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情報

自從有軍隊這個為了戰爭存在的武裝組織出現以來，軍事情報的收集也伴隨在世界軍事史之中。已知最早的軍事情報收集活動記載，為中國夏朝少康曾派女艾與季杼潛入過國與戈國，比古埃及、古希臘、波斯等國都還早 ^[1]  ；《六韜》〈龍韜-王翼〉篇中，已有中國古代軍事情報人員分類的論述，但軍事情報要真正形成專門系統的學問或工作，需至冷兵器時代結束以後。因為在此之前的軍事情報收集工作，多以人力為主。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指出：“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這一思想，為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情報的發展提供了科學依據。在革命戰爭中，中國人民解放軍根據戰爭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戰略戰術要求，動員和組織羣眾，建立起以人民羣眾為基礎的情報網，為游擊戰、陣地戰、運動戰提供多種形式的情報保障。同時，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建立適應不同作戰需要的情報保障體系，組建了不同形式的情報偵察機構，在作戰部隊設立專門的偵察部隊和分隊，實現了戰略情報、戰役情報和戰術情報互通互用。現代，隨着大批先進技術在軍事情報領域的廣泛運用，軍事情報進入了一個全新發展的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40多年的冷戰中，美、蘇從各自的戰略利益出發，把獲取軍事情報作為對抗的重要手段，不斷利用新技術、新方法進行軍事偵察與情報蒐集。1957年，蘇聯利用航天偵察獲取情報；1959年美國利用核爆炸探測衞星獲取情報，1960年美國發射世界上第一顆照相偵察衞星。其後，美、蘇兩國大量研發和運用偵察衞星、偵察飛機獲取圖像情報和信號情報。計算機出現後，情報收集、傳輸與處理實現自動化，情報的分析與決策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冷戰結束後，美國於1993年出台了“信息高速公路”計劃，推動並加快了信息革命的步伐，通過網絡偵察獲取的網絡情報，成為軍事情報的新手段和新內容。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際戰略關係不斷調整與變化，產生了國際戰略安全情報和戰略預警情報。隨着影響國家安全因素的增多，現代軍事情報開始向國際軍事與政治、限制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反對恐怖主義、維護社會安全穩定等多個領域擴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依據國家面臨的安全威脅，以軍事戰略方針為根據，在加快軍隊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同時，藉助新的科學技術和手段，發展和完善軍事情報體制，在陸軍情報的基礎上，建立海軍情報、空軍情報、戰略導彈部隊情報等各軍種、兵種情報，實現了戰略預警情報與戰區情報、邊防情報、海防情報、社會安全情報等戰備情報的信息交換。在情報手段上加強密碼情報、信號情報、雷達情報、聲像情報和軍事調研信息、民兵信息網來源情報建設。隨着國家軍用航天技術、軍事通信技術和信息處理技術的發展，建立起以衞星偵察、網絡偵察、無線電技術偵察為手段，以情報信息自動化處理為核心，人力情報、技術情報、公開情報、秘密情報相結合的情報體系，軍事情報伴隨新軍事革命進入新的發展階段。隨着信息技術在軍事情報領域的廣泛應用，國家安全和軍事活動對軍事情報的需求迅猛增加，軍事情報呈現出新的發展趨勢。隨着國際戰略格局、國家安全環境和軍事鬥爭形勢的綜合發展，軍事情報的需求將進一步增多，特別是對國際軍事、國際關係及其動向、國際國內反恐怖主義鬥爭和維護社會穩定的情報需求突出。軍事情報蒐集的內容涉及軍事、政治、外交、經濟、科技、地理和社會等方面。以信息技術為主要標誌的各種新的偵察技術與手段在軍事情報領域的廣泛運用，為軍事情報蒐集開闢了更新、更廣的途徑。隨着戰爭形態和軍事鬥爭形式的多樣化，以及軍事對抗涉及面的逐步擴大，決策性情報和相關情報將逐步增多。