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

指有關軍旅或戰爭之事。

《史記·律書》：“會高祖厭苦軍事，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 唐柳宗元《祭李中丞文》：“發跡內史，參其軍事。” 《東周列國志》第七回：“莊公大犒三軍，臨別與夷仲年、公子翬刑牲而盟：‘三國同患相恤。後有軍事，各出兵車為助。如背此言，神明不宥。” ^[1] 

軍事是內容極為豐富的複雜系統，是戰爭和國防等事項的集中體現，而且與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外交等領域有着密切的聯繫。因此，軍事涉及的問題很多，其中最基本的是軍事的要素、軍事的特徵、軍事的任務、軍事的作用等問題。

“軍事”概念在中國歷史上出現較早，其含義有一個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過程。中國古代通常以“兵”“兵事”表述與軍事有關的內容。《周禮・夏官・司兵》中有“以待軍事”和“軍事，建車之五兵”等語；春秋時期《左傳・宣公十二年》中有“子有軍事”之語。這些表述與現代意義的“軍事”尚有區別。在現代條件下，用於維護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實現特定政治目的和要求的軍事手段逐漸增多，軍事的內容和範圍也隨之擴展。軍事的要素主要包括相互聯繫的三個方面。戰爭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是政治通過暴力手段的繼續。戰爭表現為人類社會集團之間為了一定的政治、經濟目的，有組織、有計劃地使用武力進行的對抗性活動。在階級社會，戰爭是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矛盾的最高鬥爭形式。人類社會出現過各種類型的戰爭。按社會形態分，有奴隸社會的戰爭、封建社會的戰爭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戰爭；按戰爭性質分，有正義戰爭和非正義戰爭；按使用的兵器分，有冷兵器戰爭、熱兵器戰爭、機械化戰爭和信息化戰爭；按戰爭規模分，有世界大戰、全面戰爭和局部戰爭；按時間順序分，有古代戰爭、近代戰爭、現代戰爭；按作戰空間分，有陸戰、海戰、空戰和天戰。戰爭指導是對戰爭全局的總體謀劃和組織指揮，包括對戰爭形勢的判斷，戰略行動的決策，戰略手段的運用，以及對戰略各階段、各方面問題的協調運籌等。戰爭與戰爭指導至關重要，是軍事的核心內容。

國防是國家為防備和抵抗侵略，制止武裝顛覆，保衞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而進行的軍事活動，以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外交、教育等方面的活動。它是國家生存的必要條件，也是國家發展的安全保障。國防建設主要包括：國防體制建設，武裝力量建設，戰場建設，邊防、海防、空防和人防建設，戰略物資儲備與國防動員，國防經濟與國防工業建設，國防科技與國防理論研究，國防教育與國防法規建設。國防建設的目標是不斷增強國防力量，而國防力量的增強又是懾止外敵入侵的有效手段。軍隊是國家或政治集團為準備和實施戰爭而建立的正規武裝組織，是國家政權的主要成分，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隊建設主要包括：改進武器裝備，完善體制編制，創新軍事理論，進行軍事訓練，培養軍事人才，健全軍事法規，依法從嚴管理，提高保障能力，從總體上加強軍事、政治、後勤和裝備建設。它是國家武裝力量建設的重點，也是國防建設的主體。國際軍事安全與合作是國家、國家集團和國際組織之間為安全目的在軍事安全領域進行的和平行動與交流協作，主要包括國際軍事安全、國際軍事合作、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等內容。國際軍事安全，是國際間在全球、地區、多邊或雙邊關係中利用軍事資源維護和平與穩定的活動；國際軍事合作，是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為謀求共同的戰略利益在軍事領域的協調與合作；國際軍備控制與裁軍，是通過多邊或雙邊國際協定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其他武器系統及武裝力量規模進行的限制與裁減。不同的集團或國家利益，決定參與國際軍事安全與合作的性質、目的、規模和形式。

軍事既為戰爭而存在，亦為和平而存在。軍事作為和平的保障手段，從一般領域向特殊領域延伸，從對抗領域向合作領域延伸，從國家領域向國際領域延伸，成為遏止和制約戰爭的基礎，擴大了傳統軍事觀的含義。因此，國際軍事安全與合作不可避免地成為現代軍事的重要組成部分。軍事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作為國際戰略格局和國家政權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有許多和社會其他領域的共同點，更有自身的特殊性所呈現的不同點，因此，軍事就有它自己的明顯特徵。軍事的特徵主要表現政治性、經濟性、技術性、暴力性、對抗性和地域性等方面。軍事的這些特徵，基本反映了軍事的本質屬性和發展規律。軍事活動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交往的一種特殊形式。軍事是人類社會特有的活動，只有在人類社會產生之後，出現了不同的社會組織，才產生了以戰爭和國防為主要內容的軍事組織與活動；軍事是人類社會交往手段擴大的產物，人們沒有交往就談不上利益衝突，以戰爭和國防為主要內容的軍事活動也就無從發生；軍事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活動，它是在一定的社會形態中、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的，隨着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也將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消亡。不同歷史時期的軍事活動具有不同的特點。在階級社會中，軍事活動是一種政治行為，是政治整體的一部分，服從和服務於政治的需要。政治貫穿于軍事活動的始終，決定軍事的性質、目的和發展。軍隊作為軍事活動的主體，是政治的工具，是執行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其性質由政治決定。戰爭和國防作為軍事活動的主要內容，是政治的繼續，軍事活動的政治性質主要通過戰爭和國防來體現。軍事活動是實現階級、民族、國家或社會集團的政治利益的手段，其目的是由政治決定的。軍事活動是國家政治生活的組成部分，政治規定軍事的發展方向，為軍事的發展提供條件和動力。軍事中的政治因素，如軍事活動中的政治動員、軍隊中的思想政治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是軍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治作用於軍事的具體表現。經濟利益是國家的根本利益，也是軍事活動的最終目的。軍事活動既服務於政治目的，同時又服務於經濟目的。在階級社會里，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發生的戰爭，其終極原因總是為了一定的階級、民族、國家或政治集團的經濟利益。經濟條件是軍事活動的物質基礎，軍事活動絕對離不開經濟的支撐。軍隊的費用和物資消耗，戰爭的規模和持續時間，戰爭的進程和結局等，都依賴於經濟條件，依賴於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撐。經濟狀況是軍事力量強弱的物質前提，是贏得戰爭和遏制戰爭的物質保障。強大的軍事力量必須以經濟力量做後盾。軍事力量越現代化，對經濟的依賴性就越大。建設信息化的軍事力量，更需要大量經費的投入。實踐證明，經濟力量狀況及其發揮程度如何，既是影響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又是建立強大國防的基本條件。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也是軍隊重要的戰鬥力。軍事活動離不開科學技術，離不開技術的開發和應用。武器裝備作為實現軍事目的的物質手段，是人類科學技術成果的結晶，是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更新變化的。從冷兵器到熱兵器，從機械化裝備到信息化裝備，每一種武器形態的出現和革新，都是建立在一定科學技術發展的基礎上的。科學技術的重大發明一旦應用於軍事，也必然促進軍事制度的更新，推動軍隊體制編制的調整，引起戰爭形式的變化和作戰方法的改進。世界歷史上的四次軍事革命都是因為科學技術的影響而發生的。第一次是冷兵器革命，建立了農牧時代的軍事體系；第二次是熱兵器革命，建立了工場手工業時代的軍事體系；第三次是機械化革命，建立了大工業時代的軍事體系；第四次是信息化革命，正在建立信息化時代的軍事體系。暴力性是指軍事活動所藴涵或呈現的一種迫敵就範的武力強制性。暴力的核心是武力的對抗與較量，是武力的發揮和強制的運用。其過程與結果具有強烈的對抗性、殘酷性和破壞性。暴力性是軍事的基本特徵，是軍事區別於其他社會活動的內在依據。暴力性首先表現組織的基本成分，即軍隊是一種暴力組織，是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表現活動的核心內容是戰爭，即使是非戰爭的軍事活動，也主要是為戰爭作準備和為之服務的；再次表現鬥爭的直接目的是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即通過暴力手段制服敵人。