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木貞一

1888年12月16日出生於千葉縣，

1907年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22期），

1910年12月晉升少尉，步兵第18連隊付，

1913年12月晉升中尉，

1917年11月陸軍大學畢業，

1918年7月任參謀本部付，

1919年1月大藏省派遣，9月晉升大尉，參謀本部員（支那班），11月任參謀本部付（駐上海），

1922年2月任參謀本部員（作戰課），

1923年8月，參謀本部付（駐北京），

1925年12月晉升少佐，步兵第48連隊付，

1926年5月出差中國，7月任參謀本部員（作戰科），

1929年2月出差英國，12月任中國公使館副武官助理，

1930年3月晉升中佐，

1931年1月任軍務局付，8月任軍務局科員（支那班長），

1933年8月任新聞班長，12月晉升大佐，

1934年3月陸軍大學校教官，

1935年5月任內閣調查局調查官，

1936年8月任步兵第14聯隊長，

1937年10月任企劃院調查官，11月晉升少將，第16師團付，

1938年4月，人第3軍參謀長，12月興亞院政務部長，

1940年8月晉升中將、12月代理興亞院政務局長，

1941年4月編入預備役、擔任國務大臣、企劃院總裁，

1943年10月-1945年12月任貴族院議員、11月任內閣顧問，

1944年9月任大日本產業報國會會長，

1948年11月，甲級戰犯判處終身監禁，

1956年9月假釋，

1989年7月15日死亡。 ^[2] 

鈴木貞一是一名頗具神秘色彩的日本法西斯軍人。在法西斯軍閥羣裏是一個“後起之秀”。他雖然不處於決策人的地位，但由於他熱衷於政治活動，並富於謀略，善用權術，因此深受天皇的信賴和寵愛。所以，無論是日本國內發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或對重大問題進行決策，還是在國外日本挑起侵略戰爭的地方，幾乎到處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因此，西方國家的新聞記者稱呼他為“到處活躍的鈴木”。

1926年5月，中國國民黨聯合共產黨人，開始了旨在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伐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出於不可告人的侵略目的，對中國進行的這場革命十分關注。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與蔣介石曾是同班同學的鈴木貞一，被日本政府和軍部派到中國，讓他利用與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同學關係，成為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在對北伐戰爭的形勢和蔣介石的觀察、瞭解基礎上，鈴木貞一在給政府和軍部報告中，他預言蔣介石有可能統一全國，並強調蔣有明顯的親日傾向，建議政府和軍部大力扶植蔣介石。鈴木貞一的報告引起日本統治者的高度重視。1926年春，日本政府又派出一個由軍官和文官組成的觀察團來到中國，對中國的局勢作進一步的觀察和研究。他們也贊成鈴木的觀點，認為蔣介石是值得支持的。於是，El本政府採納了鈴木等人的意見，開始改變對華策略，逐漸疏遠北洋軍閥，與蔣介石建立起關係，企圖伺機在中國攫取更多的權益。

1927年5月，鈴木貞一秉承天皇的旨意，創建了“中國問題研究會”，通常又稱為“鈴木研究會”。該會的主要成員都是一批法西斯“少壯派”青年軍官骨幹。他們專門鼓吹、宣傳侵略中國的主張。他們建議暗殺對El本已不俯首貼耳的奉系軍閥張作霖，然後出兵侵佔中國東北。不久，張作霖果然被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等人所暗殺。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由於鈴木貞一堅決主張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博得日本軍部領導人的賞識。

1932年，鈴木貞一出任陸軍省軍務局中國班班長。他支持“少壯派”青年軍官發動的“五・一五”軍事政變。政變被鎮壓後，鈴木貞一參加了由近衞文麿、木户幸一和小磯國昭召開的善後處理會議。在會上，鈴木貞一為發動政變的古賀清志等人辯解説，政變的直接起因是犬養內閣在日本實行政黨政治。如果仍由政黨人物接替犬養毅出任首相，恐怕還會發生同樣的事情。鈴木貞一主張由軍部首腦人物出任首相，以避免再發生軍事政變，實現“舉國一致”。鈴木貞一的主張得到近衞、木户、小磯等人的贊成和支持。1932年5月26日，由海軍大將齋藤實任首相的所謂“舉國一致”內閣成立。從此，日本歷史上的政黨政治時期便宣告結束。

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陷入了中國持久抗戰的泥潭之中。1938年12月16日，第一次近衞內閣在全面調整日本對華政策的基礎上，為了統籌管理對華政治謀略的決策和具體實施，在組織上設立了由內閣直接管轄的興亞院。興亞院是策劃侵華的中心機構，其總裁由首相近衞文府親自擔任，外相廣田弘毅、藏相賀屋興宣、陸相杉山元、海相米內光政兼任副總裁。鈴木貞一被任命為興亞院的政務部長，負責主持興亞院的日常工作，並一度代理總裁(1940年)。興亞院的專任職員有150多人，本部設在東京，在中國的上海、北平、張家口、廈門設立了4個聯絡部，負責領導與監督各地的漢奸政權。為了對中國進行經濟掠奪，在藏相賀屋興宣的策劃和指導下，鈴木貞一領導興亞院在北平設立了，“北支開發會社”，在華中成立了“中支振興會社”，專門負責對中國淪陷區進行殘酷、野蠻的工商統制和經濟掠奪。

