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本大作

河本大作，1883年生於日本兵庫縣佐用郡三日月町501番地，是河本參二的次子，其家擁有大量土地和山林。

1889年，河本入原籍尋常高等小學，1897年畢業，同年不顧其父反對，入大阪陸軍地方幼年學校。

1900年入東京陸軍中央幼年學校，1902年畢業，同年升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五期，1903年11月30日以第97名畢業，第二年2月12日授予步兵下士官軍銜，從此開始了軍事生涯。

河本大作任日本陸軍第四師團步兵第三十七聯隊小隊長，到中國東北參加日俄戰爭。1906年1月，河本作為第四師團中一員，曾擔任安奉線警備和旅順的衞戍任務。此期間，河本大作極其崇拜日本侵華謀略高手明石元二郎、青木宣純，立志要成為明石、青木第二，以陰謀和暗殺輔助武力，來實現日本的“大陸政策”。1907年10月，河本調回日本，駐紮在姬路，1908年3月任第三十八聯隊中尉副官駐東京。

1911年入陸軍大學第二十六期，在校期間以河本等人為中心組成了反動幫夥——大陸會，會員中有：多田駿、大場彌平、磯谷廉介、真崎甚三郎、梅津美治郎、森連、下村定一、山田乙三、齊藤彌平太、小畑敏四郎，這些人日後都成為了侵華干將。 1913年升為陸軍大尉，1914年以第24名從陸大畢業，任陸軍某部中隊長。1915年派往中國漢口，任日本陸軍中支那派遣隊司令部高級參謀輔佐，1916年任該司令部駐四川成都武官。1917年任日本陸軍省參謀本部第二部部員，1918年6月晉升為少佐，同年7月任日軍西伯利亞派遣軍第十二師團司令部參謀，入侵蘇聯。1919年任參謀本部第一部（主管作戰）及第四部（主管編纂戰史）部員。1919年末，河本加入組織新興的法西斯軍人少壯派組織——二葉會，其主要成員有“陸士”第十五期至第十八期的軍官：磯谷廉介、多田駿、板垣徵四郎、喜多誠一、石原莞爾、花谷正、橋本欣五郎等。

1921年河本大作任日本駐中國北京公使館武官，但在1923年6月，河本與日本駐華武官長林彌三吉發生意見分歧，於8月6日調回日本在參謀本部第二部任中國班班長，專事向中國派遣密使，蒐集政治、軍事、經濟情報等活動。

早在1916年，河本大作作為情報軍官，就曾以參謀旅行的名義到中國成都等地進行情報蒐集。1916年的時候就調他做駐成都的武官，承擔了間諜的使命。據當年四川警察署的監視檔案顯示，河本大作在成都待了500多天，其間曾多次出入書店，買了很多當地的地圖。離開成都後，河本大作一度被調回日本，數年後重返中國赴關東軍上任時，他對眼前所見所聞充滿失望。 ^[2] 

參謀本部總務部部長阿部信行少將對河本大作既防之，又懼之，很快便將他逐出參謀本部，調到步兵第十四聯隊任副聯隊長。但又擔心招致少壯派軍官因河本被黜而滋生事端，於是1924年7月派他到德國遊學，1925年12月回國任步兵第十四聯隊聯隊長。

1928年夏，張作霖被蔣介石等領導的南方革命軍打敗，被迫通電求和，決定離京回東北。就在張作霖準備離京出關的同時，日本關東軍正在密謀趁張退敗出關之際，接觸奉軍武裝逼張下野。在會上，河本大作吼到殺掉張作霖豈不是一切問題迎刃而解。河本此言語驚四座，他進一步闡述，認為只要打倒張作霖一個人，所謂奉天派的諸將便會四散，幹掉頭子，除此之外沒有解決滿洲問題的第二條路。 ^[2] 

日本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少壯派軍人無視國內陸軍中央部(簡稱“中央部”)的意見，執意暗殺“不太聽話”的中國奉系軍閥張作霖。 ^[3] 

1928年6月4日凌晨五點左右，瀋陽郊區的皇姑屯火車站，傳出兩聲驚天巨響。一列火車飛上了天。河本大作回來回憶。“在轟隆的爆炸聲中，黑煙升上了天，高達二百米，我只能想像張作霖的骨頭是否也上了天，可是對於這猛烈的黑煙和爆炸聲，連我也很驚恐，藥力實在太大了。” ^[2] 

1928年6月，關東軍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張作霖，裕仁同意陸軍掩蓋真相的做法，使得關東軍更加有恃無恐地以武力推行“滿蒙分離政策”，遂製造了九一八事變。 ^[4] 

1930年7月，因策劃在皇姑屯炸死張作霖而“聞名世界”的日本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在輿論譁然中被解職，編入預備役，成為一名日本“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理事，後又改任“滿洲煤礦理事長”。此後，他受到右翼頭目的賞識，參加了右翼團體“神武會”，積極從事侵華“研究”。 ^[1] 

九一八事變後，1931年11月，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命令板垣電召河本大作速來中國東北，不但委任他為關東軍的囑託，還命他去接收西安煤礦（今遼源煤礦），同時請他誘降擁有3萬兵力的東邊道鎮守使於芷山。在此之前，本莊繁曾多次派人去招降，因所派的人採取了威脅恐嚇的手段，令於芷山十分反感，故猶豫不決，所以這次本莊繁特意請河本大作這個日本謀略老手出馬辦妥此事。誰知河本在遼源，不但遭到煤礦股東們的抵制，就連西安公安局局長戴東藩派去的公安隊員也要掉轉槍口相向，河本一行差點遇險，於芷山派了一個連騎兵趕來解圍。河本借向於芷山道謝之名，勸降了於芷山，反過來又藉助於芷山的武力，強行接受了遼源煤礦。