也有一些軍事活動，如武力對抗中謀略的運用、心理戰等，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以及國際軍事安全與合作等，具有非暴力性的因素。但是，這種非暴力性不能脱離軍事的暴力性。暴力性是非暴力性的內在依據，非暴力性是暴力性的補充。作為軍事活動核心內容的戰爭，不是一般的暴力行為，而是敵對雙方直接使用的暴力，其基本特徵就是對抗性。其他一切軍事活動都圍繞着對抗而展開，對抗貫穿于軍事活動的始終和各個方面。但由於軍事活動並不僅僅表現為戰爭，還包括諸如國防和軍隊建設、戰備和軍事外交等非戰爭活動。因此，敵我之間的對抗呈現出更多的狀態和類型。從時間上看，對抗有現實的與未來的（即潛在的）之分；從空間上看，對抗有直接的與間接的之分；從形式上看，對抗可分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戰爭、戰役、戰鬥和其他武裝衝突皆是現實的、直接的、暴力型的敵我之間的對抗；軍事對峙、軍事威懾、軍備競賽等皆是潛在的、間接的、非暴力型的敵我之間的對抗。地理環境作為軍事活動的客觀條件，是影響軍事活動和軍事發展的重要因素。任何軍事活動都是在一定的空間進行的，它不僅受到交通、人口、資源等條件的制約，而且受到地形、氣象、水文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如島國、內陸國家、沿海國家在國防和軍隊建設與作戰的重點等方面，就存在較大的差異，因此，不同國家的軍事活動具有某種地域性的特色。實踐證明，地理環境對軍事的影響是可以改變的。人們在戰爭實踐中，有能力逐漸認識、利用和改造地理環境，使戰爭向有利於己、不利於敵的方向發展，從而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現代科學技術、工業生產和武器裝備的發展，能夠增強或削弱地理環境對戰爭的影響，但地理環境對戰爭的影響仍然較大，某些地域對作戰行動還有相當大的影響。軍事的任務，是根據國家或階級、政治集團的意圖及其不同時期的根本利益和戰略方針來確定的。歸結起來就是在沒有國家政權的時候奪取國家政權，有了政權要保衞和鞏固國家政權。從一定意義上説，國家政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軍權，誰掌握了軍隊，誰就可能擁有政權；失去了軍隊，就會丟掉國家政權。從歷史上看，封建地主階級代替奴隸主階級的統治，取得國家政權；資產階級代替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取得國家政權；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取得國家政權，主要是通過軍事手段實現的。國家政權建立之後，消除或反對來自國內外敵對勢力的反抗，成為國家生存和發展的重要條件。軍隊則是完成國家這一使命的中堅力量，主要擔負保衞和鞏固國家政權，包括防備和抵禦外來的武裝侵略，制止國內企圖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現行社會制度的武裝叛亂和暴亂，維護國家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等任務。當代中國的國防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防，中國人民解放軍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除了履行軍事的一般職責外，還擔負着制止敵對勢力分裂祖國的圖謀，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提供安全保障，以及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擴張的神聖使命。軍事對社會發展產生着重要影響。進步的戰爭推動社會的發展，反動的戰爭阻礙甚至破壞社會的發展。軍事受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制約，反過來又影響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軍事的作用表現出明顯的兩重性。軍事對世界戰略格局的影響，主要通過國家軍事實力和戰爭體現出來。古代戰爭雖然一般只具有局部戰爭的規模，但跨越洲際的戰爭並不鮮見。亞歷山大的東征，羅馬共和國的對外擴張，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世界歷史的進程。隨着近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形成，世界軍事一體化的特徵日益明顯。戰爭的結局對世界戰略格局的形成和演變往往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英、法、意、日等戰勝國重新瓜分世界，形成了以凡爾賽_華盛頓體系為基礎的世界戰略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雅爾塔體系的基礎上，形成了以美、蘇為首的兩大軍事集團對抗的世界戰略格局。隨着兩極格局的解體，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的主題，世界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一超多強的世界戰略格局在艱難曲折中向多極化的方向發展。各國普遍重視綜合運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等手段，維護本國安全與發展的根本利益。但是，各國的軍事力量對於實現其國家意志，改善和鞏固其在新的世界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仍然具有其他任何手段所無法替代的特殊作用。戰爭的勝負往往對國家和民族的興衰存亡有直接的決定作用。國家軍事實力強，既可打贏戰爭，又能遏制戰爭。軍隊是國家軍事實力的體現，是執行統治集團的旨意，進行戰爭和維護國家安全的主要力量。在階級社會中，軍隊積極而有效的軍事活動是保障國家物質生產活動順利進行的前提條件，這是任何性質的軍隊所共有的。以軍隊為主體的武裝力量，是國防的核心。強大的國防是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保障。無論是確保國家的內政不被幹涉、主權不被侵犯、領土不被分裂和佔領，還是實現國家統一，促進國家的長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樂業，都不能沒有強大的國防，都離不開軍隊這個主體。任何一個主權國家都必須高度重視軍事問題。在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在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的時候，更要居安思危，注重發展軍事，確保國家的安全和人民的安康。政治對軍事起決定作用，軍事對政治的發展也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戰爭作為解決政治矛盾的最高形式，本身是政治性質的行動。然而戰爭並不是一般形式的政治鬥爭，而是政治的特殊形態，是以使用有組織的暴力為特點的軍事活動。戰爭的勝敗結局對政治目的的實現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戰爭勝利能使政治目的儘快實現，戰爭失敗則不能實現政治目的。正義戰爭取得勝利對社會發展進程起加速作用，如果暫時失敗，則會延緩社會的發展。戰爭結局無論是勝還是敗，都會深刻影響政治的發展前途，導致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社會的變革。當社會變革採取非暴力的形式不能解決問題的時候，往往訴諸武力，爆發戰爭，以達到變革的目的。暴力是革命最有武器，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通常是聯繫在一起的。從一定意義上説，革命就是戰爭。正義的、進步的、革命的戰爭，是直接摧毀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變革社會制度，解放生產力，推動社會前進的有力槓桿。當軍事活動所維護的生產關係是先進的生產關係時，就能夠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當軍事活動所維護的生產關係是落後的生產關係時，就會破壞生產力，從而破壞和阻礙社會經濟的進步。古往今來，一切以戰爭為中心的軍事活動，都只消耗而不創造物質財富，並對人的生命和社會的財富造成嚴重的破壞，在一定程度上損毀人類生存的條件。為了支持戰爭而壓縮對國民經濟生產部門的投入，必然減少經濟發展的活力。戰爭破壞正常的經濟秩序，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戰爭對經濟的破壞，隨着武器裝備的發展、戰爭規模的擴大而加重。但戰爭又以其特殊的方式，在某種程度上起着推動經濟發展的作用。同血與火的鬥爭須臾不能相離的嚴密的軍事管理制度，往往為經濟管理創造着新的方式，帶動生產組織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甚至孕育着嶄新的經濟制度，對整個經濟生活施加廣泛的影響。先進軍事技術轉移到民用部門，可以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加速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進步戰爭摧毀舊的上層建築，為改變落後的生產關係創造條件，從而為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掃清道路。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戰爭的需要也會刺激個別或少數國家經濟的發展，但是，這種促進作用，是建立在戰爭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的基礎之上的。