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

現代標準漢語，是現代漢語口語與書面語的官定標準，基於現代北方官話的語法和語音，做為官事、教學、媒體等的標準用語，並廣為東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採用。作為聯合國六種官方工作語言之一，成為國際人士學習中文的主要參照。當前在新加坡等國為官方語言之一，也是東南亞及其他海外華人羣體廣泛採用的共通口語或書面語；

普通話（Putonghua），按照1956年2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發出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華語（huayu），此種説法主要流行於東南亞華人地區，東南亞華人可能説多種漢語方言，華語一般指現代標準漢語。 ^[4] 

早在雍正時期，清政府就積極推廣官話。其中福建、廣東兩地的語言系統與北方官話差異極大，以至兩省官吏持鄉音“赴任他省，不能宣讀訓喻、審斷詞訟”，只能由“吏胥從中代為傳述，於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 ^[5]  不僅如此，“兩省之人，其語言既皆不可通曉”，不但官員“歷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使“身為編氓，亦不能明白官長之意，是上下之情，格不通，其為不便實甚。”官民上下，語言不通，成為執政的重要障礙。因此，清廷特地在閩粵地區大力推廣官話，規定“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涪官話者，不準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 ^[6]  但是，語言推廣並非易事，清廷並沒有能夠實現語言統一，閩粵地區一直延續着原有的方言系統。但這一時期語言統一還僅是清廷政令下達，專制統治的需要。

隨着晚清民族危機的加深，在民族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不少精英強調語言統一與民族認同、國家富強間的密切關係，統一國語呼聲日漸增高。創制切音新字的盧戇章指出，如果人們“各操土音”，必然“對面無言”，而如果“文話皆相通，中國雖大，猶如一家”，那麼國家“新報、告示、文件以及著述書籍，一經發出，各省人等無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曉。” ^[7]  這對於國家與民眾而言，都是極為有利之事。而晚清桐城派教育家吳汝綸東遊日本之後，深受日本國語教育思想影響，回國後即向張之洞奏請實施國語教育，他指出“一國之民，不可使語言層差不齊，此為國民國體最要之義”，主張向日本學習，在學校推廣國語教育。與此同時，他提出以京音統一天下音律，以實現語音統一。長白老民亦深諳此意：“世界各強國無不以全國語言一致為內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國洞達治體者，亦無不深明此理。”1903年，京師大學堂學生在給時為直隸總督的袁世凱的呈書中，亦認為中國南北各省，“口音互異，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而“國人所賴以相通相結者，語言也，言不類則心易疑，此渙散之本也。”因此，“統一語言”可以“以結團體”，可以強國家。中國“無事不規仿泰西，步武日本”，唯獨對語言統一問題“漠然置之”，是不可行的，因此，強烈呼籲推行官話合聲字母。 ^[8] 

中華民國建立後，由於助推國家建設和統一的需要，輿論漸趨加強對國民與國家之間權利與義務關係的強調，“國語”的重要性被納入到“國家—國民”的話語敍述之中。蔡元培就認為國語是“融洽國民感情的媒介，是個人求知識，謀職業的應用，是服務於民族國家，盡一個國民應盡責任的應用工具。” ^[9]  遠在日本的華僑呼籲只有學習統一的國語，才能“做中華民國統一國家的大國民”。 ^[10] 

