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漢

李維漢同志1896年6月2日出生於湖南省長沙縣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青年時期，他切身感受到民族的屈辱和社會的苦難，萌發創造“文明新氣象”的豪邁志向。1916年，他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在校期間，他努力學習新知識，熱切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1918年，他同毛澤東、蔡和森等同志一道在長沙組織新民學會，為湖南地區建黨工作做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

1919年，李維漢同志赴法國勤工儉學。留法期間，他接受並信仰馬克思主義。1922年，他同趙世炎、周恩來等同志一道組建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負責組織工作。同年，受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委託，回國申請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底，由毛澤東、蔡和森同志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3年4月，李維漢同志接替毛澤東同志任中共湘區執行委員會（後改稱中共湖南區執行委員會）書記，直至1927年4月。他在湖南地區積極發展黨的組織，建立堅強領導核心；幫助國民黨改組，發展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組織民眾開展反帝鬥爭，領導驅趙（恆惕）反吳（佩孚）運動，打擊軍閥勢力；領導工運、農運、青運、婦運，組織工農羣眾積極支援北伐戰爭，有力推動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

1927年，繼長沙發生反革命的“馬日事變”後，蔣介石、汪精衞先後背叛革命，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敗。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組。李維漢與張國燾、周恩來、張太雷、李立三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臨時常務委員會，作出舉行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召開中央緊急會議的重要決定。8月7日，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在漢口召開，李維漢同志擔任會議主席。他代表中央常委報告會議籌備經過，參與討論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與瞿秋白、蘇兆徵同志一起當選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常委。八七會議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確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中國革命由此開始從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歷史性轉變。

1928年3月，共產國際同意在蘇聯境內召開中共六大。4月，中共中央決定，李維漢和任弼時等同志留守國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留守中央致力於開展反日運動，同時反對英美加緊對中國的滲透和控制；建立城市工作的羣眾基礎，開展城市工人運動；整頓和發展農村工作，組織指導農民暴動；整頓和發展黨組織，加強黨的秘密工作等事宜。六大以後，李維漢同志任中央巡視員、中共江蘇省委兼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書記等職。1931年赴莫斯科學習。1933年赴中央革命根據地，任中央組織部幹事、副部長、部長，中央組織局主任，中央黨校校長等職。長征中，任軍委二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總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長。他擁護遵義會議決議，擁護毛澤東同志在中央的領導，克服千難萬險，勝利到達陝北。

長征到達陝北後，李維漢同志參加黨中央指定的以董必武同志為首的五人“黨務委員會”，及時糾正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錯誤“肅反”，釋放劉志丹等蒙冤同志，使陝甘根據地轉危為安。

1935年瓦窯堡會議前，李維漢同志代中央起草《關於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強調應聯合整個農民，造成廣泛的農民統一戰線，並爭取實現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為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確立作出了貢獻。1936年12月起，李維漢同志歷任中共陝甘省委書記、中央羣眾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秘書長等職。期間，他組織研究陝甘寧邊區及周圍區域的統戰和民族問題，先後起草《關於回回民族問題的提綱》《關於抗戰中蒙古民族問題提綱》，經中央批准後，成為黨開展回族、蒙古族工作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導性文件。

1937年5月起，李維漢同志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中央幹部教育部副部長、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等職，負責編輯出版中央主辦的黨內刊物《共產黨人》，致力於黨的理論宣傳和幹部教育工作。他在任陝北公學黨組書記兼副校長、分校校長、校長期間，認真貫徹黨中央關於“教育為長期抗戰服務”的方針和毛澤東同志關於教育與政治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指示，不僅為陝甘寧邊區的建設和發展，而且為全國抗戰培養了大批人才。

李維漢同志為陝甘寧邊區的各項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1942年9月，他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協助林伯渠等同志做了大量工作。他按照黨中央“精兵簡政”方針，組織起草了《陝甘寧邊區簡政實施綱要》等文件，通過不懈努力，達到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的“精簡、統一、效能、節約和反對官僚主義五項目的”，為克服經濟困難、提高軍政人員素質起到了積極作用。他堅決貫徹“三三制”原則，主動聯繫李鼎銘等黨外人士，為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行民主政治，創造了成功經驗。中共中央為此通知各根據地，推廣陝甘寧邊區“三三制”經驗。他積極參與組織邊區大生產運動，推動邊區文化教育衞生事業發展。這些舉措，為把陝甘寧邊區建設成為模範抗日根據地和黨領導抗日戰爭的鞏固後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共中央提出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派出代表團赴重慶與國民黨談判。1946年4月，李維漢同志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在周恩來同志領導下參加國共談判和政治協商會議。他參與草擬“五五憲草修正案”，積極聯絡各方面人士，為宣傳黨的主張、擴大黨的影響做了許多切實有效的工作。