軍事科學技術的水平，是影響戰鬥力和決定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為準備和實施戰爭，軍事鬥爭的雙方必然儘可能迅速地擁有先進武器裝備，不僅常常把最新的科學技術成果率先用於改進和完善戰爭手段，而且常常把發展軍事技術擺在發展科學技術的優先地位。這樣就使得最新科學技術常常表現為軍事技術，某些領域的軍事技術在科學技術中還處於領先地位，並由此帶動整個科學技術的進步。軍事對科學技術進步的推動作用，在當代表現得更為突出。信息技術、航天技術、新材料技術、新能源技術等眾多高都是首先作為軍事技術發展起來的。軍事對科學技術的促進作用，是存在戰爭的階級社會中所特有的現象。科學技術的發展，歸根結底還是取決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軍事也會給科學技術的發展帶來一定的消極影響，這主要表現為戰爭給社會生產造成巨大的破壞，造成人力、物力、財力的巨大消耗和浪費，使參戰國家的科學技術發展在一定時期內處於停滯狀態。在發展軍事技術方面的過量投入，也往往會抑制民用科學技術的發展，造成科學技術發展的失衡。不同階級、民族、國家和政治集團所進行的軍事活動，都與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相聯繫，並對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在軍事活動中形成的軍事理論、軍事哲學及軍事文化藝術、傳統、武德等作為社會意識形態的組成部分，通過向社會的傳播和輻射，影響着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對整個社會的精神生活起着重要作用。軍事活動的結果，尤其是戰爭的結局，可以直接影響或推動社會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戰爭推翻了舊的社會制度之後，原來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意識形態就會或早或遲地讓位於新的社會意識形態。即使戰爭的結果沒有根本改變社會制度，也仍然可以使社會意識形態發生某種程度的變化。另外，民族、國家之間的戰爭可以直接促進交戰各方之間的社會意識的交流，從而對交戰民族和國家的社會意識形態產生影響。軍事作為特殊的社會歷史現象，有着自身的發展歷史。隨着階級和國家的出現，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形態的變化，特別是科學技術的進步及其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軍事實踐範圍的擴大和認識水平的不斷提高，戰爭形態與國防模式也隨之變化和更新，軍事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歷史軌跡。古代的軍事由原始社會末期到封建社會晚期，經歷了漫長的歷史過程。與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一致，古代前期的軍事處在冷兵器時代，後期從冷兵器時代過渡到火器與冷兵器並用時代。軍事由部落的簡單衝突發展為複雜的對抗性活動，產生並完成了冷兵器時代的軍事革命。中國最早進入封建社會，在古代軍事發展中長期居於領先地位。軍事產生的標誌是戰爭的出現。在原始社會的大部分時期內，人類使用粗糙的打製石器從事生產勞動，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各社會羣體之間處在分散、隔絕的狀態，戰爭是不存在的。原始社會末期，人類進入新石器時代。由於生產工具的改進，生產逐漸發展，人口增多，由氏族形成胞族、部落，部落與部落在交往過程中，因利益相同而形成部落聯盟，也往往因生存利益或血親復仇而發生部落間的衝突或戰爭。隨着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社會分工的出現，社會的剩餘產品不斷增加，產生了私有財產和階級，戰爭俘虜不再被殺掉而成為有用的勞動力，於是，戰爭的性質發展為以掠奪財富為主要內容的暴力對抗。“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逐漸蜕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牲畜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25頁）。中國古代傳説中的黃帝部落聯盟與蚩尤部落聯盟的戰爭、古希臘荷馬史詩描述的英雄時代的戰爭，大體屬於這種戰爭。人類社會有了戰爭，也就逐漸有了準備戰爭和實施戰爭的各種軍事活動。軍事產生初期沒有專門的軍隊，兵器與生產工具也沒有嚴格的區分，主要使用石制的冷兵器，戰爭主要靠部落成員臨時組織起來進行。兵民合一的軍制持續了很長的歷史時期。指揮戰爭的首領，由部落或部落聯盟全體會議或長老會議推舉。戰爭的決策，經過部落會議民主制定。這個時期被稱為軍事民主制時期。這個時期的戰爭，規模不大，形式簡單，持續時間短暫。戰爭的持續進行使得軍事首領積聚了大量的財富和權力，軍事首領逐漸由選舉制演變為世襲制，戰爭加速了原始社會的瓦解和階級、國家的形成。奴隸制國家產生後，奴隸主階級為了鞏固和擴大自己的統治，頻頻發動戰爭。戰爭逐漸由原來單純佔有或保護氏族成員生存利益轉為純粹的掠奪，並且成為實現統治階級政治目的的工具。軍隊成為國家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於各個國家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奴隸制社會時期的戰爭表現出不同的形態，大體有王朝戰爭、民族戰爭、爭霸戰爭、兼併戰爭，以及平民反抗壓迫的戰爭，新興的封建勢力推翻奴隸主統治的革命戰爭等。隨着戰爭實踐的不斷擴大，作戰形式和戰略戰術得以創造和發展。古希臘時期的希波戰爭、伯羅奔尼撒戰爭、斯巴達克領導的奴隸起義等，都已具有相當大的規模。希波戰爭已出現了陸、海聯合作戰的雛形。中國夏商之際的鳴條之戰、商周之際的牧野之戰，參戰人數達數萬、數十萬之眾，而在《孫子》中已有“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孫子・作戰》）的記述。希臘方陣是具有代表性的方陣，到馬其頓時代達到高峯。中國的方陣更注意“以短衞長、以長護短”的戰術配合。其中，以車陣為主體，以步陣為協同的車步合同戰法達到很高的水平。在戰爭指導上，受生產力水平和國力影響，出現了建立聯盟關係共同對付強國的局面。在古希臘，產生了針對雅典的伯羅奔尼撒同盟；在亞述戰爭中，巴比倫王國與米底結成反亞述同盟；在中國春秋戰國時期出現的聯秦抗楚、合縱抗秦等，戰爭開始跨越地域分割向更大範圍延伸。在戰略指導上，卡迭石之戰中的誘敵深入，高盧戰爭中的多路出擊，特別是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遠交近攻、尊王攘夷、三分四軍、用險制塞等，都重視戰爭中政治、經濟和地理的因素，從而使戰爭的規模、手段和形式得到新的發展。軍事對奴隸制社會的建立、鞏固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其本身也獲得初步的發展。冶金技術的出現導致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軍事革命，即冷兵器時代的軍事革命。繼西亞、北非和歐洲地中海沿岸古代文明之後，中國在戰國晚期進入鐵器時代。鐵器的出現，使冷兵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冷兵器大致經歷了“以石為兵”“以銅為兵”“以鐵為兵”三個階段。冷兵器時代的軍事革命則發端於“以銅為兵”即青銅兵器時代，完成於“以鐵為兵”的鐵兵器時代。冷兵器時代的軍事革命促進了軍事領域各個方面的飛躍發展，兵器種類增多，質量也在提高，殺傷破壞力增大，出現了攻城兵器，如拋石機、衝車、雲梯等，遠射程的弩也普遍裝備于軍隊；軍隊由單一兵種發展到步兵、車兵、騎兵及海軍（水軍）四個兵種；軍隊有了專職的將領及指揮系統，戰鬥隊形由一兵種、一單元的密集方陣，發展為多兵種、多單元的疏散配置方陣，出現了“陣法”，根據不同的敵情及地形可以變換不同的隊形；軍隊的機動性大為增加，不但有戰略機動，也有了戰術機動，迂迴、包圍、伏擊、奇襲及江河戰鬥、城壘攻防、野戰防禦等成為戰爭中常用的方法和方式。戰爭規模擴大，不僅參戰兵員多、殺傷損耗大，而且戰場幅員廣、戰役持續時間長。海軍的創建以地中海東部沿岸諸文明古國為早，腓尼基、波斯、希臘、迦太基和羅馬都曾憑藉強大的海軍稱雄地中海。中國也擁有相當規模的舟師，主要用於江河湖泊作戰。這個時期完成了兵民合一的軍隊體制向常備軍的演變，軍制隨着常備軍的出現而逐步完善。中國的武裝力量主要由王室軍隊、諸侯國軍隊和貴族軍隊組成，普遍實行徵兵制，軍隊中有嚴格的等級，軍官從貴族中選拔並且世襲，軍隊的骨幹“甲士”由下層貴族和自由民充任。歐洲或西亞一些國家的情況不盡相同，一般是徵兵制與募兵制相結合，除王室的常備軍外，還有僱傭兵，軍隊中的等級制度不十分明顯。隨着軍事活動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益重要，在奴隸制比較發達的國家，軍事指揮權向王權集中，軍隊組織體制逐漸趨於完備。中國比較典型的軍隊體制是軍、師、旅、卒、兩、伍6級。古羅馬共和時期的軍隊體制自上而下是軍團、大隊、小隊、百人隊4級。軍事訓練受到重視，訓練的內容、形式、方法、手段隨着武器裝備和戰爭實踐的發展而發展。在中國，田獵是軍事演習的基本方式，西周的貴族還通過學校教育學習射、御。軍事後勤由國家和軍隊共同負責，政府中設有主管軍事後勤的官員和機構，最主要的後勤保障方式是取之於敵和就地取給。這個時期，由於經濟落後，各地區處在相互隔絕狀態，軍事安全與合作主要表現為以維護宗主國利益為目的的鬆散的聯盟。隨着奴隸制社會軍事的發展，戰爭成了各國統治階級的頭等大事。在中國，上自國君，下至士人，不論兵家、法家、儒家、墨家、道家，出現了境內皆言兵的局面。