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邦英

張邦英，陝西省耀縣孫塬鄉泥陽堡村人。小名考生，字傑丞，化名常方一。中共七大正式代表。1910年5月生，2010年6月29日病故，享年100歲。

張邦英出身農民家庭。7歲上小學。1925年考入西安陝西民立中學。

1926年秋主動參加農民代表和少數進步青年的會議，會後到鄉下向農民宣傳抗糧、抗款、抗税、抗捐和反對軍閥。

1927年開始接受馬列主義，參加學生運動。同年初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8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11月任民立中學黨支部書記。

1928年5月任黨特支書記。承擔並完成上級交給的傳遞黨內文件到渭華起義前線的秘密交通任務。

1928年冬中學畢業回到家鄉，1929年初受聘擔任高小教員，在學生中進行革命宣傳。

1930年春到國民黨軍中當營部書記官，任中共營委書記，進行兵運工作，建立發展黨的組織，秘密宣傳革命和介紹紅軍武裝鬥爭及發展情況。

1932年夏離開部隊，協助陝西省耀縣黨組織開展工作。同年冬擔任中共耀縣縣委書記，發展黨組織，領導農民鬥爭。

1933年7月配合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起義，任耀縣游擊隊黨代表。起義後率部進入照金革命根據地，參加劉志丹、習仲勳和吳岱峯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總隊，任陝甘邊游擊隊耀縣第三支隊黨代表，率部抗擊國民黨軍“追剿”，消滅反動民團。11月擔任紅二十六軍第三團第二連政治指導員，轉戰陝甘邊，打破敵人幾次“圍剿”。

1934年5月起任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7月至9月調任中共陝甘邊特委委員、組織部部長。同年9月至

1935年2月任中共陝甘邊南區區委書記、陝甘邊南區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至1935年9月）。2月至9月任陝甘邊南區游擊隊總指揮部政治委員。7月至9月任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9月至11月任陝甘邊南區游擊隊總隊政治委員兼中宜富洛游擊隊政治委員，陝甘邊南區工農革命委員會主席及蘇維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初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

1936年5月至6月任關中特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同年任關中軍區（第一作戰區）政治部主任。參加陝甘蘇區的創建和反“圍剿”鬥爭及西征。同年下半年進中共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同年12月至1937年4月調任中共陝甘省委組織部長。

1937年5月至1939年11月任陝甘寧特區委員會候補執行委員。1937年5月至9月、1938年春至1939年11月任中共陝甘寧特委組織部部長。1937年9月至1938年春、1939年11月至1940年9月任陝甘寧特委組織部副部長。

1938年4月至1940年9月任陝甘寧特委黨校校長。

1939年1月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被選舉為邊區參議會副議長。

1940年9月至1941年5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常委、社會部部長、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組織部副部長（至1943年6月）、邊區黨校校長。1940年11月任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委員會委員。1941年5月至1945年8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員、組織部副部長、西北黨校校長（至1942年8月）。

1941年12月起任中共西北局教育委員會委員。1942年6月起任西北局黨務研究委員會、羣眾工作研究委員會委員，8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簡政分委員會主持人，9月起任西北局精兵簡政編餘人員處理安置研究委員會成員。同年12月至1943年9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延屬軍分區政治委員。1943年1月至1944年8月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延屬地方委員會書記、延安衞戍區政治委員（至1943年9月）。1943年2月起任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政治委員。7月起任西北局黨民系統學委會成員。10月後集中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任一部副主任，後任四部主任。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任中共西北局委員兼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組織部部長（至1946年11月）。

1945年9月至1948年秋任晉綏分局委員、分局副書記（至1947年）。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兼任晉綏分局黨校校長。1946年6月至1948年夏秋兼任晉綏分局民運工作委員會書記、陝甘寧邊區綏德地委代理書記（至1948年6月）。1946年秋參加晉北戰役。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綏德軍分區政治委員。1948年3月至6月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區第二（綏德）軍分區政治委員。6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秘書長。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任中共陝南區委第一書記。1949年5月至9月任陝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1949年5月至1950年12月兼任陝南軍區兼第十九軍第一政治委員，1950年5月任黨委常委，11月任黨委副書記。1949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949年12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0年1月至1951年3月任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陝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陝南區黨委書記、陝南行署主任。1950年2月至1951年3月任陝西省人民政府黨組副書記。1950年8月至1951年3月任陝西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0年11月至1954年12月調任中共新疆分局第三書記。1951年1月至1954年9月任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1951年4月至1953年12月兼任軍區軍法處處長。1951年5月至1952年8月任新疆省農民協會籌備委員會主席。1951年6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新疆軍區黨委委員、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3年8月至1954年9月任軍區黨委常委。1953年1月至1954年12月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11月至1954年7月兼新疆分局黨校校長。1954年3月至12月調任中共西北局農村工作部部長，7月至12月任中共西北局組織部部長。1955年初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地區工作部副部長。1955年1月至1956年12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11月至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交通工業部副部長。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候補書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後平反。1975年6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部長。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

