自然得以恢復，失業的有識之士亦可得救”。 ^[6] 

石原莞爾認為，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轉到美國，美國是白人文明的代表。而東方文明的代表正是日本，日本人是“黃人代表”。石原聲稱，日本和美國將分別代表東西方文明，率其各自所能動員的人力物力而作一番大決戰。他要求東方各國要體會日本作為黃人代表而準備大決戰的苦心，即為“日本國體的大精神終將貫徹於世界全人類，以日本天皇為中心的和平時代必將到來”而作戰。他強調其結果將決定“是天皇作為世界的天皇呢，還是美國的大總統來統治世界”，所以必須動員全部人力物力打這場戰爭，“縱有全世界的壓逼也不需要害怕”。 ^[3] 

1929年7月，在一次參謀旅行中，石原莞爾中佐對着關東軍的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一邊聽着的板垣高級參謀十分佩服，一字不漏，全記在筆記本上了，回奉天後找來石原莞爾再次研究。於是石原莞爾中佐，板垣徵四郎大佐，花谷正少佐和今田新太郎少佐（陸大37期）就每星期碰一到兩次頭，專門研究佔領和統治滿洲的問題。石原還叫人擬了一份計劃，1930年12月計劃完成，石原捧着計劃躊躇滿志地説：“好了，還有兩年。”

石原的“世界最終戰爭”理論，參謀本部和陸軍與其説反對，不如説有共鳴。但是要付諸實現則反對，理由是怕美國，蘇俄或者蔣介石插手。石原最早的考慮並不是“滿蒙獨立”，而是日本直接軍事佔領。他在1930年5月的《滿蒙問題私見》中還在説“我懷疑支那人是否有建設近代國家的能力，不如在我國的治安維持下讓他們自然發展”，從這裏可看不出以後鼓吹的“王道樂土”，“五族協和”的甜言蜜語，而是赤裸裸的以軍事佔領的方法來統治滿洲，和當時的朝鮮，台灣一樣。但是石原的這個想法很當然地被軍部否決了，當時的軍部還知道一點什麼叫做“冒天下之大不韙”，還記得甲午戰爭之後的逼日本交出已經到了手的遼東半島的“三國聯合干涉”，知道那行不通。這樣石原莞爾才退一步去搞“滿洲獨立”的。這個《滿蒙問題解決策略》就有這樣的句子：“含淚退到滿蒙獨立國家案來”。

在關東軍內部，一直流傳着一種説法：“石原的腦力，板垣的武力”。其中石原指的是作戰參謀石原莞爾，板垣指的就是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徵四郎。

在武漢，石原的頂頭上司是時任中國公使館武官助理的板垣徵四郎。從那時起，一直受人排擠的石原莞爾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位“知己”，並最終和他一起，成為了策劃九一八事變的主力。

真正讓石原和板垣走到一起的，是他們兩個高度膨脹的軍事野心和政治狂熱。1929年7月，當時還任中佐的石原莞爾向關東軍的參謀們首次發表了他的“最終戰爭論”和“滿洲土地無主論”，宣揚要用武力佔領滿蒙。聽到這個言論的板垣十分贊同，回奉天后立即找來石原莞爾，兩個臭味相投的傢伙迅速湊成了一夥。

幾個有着相同野心的軍官—中佐石原莞爾，大佐板垣徵四郎，少佐花谷正和大尉今田新太郎等逐漸形成了一個地下組織，每星期都聚會一到兩次，專門研究如何侵略和統治滿洲的問題。兩年多的時間裏，他們的計劃逐漸成型。 ^[5] 

9月17日上午，今田新太郎、川島等人被石原叫去，告知要趁前來勸阻的建川剛到，火速發動“事變”，已經決定於9月18日動手，而花谷正則因為酒後泄密和主張中斷行動，被石原視為“危險分子”，直到17日下午才得知這個消息。