各種典籍或史書多以記述戰爭為主，研究戰爭與戰爭指導的方法較為普遍，產生並形成了對戰爭與政治、經濟、文化、外交關係的初步認識，注意到軍事活動的時間、空間、地理等自然條件對戰爭的影響。中國春秋末期軍事家孫武所著《孫子》，揭示了一系列帶普遍性的軍事規律，論述了駕馭戰爭克敵制勝的許多原理和原則，對後世的軍事實踐和軍事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在世界範圍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被譽為“兵學聖典”。世界其他國家的軍事思想也有一定的發展。古羅馬時期韋格蒂烏斯撰著的《論軍事》，闡述了兵員徵召、訓練、軍隊編成、戰鬥隊形和攻防作戰的原則，反映了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軍事思想。奴隸社會的軍事對社會發展產生了直接的促進作用。各國在戰爭中要爭取勝利，不得不在政治、經濟、軍事上作某些變革。古希臘時期伯里克利為爭霸希臘進行的改革，古羅馬奧古斯都創立的元首政治以及整編軍隊、擴大軍事殖民區的改革，中國戰國時期為爭奪霸業出現的吳起軍事改革和商鞅變法等，客觀上加強了國家的軍事力量，同時也促進了土地私有和階級分化，加速了奴隸制的瓦解。這些戰爭“由於幫助破壞了特別有害的和反動的制度而有利於人類的發展”（《列寧選集》第3版修訂版，第2卷，第510頁），為新的社會形態的產生創造了條件。封建社會是繼奴隸制社會之後出現的又一個社會形態，封建制度“按其起源來説也是一種軍事組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46頁）。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標誌着中國封建社會最先成熟定型，中國封建社會持續時間兩千多年。歐洲從公元5世紀進入封建社會。從封建社會的戰爭來看，大致分為冷兵器時代的戰爭和火器與冷兵器並用時代的戰爭，並最終完成了冷兵器時代的軍事革命。這個時期的戰爭主要有王朝戰爭、統一戰爭、民族戰爭、農民戰爭、宗教戰爭，以及新興資產階級推翻封建統治的戰爭等。戰爭更為頻繁，規模不斷擴大。歐洲的英法戰爭持續時間達百年之久，中國的漢匈戰爭、前後進行8次的歐洲十字軍東征，時間跨度達兩百年。軍事在封建社會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物質財富的增長和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特別是階級關係的改變，促進了封建制國家的國防和軍隊建設。冷兵器的發展隨着鐵器時代的到來進入成熟和鼎盛階段。兵器的種類更加豐富，形式更加多樣化，在材質上以鋼鐵代替了青銅。中國在西漢時期，鋼鐵兵器基本取代了青銅兵器，成為主要兵器。到隋唐時期，兵器生產與製造更加規範化，集團進攻兵器和單兵、騎兵的防護用具更加完備。中國的鋼鐵兵器對東亞各國，尤其是對朝鮮和日本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戰略戰術和作戰方式有新的發展。中國在漢武帝時編練了大量的騎兵部隊，改變以往防塞守關的消極防禦戰略，對匈奴實施大規模騎兵集團遠距離作戰，運用騎兵的快速機動和突擊能力，實施遠程奔襲、戰略迂迴，創立了“環車為營”的野戰防禦，使騎兵由戰術部隊發展為戰略兵團。在君士坦丁堡圍攻戰中，土耳其以7萬多步兵、2萬多騎兵、320艘戰艦，實施陸海協同作戰，創造了要塞攻堅的典型戰例。在其他國家，步兵方陣戰術被步騎兵協同戰術所取代。這個時期，戰略上更注重長期預見和整體謀劃。中國東漢末年，諸葛亮的《隆中對》成為料敵審勢、因情定策制定戰略的典範。中世紀的歐洲，戰爭長期在騎士制度支配下進行，戰略戰術發展緩慢。中國發明火藥與火器，宣告了冷兵器時代的結束，標誌着火器與冷兵器並用時代的開始。北宋時期，中國首先將火藥用於軍事，陸續出現了燃燒性火器、爆炸性火器和管形火器。13世紀，火藥與火器的製造技術由中國經阿拉伯人傳入歐洲。此後歐洲火器發展很快，先後研製了火門槍、火繩槍、燧發槍（又稱燧石槍）和各種火炮。15世紀之後，火藥、火器的運用使西方各國軍隊的戰略戰術發生了較大變化。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採取線式戰術，創造了集中使用火炮的方法，實施一翼突擊的機動作戰，對西方軍事發展有重要影響。海軍裝備火炮後，舷炮戰和戰列線戰術逐漸取代撞擊戰和接舷戰，成為海戰的主要戰法。至17世紀中葉，歐洲的火槍、火炮普遍使用於水陸各種樣式的作戰之中。16世紀初，歐洲槍炮的製造與使用技術開始傳入中國，促進了中國管形射擊火器的更新和傳統火器的變革。但由於封建專制統治的腐敗和閉關鎖國的保守思想，中國火器的發展落後於西方，因而火器未能完全取代冷兵器的主導地位。隨着軍事技術的進步和武器裝備的發展，軍隊的編組形式不斷改進，逐步發展為由步兵、騎兵、炮兵和舟師（水軍）等多兵種組成的軍隊。歐洲中世紀軍隊的構成以封建騎士為核心。火器出現後，騎兵的地位逐漸降低，裝備火槍、火炮的新型步兵成為主要兵種，炮兵成為獨立兵種。中國發明的指南針和火藥傳入歐洲後，使海軍獲得新的遠洋航行和作戰的手段，促進了海軍的發展。封建社會的統治者為鞏固王朝統治，防禦異族襲擾，普遍建城築堡。隨着槍炮性能的改進，城牆城塔築城體系開始向炮台要塞築城體系演變，野戰築城在戰爭中佔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中國曆代封建王朝都實行與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相適應的軍事制度，建立軍權高度集中於帝王的體制，實行招募、考選與戰功擢升制度，逐漸形成以中央軍（包括皇室親軍、京師衞戍部隊和軍事要衝駐屯部隊）為主體，地方軍、邊防軍與民眾武裝相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兵役制度採取徵兵制、募兵制、世兵制或多種兵役形式相結合的制度。軍事訓練制度先後實行過都試製、講武制、團練制、閲視檢查武備制和武學制等。後勤保障主要依靠中央政府統一供應；漢朝以後發展了軍屯，隋、唐府兵及元、明軍隊還採取自備資糧和屯種自給等制度。歐洲進入封建社會後，國家及其軍隊主要受封建領主和宗教神權控制。軍事制度長期處於混亂不一、動盪多變的狀態，主要有民軍制和騎士充役制。隨着中央集權國家的相繼建立，封建領主的軍隊被國家統一的常備僱傭軍取代。15世紀以後，隨着步兵的迅速發展和炮兵的出現，連、營、團、旅成為軍隊常設的編制單位，軍隊制度和服裝逐漸統一，軍隊普遍靠嚴酷的軍法和嚴厲的監督制度實施控制和管理，軍事訓練更加嚴格並逐步制度化。火槍、火炮的操作使用和線式隊形作戰成為歐洲一些國家軍隊訓練的重要內容，出現了野戰、攻城和要塞炮兵的訓練。這個時期，隨着國家形態的進一步完善，軍事安全與合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軍事的強制手段為核心，在歐洲大陸建立了以教皇和神聖羅馬帝國為中心的鬆散的軍事、政治、宗教關係，用以協調可能出現的戰爭行為。在亞洲特別是中國，主要是通過冊封或朝貢，形成了以少數封建大國為中心的軍事關係。中國封建社會的軍事思想，在戰爭實踐中不斷髮展，其內容更趨豐富並強調實用。宋朝將《孫子》《吳子》《六韜》《司馬法》《黃石公三略》《尉繚子》《唐太宗李衞公問對》7部兵書頒定為“武經”，統稱《武經七書》，集中了中國古代兵法的精華。中世紀歐洲的軍事思想發展較為緩慢，拜佔廷帝國的《將略》反映了拜佔廷帝國軍隊建設和作戰運用方面的問題。文藝復興時期的N.馬基雅維利撰著的《戰爭藝術》，強調了戰爭指導的重要性和會戰的決定性作用。近代軍事伴隨着兩次軍事革命而發展，經歷了400餘年的歷史。隨着工業化的開始和戰爭規模的擴大，近代前期的軍事處在熱兵器時代，後期進入機械化時代，先後產生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軍事革命。兩次世界大戰把這個時期的軍事推向高峯。以K.馬克思、F.恩格斯、V.I.列寧、J.斯大林和毛澤東為代表的無產階級軍事走上歷史舞台。近代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佔統治地位的時期。自1640年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歐美一些國家相繼取得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道路。從18世紀60年代開始，英國爆發產業革命（又稱工業革命），由棉紡織業迅速發展到採掘、冶金、機械製造和運輸業。隨着蒸汽機的發明，產業革命擴大到整個歐洲。美、法、德、日也在產業革命中獲得了生產技術的巨大發展，完成了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代替工場手工業的過程。這場革命是生產技術的巨大革命，也是生產關係的深刻變革，形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個對抗的階級力量。同時，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爭奪豐富的原料產地、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商品市場，不斷對外掠奪和擴張，爭奪殖民地的鬥爭異常激烈，激化了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侵略和壓迫的戰爭此起彼伏。軍事從農業時代跨入工業時代，人類歷史上的第二次軍事革命即熱兵器時代的軍事革命應運而生。熱兵器時期的軍事革命，極大地推動了軍事領域各方面的飛速發展。在世界近代前期，長矛、弓箭等冷兵器被燧石槍淘汰。到19世紀中期，步兵槍械由燧石槍變為擊針後裝線膛槍，1888年進一步發展為近代步槍。1884年，美國人H.S.馬克沁發明了重機槍，開創了槍炮發展史上自動武器的新紀元。火炮由前裝滑膛炮改為後裝線膛炮，逐步成為戰場上的主要兵器。海軍建設方面，以蒸汽機和螺旋槳為主的新動力系統代替了風帆動力，以爆破彈和線膛炮為主的新火炮系統應用於海軍艦船，銅鐵替代了傳統的木材成為新的造艦材料，標誌着世界海軍從風帆艦隊時代過渡到蒸汽裝甲艦隊時代。