以信息化軍隊為主導的軍事對抗，將使情報系統的信息流量進一步增大。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軍事情報的收集、分析和處理的自動化程度將不斷提高，並與指揮、控制、通信系統緊密結合，為軍事情報活動的高效化、實時化提供了條件，使得快速反應、快速決策、快速動員、快速投入和快速實施成為可能，從而提高了情報的快速反應和實時保障能力。軍事系統的綜合集成和各種信息手段的相互融合，將逐步產生情報共享和情報保障一體化體系，不斷建立情報共享制度，研製和生產通用性的情報收集、分析、處理技術設施和軟件，實現戰略、戰役、戰術和軍種、兵種力量之間的情報資源共享和保障一體化，戰略、戰役和戰術情報之間的聯繫將更加緊密。 ^[2] 

軍事情報應用於軍事活動的全過程，反映在軍事的各個領域。軍事情報的基本問題包括軍事情報構成要素、軍事情報主要分類、軍事情報基本內容、軍事情報基本特性、軍事情報工作原則、軍事情報地位和作用等。軍事情報構成要素是衡量情報質量的重要依據，是情報分析、判斷的基礎。 ^[2] 

軍事情報類型不同，構成要素也不盡相同。通常包括時間、地點、來源、內容、原因、結果等。軍事情報構成要素越齊全，事件內容越具體，情報質量就越高。即所獲情報的時間和情況發生、發展、結束的時間，能夠對情報的價值產生重要影響。動態情報尤其是重大事件的上報，對時效性要求很高，應做到實時或近實時；而相對穩定的基本情況和預測性的情報，須明確具體時間。即所獲情況發生、發展、結束的地點或區域，是判斷軍事情報重要程度的主要依據之一。軍事情報對地點的描述要求十分準確、具體、規範。即所獲情報的渠道，是評估情報可靠程度的主要依據之一。包括公開來源、秘密來源、直接來源、間接來源。公開來源具有面廣、量大、易得的特點，秘密來源和直接來源相對可信度較高，對間接來源的情報通常須追根溯源，鑑別真偽。即所獲情報的實質，是軍事情報的主體要素。通常包括事件、事實、實物等。軍事情報的內容有客觀存在的真情況，也有人為製造的假情況，需要進行客觀分析和科學判斷。即所獲情報事件發生、發展、結束的條件、背景或緣故，是分析情報實質、鑑別情報真偽的重要素材。任何事件發生都有一定的條件和背景，把握事件發生的條件和背景，並聯系實際進行各方面的綜合分析，可以更加準確地判斷情報的實質和真偽。即所獲情報事件發生或即將產生的結果，是分析情報、利用情報的重要因素。有時事件發生後並不能立刻凸顯其結果，需要一個動態跟蹤過程，要求不間斷地跟蹤情況的演變與發展。按照不同的劃分標準，軍事情報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其中，按使用範圍，分為戰略情報、戰役情報、戰術情報；按軍種、兵種，分為陸軍情報、海軍情報、空軍情報、戰略導彈部隊情報等；按內容和性質，分為軍事政治情報、軍事經濟情報、軍事科技情報、軍事地理情報、社會情報、戰備情報、預警情報、戰場監視情報等；按防衞和管理的空間範圍，分為邊防情報、海防情報和空防情報等；按蒐集渠道，分為秘密情報、公開情報；按載體形式，分為文字情報、信號情報、數字情報、聲像情報、網絡情報、實物情報等；按可靠程度，分為準確情報、可疑情報、假情報；按情報產生空間，分為地面情報、海上情報、空中情報等。軍事情報基本內容包括基本情況和動向情況。通常根據國家戰略、國家安全形勢、軍事鬥爭對象和作戰任務確定，依據作戰環境、作戰樣式、作戰對象、作戰級別等的變化而變化。①有關的政治、經濟、外交、科學技術、地理環境、民族宗教等情況。政治情況包括政黨、政治組織與制度、內政、安全環境、軍政人物等情況；經濟情況包括工業、農業、礦業、商業、財政金融等情況；外交情況包括外交政策、國際關係等情況；科學技術情況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尖端武器、先進技術的研製開發等情況；地理環境情況包括山脈、河流等自然地理和機場、碼頭、通信樞紐等基礎設施情況；民族宗教情況包括文化傳統、宗教信仰、語言、生活習慣、風俗忌諱等情況。②軍事思想、軍事理論、戰略方針、作戰意圖。包括國防與軍隊建設、戰爭指導原則、作戰理論、作戰目標和武裝力量體制編制、兵役制度，以及戰略戰術、條令條例、作戰綱要等。③軍事實力、編制裝備、兵力部署。包括武裝力量員額及軍事設施、力量結構、武器裝備、後勤保障等。④戰場準備、軍事目標。包括作戰方案、戰場建設、物資儲備、軍事設施、軍事要地、軍事集團等。⑤軍事地理、氣象水文。包括地形地貌、氣候、要地、氣象水文和大氣環境等。