而在1920年代，軍閥混戰、國家分裂，許多人寄希望於國語的推廣能加強地方軍閥對整體的認同，實現全國政治上的統一。倪海曙認為，民初舊的封建勢力很快轉變成軍閥割據的狀態，連年內戰，“使當時每一箇中國人都感到政治統一的需要，於是許多人又都從統一上着想，這種意識反映到語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與國語運動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轉變成了‘統一國語’的注音字母。” ^[11]  這正如時人所希望的那樣，“方今南北紛爭，憂國之士力謀統一，但統一南北，非先聯絡感情，則言語之效力乃大”。 ^[12]  這種國語統一觀反映了時人現實需求。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眾多精英認為語言不統一，方言隔膜造成了國人之間猶如一盤散沙，國族性不強。 ^[13]  國民和國家之間的隔膜狀態造成了國民只知個人、家族、鄉土而不知國家、民族，正如蔡元培所言：“中國人民肯替家族、地方犧牲，而不肯替國家犧牲，就是因為感情的不融洽，像廣東一省，廣州、潮州、汀州、漳州都各有各的語言，所有時起糾葛，雖然也有其他種原因，但是語言的不統一，總是一個重大原因。” ^[14]  所以在支持國語統一運動的人看來，國語就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象徵，是“國民精神所寄託”，只有“國語統一，國民精神才能統一，現代的國家，沒有不承認的”。而民眾只有在操持了共同的語言之後，“國民統一之精神，自隨而勃發，馴之五族一志，四億同心，後擴充軍備，以固國防，振興實業，以裕國計，普及義務教育以培國本，發達科學技藝，以宏國用，種種問題皆得迎刃而解矣。” ^[15] 

自從西方人東來中國，並嘗試學官話，自然需要創制用來記錄漢字讀音之拼音系統。多年來，曾經有不少拼音系統推出。19世紀時，最先出現的就是威妥瑪拼音，根據其發明者命名。1906年，標準郵政式拼音推出，同樣是不太規則的系統，也多數用於地名。

以上兩種系統當前仍被使用，但漸漸被漢語拼音取代，如今多數只是出現在舊課本或歷史書等。

20世紀時，有些中國語言學專家提出數個轉寫系統，而其中一個更是全新拼音系統：注音符號，到當前為止，最成功的轉寫系統是漢語拼音，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如今也部分採用漢語拼音。

80年代之後，隨着漢字的計算機輸入問題得到徹底的解決，漢語拉丁化運動已逐漸平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亦不再採取這種論調。但民間仍有拉丁化運動的支持者。而耶魯拼法則不太受歡迎，也比較過時，卻更能代表官話的音位。

現代漢語標準語繼承於始於北宋、定命於元明的“官話”體系。1909年，清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將當時通用的官話正式命名為國語。這是漢語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新老國音1911年，中華民國成立後，後年2月在北平召開了“中國讀音統一會”制定了史稱老國音的國音系統，確定了以“京音為主，兼顧南北”的國音，具有入聲。同期並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9年9月編輯出版了《中華民國國音字典》。

1920年，由於《國音字典》語音標準與北平語音標準產生的矛盾，爆發了“京國之爭”。同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英文科主任張士一發表《國語統一問題》，認為注音字母連同國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認同國音，主張以北平音為國音標準。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和江蘇全省師範附屬小學聯合會相繼做出了定北平語音為標準音的決議，最後由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將國音確立了“以北平讀法為標準音”，即新國音，並開始在全國學校推廣。

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國語統一籌備會”。1928年國民政府改為“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

“國語”的定形1932年5月，中華民國教育部正式公佈並出版《國音常用字彙》，為確立國語的標準提供了範本，為現代漢語標準第一個系統——國語系統。1932年之後的國語廣播，都採取了以《國音常用字彙》為標準的形式，各地的國語標準一致化。 ^[16] 

近代的“普通話”一詞，是朱文熊於1906年首次提出的，後來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話”的説法，並與茅盾就普通話的實際所指展開爭論。經“五四”以來的白話文運動、大眾語運動和國語運動，北京語音的地位得到確立並鞏固下來。

新中國成立後，在1955年舉行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張奚若在大會主題報告中説：“為了突出我們是一個多民族的大家庭，為了突出我們各民族語言文字的平等，所以經過深入研究，我們決定不採取國語這個叫法。如果叫國語的話，擔心會被誤解為把漢語凌駕於國內其他民族之上。”

經過研究最後決定叫普通話。

1956年2月6日，國務院發佈的《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中，對普通話的含義作了增補和完善，正式確定普通話“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普通話”一詞開始以明確的內涵被廣泛應用。普通話的語法以魯迅、茅盾、冰心、葉聖陶等人的著名現代白話作品為規範，並且還必須是這些現代白話文中的“一般的用例”。