1978年5月至1982年3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三、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共八大代表。黨的十二大、十三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黨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特邀代表。撰有《片斷回憶》等回憶錄。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四、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民政部原黨組成員、副部長張邦英同志(部長級待遇)因病醫治無效，於2010年6月29日13時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

張邦英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前往醫院看望或通過各種形式對張邦英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並向其親屬表示深切慰問。

2010年7月13日上午，張邦英同志遺體送別儀式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內莊嚴肅穆，禮堂上方懸掛的黑色白底的橫幅，上面寫着“沉痛悼念張邦英同志”。在哀樂聲中，張邦英同志的遺體安放在鮮花翠柏叢中，上面覆蓋着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首都各界近千人前來向張邦英同志的遺體告別。

胡錦濤、吳邦國、温家寶、賈慶林、李長春、習近平、李克強、賀國強等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黨史研究室、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全國政協辦公廳、民政部、衞生部、國家林業總局、中共天津市委員會、天津市人民政府、中共陝西省委員會、陝西省人民政府、中共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民政府、中國人民解放軍蘭州軍區、中共陝西省銅川市委員會、陝西省銅川市人民政府以及張邦英同志工作過的地方黨政機關發來唁電並敬獻花圈。 ^[2-3] 

張邦英同志在80餘年的革命生涯中，對黨和革命事業無限忠誠。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自覺維護以鄧小平、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權威，堅決擁護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致。他對人民無限熱愛，革命意志、理想、信念堅定不移，無論遇到什麼樣的艱險和困難，始終堅定地站在黨和人民的立場上，體現了一個老共產黨員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和崇高品德。

張邦英同志具有共產黨人高尚的思想品質和道德情操。他一生光明磊落，胸襟開闊，追求真理，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率先垂範，嚴格遵守黨的組織紀律。他認真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對黨的事業和革命利益，勤勤懇懇，兢兢業業，埋頭苦幹。他不居功自傲，不計較個人得失，把黨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生活中，艱苦樸素，清正廉潔，克己奉公，深受廣大幹部羣眾的愛戴和尊敬。

張邦英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的一生。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改革事業作出了顯著貢獻，德高望重。他的逝世，使我黨失去了一位好黨員、好同志，使民政事業失去了一位好領導，是黨和國家的一大損失。我們要學習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化悲痛為力量，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而努力奮鬥。 ^[2] 

張邦英同志，1910年5月出生於陝西省耀縣一個農民家庭。1926年秋參加宣傳、發動本縣農民進行反舊政府苛捐雜税的革命鬥爭。1927年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秋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曾任陝西省西安民立中學黨支部書記、特支書記，在西安積極進行反帝、反軍閥、反封建的學生運動。1928年夏，承擔渭華起義前線轉送黨內秘密文件任務。

1928年中學畢業後，張邦英同志回到耀縣，成立了耀縣第—個黨小組。1930年到楊虎城部隊任中共營委書記，從事兵運工作。1932年秋建立了中共耀縣縣委，任縣委書記，領導農民鬥爭。1933年參加了著名的耀縣王泰吉起義，成立了耀縣革命委員會，建立了耀縣第一支革命武裝——耀縣游擊隊，任黨代表。部隊進入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時，被命名為陝甘邊紅軍游擊隊耀縣第三支隊，仍任支隊黨代表，在劉志丹等同志領導下轉戰陝甘邊南北。1934年1月，任紅二十六軍三團二連政治指導員。同年7月，任中共陝甘邊特委組織部部長， 9月任中共陝甘邊南區委員會書記、游擊隊總政委兼中、宜、富、洛游擊隊政委，開闢了革命根據地，擴大了紅色政權。1935年7月任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及蘇維埃政府副主席，1936年初任關中特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為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壯大革命武裝作出了重要貢獻。同年春，調任關中紅軍政治部主任。後到中央黨校高級班學習。西安事變後，任中共陝甘省委組織部部長，積極開展黨的抗日宣傳、組織及統一戰線工作。