⑥部隊編成、火力配系、工事構築、障礙設置。⑦核化生、信息化等武器裝備的種類、數量、質量及配置情況。⑧軍隊的歷史沿革和軍事素質、作戰特點。包括軍隊的產生、發展和參戰歷程、戰鬥作風、組織指揮、管理教育等方面的情況。①國家安全環境和軍事戰略發展變化情況。包括：國際關係和周邊關係變化、世界戰略格局調整；全球或地區性國際爭端與和平發展的主流；局部戰爭、地區性武裝衝突對本國安全的影響；世界主要國家、集團軍事戰略的調整及其戰略關係變化等。②準備戰爭和發動戰爭的徵候。包括：戰爭發起國的戰爭動員、組織準備、物質準備、精神準備；國家平戰體制轉換；戰略集團機動集結、戰略兵器展開和進行新的部署；政治、經濟、外交和社會等基本情況的異常等。③兵力兵器的部署、調整和運用情況。包括：戰場上各種作戰編組力量的部署、調整和運用方向、重點；各種戰略、戰役、戰術兵器的配置、機動和打擊的目標、重點等。④戰略戰術的變化。包括：戰略方針、手段的變化；攻防作戰樣式、戰法，特別是信息作戰、特種作戰樣式、戰法的變化。⑤作戰行動。包括：戰略集團、戰役軍團和戰術部隊進攻、防禦、駐止；地面、海上、空中的交戰行動；電子戰、信息戰、情報戰等。⑥作戰指揮、通信系統的調整變化。包括各級、各類指揮所、指揮信息系統、通信系統位置的變更等。⑦後勤與裝備保障行動。包括：交戰過程中的物資、衞生、交通、工程保障；武器裝備維修、補充保障等。⑧目標毀傷情況。包括：戰略基礎設施和戰場兵力集團、重要武器毀傷情況；指揮、通信、電子對抗、偵察目標的毀傷情況；後勤、裝備目標毀傷情況等。⑨軍政領導人變化。包括交戰國家領導人和軍事指揮員在戰爭中的更迭、傷亡情況等。軍事情報為軍事服務，具有目的性、客觀性、時效性、動態性、保密性、傳遞性等特性。軍事情報是為軍事鬥爭、國防建設和部隊作戰這一特定目的服務的，針對國家和軍隊的長期需求、作戰的直接需要來蒐集、整理和處理。軍事情報反映的必須是真實的客觀實際情況，不能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軍事情報人員必須以客觀事實為依據，對情報進行分析判斷，合理利用情報。軍事情報反映的客觀實際情況應及時和不失時機地提供使用，尤其是反映動向情況的情報，更加強調時效性，以免貽誤戰機。軍事情報時效性是決定軍事情報價值的重要因素之一。軍事情報反映的情況隨着軍事活動的發展不斷變化，特別是在戰時，情況瞬息萬變，軍事情報需要隨時反映出這些變化，具有動態性特點。隨着軍事對抗程度的提高和方式的更新，軍事情報的內容不斷更新。軍事情報事關國家安全和戰爭勝負，一旦泄露將會對國家和軍隊造成重大損害。軍事鬥爭的保密性決定了軍事情報的保密性，軍事情報通常按照時機、場合、環境、級別和範圍等要求使用。對於軍事情報內容或情報事件真相，有的經過一定的歷史時期後解密公開，有的則永遠難以解密公開。軍事情報可以通過一定的手段獲得，必須通過一定的物質形式進行傳遞。情報本身就是一個傳遞過程。情報從蒐集到使用，都是一個傳遞過程。只有經過傳遞，才能滿足人們的不同需要。 ^[2] 

軍事情報工作原則是軍事情報工作的行為準則。主要包括：①統一領導，分級管理。軍事情報工作無論平時和戰時都要連續不斷地進行。為了和平時期掌握戰爭動向、維護國家安全，戰時掌握戰爭發展情況，及時保障軍隊各級指揮機關決策和指揮作戰，必須對各種偵察力量和手段進行統一規劃、統一建設、統一部署，充分發揮各級職能部門的積極性，提高軍事情報工作的整體效能。②周密計劃，嚴密組織。各級軍事情報部門根據現有偵察能力、對情報的需求和情報的未來發展情況，制定和平時期的軍事偵察計劃和戰爭條件下軍事情報保障預案，以及各個戰役、戰鬥的情報保障方案。同時，根據情況變化，適時對計劃、預案、方案進行修正、補充，使之更符合實際。在組織實施偵察時，按預定計劃合理配置各種偵察力量、手段；組織好通信、後勤保障，協調各軍事情報部門和各偵察部隊、分隊間的統一行動，保證偵察情報計劃的實現。③綜合偵察，廣泛蒐集。各級指揮機關應根據各種偵察方式和手段的特點，建立多維偵察體系，採取公開途徑與秘密途徑相結合，地面偵察與海上偵察、空中偵察相結合，戰略偵察與戰役偵察、戰術偵察相結合，專業偵察與羣眾偵察相結合等措施，充分發揮各種偵察手段的整體作用，多層次、多渠道、全方位、廣泛而實時地獲取各種情報資料。④統一歸口，集中處理。隨着偵察手段的增多和反偵察措施的廣泛運用，所獲的情報資料真偽混雜，對各種來源的情報資料需要實行統一歸口，集中處理，以便於指揮員及其指揮機關綜合分析研究、去偽存真，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正確的判斷，進行情報的報告和通報，從而提高情報的綜合效益。