19世紀後期，高能炸藥取代黑火藥成為裝填彈藥，圓柱錐形彈代替了球形彈。這些變革大大提高了槍炮等熱兵器的威力，使陸軍的武器裝備達到一個新水平。19世紀後期，出現了驅逐艦、巡洋艦、戰列艦、潛艇及魚雷艇等，戰列艦、巡洋艦成為艦隊的主力戰艦。世界近代前期是資產階級軍事戰略戰術的形成與發展時期。伴隨着資本主義殖民擴張和對外掠奪，這個時期的殖民戰爭以及殖民地獨立戰爭佔據了主導地位。大規模的海戰、陸地會戰成為戰爭的主要樣式。在英荷戰爭中，雙方圍繞商業競爭多次在英吉利海峽進行大規模海戰，出現了艦隊、分艦隊和總隊三級體制，單艦格鬥發展為炮戰為主的縱隊攻擊，爭奪制海權成為海軍的主要戰略任務。普魯士國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善於有節制地使用兵力，頻繁使用機動作戰和翼側攻擊戰法。英國的H.勞埃德論證了基地、作戰線、地形、戰場面積、軍隊數量的相互關係及其在戰略上的運用。拿破崙一世在領導法國資產階級軍隊同歐洲封建勢力的戰爭中創造了許多新的作戰方法，在戰略上強調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利用快速機動，在主要方向集中優勢兵力，創造性地使用縱隊戰術打擊敵人，“他發現了在戰術和戰略上使用龐大的眾多軍隊的方法”，“並且他把這種方法發展到非常完善的程度”（《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36頁）。拿破崙戰爭對武裝力量建設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交戰規模的擴大使交戰雙方軍隊員額劇增，軍和師成為固定編制，步兵、騎兵、炮兵協同日趨完備，縱隊攻擊和散兵線戰術加強了軍隊的突擊力。拿破崙的指揮藝術，對資產階級軍事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歐洲各國封建君主在反法戰爭中被迫進行軍事改革，俄國的A.V.蘇沃洛夫、M.I.庫圖佐夫反對線式戰術和警戒線戰略，主張集中主力，實施快速機動，出其不意地攻擊敵人。19世紀中葉，隨着後裝線膛槍炮的廣泛使用，武器的殺傷力大為提高，散兵線戰術取代了縱隊戰術，海戰中艦艇機動戰術取代了戰列線戰術。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為適應對內鞏固政權、對外殖民擴張的戰爭需要，大力發展軍隊，進行軍事改革，使軍事制度發生重大變化：逐步廢除僱傭兵制，比較普遍地實行了義務兵役制和預備兵役制，建立由國家供養的龐大的常備軍；改革軍事指揮體制，創立總參謀部，提高對軍隊的指揮和控制效能；分設陸軍部和海軍部，建立近代陸軍和海軍；陸軍中有步兵、騎兵、炮兵、工兵和輜重兵等兵種，海軍由艦隊、基地和海軍陸戰隊組成海上作戰體系；部隊出現師、軍等編制單位和編制不固定的集團軍；軍隊實行正規化，制定了統一的操典、教範和條令，採用統一的編制、制式的軍服和裝備，實行軍銜制度，執行統一的紀律和訓練制度，建立培養軍隊指揮人員和其他專業人才的軍隊院校；建立統一的供給體制，成立相對固定的後方勤務機關。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形成近代意義上的正規軍。在這個時期，資本主義強國為爭奪市場和原料產地，憑藉強制手段和炮艦政策，強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開埠、通商，連接歐、亞、非、南北美洲和大洋洲的跨地域體系初步形成，但軍事合作及戰爭抑制行為仍然是在殖民體系或帝國體系內部進行。世界近代前期西方資產階級軍事變革的成果，比較集中地體現戰爭藝術中。普魯士的C.von克勞塞維茨所著《戰爭論》和瑞士的A.-H.若米尼所著《戰爭藝術概論》，反映了資產階級在新的軍事變革中的理論成就。《戰爭論》深刻地論述了戰爭的本質、目的、手段及軍隊建設和戰爭藝術等問題，《戰爭藝術概論》系統地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戰爭理論。這兩部著作標誌着歐洲和世界近代資產階級軍事思想體系的基本確立。19世紀中葉以後，鼓吹對外擴張的各種軍事理論大量出現。美國的A.T.馬漢提出了海權論，主張建立並運用強大的海上力量，奪取制海權。這種理論適應了帝國主義侵略擴張的需要，對英、德、日、美等國的海軍建設和海洋戰略有着深遠的影響。無產階級軍事理論，作為人類嶄新的軍事理論體系，也是在近代產生和確立的。19世紀中後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首次正確揭示了戰爭和軍隊同社會生產方式之間的內在聯繫，闡明瞭軍事領域的若干基本規律。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誕生，是人類軍事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偉大革命，為研究和解決軍事問題提供了科學的理論與方法，為無產階級軍事科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石。世界近代前期，與西方國家在軍事上迅速崛起的情形相反，原來在軍事方面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卻在這個時期被西方逐漸地拋在了後面。從1840年起，西方列強不斷對中國發動大規模的侵略戰爭。由於政治、經濟、軍事上的落後和封建統治階級的腐敗無能，中國在這些戰爭中大都遭到失敗，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中國近代爆發的農民起義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促進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鴉片戰爭後，面對日益嚴重的民族危機，許多有識之士積極倡導富國強兵，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思想，標誌着中國近代變革傳統軍事的開端。19世紀60年代後，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實力派官員逐步認識到西方先進軍事技術裝備的重要性，開始創辦近代軍事工業，仿造、購買西方近代槍炮、戰艦，按照西方的模式編練新式海陸軍，中國軍隊逐漸進入主要裝備熱兵器的時代。中華民國建立後，建立陸軍、海軍、空軍三個軍種，步兵的規模和裝備有較大發展，大量裝備仿造和購買的西式武器。隨着武器裝備向熱兵器時代的過渡，軍事制度、作戰指導和國防建設思想也開始了向近代的轉變。但由於缺乏相應的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保障，中國近代的軍事變革並不徹底，因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這個時期軍事的發展。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先後由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壟斷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階段，壟斷資產階級對本國無產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剝削的加深，帝國主義列強對殖民地人民的掠奪和壓迫的加劇，國際壟斷資本集團之間競爭的激化，帝國主義國家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和重新瓜分世界的鬥爭，使資本主義世界矛盾重重，階級、民族和國家矛盾尖鋭複雜。受第二次產業革命的影響，社會生產力和科學技術獲得了較大發展，鐵路、電報、電話相繼出現。為適應資本主義國家瓜分世界、爭奪世界霸權的需要，資本主義國家加緊武器的更新，坦克、飛機、潛艇、蒸汽裝甲艦大量裝備軍隊，極大地提高了軍隊機動、突擊、指揮和補給能力，促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三次軍事革命，即機械化時代的軍事革命，世界軍事進入機械化戰爭時代。20世紀上半葉，由於帝國主義國家爭霸世界的鬥爭加劇，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強烈刺激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的進步，加快了軍事的發展。世界近代後期所發生的戰爭，主要是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瓜分殖民地、爭奪世界霸權而進行的帝國主義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帝國主義兩大軍事集團――以德國和奧匈帝國為主的同盟國與以英國、法國、俄國為核心的協約國爭奪世界霸權的一次大較量，參戰國之多、作戰部隊之眾、戰線之長和戰鬥之激烈，史無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資本主義制度陷入全面危機。為擺脱危機，少數後崛起的帝國主義國家走上以武力奪取“生存空間”的法西斯道路，對外推行極端民族主義、擴張主義和霸權主義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中、蘇、美、英等同盟國為代表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反對德、日、意軸心國侵略而進行的戰爭。這場人類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戰爭，以軸心國的失敗而告終。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作戰形式和戰略戰術發生了重大變革。