1937年，張邦英同志以黨中央代表身份前往神府根據地，傳達中央關於國共合作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並在短時期內檢查、幫助當地工作。後歷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組織部副部長、部長，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副議長、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常委、組織部副部長、社會部部長，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組織部副部長。1943年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延屬地委書記兼三五九旅政委、延安衞戍區政委。1943年10月，到中央黨校學習，被任命為黨校一部副主任、四部主任，後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進行黨的建設、團結培養黨的領導幹部、開展大生產運動、鞏固陝甘寧邊區、支援抗日前線的工作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邦英同志於1945年調晉綏邊區，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參與了晉北戰役等。1947年任中共綏德地委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綏德軍分區代司令員兼政委，領導這一地區的對敵鬥爭及土改工作。1948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秘書長，同年底調任中共陝南區委第一書記兼陝南軍區第一政委、第十九軍第一政委，為解放西北、陝南和鄂西北一部分地區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張邦英同志歷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及行政委員會委員、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陝南區黨委書記、陝南行署主任、省公安廳廳長，陝西省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對建立陝西省委、省政府、省政協，進行減租反霸、土地改革、安定社會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1950年底，張邦英同志調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書記兼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為加強黨的領導和民族團結、安定邊疆、鎮壓反革命、進行社會改革及“三反”“五反”、恢復發展新疆經濟文化教育事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張邦英同志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組織部部長兼農村工作部部長。同年7月，任中央西北地區工作部副部長，協助黨中央研究解決西北各省工作中的重大問題。9月，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人大常委。1955年1月，調任黨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1956年9月，參加了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11月任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長，為我國交通郵電事業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1959年4月，當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委，後連任第四、五屆全國政協常委。1960年11月調任中共中央華北局候補書記，主管農業和交通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邦英同志遭到林彪、“四人幫”的誣陷和迫害，但他始終堅持真理，實事求是，剛正不阿，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高尚情操和革命氣節。1975年6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部長，後選為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1978年5月張邦英同志平反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為撥亂反正，為恢復重建國務院系統行政事業幹部、軍隊幹部轉業和民政事業組織機構、業務建設，為我國行政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社會服務、縣級民主選舉做了許多工作。他牢記毛主席關於殯葬改革的指示精神，組織制定《關於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積極地、有步驟地推行火葬；倡導殯葬新觀念、新風尚，引導羣眾破除封建迷信和喪葬陋俗，自覺進行殯葬習俗改革，有效節約土地資源，保護人類生存空間；在殯葬管理、制度建設和設施建設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我國民政事業的發展費盡了心血，是徹底的唯物主義無神論者。他熱心殘疾人社會福利事業，1984年作為中國福利基金會發起人，在理事會上當選為名譽理事。

張邦英同志曾任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中共中央西北局、中共中央晉綏分局、中共中央新疆分局黨校校長。

在黨的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張邦英同志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是黨的第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離休後，他仍以一名老共產黨員的政治覺悟和高度責任感，關心黨和國家的建設以及民政事業的發展，不遺餘力地參加有益於人民的社會活動，保持了共產黨員奮鬥一生的革命精神。 ^[2] 

張邦英，1910年5月出生在陝西耀縣城北五里、三面環溝的孫源鄉泥陽堡村（晉朝時縣城所在地）一個農民家庭。

張邦英3歲喪母，很早就失去了母愛。在伯叔母等家人的照料下，從小一邊勞動，一邊讀書。由於家境的關係。也不得不同其它伯叔兄弟一起，幫助家裏做各種能做的農活，沒有少出力、少流汗。嚴寒季節，也得憑着一身空心棉衣，去野外整地、積肥、搞柴火，常常早出晚歸。至於在家紋水、墊圈、割草、喂牲畜，則成為日常的家務勞動，與大人們一樣，很少休息。

祖父在世時，因家境貧寒，從未念過書。父輩兒人中除四叔父唸了幾天書、認些字外，都是一字不識的白丁。當時，由於受到舊社會“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封建思想影響，家裏希望有個讀書人，既可以榮宗耀祖、給家撐“門面”，又可不受人欺負。因而家裏盡很大力量供他和幾個伯叔兄弟上學他從小勤奮勞動，也刻苦學習。在一起學習的幾個伯叔兄弟中，唯他學習的好。深受家人的喜歡。故其它幾個兄弟在讀了幾年小學後，就去務農了。只有他從7歲起上學，讀完本村初小，又上了縣立一高，以後還考入了中學。而他也未辜負家人的期望，總是省吃儉用，用心讀書，取得了好成績。

1925年夏，張邦英考入西安陝西民立中學。陝西民立中學，位於西安市東關，是陝西的所謂“六君子”主辦的，在當時頗有點名氣，就學的學生很多。但在辦學的指導思想方面，則抱殘守缺。課本都是舊的，沒有較進步的內容，而且嚴令禁止學生進行校外政治活動。因此，入校初期，他只好專心致志地學習文化知識。

