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拓夫

1926年，賈拓夫考入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先後任團神木縣第一高小支部書記、綏德縣學聯主席、團縣委書記等職 ^[2]  。

1928年，賈拓夫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同年秋任共青團陝北特委組織部長、代理書記。1930年任共青團陝西省委委員、組織部長兼西安市委書記。10月一度被捕。不久，被中共派往渭南工作。後任中共陝西省委委員，秘書長，負責省委組織，宣傳工作，為整頓和發展陝北各地黨團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1933年10月，中共陝西省委遭敵人破壞，賈拓夫不顧個人安危，堅守崗位，及時做好善後工作，使黨的組織和紅軍得以免受更大的損失。1933年11月，作為中共陝西省委委員兼省委秘書長的賈拓夫由組織安排，從陝西來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 ^[1]  ，1933年底，代表中共陝西省委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

1934年初，賈拓夫出席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中華蘇維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會後留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在蘇區，他協助陳雲做白區工作，並負責中共中央馬恩列斯學校白區理論班的工作 ^[1]  。

1934年10月，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利，中央紅軍被迫向西轉移，開始長征，賈拓夫隨軍出發，在陝北革命者中，賈拓夫是唯一從江西中央蘇區走向陝北、又參加長征全過程中的原籍陝西的人。任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並負責為部隊籌運糧食。

1935年1月19日，賈拓夫帶領一個連紅軍攻佔了遵義以北的桐梓縣城，為部隊的前進清除了障礙。7月，賈拓夫被任命為廬花城籌糧委員會委員。他和大家一起通過多方宣傳，把該地區受國民黨反動宣傳逃跑的藏民找了回來，幫助他們組織自治政府、煮鹽巴、籌糧。在藏民送糧隊的支援下，賈拓夫很出色地組織完成了30萬公斤糧食的籌集任務。

1935年9月，賈拓夫列席了中央班羅鎮政治局常務會議。他向毛澤東、彭德懷彙報了陝甘黨組織和紅軍情況，並建議中央到陝北去。10月中旬，賈拓夫在陝南受中央委派，率領先遣隊帶一部電台去找劉志丹、徐海東的紅15軍團。在延安以南的甘泉下寺灣，終於見到了程子華、郭洪濤等領導，向他們介紹了長征情況，使中央紅軍和陝北紅軍很快地會師了。 ^[3]  後任陝甘蘇區中央局白區工作部部長、陝北省委宣傳部長。1936年任中央特派員、關中特委書記、三邊特委書記、少數民族委員會回民部部長等職 ^[2]  。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為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和發展各級黨的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1939年回到延安，在張聞天、李維漢領導下，主持西北工作委員會工作。1941年任陝甘寧邊區中央局統戰部部長、調查研究局局長。1942年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秘書長、邊區參議員等職，為西北地區黨的建設、統戰工作做出了寶貴貢獻。

在張聞天、李維漢的領導下，賈拓夫主持了對回回民族問題和蒙古民族問題的調查研究，並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和《蒙古民族問題提綱》，經黨中央討論通過實行。隨後，又組織幹部編寫了《回回民族問題》一書，在中國第一次用馬克思主義觀點論證回、蒙等都是中國的少數民族，對於爭取回、蒙民族的廣大羣眾，包括他們的愛國上層分子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起了積極的作用。

與此同時，為了配合開展蒙古族、回族工作，由賈拓夫建議並主持，在延安建立了蒙古文化促進會，以及陝甘寧邊區回民救國協會和回民文化促進會，並修建了清真寺。此外，還在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建立自治村或自治區；在延安開辦民族學院，為黨培養了少數民族幹部 ^[2]  。 ^[5] 

1945年，日本投降後，賈拓夫接替陳雲主持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任西北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

1947年春，胡宗南軍隊大舉進犯陝甘寧邊區，他隨同西北局的領導機關和邊區人民政府輾轉陝北，動員羣眾堅壁清野，支援前線。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賈拓夫任西安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西安市市長、中共西安市委書記、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等職。西北全境解放後，他主持西北財經委員會工作。長征後，直到1949年，賈拓夫在陝西先後擔任中共三邊特委書記、陝西省委書記、西北局常委、統戰部長、少數民族工委會主任、西北財經辦主任、西安市委書記、市長等職務 ^[2]  。

1952年8月，賈拓夫調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副主任，協助陳雲、李富春編制了新中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1953年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任國務院第四辦公室副主任、主任，併兼輕工業部部長。1955年9月，任全國手工業生產合作社監事會主任。

