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歷史

早期基督教在希臘羅馬文化區域的傳播是用希臘語進行的，福音書和其他的佈道講稿和書信都是用希臘文寫的。這些文獻是《新約》的文本來源。這與原本為猶太聖經的《舊約》不同，原初的《舊約》文本主要是希伯來文本。基督教在希臘羅馬文化區域傳播的過程中也注意吸收希臘羅馬的文化，這為基督教後來成為羅馬帝國的國教創造了條件。

起初，基督教主要在貧民和奴隸中傳佈，並受到羅馬帝國的敵視。在尼祿、戴克裏先等羅馬皇帝當政期間，基督徒數度遭受迫害，許多信徒殉教獻身。直至313年，君士坦丁一世頒佈米蘭詔書（米蘭敕令），基督教才成為羅馬帝國所允許的宗教。羅馬皇帝狄奧多西一世於391年宣佈它為國教。從此，基督教在羅馬帝國全境廣泛傳播，整個地中海沿岸地區都很快基督教化了。

羅馬帝國分為説希臘語的東部地區和説拉丁語的西部地區。在説希臘語的東部地區的基督教教會的神學家被稱為希臘教父，在説拉丁語的西部地區的基督教教會的神學家被稱為拉丁教父。330年君士坦丁大帝決定把羅馬帝國的首都從意大利的羅馬遷往地中海東岸的“新羅馬”，即君士坦丁堡（現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君士坦丁堡成為羅馬帝國的新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那時，基督教的神學思想的中心是在東部的君士坦丁堡、亞歷山大里亞和安提阿。4世紀和5世紀基督教內部有關教義的爭論和信經的擬定都是在東部進行的。不過，西部教會則稱彼得系教會在羅馬的創始人，羅馬教會的主教是彼得的傳承人。由於各地教會尊重彼得，加之羅馬主教不斷擴大其影響，羅馬教會獲得了西部教會的首席權。羅馬教會從這種首席權中發展出教宗（教皇）集中領導的制度，西部地區各地教會的主教由教宗任免。這種教宗制度沒有得到東部教會的承認。另外，在西部地區出了一位重要的拉丁教父奧古斯丁，他的神學思想幾乎支配了西部教會1000年，並對後來的基督教新教產生重大影響。

簡言之，從1—5世紀是基督教創立並從以色列傳向希臘羅馬文化區域的時期，是基督教發展的早期階段，是使徒和早期教父建立基督教基本教義和神學學説的時期。這一時期常被稱為基督教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階段。

到了476年，羅馬帝國在內部的矛盾和外族的入侵下分裂為以意大利的羅馬城為中心的西羅馬和以君士坦丁堡為首都的東羅馬。隨着東西羅馬的分裂，基督教也開始分裂為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

在羅馬帝國的東北邊境外分佈着日耳曼部落和從蒙古和西伯利亞來的匈奴等部落，稱為“蠻族”。5世紀中期，“蠻族”大舉入侵意大利，並在現在的德國、法國、西班牙和北非等地建立他們自己的國家。他們不僅攻打羅馬人，而且也互相廝殺，造成極大破壞。這時唯一起着穩定社會秩序的機制是基督教的教會。西部天主教的教會在這時救濟難民，進行道德規勸，對入侵者傳教，説服他們信仰基督教，並要求他們放棄本族的語言而使用拉丁語。移居法國和西班牙的外族人不僅基督教化了，而且也拉丁化了。這時羅馬教宗是西羅馬權力的中心，各地君王貴族由他加冕封爵。法蘭克國王矮子丕平將羅馬梵蒂岡一帶的土地贈予教宗為教廷使用，至此西部教會的中心建立於梵蒂岡。教宗在主張其“彼得之首席權”的同時亦提出“兩把寶劍説”，認為教權高於王權並可制約王權，因此與世俗君主之間經常發生衝突，但總的來説，教會的勢力大，教宗能左右王權和軍事的領袖。

東羅馬帝國擋住日耳曼等部族的入侵，並把它的政權一直保持到1453年土耳其人攻克君士坦丁堡為止。在此期間，西部教會和東部教會之間的差別越來越大。東部教會不執行教宗制，而形成以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語言為背景的各自相對獨立的牧首制，其中君士坦丁堡牧首在各正教會中保留榮譽上的首席地位。東部教會與民族國家的關係密切，有着較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講究禮拜的儀式，保留希臘的文化傳統。東部教會和西部教會在向斯拉夫人傳教的過程中也發生衝突。總的來説，斯拉夫地區置於東部教會的影響之下，俄羅斯人和塞爾維亞人成為東部教會的信徒，但西部教會也在波蘭等地站住腳。