1926年4月間，北洋軍閥吳佩孚部下劉鎮華率所部鎮嵩軍，由豫入陝圍攻西安，企圖重新統治陝西人民。圍城之初，西安當局為防止久攻斷糧，動員各校家住外地的學生和部分市民疏散。在這種情況下，張邦英只好和本縣的一位同學收拾行李，趁國民二軍李虎臣駐北城門守衞部隊定時放行的機會出了城，冒着槍彈炮火，緊急返回耀縣家鄉。

1926年，馮玉祥西北國民聯軍在五原誓師後，解了西安之圍。他於1927年初又返回西安民立中學繼續學習。這時，正值國民革命軍進行的北伐戰爭取得節節勝利，全國革命處於高潮。西安呈現出一派蓬蓬勃勃的革命新氣象，各界人民反帝反軍閥、反官僚的革命運動搞得轟轟烈烈。加之在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下，一些反映新思想、新文化的進步書刊廣為傳播，魯迅、郭沫若、茅盾、蔣光慈等人的著作和《共產主義ABC》、《馬克思主義淺説》、《共產主義與共產黨》、《嚮導》等一類小冊子也都可以買到。這些新思想，使他茅塞頓開，無比興奮。遂開始接受馬列主義薰陶，尋求新的革命道路。

年初，經張汝慎同志（民中的共產黨員，後在渭華起義中犧牲）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接着，又被介紹加入了國民黨，並指定他任國民黨民立中學區分部書記，以便掩護進行黨、團的工作。

“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瘋狂地屠殺共產黨人，在上海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反革命流血事件。反動派的倒行逆施，使張邦英非常驚訝！非常憤慨！他在西安市委的領導下，積極同黨團員一起發動本校學生，相繼參加了西安“紅五月”反蔣大會和慶祝馮玉祥同北上國民革命軍會師大會。暑假期間，西安的革命開始有點沉默，他在黨、團組織的指示下，到“中山暑期軍事政治訓練班”着重學習軍事知識。7月，馮玉祥跟隨武漢政府汪精衞倒向蔣介石一邊，西安的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陝西地區的反革命勢力向革命陣營發動了猖狂進攻，大肆逮捕共產黨人和共青團員，先後殺害了我黨陝西的負責人史可軒、劉含初等同志，使西安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遭到失敗。

在當時的白色恐怖下，黨、團內部相當一部分人，有的動搖了，有的消極了，有的自動脱離了組織。而張邦英沒有被敵人嚇倒，在異常危險的情況下依然堅持鬥爭。並於8月間的一天晚上，與本縣同學曹雯在西安尊德女子中學與10多位共青團員一起，在一間僻靜的教室裏莊嚴宣誓，轉人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堅定的無產階級戰士、共產主義者。

1928年冬，張邦英從民立中學畢業，回到耀縣家鄉。當時陝西省委已遭到敵人破壞，組織上把他和曹雯用秘寫信介紹給馮鴻儒同志，他們三人編成一個黨小組。1929年初，他被聘耀縣第一高小教員。

1932年冬，張邦英擔任了中共耀縣縣委書記。這期間，他同紅26軍劉志丹等人正在創建的陝甘邊照金革命根據地建立了聯繫。

1933年7月21日，駐紮在耀縣的楊虎城部騎兵團團長王泰吉（大革命前的共產黨員），在中共陝西省委的領導下，以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的稱號率部舉行起義。起義前後，張邦英在省委杜衡（以後叛變）的親自指導下，召開了兩次縣委會議，研究如何配合這一行動。起義一開始即協同起義部隊，成立了耀縣臨時革命委員會，組建了一支約百人和60餘支槍的耀縣游擊隊，由陳學鼎任隊長、張仲良任副隊長。張邦英任黨代表。

8月中旬，陝甘邊特委在陳家坡召開了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黨政軍聯席會議。會上，張邦英同絕大多數同志站在一起，堅決主張集中行動，反對分散行動，對會議做出正確決定，起了積極作用。會議決定將這三支部隊作為主力，成立以王泰吉為總指揮、高崗為政委的陝甘邊紅軍臨時指揮部，統一指揮，統一行動。