1946年底，國共談判破裂後，李維漢同志先後任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長、部長。1948年9月，中央城工部改名為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李維漢同志任部長，主管統戰和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在廣泛協商的基礎上，他向中央提交“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草案，為中共中央與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達成關於召開新政協的協議付出了辛勞和智慧。北平和平解放後，他熱情接待抵達北平的李濟深、沈鈞儒、譚平山等民主黨派代表和民主人士，向他們介紹中共的方針政策，組織他們參觀解放區，並與他們反覆協商和交換意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共識，為新政協的順利召開奠定了堅實基礎。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選舉產生新政協籌備會常務委員會，李維漢同志被推選為秘書長兼第一小組組長，負責商定參加新政協的單位及代表名額和名單。按照籌備會確定的原則，他協助周恩來同志廣泛接觸各方面人士，深入調查研究，經常為一個代表人選的確定而多方協商、再三斟酌。同時，他還向要求參加新政協的黨派、團體和個人反覆進行説明解釋，做了大量協調工作。經過3個多月的醖釀，確定了一份包括黨派、地區、軍隊、團體和特別邀請等5個方面23個單位662位代表的名單。這個名單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已為各方所接受，體現了全國人民在愛國主義基礎上的空前大團結，被毛澤東同志稱讚為“一本包羅萬象的天書”。周恩來同志在總結新政協籌備工作時評價説：“維漢同志出力最大。”

在新政協籌備期間，毛澤東同志曾對新中國是否實行聯邦制徵求李維漢同志的意見。李維漢同志提出，根據我國曆史和現實情況，不宜實行聯邦制。他建議在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這項建議被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採納，並得到充實和完善，被明確載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民族區域自治既能保證少數民族在自治地方實現當家作主、管理自己內部事務的權利，又能保證各民族更好團結在祖國大家庭之內，共同建設社會主義，成為我國解決民族問題的基本政策和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這是李維漢同志為新中國政治建設作出的一項重要貢獻。

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取得革命勝利的三大法寶之一。李維漢同志從1948年至1964年底，一直擔任中央統戰部部長職務。他善於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圍繞黨和國家中心任務，提出適合國情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原則，為黨和國家的統戰、民族、宗教工作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作出了卓越貢獻。

新中國成立後，李維漢同志先後擔任全國政協秘書長，政務院秘書長，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第八辦公室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副主任等職。他認真貫徹黨中央制定的統一戰線方針政策，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他把統一戰線作為黨的總路線、總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出統一戰線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廣泛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黨的中心工作服務。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提出統一戰線要為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大運動服務。社會主義改造期間，他創造性地向黨中央提出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和平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重要建議，被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採納，成為運用和平贖買政策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創舉。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他強調統一戰線的主要任務是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及時把統戰工作中心轉移到教育和學習方面，向黨中央建議創辦了社會主義學院、政治學校和工商講習班，廣泛組織各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學習關於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極大地調動了他們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積極性。他模範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支持和幫助民主黨派整頓組織，明確指導思想，協商確立各自分工活動的主要範圍和特點；提出共產黨員要主動團結非共產黨人士，讓黨外人士有職、有權、有責；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參加社會主義建設。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針對反右派鬥爭擴大化造成的不利影響，提出採取“和風細雨神仙會”的方式，建議中國民主建國會、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的負責人實行“三自方針”（自己提出問題，自己分析問題，自己解決問題）和“三不主義”（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辮子）的方法繼續進行自我教育，增強了統一戰線內部團結，受到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的充分肯定。

李維漢同志不僅是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創議者和執行者，也是黨的民族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論家和領導者。新中國成立後，鑑於少數民族地區嚴重缺乏幹部的實際情況，1950年，他主持制定《培養少數民族幹部試行方案》《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大力培養少數民族幹部，有力推動了民族地區各項事業的發展。1951年，他作為中央人民政府首席全權代表，負責同西藏地方政府全權代表談判西藏和平解放問題，達成《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對祖國統一大業作出了重大貢獻。1952年，他在總結推行民族區域自治經驗的基礎上，主持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成為我國第一部關於民族問題的立法。李維漢同志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民族關係，幫助各少數民族發展經濟文化事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世紀60年代初，他先後撰寫《統一戰線是中國人民爭取勝利的一個法寶》《中國各少數民族和民族關係》等7篇理論文章，產生了廣泛影響。

