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

1900年，出生於江蘇省南匯縣張家宅（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機場鎮）一個農民家庭。青年時代，他目睹中國內憂外患的狀況，積極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 ^[10] 

早年入南京河海工程專門學校學習，受《新青年》影響傾向革命。

五四運動爆發後，投身於學生運動，並開始從事文藝創作和翻譯，評介外國文學名著，後在南京加入少年中國學會。

1920年至1923年，先後到日本東京、美國舊金山學習和工作 ^[1]  。

1925年6月在上海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紅色教授學院學習，並任助教、翻譯，同時兼任共產國際東方部報道員。

1931年初，張聞天同志從蘇聯回國，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兼任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當年9月，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他被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併成為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常委 ^[1-2]  。

1933年初，由於形勢變化，他進入中央革命根據地 ^[1]  。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2月，在中華蘇維埃二大上當選為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1934年10月，張聞天跟隨黨中央、中央紅軍主力被迫撤離中央革命根據地，開始長征 ^[1]  。

遵義會議前夕，擁護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在遵義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為會議的成功召開作出了貢獻。

遵義會議後，1935年2月上旬，根據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張聞天同志代替博古同志在黨內負總責。從這時一直到1938年9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黨中央日常工作由張聞天同志主持。 ^[10] 

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他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赴東北，歷任省委書記、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部長、東北財經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在東北期間，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建立根據地、發動羣眾、肅清土匪、土地改革、恢復和發展城鄉經濟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上均有突出建樹。

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5月，兼任延安馬列學院院長 ^[7]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以後，張聞天同志實際離開了黨內“負總責”的崗位，主要負責宣傳、幹部教育和理論研究等工作。 ^[10] 

張聞天珍貴照片集(14張)

1942年，到陝北和晉西北農村作了一年多的農村調查。曾長期兼任黨中央宣傳部長、西北工作委員會主任、《解放》週刊主要負責人、《共產黨人》編輯，作了大量宣傳教育工作。

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繼續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 ^[1]  。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聞天赴東北。

1946年春，任合江省（今在黑龍江省內）省委書記。

1948年春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兼組織部長，並任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

1949年，調任遼東省（今在遼寧省和吉林省內）省委書記，為東北根據地的開闢和建設作出了貢獻 ^[1-2]  。

新中國成立後，張聞天同志轉到外交部門工作 ^[1]  。

張聞天與毛澤東、周恩來、陳毅(2張)

1951年4月，出任駐蘇聯大使。

1954年底，回國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長。

1956年黨的八大召開，再次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  。

1959年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因直言不諱地批評當時“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錯誤，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3]  [10]}  。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聞天堅持原則，堅決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陰謀集團進行鬥爭，並遭到迫害。 ^[7]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在江蘇無錫病逝 ^[7]  。

1978年12月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糾正了過去對張聞天等所作的錯誤結論。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張聞天同志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鄧小平同志親自為他的老戰友致悼詞，讚頌張聞天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 ^[7]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大會上，胡耀邦發表講話，張聞天的名字被列入同毛澤東一起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黨的傑出領導人的行列。 ^[11] 

張聞天的名字源出於《詩經》“鶴鳴於九皋，聲聞於天”的詩句 ^[12]  。

1920年上半年，在青年學生中掀起了出國熱，赴法國、日本、美國勤工儉學的人越來越多。7 月1 4日， 張聞天東渡日本， 在東京自修日文，讀哲學、文學和社會科學書籍。在日本期間，他與田漢、鄭伯奇等文學青年往來密切，田漢創造的《梵峨嶙與薔薇》《靈光》《咖啡店之一夜》等文學作品，對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樣，張聞天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他放棄了哲學學習，逐漸轉向了文學翻譯、評論和創作。

