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藤章

1937年7月7日，日本軍隊在河北省宛平縣盧溝橋挑起事端，與當地的中國駐軍發生衝突，日軍參謀本部接到報告後，在後續的具體對策上出現了嚴重分歧。唯恐天下不亂的武藤章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時任關東軍參謀部第二課課長的河邊虎四郎大佐説：“愉快的事情發生了！ ^[3]  ”7月8日，即事變後的第二天，就將連夜擬訂好的報告《處理時局綱要》，送到參謀本部。9日，他又指導作戰課擬訂了《處理華北時局要領》，該要領充分體現了他主張擴大侵華的強硬態度，他宣稱要“增加中國駐屯軍必要的兵力，將與我國敵對的中國軍隊驅逐出平津方面”，而且建議“必要時亦可以向山東方面出兵”，竭力推動進一步擴大侵華戰爭。時任參謀本部第1部部長、號稱日本第一兵學家的石原莞爾認為日本的主要假想敵是蘇聯，此時對華發動全面戰爭時機尚不成熟，如果貿然使戰爭擴大化，恐對日本今後經略亞洲造成不利影響，因此，他主張應儘可能首先通過談判達成協議，好為日後在適當時機侵佔中國預留迴旋空間。即使是談判破裂，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必須出兵時，也應將作戰範圍嚴格限定於華北地區，不可向青島、上海方面發展。對於頂頭上司石原莞爾的這一意見，武藤章表示堅決反對。他認為，必須在中國完成戰備之前給他以致命一擊。一時間，雙方爭執不下，石原莞爾與武藤章之間的關係後來竟然發展成為“有我沒你、有你沒我”的地步。石原與武藤的這場衝突事實上絕非偶然。武藤章性格乖戾，是個極端的自我中心主義者，在參謀本部的口碑素來不好。作為武藤章的頂頭上司，石原莞爾對此自然也是早有耳聞。因此，對於武藤如此無視他的權威，石原是斷斷不可能原諒的。最後武藤章冒出一句“我們現在就是學石原先輩在滿洲的做法，有什麼不對。”把石原給堵了回去。 由於參謀本部內部不可能達成一致意見，當時的近衞文麿內閣便採取了一種平衡政策。首先，尊重石原派的意見，派出代表與中國地方當局進行談判，然而，前線的形勢卻在軍部好戰派的推波助瀾之下，不斷緊張和白熱化。首相近衞文不得不覲見天皇，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商討是否出兵。7月11日，內閣通過了向中國增派5個師團兵力的決定，戰局進一步擴大，實際上， 形勢是越來越向武藤章所期待的方向發展了。為了適應戰場形勢的發展，武藤章指導制定了《在華北行使兵力時對華戰爭指導綱要》，確定了進一步擴大侵略的具體計劃——首先，擊敗平津地區的國民黨第二十九軍， 然後攻打國民黨中央軍主力，以摧毀國民黨中央政權為目標，最終“通過全面的戰爭從根本 上徹底解決中日間的問題”。這份《指導綱要》很快於7月17日在參謀本部獲得通過，並向侵華日軍頒佈。這一行動反映出好戰派逐步佔了上風，而武藤章不遺餘力地參與和出謀劃策，推動了這場戰爭的愈演愈烈，得到參謀本部的賞識，總參謀長閒院宮載仁親王破例讓其赴皇宮晉謁昭和天皇。登陸上海

武藤章不僅提出擴大侵華戰爭的主張，而且身體力行，成為擴大侵華戰爭的先鋒。八一三事變後中國軍隊進攻在上海的日本海軍陸戰隊，開闢了第二個戰場。日將松井石根率5個師團赴援，和70萬中國軍隊形成頂牛，武藤章提出組建新的兵團，在海州登陸，攻佔徐州的方案，被接替石原莞爾擔任作戰部長的下村定少將否決，下村定提出應該集中兵力於上海擊破中國軍隊主力成為日軍主流共識，武藤章因此修改計劃準備杭州灣登陸，為此，武藤章立即親飛日本華北方面軍駐地，和寺內壽一大將商談抽調其一個半師團的兵力，連同國內緊急調遣的兩個師團，編成了由三個半師團組成的第10軍。經日本陸軍中央決定，新編第10軍在登陸前由參謀本部直接指揮，待登陸成功後，則與上海派遣軍合編為華中方面軍，由原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將任司令官，同時任命時任參謀本部第3部部長的冢田攻少將為華中方面軍參謀長，武藤章則為副參謀長。日軍第10軍在杭州灣登陸的日期預定在11月5日。按照預先的計劃，一旦第10軍登陸成功，日軍即立刻頒佈華中方面軍司令部的成立命令，因此，武藤章便趕在這一天之前與第10軍在舟山羣島會合。11月5日這天清晨，杭州灣大霧瀰漫，日軍以此為掩護開始登陸。武藤章與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在停泊於杭州灣外海的軍艦上心急如焚地等待消息。當東邊的太陽終於從雲端露出臉的時候，登陸得手的戰報終於傳來，武藤旋即乘飛機趕往上海，與松井石根會面。是日，華中方面軍司令部宣佈成立。日軍在杭州灣登陸成功後，迅速向上海方向進擊。遭受前後夾擊的中國軍隊面對日軍窮兇極惡的狂轟濫炸，被迫全線撤退。