軍事情報的價值主要表現為服務於軍事鬥爭，其地位和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組織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必須以軍事情報為依據。軍隊建設指導思想的確定，依據對國際形勢和國際戰略格局的分析判斷；軍隊建設的規模與各軍種、兵種發展的政策，依據對戰爭形勢的分析和對國家周邊戰略環境的估計；戰略戰術理論的研究，武器裝備的發展，軍事、政治、後勤訓練的針對性和水準的確定，也依據對世界軍事理論發展、武器裝備水平和作戰對象戰略戰術、作戰能力等綜合情況的分析判斷。軍事情報是軍事信息的核心內容，直接關係軍事鬥爭的勝負，深刻影響軍隊指揮和軍事鬥爭的方方面面。軍事情報與戰爭性質、軍事力量、物資、軍隊指揮、軍事地理等要素，構成了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情報活動作為特殊的鬥爭形式和手段發揮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軍事情報作為一種重要的作戰資源，構成了信息流的主體要素。情報信息成為人力、物力的倍增器。情報影響人力、物力的指向及有效組合，使戰場上人流、物流的綜合運動朝着有利於己方的方向發展，對提高軍隊作戰效能發揮重要作用。指揮員的正確判斷需要以敵情、我情、地形、天候氣象等客觀情況為依據，指揮員正確決心的形成有賴於準確的戰場情況，指揮員及時、有效的戰場調控也依賴及時、準確的戰場情報。軍事情報成為組織指揮軍事行動的重要保障，對作戰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對軍事情報的認識是隨着戰爭的發展而逐步深入的。中國古代，人們派出“採探”獲取情報，通過觀敵、料敵、偵敵、審敵掌握戰場情況。雖然“情報”一詞出現較晚，但人們已經認識到情報在戰爭指導中的保障作用，認識到軍事情報在戰爭組織與戰爭實施中不可替代的內在價值。軍事情報的發展經歷了古代、近代、現代三個重要歷史時期。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軍事情報伴隨着戰爭的發展和演變，經歷了由簡單到複雜，由單一到綜合的發展過程，戰爭的規模、樣式和手段決定了軍事情報的內容、形式和方法，也使軍事情報表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徵。古代軍事情報經歷了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漫長的發展過程，情報獲取與傳遞的手段和方法相對簡單，情報蒐集的範圍逐步增大。奴隸制時代的生產力水平較原始社會有很大發展。在奴隸制社會的初始階段，戰爭規模由小到大，作戰方式由簡單的徒兵格鬥發展為步兵、車兵的方陣對壘，戰場範圍不斷擴大，戰爭中軍事首領主要依靠戰場觀察直接獲取情報，或派出步兵、騎兵實施機動偵察。早在夏代，出現了“少康用間”，這是中國有文字記載最早的間諜活動。商朝末期，呂尚為輔佐周武王征伐商紂王，派遣“耳目”“遊士”潛入商境，蒐集商朝的政治、軍事、經濟情報，為此後大規模伐商做好準備。公元前480年，雅典軍隊為抵抗波斯軍隊的海上進攻，實施廣泛的戰場偵察，根據蒐集到的情報，誘使波斯艦隊進入狹窄的薩拉米斯海峽，並最終擊敗波斯海軍。這一時期，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的制約，軍事情報的獲取與傳遞主要採用簡易信號、符號等形式。中國和古代埃及較早使用加密與脱密技術傳遞情報。奴隸社會中後期，新的兵種出現，軍隊結構發生變化，戰爭樣式增多，規模擴大，軍事情報的內容不斷豐富，人們對軍事情報的認識也更加深入。著名軍事家孫武指出“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孫子・地形》），把“知”作為戰爭勝利的重要條件。這一時期，軍事情報活動作為有組織的活動對戰爭指導產生了重要影響。《六韜・龍韜・王翼》中記載“將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其中“耳目七人”“遊士八人”，在軍隊指揮機構中開始出現從事情報工作的專職人員。軍事情報的傳遞主要運用烽燧、郵驛、金鼓、旌旗等方式。