除此之外，河本還幫關東軍解決一件麻煩事。九一八事變前，參謀本部的重藤千秋大佐為籌措九一八事變經費，曾向素有“高級流氓”之稱的藤田勇借款10萬日元，條件是事成之後，關東軍須以10倍金額償還。其中5萬日元被重藤千秋和橋本欣五郎等人揮霍一空，通過河本只給關東軍送去了5萬日元。九一八事變後，於1932年3月，藤田勇迫不及待地趕到東北，並賴在瀋陽催逼板垣償還連本帶利的借款，共計100萬日元，板垣一時無力籌措，十分狼狽。

關東軍參謀和知鷹二為幫板垣擺脱尷尬處境，擅自將關東軍管理的復州煤在日本國內獨家銷售機授予藤田勇。藤田勇大喜望外，回國後四處兜售。關東軍參謀長橋本虎之助聞訊後大為震驚，立即告知司令官本莊繁，為此板垣遭到本莊繁的嚴厲斥責。恰逢被關東軍召回東北的河本知悉了，他立即向本莊繁説明原委，並以辭去關東軍囑託和剛任的西安煤礦總辦之職相要挾。本莊繁明白了板垣“不得已的苦衷”，並請河本設法從藤田勇手中收回蓋有關東軍司令部公章的證明文件。

1932年5月上旬，河本飛回東京先向陸相荒木貞夫説明情況，然後去見藤田勇，得知藤田勇一直沒有找到好買主，乘機勸説：“你太貪心了，原想以百萬日元的高價出售，現在恐怕連一個肯出10萬日元的買主也不見得找到，我來幫你一下，50萬日元賣給我，你看如何？”藤田勇只好答應，河本催促橋本虎之助匯來50萬日元，才換回藤田勇手中的文件。

1933年3月16日，河本大作又任“滿鐵”理事，他利用與關東軍及本莊繁的密切關係，説服了本莊繁和參謀長小磯國昭暫緩對“滿鐵”的改組。1935年河本大作在關東軍的支持下，兼任“滿炭”理事長，他擴大“滿炭”的經營範圍，更加瘋狂掠奪我國東北煤礦資源。河本大量任用私人，如他的親戚山下太郎、橋元文吉承包了“滿炭”全部職工住宅修建工程，施工中不但偷工減料，還無償大量使用中國勞工，一個個搖身一變而成為腰纏萬貫的大富翁。他們出巨資在大連為河本修建了一棟三層豪宅，佔地500平方米。

1937年下半年，日本新興財閥鮎川義介在新任關東軍參謀長東條英機、偽總務長官星野直樹及偽產業部次長岸信介的支持下，成立了“滿業”，“滿炭”成了其下屬的一個子公司，不斷被架空和受到排擠的河本大作自然大為憤慨。在一次有東條英機、星野直樹、岸信介參加的會議上，河本當面指責鮎川義介，其言詞之激烈，令與會者目瞪口呆。但因河本的靠山板垣、石原已經調離關東軍，河本無力與鮎川相抗衡。1941年，河本終於被排擠出了“滿炭”，他到大連家中閒居。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略軍駐山西省的第一軍司令官巖松義雄邀請蟄伏已久的河本“出山”，經營日軍第一軍控制下的“山西產業株式會社”。

所謂“山西產業株式會社”是日本佔領軍搜刮山西省物資，達到“以戰養戰”目的的一大經濟侵略組織，設有制鐵、麪粉、造紙、紡織、煙草等數十個子公司。河本到任後，引進三井、三菱、鍾紡、大倉等日本財閥的資金和器材，採取“軍事化管理”，一面在山西瘋狂開採鐵礦資源就地生產軍需品，一面將大量煤炭、棉布和皮革等物資運回日本，對維持日軍的供給和控制山西的經濟，發揮了很大作用。河本也因此掌握了山西的經濟大權，被軍國主義分子稱為“山西帝王”。

巖松邀請河本來山西，除委託經營“山西產業株式會社”外，還要求他參與對閻錫山的誘降工作(日軍代號為“伯工作”)。河本大作欣然接受，經過一番策劃，他找到並收買了閻錫山的手下彭士弘、曹俊達為“聯絡員”，聘請二人為“山西產業株式會社理事”，通過他們與閻錫山進行秘密交涉，以圖促使閻錫山掉轉槍口，與日軍“合作”。

1945年日本投降後，河本大作受到閻錫山的庇護，不僅沒有因為他的侵略罪行受到懲處，反而被留在“山西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產業株式會社”被閻錫山接收後的名稱)，擔任“高級顧問”。“上任後”的河本大作將老弱病殘的日籍職員遣返回日本，留下技術人員1200人，以閻錫山的名義徵用，繼續留在“新公司”，協助閻錫山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勾當。 ^[1] 

1949年4月24日，解放軍解放太原，閻錫山乘飛機逃往廣州，守城的國民黨軍官兵除被擊斃外全部投降。而留在太原的河本大作被解放軍俘虜，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

在被關押期間，河本大作交代了自己的一些主要罪行，並跪在地上叩頭，為自己的罪行懺悔，謝罪道歉，請求中國人民寬恕。1955年8月，河本病死在戰犯管理所。 ^[1] 

1996年電視劇《遠東陰謀》高蘭村飾演河本大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