按照日軍陸軍中央預先擬定的作戰計劃，華中方面軍司令官的任務是“協同海軍作戰，以挫敗敵之戰爭意志、迅速結束戰局為目的，掃滅上海附近之敵”，因此，將其作戰地域限制線劃定為“蘇州與嘉興連接線以東”地區。武藤章對此深感不滿，他認為日軍應該趁中國軍隊全線潰退、立足未穩之機，窮追不捨，以儘快結束華東戰局。

對於日軍大本營來説，最感頭痛的是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在作戰編組上只是考慮了適應上海周邊的有限作戰，部隊的機動能力明顯不足，如長途奔襲400公里進擊南京，須增編後勤補給與運輸部隊，保證作戰部隊能夠充分發揮作戰效能，確保南京攻略戰一舉成功。武藤聞知後，對大本營的看法十分不滿，認為：“如果坐等國內的動員部隊集結後再發起進攻，則戰機盡失。現在立即發起對南京的攻勢，以華中方面軍目前的兵力總能設法攻克之。倘若給敵人以喘息之機，反而會增加攻克南京的難度。從目前的情況來看，蒙受嚴重損失的上海派遣軍大致已恢復元氣，而新鋭的第10軍正保持着勢如破竹之勢。”為此，他命令手下參謀立即發電給大本營，積極請求允許立即發動對南京的進攻。在此情況下，日軍大本營於1937年12月1日以天皇詔書的名義向華中方面軍司令官下達了“協同海軍攻佔敵國首都南京”的命令，時任參謀本部副參謀長的多田駿於次日親抵上海督戰。拿到了“尚方寶劍”的上海派遣軍和第10軍開始爭先恐後地向南京開進。經過十餘天的激戰，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7日，華中方面軍為慶祝日軍佔領南京，在一片血泊中舉行入城式，武藤章緊跟在騎馬的松井石根後面檢閲列於兩旁的侵略部隊。當時武藤章以華中方面軍副參謀長的身份，負責日軍在南京地區的宿營安排。武藤章宣佈南京城外宿營地不足，日軍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內隨意選擇宿營地。這一聲令下，猶如打開了野獸的牢籠，日軍衝向南京城內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殺，看到女人就強姦，看到財物就搶奪，導致了舉世震驚的南京大屠殺慘案。 ^[4] 

在陸軍省軍務局長這一位置上，他一干就是兩年多的時間。深得畑俊六和東條英機等在任陸軍大臣的賞識，應該説武藤章現在開始有點頭腦了。在中國大陸的失敗，已經使他從狂熱派變成了冷靜派了。1941年6月8日，大島浩從柏林發來電報，説是從希特勒和裏賓特洛甫那裏得來的情報，德國肯定進攻蘇聯，希望陸軍也跟着一起撿洋撈去。 武藤章找了幾個人在一家料亭碰了個頭，大家的一致意見是：既然中國喊的抗日口號是“土地廣大，資源豐富，人口眾多”，所以只要堅持下去，抗日必定勝利。那麼蘇聯在這三條上不比中國差，只會比中國更好，所以希特勒在蘇聯討不了好去。日本還是不要跟希特勒一起摻和。他也不願意南下去惹英美，後來他在辦公室還和主張南下的作戰部長田中新一打了起來，演了一出全武行，把邊上看的小參謀們嚇得心驚膽戰。日本對美宣戰後，他才被調離陸軍中央部門，於1942年4月被任命為駐紮在蘇門答臘的近衞師團師團長。在突破蘇門答臘的荷軍防線時，該師團奉參謀總長杉山元的指使駐蘇門答臘日軍屠殺了25萬荷軍俘虜和當地的印尼平民。1944年調任駐菲律賓的第14方面軍參謀長，重新與山下奉文湊到了一起，對抗麥克阿瑟的登陸戰。期間放縱日軍進行了馬尼拉大屠殺，此次屠殺共有美菲軍民16萬多人遇難。

隨着日本侵略軍在中華大地上的肆虐，激起全國人民的抗日鬥志，日軍逐漸陷入“持久 戰”的泥潭之中。進入1938年，大本營對在華日軍重新進行了部署。7月上旬，武藤章轉任華北方 面軍副參謀長，時任方面軍司令官的是寺內壽一大將，而參謀長則是山下奉文中將。華北方面軍是日寇侵入並控制華北的重要軍事力量，所屬軍隊部署範圍相當大，包括：第一軍控制山西省，司令部駐於太原；第十二軍控制着山東省，司令部駐於濟南；華北方面司令官則直接控制河北省。為了加大對華北及其外圍地區的控制，日軍大本營從察哈爾到內蒙古另外配置了蒙疆軍，雖然該部僅有作戰指揮權，軍政與華北方面軍分開，直接接受東京的指揮，但實際上增強了華北方面軍的側翼力量，使其更加有恃無恐 ^[3]  。