隨着在君士坦丁堡的羅馬帝國的皇帝的影響力的減弱，日耳曼部落王國的加固，教宗利奧三世於800年加冕查理曼大帝，宣告了一個獨立的“德意志神聖羅馬帝國”誕生。1054年東部教會和西部教會因為“和子句”發生糾紛，互相開除教籍，史稱“第一次大分裂”。從此西部的羅馬天主教和東部的正教分道揚鑣，直到梵二會議期間（1965年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相互主動撤銷絕罰，走上了教會合一的道路。

自從7世紀起，伊斯蘭教在阿拉伯地區興起。在西亞和北非的許多原來屬於東羅馬基督教教會的地區被伊斯蘭征服者佔領。耶路撒冷落入穆斯林的控制下，這意味着耶穌誕生和活動過的基督教聖地落入異教徒的手中。西羅馬地區的教會和國家產生一種強烈的反應，宣稱解放耶路撒冷聖地是上帝的旨意，於是組織十字軍東征，自1095年起先後八次遠征，給征戰沿途的人民帶來浩劫。但在征戰的同時，西方的基督徒接觸了當時領先於西歐的伊斯蘭文化，也重新發現和整理了被翻譯成阿拉伯文字的已經失傳於西歐的古希臘哲學著作，特別是某些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上述發現為西方的基督教注入了新的動力。同時，與伊斯蘭教等其他宗教的接觸激發了西歐神學家的護教動機。上述因素融匯交合，促成了12世紀基督教神學與西歐文化的大繁榮。

原先拉丁的哲理神學以柏拉圖的哲學為哲理基礎，柏拉圖主義或新柏拉圖主義占主導地位。12世紀開始，亞里士多德主義開始盛行，着重邏輯推理的經院哲學和神學誕生。原先神學家通常把信仰與理性對立起來，排斥理性，擁護信仰。此後神學家儘管仍然主張信仰高於理性，但尋求把信仰與理性協調起來。安瑟倫的座右銘是“信以致知”。他以人的理性思想為基礎建構了著名的上帝存在的本體論的論證。托馬斯·阿奎那在他的《神學大全》和《反異教大全》中力圖把建立在人的自然理性的基礎上的自然神學與建立在上帝的啓示基礎上的啓示神學結合起來。儘管經院哲學家和神學家所提出的上帝存在的證明和自然神學的體系在現代人的檢驗下在邏輯上仍然存在問題，但他們畢竟肯定了人的理性的相應地位，這為此後基督教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中世紀並非完全黑暗一片。基督教會在推動歐洲學校、圖書館的建立方面起了重大作用。這促進了基督教文化教育、文學藝術、邏輯推理乃至科學技術的發展，併為大學在歐洲的興起做了準備。

從476年羅馬帝國分裂至1453年東羅馬帝國在信伊斯蘭教的土耳其人的進攻下滅亡，史稱中世紀。這是基督教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是歐洲基督教化的時期，是基督教分裂為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的時期，是基督教文化與穆斯林文化既衝突又交流的時期，同時也被史學家認為是整個西歐的精神整合時期，被認為是日後西歐“民族性”的精神淵源。日耳曼人基督教化的過程是從3—13世紀，斯拉夫人基督教化的過程是從7—15世紀。

在14—16世紀間，基督教史上出現兩件新的大事：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文藝復興是指14—16世紀在歐洲發生的人文主義思想文化運動。它發軔於1300年左右的意大利，後迅速波及德國、法國等歐洲其他國家。它通過復興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衝破中世紀的思想禁錮，為近代的到來鳴鑼開道。它首先恢復對歐洲古代人文學科（語法、修辭、倫理學、歷史、詩學、辯證法和講演術）的研究，然後把滲透在這些學科中的人文主義的精神推廣到繪畫、音樂、建築風格等藝術領域中去。在科學研究方面它表現為突破中世紀的以信仰為中心的宇宙觀，恢復古希臘的科學精神，把經驗觀測、數學的計算、邏輯的推理作為評判科學理論真偽的標準。哥白尼創建“日心説”，布魯諾為堅持日心説等真理而被異端裁判所判處死刑而獻身，象徵着文藝復興時人的不屈不撓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哲學和神學方面，它表現為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認為上帝把人置於宇宙的中心，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人有自由決斷的能力。任紅衣主教的德意志哲學家和神學家尼古拉（庫薩的）反對死氣沉沉的中世紀的經院哲學，主張宗教的真理不是通過煩瑣的理論所能達到的，人們只能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在與自然界和社會交往中，領悟到“神在萬物中，萬物在神中”。他的哲學和神學通過復興希臘思想中的辯證法，為德國後來的啓蒙運動和思辨的唯心主義理論開闢了道路。

