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稽刻石

皇帝休烈，平壹（一）宇內，德惠攸（修）長。卅（三十）有七年，寴䡅（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齊（齋）莊。羣臣誦功，本原事速（跡），追道（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彰）。初平灋（法）式，審別職任，以立恆常。六王專倍，貪戾慠猛，率眾自強（彊）。暴虐恣行，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闢方。內飾詐謀，外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六合之中，被澤無彊（疆）。皇帝並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羣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並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有子而嫁，倍死不貞。防隔內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誠。夫為寄豭，殺之無辠（罪），男秉義程。妻為逃嫁，子不得母，鹹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風，蒙被休經。皆遵軌度（度軌），和安敦勉，莫不順令。黔首修絜（潔），人樂同則，嘉保泰平。後敬奉法，常治無極，輿舟不傾。從臣誦烈，請刻此石，光陲（垂）休銘。 ^[7-8] 

秦《會稽刻石》，諸書記載俱雲在秦望山，宋時已不可得。元至正初，推官申屠駉曾以舊本重撫，與徐鉉《繹山碑》表裏刻之，置諸郡庠。説見《金韰琳琅》及《金石林時地考》。乾隆五十五年，餘來守是邦，訪之惟《繹山碑》獨存，其《會稽刻石》一面已為石工磨去，良可惜也。因檢舊藏申屠氏本，囑金匱錢君泳雙鈎勒於原石，仍還舊觀，以與好古家共之。後二年閏四月朔知紹興府事鐵嶺李亨特題記。 ^{[9]  [10]} 

①釋文據清代劉徵復刻碑（錢泳本），括號內為《史記》所載異文。

②有些傳本《會稽刻石》無二世詔書，而根據《史記》載：“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至會稽，而盡刻始皇刻石。”全文如下：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9]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巡遊，從咸陽出發，出武關（在今陝西省洛縣西南丹江北岸），沿丹水（即漢江支流丹江）、漢水流域至雲夢（在今湖北境內，地跨江、漢之間），又沿江東下，望祀虞舜於九疑山（一作九嶷山，又名蒼梧山，在今湖南寧遠縣南）。浮江下，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今杭州）臨浙水，水波惡，及西百二十里從狹處渡。上會稽山（在今浙江紹興市東南），祭大禹，望於南海（今東海）。 ^[9]  大約面對古越大地時秦始皇頗生感慨，於是命丞相李斯刻石立碑於秦望山，所刻即《會稽刻石》。 ^[1] 

整體上，《會稽刻石》的書法姿態肅穆、渾厚平穩，字形方整勻稱、修長圓轉，線條遒勁圓健、圓中帶方，結構對稱均衡、疏密得當，章法上橫成行、豎成列，行距大於字距，氣勢恢宏，嚴謹規整。與大篆相比，其字體結構保留了先秦字形特徵，但線條消弱了象形因素和裝飾成分，重視字在於“寫”而非“畫”，筆畫流暢，方正的結構更顯抽象，風格與剛剛建立起來的統一政權的施政理想十分協調，表現出一種均衡和諧、秩序井然的美感。

申屠駉本《會稽刻石》拓片(24張)

一方面，其筆畫圓轉，以橫畫、豎畫、弧形筆畫為主，轉折處為圓角，通過筆畫的疏密、穿插、排列使字富於變化。寶蓋頭、廠字頭、廣字頭的豎畫向內凹弧，使線條富有彈性和力量，如“定”字、“宣”字、“戾”字、“石”字、“廣”字；以長腳為支撐的字，長腳用直筆或弧筆表現，且影響字的整體重心，如“平”字、“令”字、“夫”字、“下”字、“初”字；利用相同筆畫等距排列，局部空間分割相互對稱均衡，達到視覺上的協調，如“顯”字、“暴”字、“善”字、“無”字、“泰”字。