1931年9月18日深夜，大尉片倉衷接到了一個令他震驚的電話。電話中稱：“軍機電報第一號，晚上10點鐘，暴戾的中國軍隊在北大營西側破壞滿蒙鐵路，襲擊守備隊，雙方正衝突中。”接到電話，片倉驚慌失措地給參謀們都打了電話，通知他們用最快的速度到三宅光治參謀長的官邸集合。到了司令部，參謀們面面相覷，大家都是匆忙而來，所以都像片倉一樣衣冠不整，有的人甚至只穿了件浴衣，只有作戰參謀石原莞爾一個人穿戴整肅，“甚至連勳章都戴得整齊”。 ^[5] 

1936年的二二六兵變中，石原堅守崗位，在整備參謀的任上果斷指揮嚴厲鎮壓，得到統制派好評（石原非統制派成員），1937年3月晉升為少將，並被任命為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

石原是26日早上從鈴木貞一的電話裏聽到政變消息的，立即趕到參謀本部上班，被任命為警備參謀。27日的戒嚴令下達後又出任戒嚴參謀。石原很明確地給2.26事件下了定義：“紊亂朝憲的反亂”。

石原是所謂的“行動派”， 當上作戰部長以後甚至改組了參謀本部，將原來總務部管的“動員，編制”業務也移到作戰部來了，新成立了一個“戰爭指導課”，把原來總務部所管的僅限於對具體戰案所行使的動員和編制機能擴充到對未來戰爭的動員和編制規劃，使之具備了貨真價實的“戰爭指導”機能，這樣的改組以後，作戰部集中了參謀本部90%的權限，石原部長成為了實際上的參謀次長（當時的參謀總長是皇族閒院宮載仁親王，只是掛名，實際行使權力的是參謀次長）。

石原莞爾主持修訂的《國防國策大綱》具有一定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從現實的工業生產和軍事兵器實力來説，立即和蘇聯交惡不是一個好的選擇。在石原看來，蘇聯南下的路線有三條，分別是滿洲，內蒙和新疆。但是因為地理的因素，蘇聯人肯定會放棄後兩條而選擇滿洲，所以要北極熊打消南下的念頭，首先就要經營好滿洲國。

對美國則是“努力與美國保持親善關係”，因為石原知道日本和滿洲都有豐富的煤，鐵資源，可是缺少最重要的戰略資源：石油和橡膠。那些玩意全在美國人和英國人手裏，所以千萬不能和美國人翻臉。只要不和英美翻臉，石原認為英美會默認“滿洲國”的存在，因為有一個日本人控制的滿洲，正好為英美消除了共產主義南下的憂慮。

二二六兵變鎮壓了下去，極右翼的皇道派從此一蹶不振，隨着事件後“肅軍人事”的進行，統制派完全掌握了局面，石原也迎來了人生中最輝煌的一段時間。升任第一部（作戰部）部長，離參謀次長也就只有一步之遙，而且看起來似乎這一步也不大了。石原一舉成名，成為後輩參謀們崇拜，模仿的榜樣。而石原的那些後輩們，卻只有升官發財的野心，沒有石原的才能。你石原不就是搞了一個“滿洲事變”就一舉成名了嗎？你會我也會，於是大傢伙一擁而上，各種各樣的“事變”像雨後的狗尿苔一樣。把個石原給弄傻了。

真正要了石原莞爾的軍人生命的，就是盧溝橋事變。盧溝橋事變發生以後，軍部中央在如何處理上分成了兩派，以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大33期軍刀組，最後做到參謀次長）及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陸大34期，後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最後做到陸軍次官）為首的不擴大事態派和以陸相杉山元大將（陸大22期，戰敗後被宣佈為甲級戰犯嫌疑犯後自殺，不然極有可能上絞架），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中佐（陸大35期），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為首的主戰派。