宗教改革運動發生於16世紀歐洲的德國、瑞士、荷蘭、北歐和英國等地，它導致產生脱離天主教會的基督教新教教會。這場運動的起因是複雜的。在政治上，當時民族國家正在形成，它們力圖擺脱羅馬教廷的控制，爭取獨立自主和維護自身的民族國家的利益。在經濟和社會關係方面，隨着技術的發展和商貿的擴大，出現了欣欣向榮的工商城市和主張社會改革的市民階級（中產階級）；農民由於遭受封建領主和教會的雙重剝削，正孕育起義的浪潮。在思想上，由於受文藝復興運動的影響，基督教的人本主義從意大利傳佈至中歐和北歐；普通教徒得益於印刷術的發展已有可能得到《聖經》，他們不滿於教會神職人員對解釋《聖經》的專斷，希望通過自己閲讀《聖經》來領會它的意義；教會中也出現了一些富有創新意識的神職人員，敢於打破教條，建立新的教義教規。另一方面，從天主教內部講，自從14世紀末期起，由於教宗與國王的爭權，發生教宗的阿維尼翁之囚（1309—1377），隨後又發生了持續40年的天主教會的大分裂，其間出現兩個教宗乃至三個教宗對峙的局面，羅馬教廷的威信和對各地的控制力大為降低，並且教會在當時也常流傳出腐敗的醜聞。

宗教改革運動的直接的導火線是教宗利奧十世以修建羅馬聖彼得大教堂為名，於1517年派多明我會修士台徹爾到德國去兜售贖罪券，此事激起極大反感，據傳馬丁·路德於同年10月31日在維滕貝格教堂門前張貼反對兜售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揭開這場宗教改革運動的序幕。路德提出“唯靠聖經、唯靠恩典、唯靠信仰”的改教口號。以上口號為以後的改教者所繼承和追隨。改教浪潮波及西歐全境，在教廷勢力薄弱的地區引起一場又一場改教運動。瑞士的蘇黎世發生了茨温利領導的改革運動，在日內瓦以加爾文為首的激進派建立市民階級共和式的長老制教會，由此產生新教加爾文派（即歸正宗或改革宗）。英國在亨利八世國王推動下自上而下進行改革，建立了獨立於羅馬教廷的英國國教會（聖公會）。瑞典、挪威、芬蘭、丹麥等國自上而下地改革，相繼以路德派教會代替天主教為國教。

中歐和北歐的宗教改革運動導致建立許多獨立於羅馬的本地教會。第一個本地教會的信仰綱要是於1530年在奧格斯堡召開的神聖羅馬帝國會議上宣讀的信綱，即《奧格斯堡信綱》。該信綱在馬丁·路德指導下由梅蘭希頓起草，共28條，內容包括路德派強調的“因信稱義”，反對教宗的最高權威，主張廢除豪華儀式，簡化教士等級，准許神職人員結婚，在聖餐中信徒與教士同樣領受餅和酒，取消修士、修女發願等。雖然在這次會議上，該信綱由於受到天主教人士和查理五世皇帝的反對而沒有被通過，但馬丁·路德堅持它，並用德文和拉丁文同時公佈，成為路德宗的信仰綱要。在經歷了近30年的新教諸侯國與天主教諸侯國的衝突和戰爭後，路德派的這個信綱在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會議上得到德意志帝國範圍內的法律上的承認，而路德宗也就成為德國的合法宗教。