封建社會的軍事情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展時期。隨着戰爭規模不斷擴大，為了應對複雜的戰爭環境，軍事情報開始出現秘密情報和公開情報，出現了陸上和海上（水上）等專門情報。情報收集不僅重視戰略戰術變化，以及進攻、防禦、戰場、物資儲備、軍事要地等動態情報，也更加重視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民族宗教，以及地理、地形、氣象等基本情報。三國時期的諸葛亮提出要從戰爭整體上掌握情況、作出判斷。唐代軍事家李靖發展了“因情制勝”的思想。明清時期陸續出現了專職情報機構，但受到皇權專制統治影響，對內監視、鎮壓職能與對外獲取軍事情報職能界限不清，制約了軍事情報理論與實踐的發展。在歐洲，軍事情報隨着戰爭的發展得到了長足進步。拜佔廷帝國皇帝莫里斯指出：參戰前仔細研究敵情的將軍是明智的。為了軍事行動的需要，拜佔廷帝國以重金收買間諜，情報機構遍及各國，大量蒐集駐在國情報。意大利著名軍事理論家N.馬基雅維利非常重視軍事情報，認為了解一個具體省份的地理環境可以幫助瞭解其他省份的地理情況，並強調軍事情報分析能力是擔任指揮員的必備條件。這些思想，為歐洲軍事情報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近代，隨着武器性能改進、射程增大和部隊機動能力的提高，軍事情報的時效性增強，重要性提高，活動範圍增大。17世紀下半葉，隨着資本主義的殖民擴張，國家開始組織專門的軍事供應和支援機構，兵器開始制式化，軍隊體制編制趨於固定。第一次產業革命和科學技術的發展直接推動了軍事技術的進步，電話、電報的發明，望遠鏡、照相機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情報獲取與傳遞方式，情報來源不侷限於戰場偵察，戰爭準備與戰爭實施全過程的情報蒐集得到重視。在人力情報的基礎上，密碼破譯等技術情報起了輔助作用。1703年，英國“破譯部”首創密碼破譯情報。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有識之士提出“知夷情”“籌夷事”的口號，主張在收集西方戰艦、火器等先進科學技術情報的同時，學習西方先進的情報技術。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有力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資產階級軍事理論的發展，特別是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軍事偵察手段發生了質的變化，有線電信號偵察、無線電信號偵察、空中偵察、海上偵察、無線電技術測向和航空偵察相繼出現，許多國家設置了軍事情報的專職人員和專職機構，加大軍事情報的工作力度。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參戰國不斷加強情報力量建設，廣泛使用無線電偵收和密碼破譯獲取情報，情報收集的範圍包括軍事思想、戰略方針、戰略戰術、條令條例、編制裝備、兵要地誌、兵力部署、後勤保障，以及部隊編成、火力配系、工事構築、障礙設置等，情報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是軍事情報發展的重要時期，航空母艦、潛艇、飛機、雷達廣泛運用於戰爭，軍事情報與軍事偵察的方式和手段發生重大變化，情報與反情報、偵察與反偵察鬥爭空前激烈，以國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學技術、宗教信仰為主的綜合情報成為軍事情報的重要內容，情報開始區分為戰略情報、戰役情報、戰術情報和陸軍情報、海軍情報、空軍情報等。情報類型增多，情報組織、情報機構及國家、軍隊情報體制獲得了全面發展。在革命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就廣泛採用公開偵察與秘密偵察、人民羣眾偵察與武裝偵察、戰場偵察與敵後偵察、人力偵察與技術偵察等方式獲取情報。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無產階級革命家提出並建立了與中國革命相適應的情報思想和情報體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