鬧事的“支那駐屯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陸大25期）當時正病入膏肓（7月16日死去），參謀長橋本羣少將（陸大28期軍刀組，後來做到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但是由於諾門坎事件的牽連，1939年被轉為預備役）倒還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們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陸大21期），參謀長東條英機（陸大27期），朝鮮總督南次郎（陸大17期，後來的甲級戰犯），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陸大22期，後來做到總理大臣，甲級戰犯）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辻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線給牟田口們打氣。

當時任參謀本部作戰部長的石原立即決定了不擴大的方針，參謀總長閒院宮也向“支那駐屯軍”下達了不擴大的指示，近衞內閣也在內閣會議上做出了不擴大的決定。但是，局勢已經不是他們能夠控制的了。就是石原，天津發動了全面進攻，至此，石原的“滿洲國”和“最後決戰”的畫餅，以全成泡影。

七七事變後，石原擔心全面侵華會使日本陷入戰爭泥潭而不能自拔，主張逐步佔領中國，與以陸相杉山元大將為首，加上軍務軍事課長田中新一大佐和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這兩個身居要職的主戰派形成尖鋭的矛盾，在參謀本部的位子岌岌可危。

1937年9月，在前任關東軍參謀長兼好友板垣徵四郎的推薦下，石原調任關東軍去給東條英機當參謀次長。石原莞爾自認為是“滿洲國的建國之父”，他是為了準備和美國進行“最終戰爭”而建立這個“滿洲國”的，他要把這個“滿洲國”建設成為一個能夠自給自足，具備完整工業體系的後方基地。可是對東條英機來説，所謂“滿洲國”就只是三個漢字而已。雖然東條英機把所有有關軍事的事項移交給了石原莞爾。但石原要的不是這個，石原要的是對“滿洲國”的政治控制權，而東條英機不肯放棄恰恰就是這個權力。所謂“滿洲國”已經成了東條英機的私人天下。當時偽滿有一個“二KI三SUKE”的説法，是指實際上在操縱偽滿的東條英機（關東軍參謀長），星野直樹（“滿洲國”總務廳長官），松岡洋佑（滿鐵總裁），鮎川義介（滿洲重工業開發株式會社社長，後三個人名字的最後讀音是“SUKE”，所以有這個説法。前三個是上了審判台的甲級戰犯，後兩個也在巢鴨監獄住了一陣。

1939年晉升陸軍中將，曾任第16師團長，1941年編入預備役 ^[8] 

1941年12月8日，東條內閣開始了太平洋戰爭。石原莞爾的評論是：“如果説這場戰爭需要1萬元的話，英美實際上有100萬元，而日本只有1千元，這種差異只能用戰略來彌補，而不能用什麼‘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口號來彌補。在戰略上除了尋找敵方的弱點之外，還必須認識到我方所擁有的條件、戰法、戰士、特定兵器及其他戰爭手段的優點。只有依靠這些優點才能擴大敵人的弱點。軍當局在第一階段作戰計劃完成的現在提出下一階段的戰爭計劃，這個戰爭計劃必須包含必要的生產增強數量和實行的手段方法及其可能性。”但是這時候已經不可能有人聽得進石原的話了。戰爭的進程一步步印證着石原的説法，以致來監視他的很多憲兵都成了他的信徒。

由於石原莞爾在關東時曾被自己所配軍刀捅中襠部，導致尿道口撕裂，長期尿血引發膀胱癌。1949年8月15日，石原莞爾因膀胱癌病死家中，終年60歲。

協和會的來歷和石原莞爾密切相關。9.18事變以後，在石原莞爾的指示下山口重次和小澤開作把原來自發的“滿洲青年聯盟”解散而代之以關東軍資助的“協和黨”，板垣徵四郎參謀長親批了兩萬大洋的第一筆經費。石原莞爾不信任政黨，認為所有政黨到最後都會被財閥收買而不利於軍部的統治，所以一開始就應該有一個代表軍部的“政黨”。

