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

1965年，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由江青、張春橋指使，姚文元編寫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成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導火線。文革前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一直是中央文革小組的主要成員，對“文革”的發動和打倒所謂“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5] 

1971年，在林彪出逃並喪命之後，造反派起家的王洪文從上海上調中央，不久就和江青等三人結成聯盟。1973年中共十大上，王洪文被選為排名第二（僅在周恩來之後）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四人幫的勢力空前強大。 1974年1月，江青等人發動了“批林批孔運動”，將矛頭指向周恩來。 ^[4] 

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批評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搞幫派活動，説“她（江青）算上海幫呢！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這是歷史上第一次將江青等四人當成一個宗派提出。 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談話時，再次提到“三要三不要”（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並進一步對江青等四人説：“（你們）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要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箇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此後，“四人幫”就成了江青等四人的代稱。 ^{[1]  [6]} 

1976年3月下旬起，中國許多城市的羣眾利用清明節祭祖習俗，衝破“四人幫”的阻力，舉行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北京羣眾自發彙集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集會，紀念週恩來，痛斥“四人幫”。4月4日，這一活動達到了高潮。當天晚上，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等人把天安門廣場的事態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決定清理廣場上的花圈、標語。4月5日，憤怒的羣眾與部分民兵、警察和戰士發生了衝突。晚上，羣眾遭到了驅趕、毆打和逮捕。這次事件為半年後粉碎“四人幫”集團奠定了強大的羣眾基礎。 ^{[10]  [15]}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後，“四人幫”迫不及待地要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他們盜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名義，要全國各地重大問題及時向他們請示報告，妄圖由他們指揮全國。他們私拍準備上台用的“標準像”，促使一些人寫“效忠信”，四處遊説，製造謠言，攻擊鄧小平，反對華國鋒和黨中央。他們還秘密串連，策劃武裝叛亂，甚至偽造所謂“按既定方針辦”的毛澤東臨終遺囑，公開發出奪權的信號。在黨和國家處於危急的時刻，1976年10月6日，華國鋒、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對江青、張春橋 、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幫派骨幹實行隔離審查。在華國鋒、葉劍英的精心部署下，6日下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於當日20時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通知。通知説，常委會的議題為：一、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二、研究毛澤東紀念堂的設計方案和中南海毛澤東故居的安置。通知還説，由於需要改動毛澤東的文稿，姚文元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20時左右，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先後在中南海懷仁堂被宣佈隔離審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反黨集團事件的通知》。粉碎“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勝利，標誌着歷時10年的“文化大革命”內亂從此結束。 ^[11-12] 

1980年9月29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關於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檢察、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的決定》，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江華兼特別法庭庭長。 ^[13]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時第一次開庭，對江青等人進行公開審判。1981年1月25日上午宣判，認定他們均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成員，並判處了相應的刑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