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激烈的機械化戰爭，使作戰形式和戰略戰術的變革達到新的高峯，出現了閃擊戰，大縱深作戰，諸軍種、兵種大規模的合同作戰，登陸與抗登陸作戰，潛艇戰與反潛戰，航母編隊作戰，戰略轟炸與防空作戰，空降與反空降作戰等新的作戰形式和方法。這些新的變化，充分反映了機械化戰爭的特點和規律，對世界現代軍事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軍事技術和武器裝備飛速發展。新式武器開始大量裝備部隊並得到廣泛運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交戰雙方大量使用坦克、裝甲車輛、飛機、火炮、艦艇等現代武器裝備，並首次使用雷達、火箭炮、導彈、原子彈等新的武器系統和技術。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並未在裁軍和軍事談判中發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蘇、美、英汲取兩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建立了聯合國組織，簽署並制定了一系列軍備控制與裁軍條約，國際軍事合作在全球範圍發揮作用。機械化時代的軍事革命及兩次世界大戰，引起軍事組織制度的巨大變化。各國武裝力量一般以軍隊為主體，實行常備軍和後備力量相結合、正規的和非正規的武裝組織相結合的體制。許多國家逐漸形成陸軍、海軍、空軍三個軍種，有的國家還建立坦克兵、海軍航空兵、防空兵、化學兵、工程兵等兵種。軍隊指揮逐漸形成作戰指揮和行政領導合一或分立的兩種體制。組織編制出現了集團軍、集團軍羣、方面軍、方面軍羣（戰區）一類的大軍團編組。兵役制度實行徵兵制、募兵制或徵募結合制。許多國家的國防動員、國防經濟管理、民防和國防教育制度等得到不同程度的重視和發展，各項軍事制度進一步法律化。這個時期與機械化戰爭相適應的資產階級軍事理論得到較大的發展。德國的A.von施利芬主張以戰略包圍合圍敵軍主力，達成決定性的大殲滅戰。意大利的G.杜黑提出建立與陸軍、海軍並列的獨立的空軍，通過強大的轟炸機部隊和殲擊機部隊掌握制空權，創立了空中戰爭論。英國的J.F.C.富勒提出了機械化戰爭理論，對資本主義各國武裝力量發展，特別是坦克和其他技術兵器在戰爭中的運用產生了重大影響。德國的E.魯登道夫提出現代戰爭波及交戰國的全部領土，因而要實施閃電式的總體戰，用突然襲擊迅速消滅敵人並佔領敵對國家。兩次世界大戰時期，無產階級軍事思想蓬勃發展。列寧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觀點，闡明瞭無產階級對待戰爭和暴力革命的態度，創立了戰爭與革命、武裝起義和建設工農紅軍、實行全民戰爭等學説。斯大林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軍事理論，全面建立起蘇聯軍事理論體系。列寧和斯大林的軍事學説，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鬥爭，對革命戰爭和軍隊建設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戰爭，在世界近代戰爭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1921年中國共產黨誕生後，參與領導了北伐戰爭。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選擇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全國政權的革命道路。通過南昌起義、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多次武裝起義，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進行了10年土地革命戰爭，開創了中國軍事史的新紀元。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華南人民抗日遊擊隊和東北抗日聯軍，在敵後開展了大規模的人民反侵略游擊戰爭，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此後進行的人民解放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上爆發的一次規模最大的國內戰爭。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指揮人民解放軍作戰，組織和武裝廣大的人民羣眾參戰，經過不到4年的時間，消滅國民黨軍有生力量800餘萬人，推翻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在4.5億人口大國中發生的人民革命戰爭，是繼十月革命後的一次規模巨大、意義深遠的新型戰爭。它把社會主義體系的軍事發展到新的階段，產生了極其深遠的重大影響。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集中人民羣眾的智慧，創造出了一整套以人民戰爭為基礎的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使人民軍隊以劣勢裝備打敗了擁有優勢裝備的敵人，取得了革命戰爭的勝利，併為全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武裝鬥爭提供了經驗。中國共產黨在建軍伊始，就制定了中國工農紅軍的組織體制和編制，建立了人民軍隊的一系列制度。隨着人民革命戰爭的發展和革命根據地政權的建立，人民武裝力量體制逐步形成，各項軍事制度不斷髮展完善。由包括步兵、騎兵、炮兵、工程兵在內的陸軍組成的人民軍隊，其武器裝備除少量自己生產外，主要靠從敵人手中繳獲。人民軍隊的物資和經費來源，主要靠根據地、解放區人民政府和廣大人民羣眾支持，同時用部隊生產自給，社會各界人民支援和戰場繳獲，打土豪籌糧、籌款等辦法加以解決。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形成發展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繼續發展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既深刻揭示了中國革命戰爭及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特殊規律，又反映了軍事領域的一般規律，是軍事思想發展史上的偉大里程碑。毛澤東軍事思想博大精深，是由軍事哲學思想、人民軍隊思想、人民戰爭思想、戰略戰術思想和國防建設思想組成的科學體系，是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在中國的創新和發展，是軍事鬥爭和建設的指導思想。現代軍事經歷了美、蘇兩大軍事集團長達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以及冷戰後發生的一系列局部戰爭和其他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現代社會的信息化進程加速了軍事由機械化時代向信息化時代的轉變。正在深入發展的第四次軍事革命，引發了軍事領域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在世界軍事發展的挑戰中，中國現代軍事在毛澤東軍事思想、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胡錦濤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的指導下得到全面的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相繼誕生，擺脱殖民統治的民族和國家紛紛獨立，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相對穩定的發展時期。20世紀40年代末，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挑起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冷戰，導致北大西洋條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兩大軍事集團長期對峙。60～70年代，美國、蘇聯兩個超級大國為爭奪世界霸權開展以核武器為主的軍備競賽。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研製成功的原子彈，發展成為威力更大的核武器系列；產生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火箭武器，在與電子技術結合的基礎上，發展成為戰略、戰役、戰術導彈，成為威脅人類生存的毀滅性武器，使世界進入導彈核武器時代。核戰爭雖然沒有爆發，但一度被視為冷戰僵局打破後的主要戰爭形式，美、蘇都把核軍備與核威懾作為推行國家政策的重要手段。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大都制定了以核戰略為核心的軍事戰略。90年代初，蘇聯解體，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發生劇變，世界戰略格局由兩極向多極化發展。兩極格局解體後，爆發全面核戰爭的威脅減少，核武器主要作為一種威懾手段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儘管沒有再發生世界大戰，但由於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橫行，以及領土糾紛、民族和宗教矛盾等原因，局部戰爭和地區衝突此起彼伏、連綿不斷。核威懾下的局部戰爭特別是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逐漸成為主要的戰爭形態。