這時，西安綏署乘我照金根據地兵力空虛之際，調特務團及周圍各縣民團數千人進行圍剿，因寡不敵眾，根據地暫時被敵人佔領。主力部隊遂向北轉移。為壯大主力部隊，廣泛開展游擊戰爭，建立新的鞏固的革命根據，總指揮部與特委主要負責人，於11月間在包家寨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會議決定撤銷總指揮部，成立紅2軍42師，併成立一、二、三路游擊隊。原紅4團改編為騎兵團，將耀縣3支隊、民眾抗日義勇軍、少年先鋒隊編為紅3團（耀縣指戰員佔一半，有耀半團之稱），團長王世泰，耀縣3支隊編為3團2連，張邦英任2連政治指導員。在劉志丹等同志的領導下，轉戰陝甘邊南北。

1934年7月，張邦英參加了謝子長總指揮、郭洪濤政委、賀晉年參謀長率領的陝北幾支游擊隊與陝甘邊黨政軍會合時，由劉志丹同志主持下召開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閻家窪子會議。會後，張邦英即調到陝甘邊特委任組織部部長，和當時任特委書記的張秀山一起與在南梁根據地的陝甘邊革命委員會主席習仲勳、軍委主席劉志丹工作了一段時間。隨着鬥爭形勢的發展，特委決定將第三路游擊隊活動地區劃為陝甘邊南區，成立陝甘邊南區黨委和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9月間，任命張邦英為陝甘邊南區黨委書記和游擊隊總政委，黃子文任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他遂帶當地一部分游擊隊與起義的一部分民團，合編為一支武裝，經過兩天的時間到達預定地區。領導機關設在陝西黃陵縣雙龍鎮上川高窯子，協同三路游擊隊總指揮陳國棟、政委張仲良，在已有的正、寧、旬、淳、耀、中宜、富甘游擊隊和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當地革命武裝，建立各縣黨、政和羣眾組織，擴大革命根據地。恢復了照金蘇區。是年冬，從當地游擊隊中抽調了兩個連的兵力，補充紅42師主力部隊，繼將三路游擊隊改編為紅26軍42師1團，成立了陝甘邊南區游擊隊總指揮部，他任南區游擊隊政委兼中、宜、富、洛游擊隊政委。

1935年8月，由於情況變化和人事的變動，陝甘邊南區將領導機關移至旬邑三甲源、甘肅正寧南邑村等處，調他任陝甘邊南區革命委員會主席。相繼建立了各縣黨政領導機關，進行了分配土地，提高了羣眾的鬥爭熱情，許多農民積極參加了游擊隊，革命武裝有了很大發展，全8游擊隊達到20多個。並在內部羣眾與當地游擊隊的配合下，消滅了當時離他們領導機關住地最近、對開展工作影響很大的王郎坡反動地主民團據點，隨後成立了三個獨立營。11月在召開的陝甘邊南區工農兵代表大會上，張邦英被選為陝甘邊南區蘇維埃政府副主席，為進一步發展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擴大革命武裝，建立黨和革命政權，做出了重大貢獻。

1936年6月初，中國工農紅軍抗日先鋒軍在取得東征勝利後進行西征。黨中央決定：關中特區主力部隊和黨政軍重要領導同志參加西征，命名為“關中紅軍”。張邦英任關中紅軍政治部主任，同黃春甫司令員、賈拓夫政委，率領原紅1團和新編的紅3團與圍剿之敵進行短期周旋後，向黨中央所在地瓦窯堡轉移。

關中紅軍一到瓦窯堡，隨即進行改編。當時中央擬調張邦英擔任其它職務，這時他感到自己多年來在革命鬥爭中沒有機會進行好好學習，而且中央黨校又在此地，是個學習的好機會。幾經請示中央組織部部長羅邁，經批准去了中央黨校。這時中央主力部隊已進行西征。正向甘、寧進軍。國民黨84師、86師乘機向瓦窯堡進剿。中央決定各機關向保安轉移杏黨校先行。他還未來得及報到，即跟隨黨校校長董必武及全校人員一起行動，進至保安縣城北10多里的任家坪，被編入高級班，開始學習生活。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雙十二”事變，活捉了蔣介石。黨中央為了適應同張、楊統一戰線的新形勢，把黨校大批幹部調回當時中央所在地保安，聽取毛主席、張聞天、博古等中央負責人的報告。這是張邦英在黨中央長征到達陝北後第一次親聆毛主席等領導的教海。

為在延安、延長以南的富、甘、中、宜等縣關中特區等地廣泛進行抗日宣傳，建立羣眾性的“抗敵救援會”，與國民黨政府和地方民團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相機建立黨組織和黨領導下的抗日政權和武裝，積極準備向陝西南部、甘肅東南部等地發展。黨中央決定成立新陝甘省委，任命張邦英為省委組織部部長。在省的各級領導機關在甘泉縣下寺灣迅速建立起來後，他按照中央指示，帶兩支游擊隊，陪同省委書記羅邁同志，翻越橋山，通過幾處民團據點，到達關中特區駐地淳化縣桃渠河。