1921年1月，張聞天從日本東京回到上海後，開始對中外文學家的作品產生了興趣。4月，開始讀托爾斯泰、泰戈爾、羅素、平林初之輔的作品，翻譯介紹托爾斯泰的作品及相關評論、研究文章。9月，張聞天翻譯的《托爾斯泰的藝術觀》（2萬多字）一文發表在《小説月刊》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上，在文學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從1922年初起，張聞天更加熱衷於外國文學的翻譯和評論。他在譯介外國文藝理論和評論外國作家作品中顯示出超人的才華，被遠在美國的中國學友會友們發現，這些學友會友們很希望他到舊金山去，同他們一道開展社會活動。1922年8月20日，張聞天從上海乘中國遠洋輪南京號前往舊金山。在美國勤工儉學期間，一方面，他憑藉着比較好的英文基礎在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圖書館裏學習。伯克利分校圖書館藏書豐富，設備齊全。他通常白天上午都坐在圖書館裏或讀書或翻閲期刊或從事譯著。另一方面，張聞天做舊金山華僑中文報紙《大同晨報》的編輯工作。1924年1月，張聞天結束了留美勤工儉學的生活，乘坐林肯號郵輪返回上海。

從1921年9月到1924年1月，張聞天主要是以翻譯外國文學和評論外國文學為主，如《元始文明之由來及其影響》《笑之研究》《蘇維埃俄羅斯政策之發展——蘇維埃共和國經濟計劃自白之一》《狗的跳舞》《文化與幸福》等譯文和評論。在不到3年時間裏，張聞天譯著達50萬字之多。

1924年2月張聞天着手小説《旅途》的創作。5月6日，完成了《旅途》的創作。9月4日寫完《逃亡者》，10月10日發表在《小説月報》第15卷第10號上。1925年5月，張聞天從重慶返回上海。6月25日，《東方雜誌》第22卷第12號發表了張聞天的小説《飄零的黃葉——長虹給他母親的一封信》。該小説6300多字，寫出了25歲張聞天的內心獨白。1942年2月5日，《中國青年》第3卷第4期特載了張聞天的這篇小説。張聞天在轉向文學翻譯、評論、創作的過程中，依然關注中國社會問題。

從1 9 2 0 年7 月至1 9 2 4 年1 0 月間，張聞天陸續發表《離婚問題》《無抵抗主義底我見》《中國底亂源及其解決》《日俄會議之破裂》和《賠款與戰債》等文章。1924年10月，張聞天到重慶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範學校任英語教師。他利用講台巧妙地宣傳新思想，宣揚男女戀愛自由，抨擊封建倫理道德。他還組織部分覺悟較高的學生學習《新社會觀》《共產主義ABC》，使學生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啓蒙教育。他的學生李伯釗、楊麗君等成為四川婦女解放的先進分子。1925年3月，張聞天離開女二師，來到川東聯合縣立師範任國文教員，主編《南鴻》週刊，發表了《紀念孫中山先生》《生命的急流》等文章。從1915年9月到1925年5月，張聞天走的是一條不尋常的路，在艱難中探求真理，經過三次選擇，他的政治覺悟日漸提高 ^[4]  。

根據黨史資料記載，對遵義會議產生重大推動和促進作用的應該至少是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四人，其中張聞天尤為關鍵。有一個故事可作為這段歷史的註腳：現在無論是韶山毛澤東紀念館還是浦東張聞天生平陳列館，在“遵義會議”部分，都有一座毛、張、周、王的四人羣塑。但韶山的這一羣塑像後面有一段耐人尋味的曲折故事。據説2003 年為紀念毛澤東誕辰110 週年，該館對原陳列進行改造，新設計的這一羣塑中只有毛、周、王三人。新館正式開放前，胡錦濤總書記前來視察，當他看到這組羣塑後，即問該館負責人：那時候張聞天是總書記，但這裏怎麼沒有？並指着羣塑説：這裏應該還有張聞天。