但這個“協和黨法”一直不見發佈，當時還只是中佐的石原莞爾喊來了“滿洲國總務長官”駒井德三問清了原委後嚇了一跳，不發佈的理由是溥儀不同意。

石原莞爾：“溥儀是什麼東西？他不同意就不同意了？”

駒井德三：“道理是這樣，但名義上怎麼着他是‘滿洲國執政’，他不同意也沒辦法。”

石原莞爾：“溥儀為什麼不同意成立協和黨？”

駒井德三：“溥儀反對‘黨’的稱呼，他原來就是被革命黨趕下皇位的，所以對‘黨’這個字過敏，什麼都行，就不能黨”。

從此以後就叫“協和會”，不叫“協和黨”。

在對政黨的看法上，東條英機和石原莞爾完全一樣。東條英機也是支持近衞內閣解散全部政黨而代之以“大政翼贊會”的主張的。但和一直在感激協和會在滿洲事變幫了關東軍大忙的石原莞爾不同，東條英機覺得那就是一夥成不了事的地痞流氓，也只有像石原莞爾那樣的流氓才會和他們情投意合。東條覺得在某種意義上，協和會是比共產黨更加危險的不穩定因素，特別是石原這個協和會後台還一直在企圖通過北京大學教授鮑明鈴想和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取得聯繫以便打開日蔣談判的路子。

對於石原莞爾持這種看法的人其實不止東條英機一個人。所以在1938年5月東條英機走馬上任陸軍次官的時候，關東軍參謀長這個職務由石原莞爾代理了半個月，但最後不是像不少人所猜想或擔心的那樣由石原莞爾接任，而是由和東條英機私交甚厚的第十師團長磯谷廉介中將來接任，因為對日本陸軍來説，石原莞爾已經沒有用了。

1938年6月，石原莞爾向磯谷廉介提出包括加強協和會，約束日本人官吏和廢除關東軍第四課（就是那個片倉衷中佐為課長的主管滿洲國事務的部門）這三個構想的改革方案，被磯谷廉介拒絕，一怒之下，來了個不請而辭，脱下軍裝留下一份辭職報告就回日本了，為減少此事影響，在板垣徵四郎安排下，住進了東大醫院（當時的東條次長估計還想把他弄進精神病院呢）。出院後任舞鶴要塞司令（手下一個兵都沒有，完全一個閒職）。

1939年8月晉升陸軍中將，在支那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徵四郎推薦下出任第16師團司令官。石原與東條英機等關係繼續惡化，多次公開宣揚東條英機、梅津美治郎之輩才是日本的敵人，他們是世界的敵人，他們全都應該槍斃。對於這種挑釁，東條派自然不會視而不見。1941年3月，石原被編入預備役。

1945年日本投降後，石原莞爾認為自己是受東條英機迫害的和平主義者，發表了《我們的世界觀筆記》、《新日本的出路》，釋出了“放棄戰爭”的概念，並提出建設“不要戰爭的文明”等主張。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以東條英機劃界，鑑於石原莞爾與東條英機關係非常惡劣、水火不容，且反對擴大戰爭，不追究其戰爭責任。石原莞爾覺得自己連個“戰犯”都沒有混上很沒面子，又開始為自己湊戰犯素材。當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向他調查時，石原莞爾競説：“想説的話堆積如山，滿洲事變的中心人物就是我這個石原，但是這個石原為什麼不是戰犯?這根本不合邏輯，所以想説的話堆積如山。”石原莞爾證詞中提到過的人，像板垣徵四郎、土肥原賢二等成了甲級戰犯，其他人也大部分成為戰犯．就他沒有列入戰犯名單。 ^[7] 

《現在及將來的日本國防》

《戰爭史大觀》

《扭轉國運的根本國策——滿蒙問題解決案》

《關東軍領有滿蒙計劃》

《從軍事上看日美戰爭》

《滿蒙問題我見》

石原莞爾沒有子女，他去世後，整理他遺物和辦喪的都是他的弟弟石原六郎操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