1937年5月，中央蘇區黨代表大會期間，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正式成立，張邦英先後任陝甘寧邊區組織部副部長、部長兼邊區黨校校長。在新的形勢下，積極進行整頓與發展邊區黨的組織、培訓和提拔幹部及黨委的其它的工作。

1939年1月，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成立。高崗當選為參議長。張邦英當選為副參議長。是年7、8月間，我黨中央為克服國民黨的投降反共逆流，爭取時局好轉在延安召開的一次各界羣眾大會上，張邦英以陝甘寧邊區副參議長的名主持了大會，毛澤東主席在大會上做了“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後退”的重要講話。同年冬，在安塞徐家溝召開的陝甘寧邊區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上，他做了組織工作報告。

1940年秋，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改為中共陝甘寧中央局，張邦英任中共陝甘寧中央局常委、組織部副部長。這期間，曾到慶陽隴東地區，在地委書記馬文瑞同志主持召開的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同志在延安所做的關於批評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重要報告。會後參加了當地的一些羣眾性的活動，並瞭解了當地工作巾的一些新情況後返回。

1941年4月，張邦英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組織部副部長、社會部部長。在加強、壯大邊區黨的組織，教育培養邊區幹部，團結革命知識分了、民主人士，建設與鞏固邊區，支持抗日前線的工作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同時，為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議進行整黨、整風，做了許多準備工作。並在會議上就1935年陝北錯誤肅反在陝甘邊南區進行的情況發了言。

1942年12月，中央西北局、邊區政府為加強延安市、延長、延川、安塞、保安、安定、甘泉、鄜縣、固臨等10個直轄縣、市的工作，成立了延屬地區。張邦英調任延屬地委書記兼三五九旅政委、延安衞戍區政委。王震同志為延安衞戍區司令、曹力如同志為專員。1943年1月，在張邦英的主持下，召開了第一次地委工作會議。會後，即同大家一起領導延屬地區各縣黨、政、軍、民，積極響應黨中央、毛主席“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號召，進行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全區當年的生產取得了好收成，他曾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關於農户計劃問題》、《認真進行積肥工作》、《開展除草運動》等幾篇文章。三五九旅生產的糧食不僅自給有餘，還向政府交了300餘萬斤公糧。

1943年10月，張邦英當選為中共七大代表。集中於中央黨校學習時，被任命為黨校一部副主任，繼任四部主任。1945年4月張邦英出席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他在將近兩年的黨校工作和學習中，不僅為黨中央培養了一批重要幹部，加強了革命領導力量。而且也提高了個人的馬列主義理論和毛澤東思想水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張邦英調任中共中央晉綏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和李井泉、張稼夫等負責同志共同工作了兩年多時間。為適應新形勢發展的需要，他和晉綏分局有關同志研究確定了大力培養、提拔和使用幹部的方針，並解決部分幹部在整風審幹中懸而未決的問題。參與了1946年秋，由晉綏與晉察冀部隊共同組織收復寧武、朔縣、代縣、原平等7縣的晉北戰役。當時，為如何解決好抗日戰爭期間沿同蒲路各縣以鐵路為界分屬晉綏、晉察冀兩個地區管轄，收復後歸哪一個地區統一領導的矛盾問題。他致電黨中央並迅速得到批准。

晉北戰役結束後，張邦英於1947年春，帶領晉綏一個工作隊，協同中央派到晉綏的工作組，在晉北朔縣離城不遠的一個鄉，根據中央土地改革的新政策進行土改試點。。

5月中旬，張邦英被中共西北局急電調回陝甘寧邊區。任綏德地委書記、軍分區政委、代司令員。他當即趕到離城20多里的機關所在地韭菜溝，與當地黨政軍民一起堅持武裝鬥爭，實行堅壁清野，籌集糧草，支持前線，並動員1萬名青壯年參加西北野戰軍。 11月，中共西北局在綏德義合鎮召開了陝甘寧邊區幹部會議，決定在全邊區進行土地改革。張邦英同地委的同志按照中央土地改革的方針、政策，結合以往當地許多農村分過土地和多年變化的實際情況，組織領導幹部、羣眾，在西北局的幫助下，有計劃、有步驟地開展土地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同時也將土改進展情況以及佳縣部分地方在發動羣眾中忽視中農的錯誤態度等問題，就近向黨中央周恩來副主席和西北局負責人習仲勳同志做了彙報，並得到了周恩來副主席的指示。