1956年10月，賈拓夫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58年6月，賈拓夫為中央財經小組成員，9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賈拓夫當選為中央委員。

1959年賈拓夫被錯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到基層工作。

1962年賈拓夫任撫順發電廠廠長，1965年任石景山鋼鐵公司副經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受到誣陷和迫害，賈拓夫於1967年5月7日不幸逝世。

1979年3月，中共中央為賈拓夫平反，恢復名譽 ^[2]  。

1980年3月20日，賈拓夫追悼大會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 ^[7]  。

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後，中共中央率陝甘支隊迅速北上，18日到達甘肅岷縣以南的哈達鋪。在這裏，聶榮臻得到一張7月份的國民黨報紙，上有消息寫道：“陝北劉志丹部佔領六座縣城，擁有正規軍五萬多人。”聶榮臻立即將報紙專送司令部葉劍英。為核實消息真偽，充分了解陝北紅軍情況，葉劍英找到中央紅軍中唯一來自陝北革命根據地的紅軍總政治部白軍工作部部長、曾擔任中共陝西省委秘書長的賈拓夫。看完報紙後，賈拓夫高興地説：“陝北是個鬧革命的好地方，羣眾生活很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窮鄉僻壤，可以和反動勢力周旋。”賈拓夫言簡意賅地闡明瞭陝北具有進行革命的牢固階級基礎、良好的羣眾覺悟以及充分的戰略機動空間等優勢。聽完賈拓夫的彙報，葉劍英把報紙拿給彭德懷，彭德懷看完後，又帶着報紙找到毛澤東。彭德懷回來説：“老毛和中央其他同志已初步決定，到陝北去靠劉志丹。”由於長征落腳點的選擇事關重大，毛澤東找來賈拓夫當面詢問陝北詳情。賈拓夫將1933年7月陝西省委被破壞以前陝甘游擊隊、紅二十六軍的活動及陝西革命鬥爭等情況作了詳細彙報，並建議中央到陝北立足。毛澤東聽後興奮地説：“別説陝北有幾萬紅軍，能有一萬就好了！”並向身邊的謝覺哉説：“看來劉志丹在陝北至少開闢了一塊根據地，到了陝北再説吧。”9月22日，中央在哈達鋪召開的團以上幹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形勢報告，明確提出：“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那裏有我們的根據地。”號召大家説：“同志們，勝利前進吧！到陝北不遠了，那裏就是我們的抗日前沿陣地。”並宣佈將紅一方面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27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肅通渭縣榜羅鎮小學召開常委會議，決定前往陝北，並設想“以陝北作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本營。”隨後，賈拓夫就作為陝甘支隊的嚮導，跟隨在毛澤東等領導人身邊，隨時介紹陝北的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概況，為中央決策提供參考。10月19日，毛澤東帶領中共中央機關及紅軍陝甘支隊到達陝北保安縣吳起（後改為吳旗）鎮。中央紅軍終於找到了落腳點 ^[1]  。

1935年11月至1936年初，賈拓夫擔任中共陝北省委宣傳部部長，1936年1月至5月，擔任中共關中特委書記。1936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賈拓夫、毛齊華率領中央巡視團到三邊巡視工作。臨行前，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張聞天、周恩來對落實工商業政策、少數民族政策問題作了重要指示。他們到三邊後，配合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國民經濟部部長毛澤民率領的經濟工作團，深入基層發動羣眾，嚴格區別地主剝削部分和經營工商業部分的界限，對不該沒收的部分堅決退回原主。在落實黨的民族政策過程中，對各民族團結不利的規章與習俗，堅決予以廢除，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在各階層廣大羣眾中樹立了新的信譽。

1939年，中共中央調賈拓夫回延安，參加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工作。西北工委是根據黨在抗日時期的整個戰略部署，於1938年底在延安成立的，是中共為開展西北地區黨的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建立這個地區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採取的組織措施之一，賈拓夫在這個組織中兼秘書。工作中賈拓夫多次和西北工委其他同志一道深入少數民族（主要是回族和蒙族）聚居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並主持起草了《回回民族問題提綱》和《蒙古民族問題提綱》兩份給中共中央的報告，從理論和政策方面提出了黨對團結回族和蒙古族共同抗日的各項重要意見。毛澤東在報告上面親筆批了“中央書記處原則通過”。為了在西北各省回族人民中宣傳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賈拓夫建議在延安建立一座清真寺，一座成吉思汗紀念堂。毛澤東親筆為“清真寺”和“成吉思汗紀念堂”題字。賈拓夫還建議回協在延安設立兩所清真食堂，為來往的回族人民提供方便。