目前，普通話以《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為準。 ^[19] 

以下將以普通話為例，介紹漢語標準語的語音系統。

對漢語而言，單音節（單字）發音可分為聲母、介音、韻母、韻尾、聲調五個要素；超音節（詞句）發音還存在連續變調等要素。對普通話而言，介音、韻母、韻尾則被合成稱為“韻母”。

普通話的聲韻母系統基本沿襲了北京話系統，兩者主要的不同在於zh，ch，sh在北京話多發捲舌音而普通話多發翹舌音；台灣普通話則避免發出捲舌音。普通話的聲調亦大體繼承北京話的系統，即陰平55，陽平35，上214，去51，以及輕聲；台灣普通話的上則為21。單字聲調普通話四聲音值在普通話裏，只有平聲有陰陽分立，沒有入聲，因此除輕聲外共有四個聲調：

陰平（標為“-”，聲調值55）

陽平（標為“ˊ”，聲調值35）

上聲（“上”讀作shǎng，標為“ˇ”，聲調值214）

去聲（標為“ˋ”，，聲調值51）

此外還有輕聲（標為“·”或不標），在超音節詞句中使用。輕聲是否該稱為聲調，學術界有一定的爭議。

（ma）單音的四個聲調國語等的音調與普通話相同，單字音調值則有些許區別（上聲為21）。

中古漢語的入聲，在普通話裏被劃入各種聲調裏。這點與絕大多數漢語方言不同。

普通話在讀詞、句時，字的發音會有一定的變化。變調、輕聲、兒化是其例子。

1.當兩個上聲字連讀時，第一個字的聲調值變為35，即等於陽平的調值。變調調值是214-35。

例如：“老鼠”（lǎo shǔ），兩字音調都是上聲，但發音為陽平、上聲，和“牢鼠”（láo shǔ）的讀法相近（但不相同，“半上聲”）。

2.當三個上聲字連續時，則比較複雜，要分析具體情況。

當詞語首二字是雙音節，而第三字是單音節時，首二字都讀陽平聲。例如“保管好”（bǎo guǎn hǎo）的發音是陽平，陽平，上。當詞語首字是單音節，而尾二字是雙音節時，首字甩掉14的調，變成211；第二字讀陽平聲。例如“總保管”（zǒng bǎo guǎn）的發音是上、陽平、上，但第一字的上聲只是“半上聲”。

3.如果上聲字後面接着非上聲字，亦即陰平、陽平、去聲和輕聲前，且該上聲字不處於句末、不處於被強調狀態時，常讀作半上聲。國語則是上聲字後接非上聲字即讀21，不論其餘條件。

1.在去聲音節之前，“一”讀陽平聲。例如：“一定”（陽平、去）。

2.在非去聲音節之前，“一”讀去聲。例如：“一天”（去、陰平）、“一年”（去、陽平）、“一起”（去、上）。

3.在詞語之間，“一”讀輕聲。但表示序數時或其他情況下，“一”都讀原本的陰平聲。

4.“不”只有在去聲音節前才變調為陽平聲。在詞語之間，“不”讀輕聲。

普通話的字在以下情況下讀輕聲:

這點與北京話輕聲頻繁出現的情況不同。台灣普通話的輕聲較普通話少得多。此外，在普通話裏，輕聲並非區分音位的條件，讀輕聲字的多少可能因人而異，大抵而言，中國大陸北方人讀輕聲的頻率要比南方人高一些。

普通話在以下情況下，名詞後接一個兒化音:

這點與北京話兒化現象頻繁出現的情況不同。台灣普通話的兒化現象幾乎不出現。此外，在普通話裏，兒化並非區分音位的條件，兒化現象的多少可能因人而異，大抵而言，中國大陸北方人兒化現象率要比南方人高得多，許多南方人甚至不使用兒化音。 ^[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