確實，無論從醖釀到召開，還是從貫徹到落實，在遵義會議整個過程中，張聞天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張聞天是遵義會議台前幕後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構築了遵義會議的“物質基礎”。長征出發後，張聞天同毛澤東、王稼祥走在一起。就是這一“三人行”，拉開了日後一出驚天動地歷史活劇的序幕，這三人同行的相處中毛澤東的觀點深刻影響了張、王，組成了反對李德、博古錯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團”。用張聞天自己的話來説，“給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放下了物質基礎”。

第二，通道會議改變了紅軍長征行軍方向。紅軍在湘江戰役中遭受慘重損失，但李德、博古仍讓部隊北行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當然，紅軍後來實際上是按毛澤東的主張，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逐漸扭轉了危局。但問題是，長征前毛澤東對五次反“圍剿”也提出過不少正確意見，卻都沒有被採納，為什麼這次轉兵貴州的主張卻被接受? 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湖南西北邊境一個叫通道的縣城舉行的會議上，當時被人們視為黨內地位僅次於博古的二號人物張聞天帶頭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正是由於毛澤東的主張被會議採納，才改變了紅軍長征路線，使紅軍避免了與兵員數倍於己的敵人正面交鋒的危險。

第三，毛、張談話搭建了通道會議的平台。據當時隨軍長征的羅明1986 年回憶，羅到達通道的第二天去見毛澤東時，碰巧遇上毛、張正在一起談話，羅站在門口等候時不經意間親耳聽到了談話內容。張對毛説：湘江戰役通過四道封鎖線後，紅軍損失慘重，敵人發現了紅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正在調集大量兵力展開包圍。此時毛澤東明確向張聞天提出：不能再照原計劃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而應改為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進軍。顯然，他們二人的這次談話是通道會議的一個重要背景，通道會議則是遵義會議的一個重要前奏。

第四，張、王橘林談話為遵義會議進行組織改選作了強力鋪墊。遵義會議前，張聞天與王稼祥之間有一個著名的“橘林談話”。在一片橘林裏，王稼祥問：“我們這次轉移(指長征)的最後目標中央究竟定在什麼地方?”張聞天答：“咳，也沒有個目標。這個仗看起來這樣打下去不行。毛澤東打仗比我們有辦法，我們是領導不了啦，還是要毛澤東出來吧!”

當晚，王稼祥就把張聞天的這些話告訴了彭德懷，然後又轉告給了毛澤東。幾個人一傳，幾位將領也就都知道了張推舉毛指揮軍隊的想法，大家都贊成讓毛澤東出來指揮。耿飈曾對張聞天此舉作了這樣一個評價：如果沒有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來，遵義會議就不可能開。他不提出來，也沒有別人敢提。過去蘇區多少同志因為提不同意見捱整呀。如果誰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來，我們紅軍就不可能勝利到達陝北，也就不可能有後來的發展。如果不是張聞天首先提出這個問題，遵義會議就只能是按照黎平會議的決定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而不是從組織上讓毛澤東進入常委參與軍事指揮，問題還是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

第五，遵義會議上張聞天作反報告，為會議確定思想基調。會上，博古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後，張聞天作反報告。他旗幟鮮明、全面系統地批評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途中的錯誤軍事領導，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單純防禦軍事路線定下了基調。然後，毛澤東作了重要發言，深刻地分析了錯誤軍事路線的癥結所在。緊接着王稼祥發言，支持張聞天的反報告和毛澤東的發言，並提出由毛澤東來指揮紅軍。會議結束時，推選毛澤東為常委，指定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之後，中央常委討論分工問題，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總書記，在黨內負總責。

我們總説遵義會議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説，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一起為遵義會議成功舉行建立了豐功偉績。張聞天是促成遵義會議成功召開並使其落實的第一主角 ^[5]  。

張聞天在總結西安事變這段曲折歷史時，曾經深刻地指出：“中國政治問題的複雜性與變化多端性，要求我們有確定的方針，而不為表面的現象所矇蔽與動搖。” ^{[6]  [13]} 