1940年1月，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一致通過組織少數民族文化促進會的議案，賈拓夫先後參加組織了蒙古族和回民兩個文化促進會。同年，白如冰（時任“三邊”特委書記、綏遠省委書記和晉綏邊區黨委書記）從綏遠省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彙報大青山根據地和蒙、回民族工作時，賈拓夫參加了會議。會上，賈拓夫根據自己所掌握的情況，對團結和爭取蒙古族、回族廣大人民，包括蒙古族、回族的愛國上層人士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況和寶貴意見，對開展民族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0年5月，毛澤東根據陝西省中共地下組織的工作經驗，親自為西北工委起草了《關於陝西工作的決定》，提出了“廕庇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著名的十六字方針。賈拓夫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結合陝西地下黨的實際情況，提出了具體貫徹落實的意見和辦法。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建立後，西工委即將工作移交西北局，賈拓夫調西北局先後任常委兼秘書長、民運部（後改為統戰部）長，7月，西北局設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賈拓夫為主任。為了統一領導和集中管理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賈拓夫建議將陝北公學民族部與中央黨校的回回班合併改為民族學院，烏蘭夫任院長。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政治報告中説：“多年來，陝甘寧邊區對待蒙、回民的態度是正確的，其工作是有成績的。”這是對中共西北公委、中共西北中央局工作的肯定，也是對賈拓夫工作的肯定 ^[1]  。

1942年6月，為統一管理西北與陝甘寧兩區域的財政經濟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成立財經委員會，林伯渠、賀龍為正、副主任，下設西北財經辦事處。賈拓夫被任命為辦事處副主任。為了掌握西北財經工作的第一手材料，賈拓夫一方面找各個專業領導者瞭解情況，一方面深入基層接觸羣眾，掌握了大量各種不同的典型材料。這年他參與了毛澤東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著名報告的起草工作，給報告提供了許多參考材料，受到林伯渠的表揚和好評。

1943年，由於國民黨頑固派對陝甘寧邊區實行嚴密的軍事、經濟封鎖，邊區幾乎陷入沒有吃、沒有穿、沒有辦公用紙的嚴重困難局面。賈拓夫協助賀龍、陳雲堅決貫徹“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和“自力更生”等一系列方針政策，以土特產出口換回必需品，以民生必需品回籠邊幣，又以邊幣的發行支持生產和財政，加之邊區軍民努力生產，在較短時間內，渡過了難關，併為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日本投降後，陝甘寧邊區內相當一部分人產生“鬆一口氣”的思想，放鬆了生產和工作，使邊區財政收入大大減少，10月份税收僅佔7月份的40%。加之在抗日戰爭大反攻的時候，邊區大批幹部及部隊開赴前線，財政支出急劇增加。日本投降時，本來邊區財政積蓄可以用一年，由於收少支多，幾乎把積蓄用光了，同時，國民黨反動派變本加厲地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給邊區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困難。

為了打破封鎖，改善邊區的財政經濟狀況，1945年秋冬，西北財經辦事處在賈拓夫的主持下，召開了各部門負責人蔘加的緊急會議。會上，他強調要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多把“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具體化，並提出五項具體措施：一是為進一步實現邊區軍民所需棉花、布匹的自給自足，必須擴大棉田種植面積，推廣優良品種，從年產人均3斤左右提高到年產人均4斤的水平。二是財政上要繼續貫徹實行“長期打算”積蓄物資的方針，並實現消滅財政赤字，爭取做到更多的財政結餘。三是更好地運用税收工具，保護和發展邊區的國民經濟，禁止奢侈品及迷信品入境，提高高檔消費品的税率，降低食鹽及其它土產出境的税率。四是在貿易工作上，要提高土產價格，並以物物交換進行核算，爭取出入平衡，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嚴密封鎖。五是金融工作中，首先要弄清邊、法幣同流的程度，生產交換的情況，發行參量與當時物價的比例這三個基本先決條件，嚴格制止貨幣發行的隨意性，控制貨幣發行量，經過一年的努力奮鬥，邊區財政經濟狀況發生了明顯的變化，財政收入增加，並有了較多的節餘。