李維漢同志十分重視團結宗教人士、做好宗教工作。他指出，我國的宗教具有五個特性，即羣眾性、長期性、國際性、複雜性，在一部分少數民族中還有民族性。他強調，必須堅持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團結各種信教的和不信教的羣眾，共同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要廢除宗教中的壓迫剝削制度，宗教必須適應社會主義制度。要在宗教界培養一批具有豐富宗教知識的愛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培養宗教界有地位的領袖人物和接班人。

李維漢同志樹立了做好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楷模，贏得了眾多黨外朋友和民族宗教界人士的尊敬和愛戴。

李維漢同志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他在晚年曾説：“我投身革命60年，體會最深的是，作為一個共產黨員，要具有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和百折不回的革命毅力。”他經常説，不管遇到什麼風浪，犯什麼錯誤，有兩條絕不動搖，就是一要革命，二要黨。他是建黨時期的老黨員，經歷革命、建設、改革多個歷史階段，曾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擔任很高的黨內領導職務。他一生兢兢業業、恪盡職守，從不計較地位高低，不計較名利得失，總是把成績歸功於黨，歸功於人民，歸功於毛澤東同志和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

李維漢同志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尚的品格，對黨、對人民、對革命無限忠誠，任何時候都把黨和人民事業放在第一位。他曾在1962年和1964年兩次受到錯誤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間被關押8年之久，受到殘酷折磨。但他在得到平反後首先想到的不是個人的痛苦遭遇，而是深入思考產生錯誤的深層次社會歷史原因。他認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發生，與我國長期的封建主義思想影響有關，於是向鄧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同時，也要反對封建主義思想殘餘的重要建議。這一觀點，寫入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李維漢同志強調共產黨要有嚴格的鐵的紀律。他説：“黨的紀律是黨的組織的統一，黨內不容許有任何派別組織（小組織）的存在。”“黨內沒有什麼可以不遵守紀律的特權。”他把維護黨的團結統一視為天職，堅決服從黨的安排。他沒有因為職務變化改變對黨的忠誠，消減對黨的熱情，黨需要他去哪裏，他就去哪裏，總是主動地、創造性地做好工作。他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勇於解剖自己。延安整風時期，李維漢同志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教育研究室和中國新聞研究室主任。他帶頭學好文件，堅決貫徹中央關於整風的正確方針，嚴格解剖自己，深刻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三次“左”傾錯誤中的責任，分析了這些錯誤產生的社會根源和思想根源。他對自己的錯誤不迴避、不掩飾、不諉過，在許多場合直言不諱地講述自己犯錯誤的教訓和改正錯誤的努力。黨的七大召開前，他致函毛澤東同志，表示自己過去犯過“左”的錯誤，主動要求不參加中央委員會，表現了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磊落氣度。

李維漢同志善於總結歷史經驗，妥善處理黨史上的重大問題。1983年，他受黨中央委託，主持五人小組，與王首道等同志一起，本着既要弄清是非又要團結同志的精神，研究解決了長期爭論的“西北歷史問題”，為各地解決黨史上的類似問題提供了遵循。從1979年起，李維漢同志響應中央號召，開始系統地撰寫革命回憶錄。在耄耋高齡、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仍然以“我是採薪憂不盡，殘年有志惜晚晴”的心態筆耕不輟、修改文稿，直到生命最後一刻。他的回憶錄，堅持實事求是原則，注重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字裏行間充滿了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崇高精神，充滿了在黨言黨、在黨為黨、在黨興黨、在黨護黨的高尚情懷 ^{[1]  [5]}  。

第一任妻子：曹文玉 ^[9] 

第二任妻子：金維映，育有長子：李鐵映 ^[6] 

第三任妻子：吳景之 ^[7]  ，育有次子：李鐵林 ^{[4]  [8]} 

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同學蕭子升對李維漢的評價是“為人‘精細’”。 ^[3] 

從李維漢早期的革命活動來看，他具有包容性的性格。他的態度很温和。他自己也説：“我自己的人格固然重要，同時尤尊重人家的人格。” ^[3] 

李維漢“高度重視理論修養，堅持理論聯繫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他勇於進行自我批評，對自己錯誤從不掩飾，並從錯誤中總結經驗教訓。” ^[3] 

他的一生不謀私利，不圖虛名，艱苦樸素。他是廉潔奉公和實事求是的典範！

李維漢同志為黨和人民事業付出了畢生精力和心血，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精神財富。正如陳雲同志所説：“李維漢是一位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老同志，值得大家懷念！”今天，我們紀念李維漢同志，就是要學習他的堅強黨性、高尚品格和革命精神，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樹立和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為奪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新勝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努力奮鬥！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