另一方面，其空間結構布白勻稱，整體呈長方形，長寬比約3∶2，上緊下松，字重心靠上，參差錯落，在統一中寓求變化。書寫中遵循先上後下、先左後右、先外後內、先中間後兩邊的原則，獨體字利用長腳、主筆、底畫使字整體平穩，如“六”字、“中”字、“人”字、“之”字、“甲”字；左右結構字偏旁部首，或靠上書寫，如“和”字、“男”字、“別”字、“功”字、“刻”字，或腿腳拉長與主體保持一致，如“休”字、“猛”字、“化”字、“嫁”字、“黔”字；上下結構字，以下託上，把握字形整體重心，如“輿”字、“莫”字、“習”字、“禁”字、“法”字；半包圍、全包圍字，利用外圍首先框定字的外形結構，再在內部分析安排筆畫，如“常”字、“同”字、“蒙”字、“閒”字、“國”字。 ^[11] 

唐代書學理論家張懷瓘：始皇以和氏之璧琢而為璽，令斯書其文。今《泰山》《嶧山》《秦望》等碑並其遺蹟，亦謂傳國之偉寶，百代之法式。（《書斷·卷中·神品》） ^[12] 

近代書法家康有為：今秦篆猶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為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扁。（《廣藝舟雙楫·卷二·分變第五》） ^[13] 

《越絕書》雲：“始皇以三十七年東遊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塘浙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六尺，西面廣尺六寸，刻文立於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二十一里。”記錄了《會稽刻石》的材質、規格和建立之方位。 ^[14]  南北朝時，刻石還立在山上，文字尚可辨識，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載：“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在山側。”《梁書》與《南史》 皆記載了範雲讀《會稽刻石》一事：南朝齊建元初年（479年－482年），適競陵王蕭子良為會稽太守，欲登秦望山，山上有始皇刻石，文為三句一韻，兩句讀之並不得韻，又字為大篆，人多不識，主簿範雲聞之，乃夜讀《史記》，翌日登山，子良使賓客視刻石文，皆莫能識，惟範雲讀之如流，子良大悦，遂視範云為上賓。 ^[15]  至唐代，《隋書·經籍志》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張守節《史記正義》雲：“其碑見在會稽山上，其文及書皆出李斯，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園鐫。今文字整頓，是小篆字。” ^[3]  《輿地碑記》著錄有李斯《秦望山碑》，注云：“李斯小篆也。《十道志》雲：‘在秦望山，其碑尚存。’”而《十道志》為唐代賈耽所撰，可知刻石在唐代仍存。至宋代，鄭樵《通志·金石略》有《稽山頌德碑》，注云：“李斯篆、疑在越州。”《集古錄》和《金石錄》皆無記載，可能是歐陽修、趙明誠均未獲拓本。《輿地碑記》又據陸游詩序著錄《秦刻石》一目，注云：“《劍南詩稿》，登鵝鼻山，至絕頂，訪秦刻石，有詩。”姚寬《西溪叢話》雲：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至山巔，並黃茅無樹木。其上側有三石筍，中有水一泓，別無他石。石筍並無字。復自小徑別至一山，俗名鵝鼻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間插一碑於其中。文皆為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沒字碑之類。不知此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插於石中。此山絕險，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引之至耳，非為碑也。或雲大篆，或雲小篆，皆不可考。”據此，南宋時刻石尚在，只是漫漶不可識。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二月，紹興路總管府推官申屠駉翻刻長安本《嶧山刻石》。同年五月，又將家藏舊拓本《會稽刻石》摹刻於《嶧山刻石》碑陰。 ^[14] 