1938年，華北方面軍的作戰重點開始轉向針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活動，進行的所謂的“治安”戰。武藤章當上華北方面軍司令部副參謀長後，參與指揮了當年秋季對晉察冀邊區的圍攻作戰，以及冬季至第二年春季對冀中地區的五次圍攻作戰等。10月，武藤章憑其侵略“功勳”被晉升為少將。1939年初夏，日軍在華北多次“掃蕩”，但收效甚微，仍不能完全控制華北地區。參謀長山下奉文據情報分析認為，天津租界是抗日分子的重要根據地和軍需供應來源，要“強化華北治安”，必須先控制天津租界。當時天津有英、法、意和日本4國租界，其中主要是英、法租界，按照租界條例，受日軍控制的政權力量或日寇自己的軍事力量都無權干涉其他租界內部事務。雖然英、法對日寇侵華採取綏靖態度，但本身也不希望日本獨佔中國，因而暗中支持和保護中國抗日力量，這使日寇怒不可遏。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和駐天津負責維持治安的第二十七師團師團長本間雅晴中將再三與英、法租界當局交涉無果。1939年6月，日軍為了向租界當局施加壓力，乾脆封鎖了英、法租界。日、英兩國於7月上旬在東京舉行日英談判，以解決封鎖租界的問題，武藤章以駐軍代表身份參加了談判。英國想息事寧人，而接受了日方條件，雙方締結了《有田克琪協定》。

同年9月，參謀長山下奉文被任命為第四師團師團長調往滿洲，不久，武藤章也於10月離開華北，轉任陸軍省軍務局長。自1937年11月赴華至1939年10月回國，武藤章在中國戰場整整忙碌了兩年，然而事實上卻“一無建樹”，他猖狂叫囂的“一擊論”、“速勝論”被中國人民的頑強抵抗所徹底打破。武藤章直到這時才意識到要“重新認識中國人”，而不得不感嘆“我在華中、華北兩年間見到的中國人，全部帶有同樣的抗日、排日色彩，確實值得驚奇，這種抗日思想是全民族的”。強調這是“中國的收回國權，收復失地的民族運動和日本的大陸發展政策的衝突”，“實際上應該看作大和民族與中華民族的民族抗爭”。對於日本的失敗，他則是“深切感到日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是多麼貧乏無力”。1939年他又升任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 ^[2]  。

在戰後國際軍事法庭上，公訴人以確鑿證據提出：在“武藤章被任命為日本駐北蘇門答臘帝國近衞軍司令官”之後，“凡是由其軍隊佔領的地區，就都有最殘酷的暴行發生，武藤章對此負有責任。戰俘和被拘禁人員遭受的是飢餓、有病有傷不予醫治、刑訊拷打和任意殺戮，而對待平民百姓則採取滅絕政策。”儘管武藤章仍為自己的罪行百般辯護，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依然認定：“他在菲律賓任參謀長期間，日本軍隊正在對平民搞大批殺害、刑訊和其他暴行活動，對待戰俘和被拘禁人員則是用飢餓、刑訊折磨他們，或把他們殺掉。武藤章對此等令人髮指的違反戰爭法規的行為負有責任 ^[1]  。 ^[2]  ”

上述事實表明，武藤章自參加日本軍隊之後，一直為日本的侵略擴張政策服務，並積極鼓吹擴大侵華戰爭，在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中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定武藤章 ^[1]  為甲級戰犯，宣判處對其處以絞刑。武藤章是死有餘辜，但判他死罪這還全拜託田中隆吉在對美開戰問題上顛倒黑白的證詞 ^[2]  ，把自己的責任人推給了武藤章的緣故（見田中隆吉詞條）。12月21日，武藤章接到了兩天後執行死刑的通知。徹底絕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後 ，寫了一首絕命俳句：霜夜時，橫下鐵心，出門去。塵世間，妻兒固可戀；壯士豪傑，豈可苟且偷生。寫完後，武藤章將這首詩交給了教誨師花山信勝博士 ^[1]  。從這首詩中，看不出武藤章對發動戰爭的反思悔過，反而是一副“壯士”赴刑場的“殺身取義”的模樣，可見他仍是不思悔改的頑固態度。1948年12月23日零點，武藤章被送上絞刑架，在絞架前他仍然和另外三人大喊：“天皇陛下萬萬歲！ ^[2]  ”零點10分，這個頑固的法西斯侵略戰犯終於得到應有的下場，卒年5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