1947年和1948年初，賈拓夫帶領由陝甘寧和晉綏兩個邊區財經負責人組成的代表團，參加在石家莊舉行的華北財經會議。這次會議是在全國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新形勢下召開的，會議由董必武主持。會上確定了今後財經工作的方針和政策，強調逐步實現農村工作向城市工作的轉變，以迎接新形勢的迅速到來。賈拓夫在石家莊利用有限的時間，夜以繼日地調查，並蒐集了許多關於接管新城市工作的經驗及文告等資料。此後他寫下幾萬字《論轉變》的學習心得，發表在黨內編輯的《幹部必讀》上。

1948年至1949年春，賈拓夫的主要任務是領導陝甘寧邊區財經戰線全體人員，做好由農村到城市工作重心轉移的準備，貫徹黨的城市工作政策，同時充分利用前線節節勝利的有利形勢，放手發動羣眾步恢復和發展生產，組織邊區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解放全國的戰爭 ^[1]  。

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賈拓夫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中共西安市委書記、市長，同時兼任西北財經委員會主任。接管西安時遇到一個難題，即市場動盪不安。這方面的“敵人”已不是國民黨發行的金圓券，而是比金圓券強硬多倍的銀洋。商人囤積居奇，並拒收人民幣。一些幹部和一些好心的民主人士向市人民政府建議人民幣先不出台，讓銀洋流通。賈拓夫堅決反對這種做法，他耐心地解釋説，這是萬萬不可的，這樣只會使市場更加混亂，使人民幣更難樹立信用。市政府果斷宣佈以人民幣為本位幣，使人民幣取得合法地位進入市場並公佈各解放區城市物價，促進商店開門營業。不久，政府又針對銀洋脱離銀行牌價在市面流通、導致物價上漲的情況，再次明令禁用銀洋與銅元，並提高銀洋收兑牌價。此外，賈拓夫還責令貿易公司拋售物資，税收機關除廢除一些反動苛捐雜税外，一律按原税目、税率和税制，立即開徵各項税收，司法機關不受理一切有關銀元糾紛案件。採取上述措施後，物價從波動趨於平穩，人民幣在市場上也開始擴展。

之後不久，因國民黨軍反撲到西安附近，特務分子謠言破壞，加之北平、上海、天津物價上漲對西安市場的刺激等原因，引起一場大的波動，在黑市，1個銀元由兑換3000人民幣猛升為1萬多，甚至發生拒用人民幣現象，許多商店關門停業。後經市政府廣泛深入宣傳，嚴厲打擊匪特活動，特別是華北大軍源源到達陝境，加以市政府繼續拋售物資、開徵營利所得税，並宣佈公糧折收10%人民幣，銀行匯兑存款，並在黑市低價拋出銀元，以黑市打擊黑市等辦法，才使波動平伏下去，銀元黑市兑價從1萬多元跌到1000餘元。

賈拓夫在給西北局的報告中説：“兩個多月的經驗證明，要貫徹黨的金融政策，就必須與銀洋作堅決鬥爭，要打擊銀洋就必須實行全面動員，即行政力量與經濟力量相配合，政府力量與羣眾力量相配合，城市與鄉村相配合，這個地區與那個地區相配合，在這四面八方統一的方針與步調下，才能逐漸壓縮銀元陣地，擴展達到貫徹本幣一元化。”以賈拓夫為首的西北財委，經過幾年的努力，使長期在國民黨舊政權橫徵暴斂下瀕臨破產的西北城鄉經濟得到復甦。在廣大農村，糧食生產逐年增長，在城市，首先把發展壯大和加強國營經濟放在重要地位，同時堅決執行民族資產階級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鼓勵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城鄉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開展城鄉互相幫助，內外交流，在政治上、經濟上給民族資產階級以優惠的照顧，並歡迎在解放前夕由於不瞭解中國共產黨政策而離廠的資本家迅速回廠繼續經營。這些政策的正確貫徹和執行，使西北工商經濟能夠得以迅速恢復和發展 ^[1]  。

1952年下半年，毛澤東點名調賈拓夫任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協助陳雲分管交通運輸（包括交通、鐵道、郵電）、勞動工資等方面的日常工作。李富春副主任赴蘇聯談判時，他又代管一個時期的重工業。1952年冬，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即後來的國家計委）成立。1953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決定將原由財經委員會管理的工業、交通各部的工作業務，由國家計委管理。賈拓夫任國家計委副主任。