這首詩除慶賀外，還將張聞天的民主作風誇了一番，算是補了“鬧新房”的一課。 ^[14] 

1981年7月1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60週年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發表講話，把張聞天的名字同毛澤東一起列入為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傑出黨的領導人行列。 ^[11] 

1985年8月30日，在張聞天85週年誕辰之際，包括廬山會議發言和“政治經濟學筆記”、“肇慶文稿”的精彩篇章在內的《張聞天選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張聞天生前的遺願終於實現。《〈張聞天選集〉編輯説明》高度評價張聞天的歷史功績和理論貢獻，指出：“張聞天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理論家，黨在一個較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對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對作為黨的集體智慧結晶的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隨着時間的推移，張聞天的理論創造和革命業績，崇高品德和優良作風，越來越贏得全國各族人民，廣大黨員、幹部、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敬佩。在張聞天90誕辰時，北京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活動，上海、南京、遵義、佳木斯、無錫等地也以多種形式紀念他。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發表紀念文章，稱張聞天是“共產黨人的楷模，革命知識分子的典範。”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致函劉英同志説：“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的不朽歷史貢獻。他對共產主義矢志不移的堅定信念，他的政治家的寬廣胸懷和學問家的謹嚴風範，他為人民利益而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崇高品德，他深入實際、實事求是、謙虛謹慎、艱苦樸素的優良作風，永遠值得我們大家學習。” ^[15] 

張聞天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畢生探索真理，胸懷坦蕩，為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堅持不懈，忘我奮鬥。 ^[16] 

張聞天同志早年投身革命，在一段時間內曾在黨內負總責，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重要領導人。他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進程緊密聯繫在一起。 ^[10] 

在白色恐怖的險惡環境中，張聞天同志在國民黨統治區領導文藝、宣傳和黨報等方面的工作，撰寫大量文章揭露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號召發動羣眾開展抗日反蔣鬥爭。 ^[10] 

在上世紀30年代前期複雜的鬥爭形勢下，以博古同志為首的中央全盤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的方針政策，給革命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失。張聞天同志作為中央領導成員，對“左”傾教條主義的推行和宣傳（主要是對黨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作的影響）無疑負有相應的責任。但另一方面，通過實踐，他逐漸對許多“左”的政策和做法產生懷疑和不滿，這為他後來同“左”傾錯誤決裂打下了思想基礎 ^[1]  。 ^[10] 

在紅軍付出沉重代價渡過湘江後的危急時刻，張聞天同志堅決支持毛澤東同志的正確主張，在政治局內同錯誤的軍事領導進行鬥爭，對促成遵義會議的召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1935年1月遵義會議上，他按照會前毛澤東同志與他和王稼祥同志共同商量的意見，作了批判“左”傾軍事路線的報告（亦稱“反報告”），比較系統地批評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受委託在會議結束後起草了會議決議。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實際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黨和紅軍的領導地位，是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誌着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這次會議的成功舉行，與張聞天同志思想轉變和同“左”傾錯誤徹底決裂是分不開的 ^[1]  。 ^[10] 

在負責黨中央日常工作期間，他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則，服從真理，抵制謬誤，堅決實行毛澤東同志主導制定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為實現黨中央的團結和實行有效的集體領導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黨內負總責的三年多時間裏，他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確認識分析國內外形勢和主要矛盾的變化，和毛澤東同志、中央領導集體一起克服種種困難，完成了黨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重大戰略轉變。在這個戰略轉變中，他主要在三個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一是在長征途中和到達陝北後，積極參加反對張國燾陰謀分裂黨和紅軍的鬥爭，堅決維護黨的統一，實現紅軍長征的完全勝利和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會師。二是主持召開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並起草會議決議，為黨確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發揮了重要作用。三是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開創中國革命和抗日戰爭的新局面貢獻了智慧和力量 ^[1]  。 ^[10] 

在東北期間，他創造性地貫徹執行中央的路線方針政策，在建立根據地、發動羣眾、肅清土匪、土地改革、恢復和發展城鄉經濟等一系列重要工作上均有突出建樹 ^[1]  。 ^[10] 