60～80年代先後爆發的越南戰爭、第四次中東戰爭、兩伊戰爭、馬爾維納斯羣島戰爭，以及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戰爭、美國入侵格林納達、美國空襲利比亞等局部戰爭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徵。超級大國把局部戰爭作為新的武器和作戰理論的試驗場，利用新技術加速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研製與生產。與此同時，世界範圍內掀起一場新的科學技術革命，導致一大批高技術羣和高技術產業的興起，創造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豐富得多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別是以微電子技術、電子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通信技術為基礎的信息技術，以遺傳工程為代表的生物技術，以複合材料、耐高温材料為代表的新材料技術，以及新能源技術和空間技術迅猛發展，導致軍事技術的一系列新的突破，深刻地改變着戰爭的原有形態和麪貌，一場以信息化戰爭為標誌的新軍事革命，即人類歷史上的第四次軍事革命，正在由漸變期轉入突變期。新軍事革命的本質是信息化，把軍事活動和戰場領域由物理空間拓展到信息空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對傳統軍事的認識，促使武器裝備、體制編制、戰爭形態、作戰方法和軍事理論發生深刻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爆發的海灣戰爭、科索沃戰爭，21世紀初爆發的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反映了新軍事革命初期戰爭的特點。在這些戰爭中，信息技術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美軍在伊拉克戰爭中利用偵察、通信、導航、氣象、衞星和全球定位系統，形成太空與高、中、低空的戰場全維監視，實現了戰場指揮的無縫隙鏈接，陸、海、空、天、網絡電磁高度一體化，遠距離精確打擊佔據主導地位，數字化戰場和數字化部隊已初步成形，“信息行動”“制敵機動”“精確打擊”“全維保護”“網絡中心戰”“快速決定性作戰”等新的作戰概念得到了實戰運用。戰爭的新要素和新要求引起世界各國的高度關注，加快了世界範圍內新軍事革命的步伐。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是工業時代向信息時代過渡時期戰爭的基本形態，具有以下明顯的特點：以信息技術為核心，高技術武器裝備成為左右戰場形勢和制約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戰爭力量的對抗，表現為系統與系統之間的整體性對抗；戰場由三維空間向多維空間擴展，前方後方界限模糊；作戰行動向高速度、全天候、全時空發展，更加強調縱深突擊和整體打擊；導彈戰、電子戰、網絡戰等許多新的作戰樣式出現，中、遠程精確打擊成為重要作戰樣式，聯合作戰成為基本的作戰形式；更加重視軍事、政治、經濟、外交、文化等多種手段的綜合運用；對後勤和裝備的依賴性空前增大等。這些新的特點，反映了現代軍事發展的走向。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興起，已經並正在給世界各國軍隊的體制編制、指揮方式、兵役制度、軍事訓練及後勤和裝備保障等帶來深刻的變革。探索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的客觀規律和指導規律，探索在這種新的戰爭形態下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指導方針和原則，成為現代軍事科學研究的主要課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了解放國土、肅清土匪、粉碎敵襲擾的作戰和多次邊境自衞反擊作戰，支援朝鮮、越南和老撾人民為抗擊帝國主義侵略而進行的正義戰爭，保衞了社會主義建設，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抗美援朝戰爭和鞏固國防、抵禦侵略、捍衞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維護國家利益和尊嚴的鬥爭中，結合經濟建設加強國防和軍隊建設，堅持和發展人民戰爭思想，貫徹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國家防衞能力不斷增強，武裝力量不斷髮展壯大。中國人民解放軍積極推進中國特色軍事變革，堅持質量建軍，政治固軍，科技強軍，依法治軍，走有中國特色的精兵之路，逐步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由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等合成，具有一定現代化水平並開始向信息化邁進的強大軍隊，成為保衞國家安全和持續發展的堅強柱石，成為維護地區穩定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國有計劃地開展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和國防工業建設，大力加強現代化武器裝備的研製及生產，初步形成了種類比較齊全、結構比較合理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武器裝備體系，基本滿足了由單一陸軍發展成為諸軍種、兵種合成軍隊的需要，改變了重型武器裝備依賴進口的局面。具有戰略威懾作用的高科技武器裝備的研製取得重大突破。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驗爆炸成功，1966年中國第一枚中程核導彈試射成功。“兩彈”相繼試驗成功，打破了超級大國的核壟斷與核訛詐，標誌着中國國防現代化進入新的階段。1967年，中國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氫彈。1970年，中國第一艘核潛艇下水。1980年和1982年，中國先後成功地發射了洲際彈道導彈和潛地導彈。火箭軍已擁有一批中程、遠程和洲際彈道導彈，成為一支具有相當核反擊能力的戰略導彈部隊。中國還先後成功發射“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神舟”系列飛船和“北斗”導航衞星。2012年9月，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艦”交接入列。這些都標誌着中國的國防科技和軍事裝備達到了較高的水平，為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提供了物質基礎，為制止戰爭、維護和平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在繼承戰爭年代形成的軍事制度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健全和改革完善國家的軍事制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明確規定了國家的軍事制度。國家及軍隊還頒行一系列軍事法律、法規和規章，使軍事制度進一步系統化、規範化和法律化。中國人民解放軍堅持精幹頂用、高度合成、平戰結合、總體效能的原則，不斷推進體制編制的調整與改革，努力改進軍隊的總體結構和體制編制。20世紀80年代後，軍隊建設實施一系列的重大改革，裁減軍隊員額，走出一條精幹的常備軍與強大的後備力量相結合的道路。軍事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實施，軍隊體制編制的改革、調整和精簡，改善了軍事結構和運行機制，促進了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保證了作戰及其他任務的完成。中國人民解放軍始終注重教育訓練，努力提高軍人的綜合素質。堅持練為戰的原則，建立健全教育訓練制度，改進教育訓練的方法和手段，完善教育訓練的保障體系，促進教育訓練的質量和效益。以合同訓練和一體化聯合訓練為重點，舉行多次戰役演習特別是大規模渡海登陸戰役演習，推廣激光電子模擬實兵戰術對抗演習，以“新三打三防”訓練為主的科技大練兵活動等，積極開展信息化條件下軍事訓練，不斷增強軍事訓練實戰化水平，提高了部隊在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諸軍種、兵種聯合作戰能力、快速反應能力、電子對抗能力、後勤保障能力和野戰生存能力。同時，建立起高、中、初級指揮院校相結合，綜合性院校與專業性院校相結合，具有中國人民解放軍特色的軍事教育體系，培養了大批軍政兼優的軍事人才。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力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建設，不斷提高政治水平。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堅持中國共產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堅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堅持把思想政治建設擺在軍隊各項建設的首位，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官兵，持續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始終不渝地保持人民軍隊的性質、本色和作風，確保軍隊戰鬥力的提高和各項任務的完成。