《會稽刻石》的翻刻本主要有以下幾種：

①申屠駉本。元代至正元年（1341年），申屠駉以家藏舊本摹勒，與徐鉉所摹《嶧山刻石》表裏相刻，置於紹興府學宮之稽古閣（今紹興市稽山中學）。碑高230釐米，文小篆，部分文字與《史記》所載不同。 ^[2]  清代康熙年間（1662年－1722年），此碑刻《會稽刻石》的一面被人磨去文字，刻以他文。至於申屠駉家藏舊本的來源，明代都穆將此本與徐鉉、鄭文寶所摹《嶧山刻石》相較，字畫極為相似，疑此本出自徐、鄭之手，“予觀其字畫與《嶧山碑》絕類，豈亦出徐鼎臣、鄭文寶之所摹，而申屠氏嘗藏之歟？” ^[15]  清代嚴可均《鐵橋金石跋》則稱：“元申屠子迪以家藏舊本重刻於紹興學宮。審觀字畫，似經臨寫。遇缺損漫漶處，皆以意補，故首尾完美如此。自唐末以來，號為能篆者，如王文秉、郭忠恕、夢英等，皆祖陽冰，惟徐鉉及元之劉惟一能師秦篆。是刻雄健不及《繹山》，而整飭過之。或即惟一等所臨寫。” ^[16] 

②錢泳本。申屠駉所刻文字被石工磨去後，清代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知府李亨特囑錢泳以申屠駉本雙鈎上石，劉徵刻，立於原處，現存於大禹陵碑廊。 ^[2] 

③焦山本。刻於清代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蓋翻刻錢泳本。向萬鑅跋稱：“秦《會稽刻石》久不可得。乾隆間，會稽太守李亨特據申屠駉本補刻於《繹山刻石》之陰，今漸漫漶。餘藏有舊拓，因商之陳寅谷學博從王氏重刻《碣石門》篆例，屬鶴洲僧勾刊四石，嵌置定慧寺丈室壁間。”（《焦山續志》卷三） ^[8] 

④日本本。刻於安政四年（即清代咸豐七年，1857年）七月。源知足跋稱：“高槻千葉氏藏雙鈎本，五世於今矣。去歲餘借觀之……有井田樂之者，市人也，喜學篆法，並讀説文，來詢於餘。餘偶出此碑示之。樂之雲：‘是今不摹刻，後世不可復見。’遂捐資刻之。”清代光緒十一年（1885年），鄭芸青復重摹上石。其字較申屠駉本大，形神俱失，蓋乃後人臨本。“後敬奉法”奪去“敬”字。 ^[8] 

⑤俞樾本。此本節臨“內惠汥長州有桼省習黔首齊壯聖臨國定刑立恆裳驕除通謀侵運”二十七字，後有清代光緒三十三年（1890年）端方跋，又有“長洲陳伯玉刻”六字印。俞樾自跋稱：“咸豐十一年，餘避兵上虞之槎浦，偶從王氏借得《金罍子》一書，書每葉以故紙襯之，其中有篆書數紙，啓視之，得廿有七字，乃雙鈎而以墨填之者，其鈎之痕跡猶可見也。字體嚴重之中有飛動之致，非近人所能為。餘因有黔首字，疑是秦碑；又因有三十七字，憶《秦本紀》始皇帝三十七年上會稽立石頌德，疑此乃會稽殘石。行匧中無《史記》，未能取證也，筆墨黯淡，紙質靡爛，又粘連於書不可取，乃景寫其字，姑以為玩而已。今年冬始以《史記》證之，則此二十七字無一不在《會稽刻石》之中，乃大驚異，豈好事者依《史記》戲為之邪，抑會稽一石尚有搨本在人間也？何意窮海之濱，獲此希有之跡，奚忍聽其泥沒歟。因摹數本詒好事者。同治七年除夕前一夕，俞樾書。”又稱：“七作桼，莊作壯，常作裳，皆叚字，據《説文》常裳本一字也。刑字移刀於下，運字中作兩車，字體小變。修作汥，與許君所見《嶧山刻石》合，而與張徽作錄《會稽碑文》作攸者又不合。”所書二十七字多由臆造，殆文人故弄狡獪之所為，不足為據。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