1941年4月4日，鈴木貞一接替星野直樹先後在近衞首相及東條首相任內擔任企劃院總裁，積極動員全國人力財力，加強軍需生產、掠奪中國淪陷區和東南亞國家的經濟資源，支持侵略戰爭。企劃院是專門負責在戰爭期間進行經濟動員的中央組織。鈴木貞一上任時，正值美國和英國對日本實行經濟封鎖，日本加緊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之際。由於美、英等國的封鎖和戰略物質禁運，日本在繼續發動侵華戰爭和發動太平洋戰爭的準備中遇到的突出問題是石油供應嚴重不足。當時，日本每年的石油生產額僅為30萬噸，而每年的石油消耗卻高達200萬噸，如果不能解決石油供應問題，那麼，以海軍和空軍作戰為主，同美國爭霸太平洋的“南進”侵略計劃就無法實施，日本的戰爭機器也就不能正常運轉。為此，鈴木貞一領導企劃院制訂出一個周詳的石油供應計劃，其中心內容是：進口大量石油，增加日本的戰略儲備量。一旦美、英的禁運影響到日本對中國進行的侵略戰爭和準備對東南亞的佔領，則不惜動用戰略儲備石油同美國拼死一戰，迅速出兵佔領石油資源豐富的東南亞地區，從而徹底解決石油來源和供應問題。鈴木貞一制訂的這一石油供應計劃為政府和軍部所採納，成為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侵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為了決定是繼續同美國進行和平談判，還是立即同美國宣戰，1941年9月6日，近衞內閣召開了天皇參加的御前會議。在近衞文磨作了開場白後，鈴木貞一以企劃院總裁和資源專家的身份作主要發言。他首先對近衞內閣制訂的《帝國國策遂行綱要》作了兩點説明：(一)帝國為了貫徹自力生存和自衞的政策，決心不惜對美(包括英、荷)一戰。在此前提下大致以10月上旬為期，作好戰爭準備。(二)與此同時，將對美、英採取外交措施，以求貫徹帝國的要求。

接着，鈴木貞一談了國內資源的供應情況。他説，即使實行嚴格的戰時統制，國內的石油儲備也將在10個月內枯竭。“如果同華盛頓的談判成功，那很好；如不成功，又要久等，情況就很不妙。面前有三種選擇：立刻備戰，繼續談判，坐以待斃。第三種選擇是不可想象的。我們只能在前兩者擇一”。最後，鈴木貞一又補充説：“到了10月上旬，如要求得不到滿足，則立即開戰。請與會者予以通過。”

鈴木貞一發言結束後，樞密院議長原嘉道立即站起來發出質詢。他手舉《帝國國策遂行綱要》大聲責問：“這份草案似乎意味着戰爭第一，外交第二。”他要求鈴木貞一和陸、海軍總長杉山元、永野修身對此作出詳細説明。然而，鈴木、永野和杉山3人卻面面相覷，默不作聲。天皇為此雷霆大怒，打破了在御前會議上不發言的慣例，兩眼狠盯着鈴木等人，大聲説：“原議長的質問，問得好。可是，你們卻一聲不答，是何道理?”出席御前會議的人全都像捱了電擊似的，一時無人敢出聲。過了半天，永野修身和杉山元兩總長終於先後站起身來，回稟説：“當以外交談判為主，追不得已時才採取戰爭手段。”但是，東條英機和鈴木貞一頑固地要求規定出談判的期限。最後，御前會議確定以10月上旬為限，若到時日美談判仍無進展，則立即對美開戰。

到了10月上旬，日美談判仍無進展。1941年10月16日，近衞文磨被迫辭職。10月18日，東條英機出任首相。鈴木貞一繼續擔任企劃院總裁和國務相。他協助東條英機準備並發動了太平洋戰爭。太平洋戰鬥爆發後，鈴木貞一又夥同藏相賀屋興宣，指導企劃院先後制訂了對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進行殖民統治和經濟掠奪的計劃。

1944年7月，東條內閣垮台後，鈴木貞一也被解除了國務相和企劃院總裁職務，改任內閣參議。

1945年9月11日，駐日盟軍總部下令逮捕第一批日本戰犯。這批日本戰犯以發動太平洋戰爭時的東條內閣成員為主，也包括鈴木貞一在內。9月14日下午，鈴木貞一按逮捕令的要求，到駐日美軍第八軍憲兵司令部報到，旋即被關押進東京大森俘虜收容所。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開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檢察官對鈴木貞一犯有罪行進行指控。1947年12月12日和15日，檢察官就鈴木貞一所犯罪行對他進行了兩天反詰訊問。鈴木貞一首先向法庭遞交了一份口供書。在口供書裏，鈴木貞一竭力將自己裝扮成一個“和平調解人”，狡辯説自己沒有參與戰爭犯罪。檢察官列舉大量證據對鈴木貞一進行了尖鋭詰問。在回答檢察官的訊問時，鈴木有時佯裝鎮靜斬釘截鐵地回答“是”；有時又裝出一副可憐相，用温和的口氣回答：“是那樣”；還有時做賊心虛，聲音出奇低地回答：“沒有那種事情”，真是反覆無常。日本報紙評論説：“這裏邊看不到他有什麼始終如一的毅力。因此他的證詞常常不知不覺地失去了威力。”

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甲級戰犯作出最後判決，判處鈴木貞一無期徒刑。在東京巢鴨監獄服刑8年後，1956年獲假釋出獄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