在編制新中國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發展速度和制定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問題上，賈拓夫提出了許多可貴的意見。比如，在輕工業與重工業關係問題上，他認為，強調發展重工業，不應忽視輕工業的重要性，無論從滿足城鄉人民的生活需要，還是從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來看，都應當重視輕工業。在原有工業和新建工業的關係問題上，他認為，積極發展新建工業是完全必要的，但原有工業的改建、擴建，比起新建畢竟投資少；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問題上，他認為，沿海工業中的巨大潛力還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許多企業只要調整或增添一些設備，稍加改建或擴建，就能增加一倍甚至幾倍的產量。發揮沿海地區工業潛力，可以在新技術、新產品方面起帶頭作用，可以為國家積累大量資金，調出大量職工和科技人員支援內地建設，促進內地工業的發展。

1954年底，賈拓夫調任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任兼輕工業部部長，直接參加領導對私營工業和城鄉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賈拓夫認為，“生產關係的這種重大變革，牽涉到社會生產力的配置和社會經濟關係的調整，應當採取適合新中國國情的方針、政策，採取既積極又慎重的態度，分期分批地進行，至於改造的步驟、方法和它們的組織形式、管理制度，必須與當時的生產水平相適應。”賈拓夫在1955年到1956年之間，先後4次去各地考察，發現有些地方由於過早過多地把手工業合併和實行統一計算盈虧，在合作化後，不僅生產沒發展，反而比自營時候產品質量下降，品種減少。他及時向當地黨政領導同志和手工業主管部門明確指出，實現社會主義合作化的目的是為了發展生產力，不能搞形式主義，走過場。他要求地方政府按照以下幾項原則認真複查，對的肯定，錯的糾正。這幾項原則是：第一，在手工業製造性和服務性行業中，一部分可以合併，但大部分不合並。第二，由於手工業的分散性和地方性色彩很重，在供銷業務上以基層社自購自銷為主。第三，小商小販各有一套傳統悠久的經營辦法，應予長期保存。在考察時，他還發現有些地方在合作化後，傳統的手工藝品見不到了，老藝人遭受到冷遇與失業的苦悶，便告訴地方領導同志，我們祖先留下來的這些特種手工藝品，只能發揚光大，決不能輕率抹掉，對老手工藝人要熱情關注，解決他們的生活困難，給他們安排青年學徒，要把傳統的“特藝”都接過來。他的這些意見，受到地方黨政領導機關的重視。

在對私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賈拓夫用很大的精力，協助陳雲去研究和處理從公私合營的經營管理到生產、流通方面的各種新動向、新問題。1955年，他在各地考察時，發現工商脱節、產供銷嚴重不協調的現象，便立即組織力量進行長期的細緻調查，最後提出以銷定產的具體措施和辦法，解決了工商之間的矛盾，從而推動了私營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賈拓夫在兼任輕工業部部長期間，對輕工業發展速度，協調輕工業與農業、輕工業與重工業之間的比例關係和改進企業管理，提高產品質量，擴大產品品種等方面，做了大量艱辛的工作。第二個五年計劃的輕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基礎上，能夠獲得60%以上的發展，多是與他堅持“在優先發展重工業和大力發展農業的同時輕工業也必須積極地相應發展”這一指導思想和採取一系列有遠見的具體措施分不開的。此外，賈拓夫還非常重視輕工業系統科技人才的培養問題。新中國建立初期，新中國沒有一所輕工業高等院校。他認為，如果沒有足夠的科技人才，新中國的輕工業是發展不起來的。在他的倡議和推動下，全國各地陸續創辦了一批輕工業高等院校和中等技術學校，為新中國輕工業的發展，造就了成千上萬的中高級科技骨幹。

1956年，毛澤東、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聽取了國務院所屬34個部門的工作彙報，對賈拓夫彙報中所提出的重工業與輕工業的關係，原有工業與新建工業的關係，沿海工業與內地工業的關係等意見，都十分重視。中央研究決定，將重工業和輕工業的投資比例，從原來的8比1調整為7比1，“一五”計劃內施工的限額以上的輕工業建設項目，由原來的65個增加到99個。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吸取了賈拓夫的不少正確意見 ^[1]  。

1980年3月20日，賈拓夫追悼大會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領導同志敬獻了花圈。悼詞中寫道，賈拓夫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在幾十年的革命鬥爭中，在黨的領導下，為中國各族人民的解放，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奮鬥不息，貢獻了畢生的精力。在經濟工作方面，賈拓夫同志具有深湛的理論修養和豐富的實踐經驗，是新中國經濟戰線上有獨到見解、有才幹的領導人之一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