1945年7月，張邦英奉命離開綏德地區，回到重新收復的延安，任中央西北局秘書長。1948年12月，由於陝南鬥爭形勢的發展，中央在周恩來副主席的建議下，調他任中共陝南區委員會第一書記兼陝南軍區第一政委。途經河南期間，與原陝南區黨委書記汪鋒同志一起參加了中原局商丘會議（當時陝南地區歸中原局領導），聽取了鄧小平同志傳達黨中央關天“當前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討論瞭如何進行羣眾工作的問題。

1949年3月，張邦英到達陝南領導機關駐地湖北鄖陽。根據中原局會議精神，他及時組織召開了全區黨政軍羣幹部會議，總結了前一階段陝南的工作經驗，分析了陝南當時的敵我形勢，佈置瞭解放全陝南的工作任務。集結陝南地區兩個主力團和獨立團與剛參加完淮海戰役返回的12旅等部隊的力量，採取軍事上積極進攻與政治上分化瓦解相結合的方針，迅速消滅了經常對我區進行襲擊和破壞活動，捕殺我革命於部和羣眾的國民黨、地主反動武裝以及民團、土匪、棒子隊、白帶子會、紅帶子會等1萬多人。。

5月，為確保支前和各方面的工作得以勝利進行，張邦英除動員組織4萬多民工隨主力部隊沿漢江西進，切實做好支持部隊作戰外，併成立前線委員會和支前司令部，抽調了許多幹部參加這項工作。另派陳先瑞、祁果去西安。向西北局、西北軍區彙報陝南工作情況，取得領導的支持。這時陝南軍區12旅和17師等部隊奉劉、鄧命令，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軍，下轄55師、57師，劉金軒、陳先瑞任19軍正、副軍長，張邦英任19軍第一政委，汪鋒任政委，李耀任副政委。並在西北局的領導下，配合西北野戰軍，消滅了據守在秦巴地區的胡宗南一部及保安團。首先解放了安康各縣，緊接着配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八兵團迅速西進，於1949年12月18日解放漢中、南鄭，這一地區所屬12個縣也相繼解放。商洛分區部隊積極主動出擊、窮追猛打境內的保安團隊，也於年內解放了全區7個縣和寧陝縣。逃竄在陝南到川北一帶的兩萬多敵人，經我軍遠距離奔襲、包剿，也被全部消滅。敵鄂豫陝綏靖公署主任衞陵雲和其它軍、師以上軍官約30餘人被活捉。並且解放了川北通江、萬源、南江等縣城。此外，我陝南軍區部隊還西到甘肅成縣、康縣，南到四川廣元、劍閣，北到周至、眉縣等地區廣泛開展剿匪鬥爭，使陝南地區的社會秩序得以穩定，保護了人民羣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和生產的順利進行。

1949年12月下旬，張邦英任中共陝西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陝南區黨委書記、陝南行署主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後又任西北行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11月間，中央和西北局決定調張邦英到新疆工作，以應急需。1951年初，張邦英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第三書記兼任新疆軍區（當時為大軍區）政治部主任、新疆幹部學校校長。他同新疆分局王震及王恩茂和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包爾汗，副主席賽福鼎·艾則孜等同志，積極團結領導新疆各族人民，根據新疆民族宗教特點和具體情況，進行剿匪、鎮壓反革命、減租反霸、土地改革、部隊戍邊屯墾、恢復發展生產，培養民族幹部，建立黨的組織，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951年秋，他曾去北疆進行民族宗教關係的具體調查，向新疆分局並西北局寫了《關於沙灣縣鄉村民族關係的檢查報告》，受到西北局、黨中央的重視和表揚，隨即批轉各省市並在黨內刊物上發表。張邦英在三年多的工作期間特別是主持地方工作方而取得的成績，對改變新疆面貌和以後成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進一步發展新疆的經濟、文化、教育等事業，加強黨的領導和民族團結起了重要作用。

1954年3、4月間。張邦英調西北局任組織部部長兼農村工作部部長，並負責紀檢方面的工作。9月，參加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被選為常務委員會委員。1954年秋，中央撤消全國6個大區，他調任中央西北地區工作部副部長。

1955年初，中共中央西北地區工作部正式成立。當時兼任部長的馬明方同志因忙於中央書記處副秘書長、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工作尚未到職，由張邦英負責協助黨中央研究、解決西北各省、市工作中的重要問題。