“文化大革命”中，他雖遭受殘酷迫害，仍堅持原則，顧全大局，保護同志，表現出一身正氣 ^[1]  。 ^[10] 

張聞天同志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1959年以後，他專心從事這方面工作，寫下了《要正確認識和運用客觀經濟規律》、《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關於按勞分配提綱》、《社會主義經濟若干理論問題》、《關於生產關係的兩重性問題》等論著。在“左”的思潮瀰漫於整個社會的環境中，他以高度的理論勇氣，旗幟鮮明地指出：經濟工作不能憑一時的熱情前進，也不能躍進，而要尊重經濟規律，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他強調，“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首要任務”。他指出，在社會主義階段，要貫徹按勞分配原則。“把公社農民的生活提高到富裕農民的水平，這應該是理想，不應該反對”。要“用一切辦法實際改善工農生活”。他重視市場的作用，提出應該使各地集鎮市場既成為本地區經濟生活的中心，又成為全國市場的一個組成部分。張聞天同志這些思想觀點，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進行工作重點轉移和實行改革開放的理論先聲。 ^[10] 

新中國成立後，張聞天同志仍然重視文化工作在建設事業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文化建設的任務是同經濟建設的任務同時被提出來的，為了加強文化工作，就要提高人民教師的地位，應考慮城市如何在文化上幫助鄉村的問題。與重視文化工作相聯繫的，是張聞天同志非常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初期在外交部工作時，他積極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指出要打破清規戒律，打破對知識分子的關門主義傾向，大膽吸收知識分子入黨，大膽提拔使用知識分子，要做出對知識分子培養使用的具體規劃，要解決知識分子的待遇等級問題。他強調，人才要德才兼備，既要有優良品質，還要有知識有才幹！這些思想，對充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使之參與到新中國建設中來，具有重要的意義。 ^[10] 

張聞天同志把一生奉獻給了共產主義壯麗事業。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革命生涯中，他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強盛、中國人民的解放和富裕忘我奮鬥、努力工作，始終光明磊落、無私無畏。他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中立下的不朽功績將永載史冊，黨和人民將永遠懷念他！ ^{[1]  [10]} 

地址：上海市浦東新區祝橋鎮鄧三村九組，1900年8月30日，張聞天出生於江蘇省南匯縣（現浦東新區祝橋鎮）鄧三村張家宅。

張聞天故居是一座具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民宅，一面正屋，兩邊廂房，磚木結構，坐北朝南。屋脊上有古代官吏形象的雕刻，顯示房屋主人有較高的地位。正屋有五間，兩側廂房各兩間，在西廂房外側有雜用房四間，共十三間。

先建正屋，後建廂房，再建雜房。故居中間是青磚鋪地的天井，前面有木結構門亭，古稱秀才亭，亭上有陳雲同志題寫的匾額，亭前有兩塊用綠籬笆圍的菜地；屋後原為水流潺潺作響的宅河溝，溝邊有翠竹、綠樹，放有水車等農具。隨着歲月變遷，宅河溝逐漸形成硯台狀的小和溝，現稱硯台溝。溝邊是張聞天少年時代經常與小夥伴讀書、玩耍的地方。正屋中間是客堂稱孝友堂，是張氏族邀請至親好友聚會議事之處。右側是卧室，陳列着衫木大牀、印花夏布蚊帳以及梳妝枱、腳箱、開門廚等傢俱。這兒是張聞天出生和青少年時期生活的地方。書房裏陳列有小木牀、書桌、書架和筆墨紙硯等文具用品，這兒是張聞天少年時期讀書的地方。故居建築面積共488平方米，佔地面積686平方米。

1985年9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撥專款對張聞天故居進行了修繕，張聞天故居現被列為上海市旅遊局推薦觀光點。

舉國同胞希統一，百花齊放滿園春。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