基督教新教其他各派也有它們各自的信綱。其中1563年發佈的《海德堡問答》在德國和荷蘭的改革宗中影響最大，並隨移民從荷蘭橫渡大西洋，成為美國長老會信徒（Presbyterian）所尊奉的信綱。儘管新教派別在許多細節問題上有分歧，如在對基督教聖餐禮儀的解釋上，茨温利持“象徵説”，路德持“同體説”，但他們有基本的共同點：他們都主張《聖經》為基督教真理的最高準則，每個基督徒都有閲讀《聖經》的權利，都可以憑藉上帝的恩寵和自己的信與聖靈交感，領悟啓示的真理。他們反對修會的教牧人員高於平信徒的陳見，主張基督徒在《聖經》面前一律平等。基督教在近代隨着歐洲政治勢力的擴張而向外迅速傳播。隨着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西班牙、葡萄牙等南歐天主教國家把天主教傳到南美洲，英國等位於歐洲北部的新教國家把新教傳到北美洲。歐洲列強在瓜分非洲和亞洲殖民地的時候，也把它們各自的宗教派別帶入其殖民地。基督教的這些在殖民地的傳教工作，從眼光來看，該受責難的遠遠多於該受稱頌的，他們往往用強制的方式迫使殖民地的人民信教，摧毀本地的傳統文化，某些傳教士甚至為屠殺部落居民製造藉口，如説印第安人沒有靈魂，殺沒有靈魂的人不算殺人。但也有不少傳教士受到窮苦人民的愛戴，他們在文化交流、醫療衞生、救濟難民方面做了許多可歌可泣的工作。

進入近代以後，基督教受到現代理性主義、經驗實證主義與世俗主義的接連衝擊，導致基督教，尤其是新教陣營產生分化。自由主義神學主張適時迴應現代社會，重解古典基督教教義，重視社會正義與社會實踐。而保守派（以北美基要派為代表）則越發強調《聖經》字句無誤，同時加強宣教以奪回被世俗的現代主義勢力奪走的社會領地。這種基本立場的分歧造成當今新教版圖兩大陣營對立的局面：以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為代表的對現代與後現代社會持開放容納態度的各新教主流教會，和以基要派、部分新福音派為代表的持保守立場的教會。

近幾十年來，基督教意識到教會本地化的重要性，與當地的文化相結合，使用本民族的語言，由本地人擔任本地重要的教牧工作。這與殖民地的獨立相呼應，第三世界國家的教會越來越多地依靠自己的力量生存發展。在美國，黑人牧師注意到要把宣教與維護黑人的權利結合起來；遭到謀殺的牧師馬丁·路德·金是著名的美國黑人民權運動領袖。與此同時，歐美國家的教會意識到“對話”和“普世教會運動”的重要性，他們尋求通過對話，消解基督教各教派間的分歧，爭取教會的再合一。他們也希望通過對話，尋求與其他宗教（猶太教、伊斯蘭教、佛教等）的溝通，為維護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羅馬天主教在1962—1965年召開第二屆梵蒂岡公會議，確立了“開放”、“現代化”、“對話”、“普世主義”的路線。這次歷史性會議的倡導者和最初的主持者教宗約翰二十三世提出“跟上時代”的口號，邁出天主教革新的重要一步。1966年教廷宣佈取消《禁書目錄》。1978年波蘭紅衣主教卡羅爾·沃伊蒂瓦當選為教宗即約翰·保羅二世，從而結束自1522年以來教宗之位一直為意大利人擔任的局面。羅馬教廷於1979年宣佈撤銷1633年對伽利略的譴責，約翰·保羅二世於1992年正式為伽利略平反。為調整其對科學的態度，梵蒂岡於1936年成立羅馬教廷科學院，1994年成立教廷社會科學研究院。

總部設在日內瓦的世界基督教會聯合會，簡稱“世基聯”，是最大的倡導普世教會運動的基督教國際組織，原以北美和歐洲的新教教會為主體，後第三世界國家的新教教會和東歐的正教教會也紛紛加入。據1992年統計，成員包括102個國家和地區的322個教會組織，羅馬天主教廷雖沒有正式加入該組織，但在某些方面與該組織合作，如雙方在日內瓦共同設立“社會發展與和平委員會”。總而言之，雖然基督教各派間及其內部的分歧和分派仍在繼續進行，但在世界範圍內掀起了一場基督教普世運動，許多基督教的團體在尋求促進世界各派基督教的聯合方面取得共識。

福音派教會因其基要派起源而被認為傾向保守。但在隨後的發展中，福音派的信仰立場有明顯的調整，趨向緩和。普世福音派的總論壇“洛桑大會”在1974年發表洛桑宣言，指出福音派的宣教工作需要對本地文化予以尊重，並且強調宣教與社會服務同為福音工作的左右手。同時福音派教會也積極同天主教和“自由派”主流教會在社會服務的領域裏展開合作。這表明福音派在日後的發展中逐漸淡化教條主義的立場，趨向與其他新教教會、羅馬天主教，甚至教外對話與合作。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