1955年夏，張邦英參加了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沒有想到，會上有人懷疑“張秀山1952年去新疆參觀時，勢必在高崗反黨的問題上給張邦英説了什幺話”。這對他來説，像霹靂一聲，禍從天降。當時，鄧小平同志曾就他在此次會議上已被提名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候選人，不再參加正式選舉的事，做了“可能有，也可能沒有”的客觀分析和解釋，張邦英隨即作了“根本沒有其事”的鄭重聲明。會後，又很快向鄧小平同志和組織部安子文等人寫了一封較長的信。並要求查明真相。但此事長期被擱置起來，他相信黨中央一定會搞清楚，也未積極爭取查出個結果，這使他在以後的任用受到很大影響。

9月，黨中央改變了中央地區工作部的領導機構，另成立了中央書記處三個辦公室，張邦英任第二辦公室副主任與譚震林主任一起，調查瞭解各地農業生產發展方面的情況，研究處理農業及有關政策方面的問題。

1956年12月，中央書記處三個辦公室改為中央幾個工作部，張邦英任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副部長。同部長曾山等同志，主要負責國務院鐵路、交通、民航和郵電系統的政治思想、黨的組織、幹部調配和部門之間的相互協作、業務監督工作。經過三年多的共同努力，切切實實地解決了許多問題。為促進我國交通、通訊事業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作用。1959年4月，張邦英出席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會議，當選為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委員，並連任全國政協第四、五屆常務委員會委員。

1960年秋，中央決定撤消黨中央各工作部，重新成立六大區時，張邦英調任中共華北局候補書記，主管農業、交通工作。

1966年上半，華北局召開華北各省、市和部分地區重要幹部會議，會議期間。由於工作需要，張邦英到湖北武漢參加全國農業機械會議，回到北京時，許多院校已鬧起了“文化大革命”，中央一部分領導幹部受到衝擊。不久，張邦英也受到“紅衞兵”的衝擊及林彪、“四人幫”的迫害。1967年5月25日，中央文革小組在中南海接見華北局羣眾組織時，康生點了張邦英的名，並要這一組織與甘肅審查“劉志丹小説”的一部分人取得聯繫。如此一來，張邦英便成為華北局的鬥爭對象，隨即建立了專案審查小組，羅織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鬥爭的勢頭像洶湧的河水一樣向他衝去。家兒次被搜查，住房被查封，行動受到監視，一度被關押。遭批鬥已成為他的家常便飯。而張邦英始終堅信黨和毛澤東思想，堅持真理和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各種不實之詞。進行了堅決的抵制和鬥爭。他剛正不阿，不屈不撓，不隨波逐流，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高尚的道德品質。

1968年9月，張邦英被下放到河北省蘆台農場監督勞動，繼續接受審查。與夫人住在剛建的、只有4、5平米而且潮濕的房間裏，由於冬天取暖煤少，晚間牆上經常結冰。那時，雖然年近花甲。身體還好，不當回事，而且積極參加收割稻穀、背枯杆、翻地、挖魚池、蓋房子、用煤石燒水等比較重的活。在繼續接受審查的4、5年期間裏，他把所有勞動都當作一種革命工作，盡力去幹。1971年冬，他在安裝取暖爐煙囱時，沒有站穩，跌到地上，將一條肋骨摔斷，不得不回北京治療。這時“林彪事件”已經出來。對他的看法也逐漸發生了變化。隨後，在華北局軍管小組領導下，對他的問題不得不草草做出一個有悖於實際的審查結論。

1975年7月，張邦英調任中共山西省委統戰部部長，後當選為山西省第四屆政協副主席。1978年4月，調民政部任副部長、黨組成員，主管國務院系統行政、事業幹部，軍隊幹部轉業和社會服務，殯葬改革方面的工作。在部的領導下，主持召開了全國人事工作會議、全國殯葬改革工作會議，並做了報告。1980年和1981年張邦英帶領工作組進行了部分省的縣、鄉政權民主選舉試點工作，並檢查了執行情況為恢復民政事業組織機構、進行業務建設，加強政府人事、工資改革工作，推進殯葬改革，做出了很大貢獻。

1982年9月，張邦英在黨的十二次、1987年黨的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連續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他還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十四次、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特邀代表。他雖然退居二線，但仍然積極工作。不僅經常參與中顧委的各種活動，而且常赴各地特別是農村進行調查研究，訪貧間苦、向中央反映情況、提出建議。並參加了許多有益幹人民羣眾的杜會活動，熱情幫助老區的人民羣眾脱貧致富張邦英還曾先後兩次參加了中央委託有關部門和負責人，解決西北地區歷史上某些同志在執行黨的路線和肅反中存在的一些是與非、以及若干認識問題上的會議，實事求是地闡明瞭自己的觀點和看法對統一認識起了積極的作用。他還不遺餘力地撰寫了《片斷回憶》等部分戰爭年代革命鬥爭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