緊緊抓住思想政治教育這個中心環節，着力增強時代性和感召力，引導官兵樹立堅定的理想信念，築牢官兵的精神支柱，始終保持堅強的革命意志和旺盛的戰鬥精神，做到絕對忠誠、絕對純潔、絕對可靠，始終沿着中國共產黨指引的方向前進。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分注重後勤建設，不斷提高後勤保障能力。以作戰的實際需求為牽引，加強軍事經濟、軍需物資、衞生勤務、軍事交通運輸、後勤指揮和後方防衞等方面的建設，後勤保障逐步由保障單一軍種的後勤，發展成為保障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的諸軍種、兵種聯合軍隊的後勤，由就地取給、取之於敵轉變為以後方供應為主，按照統一的供應標準和制度，採取劃區供應與按建制供應相結合，統供與專供相結合的方式，形成了各項業務綜合配套的保障體系。根據現代化軍隊建設和作戰的實際需要，正在圍繞實現全面建設現代後勤總體目標，努力建設保障打贏現代化戰爭的後勤、服務部隊現代化建設的後勤和向信息化轉型的後勤。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國防和軍隊建設及軍事鬥爭的實踐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上，不斷推進黨的軍事指導理論創新，創造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成果，形成了鄧小平新時期軍隊建設思想、江澤民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胡錦濤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習近平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這些軍事理論成果，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着眼解決不同歷史條件下的實際問題，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的思想寶庫，是指導中國國防和軍隊建設及贏得戰爭勝利的科學指南。進入21世紀，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的主題，新的世界大戰有可能打不起來。但是，影響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還在增加，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有新的表現，武裝衝突和局部戰爭不斷髮生，恐怖主義對國際和地區安全構成現實威脅。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在曲折中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國際戰略形勢的發展變化，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在軍事上的廣泛應用，促進了世界新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世界各國普遍注重軍事戰略調整，加快以高技術為基礎的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現代軍事出現許多新的情況和新的特點，展現着軍事革命推動軍事發展的新趨勢。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新軍事革命，推動着戰爭形態由兼具機械化和信息化特徵的信息化條件下局部戰爭向信息化戰爭過渡。信息化裝備與信息化活動在軍事上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高，奪取制信息權將成為未來作戰的首要任務，太空和網絡攻防技術成為軍事競爭新的制高點。信息化戰爭依託網絡化信息化系統，使用信息化武器裝備及相應作戰方法，以體系對抗為主要形式，以信息化軍隊為骨幹力量，在陸、海、空、天和網絡電磁等空間及認知領域進行。它更加強調作戰空間的多維性和立體性，作戰力量的多元性和實用性，作戰行動的整體性和快速性，作戰指揮的統一性和可控性，實現信息融合和力量聯合，從而形成強大的作戰能力，以總體的威力克敵制勝。為了贏得未來的信息化戰爭，世界諸多國家都在加緊推進軍事轉型，更加重視軍隊信息化建設，不斷提高信息化作戰能力。信息化軍隊以信息化作戰為牽引，以信息化裝備為基礎，以能夠最有效地發揮信息作用的體制編制和新型人才為主體，用信息網絡把各作戰要素和系統聯為一體。軍隊信息化建設是複雜的系統工程，要求在國家最高軍事領導機關的統一規劃和組織實施下，在軍隊建設的各個方面應用現代信息技術，深入開發和廣泛利用信息資源，加快信息化武器裝備的發展、軍事理論的創新、體制編制的調整和新型人才的培養。依照系統的原則建設信息化軍隊，將充分利用信息技術並運用信息方法，使各級各類作戰平台到各級指揮機構形成網絡鏈接，達到預警探測、情報偵察、精確制導、火力打擊、指揮與控制、通信聯絡、戰場管理等領域的信息採集、處理、傳輸、顯示，實現無縫鏈接，從而達成從指揮到行動的實時化和精確化。隨着以信息技術為核心的軍事革命的深入發展，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成果對現有武器裝備進行改造，研製和發展新型的信息化武器裝備，加快武器裝備技術水平由機械化向信息化過渡，由類型武器向系統武器過渡，並實現武器裝備全系統的優化，將成為未來武器裝備發展的主流。包括信息化彈藥、信息化作戰平台、單兵信息化裝備、計算機病毒武器和指揮信息系統等在內的信息化武器裝備將佔據主導地位，並實現遠程精確化、智能化、隱身化。各國正在研製的綜合電子信息系統、高性能作戰平台及新概念武器，也將實際使用於戰場。為適應未來信息化戰爭的需要，世界各國的軍事組織體制將發生根本性的變革。軍事力量的結構與編成更加強調綜合，以綜合性為目標完成體制編制的調整。軍隊的總規模將繼續壓縮，國防後備力量的規模還將擴大。軍隊內部結構將得到進一步的優化，向人與武器的最佳結合方向發展。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軍種、兵種所佔比例將會增大，將促使軍隊進一步向職業化方向發展。一體化、多樣化、小型化的部隊，具有獨立遂行軍事任務能力的快速反應部隊，以及特種作戰部隊的建設將更加受到重視。指揮體制趨向扁平化，指揮機構趨向精幹高效，指揮手段自動化程度不斷提高。後勤保障將逐步實現軍民一體化，實行聯合保障和綜合保障體制。面對新軍事革命的挑戰，世界各國都在積極謀劃指導戰爭全局及國防和軍隊建設的方略，進行軍事理論創新，以適應打贏信息化局部戰爭特別是未來信息化戰爭的需要。在戰略指導方面，各國在不忽略全面戰爭和傳統戰爭類型的前提下，突出重視信息化局部戰爭，重視非戰爭軍事行動，強調準備應對多種戰爭的威脅，將戰略重點轉向應對未來可能發生的信息化戰爭。在作戰指導方面，強調要根據現代戰爭的特點及其發展趨勢，將戰略決策、戰役指揮、戰鬥行動結合起來，確立在陸、海、空、天、網絡電磁的多維空間進行整體作戰和爭奪制信息權的思想，做到機動作戰、快速反應、遠程攻擊、精確打擊。在軍隊建設方面，強調運用高技術尤其是信息技術建設軍隊，提出建設信息化部隊，主張軍隊實行職業化，規模適度合理，力圖通過質量建軍的途徑增強戰鬥力。儘管這些理論成果尤其是信息化戰爭的理論構想，尚有待於未來軍事鬥爭實踐的檢驗和修正，但毫無疑義，與傳統軍事理論迥然不同的軍事理論形態正在形成，軍事理論的創新將在整個軍事革命中發揮先導作用。國防建設是國家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保障國家利益的實際需要。隨着科學技術和國際政治經濟的深入發展，國際社會越來越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脱離這個整體。但是，國際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全球利益還不能取代國家利益，特別是超級大國和霸權主義還威脅着世界各國的安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在政治經濟上存在着嚴重的不平等，發展中國家仍然要為捍衞國家利益進行長期的鬥爭。實踐證明，沒有強大的國防就不能有效地維護國家利益。主權國家要維護國家利益，不僅要加強經濟建設，而且要加強國防建設。在新軍事革命的條件下，維護國家利益更是國防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更要緊緊圍繞國家利益和軍事革命的要求加強國防建設。在現代條件下，國際軍事安全與合作作為戰爭的抑制因素，將不斷地發揮積極的作用。隨着國際經濟的區域性與世界性，國際合作的一體化與多樣化，相互聯繫的國家之間利用軍事資源避免國際爭端、國際衝突、國際危機及國際恐怖活動帶來的安全威脅，使國際軍事安全與合作的領域不斷拓展，國際軍事由雙邊合作向多邊合作發展，由區域性合作向世界範圍的合作發展將變得更加廣泛。世界各國將從國家的根本利益出發，依照國家的對外方針、政策和原則，配合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活動，建立並發展同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在軍事上的各種聯繫，改善本國的國際安全環境，為國家的安全和發展創造更為有利的條件。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軍事不是從來就有的，也不是永遠存在的。它是人類社會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必將隨着人類文明的高度發達而最終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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