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文明古國

梁啓超在其寫於1900年的《二十世紀太平洋歌》中，認為“地球上文明古國有四：中國、印度、埃及、小亞細亞是也”。

《世界文明史》（美國威廉·麥克高希）稱“巴比倫、埃及、印度、希臘、中國 ^[3]  是世界上曾經存在過的五大文明發源地”。

《全球通史》（美國斯塔夫裏阿諾斯）中提及：“中東、印度、中國和歐洲這四塊地區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這些文明使歐亞大陸成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歷史中心地區。更明確地説，中東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羅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原；中國的文明中心是黃河流域；歐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區——這一地區從米諾斯文化時期至中世紀末期，一直在經濟和文化上佔有明顯的優勢。應該説明，這裏所説的歐洲包括北非。”而在斯塔夫裏阿諾斯的觀點裏，中東文明即包括了尼羅河文明和兩河文明。

日本NHK電視台的大型紀錄片《世界四大文明》也認為古美索不達米亞、埃及、印度、中國 ^[3]  世界四大古文明。

英國BBC廣播公司的大型記錄片《中華的故事》裏，將尼羅河、幼發拉底河、印度河、黃河稱作世界四大古文明。 ^[1] 

文明古國(1張)

文明是人類發展史上的特殊階段，是人類脱動物界後進一步脱離了原始野蠻狀態的階段。我們從考古學上怎麼來判斷呢。考古學發現和研究古代的物質遺存，我們主要依靠考古來論證文明起源，就需要在考古方面找到文明的標誌。這不只是中國考古學的問題，也是一個世界考古學的普遍問題。對於考古學中的文明標準，國際上有一些通行的標準，這些標準是外國學者在考古工作中提出的，是不是完全適合中國的情況，當然還需要進一步考慮，可是直到今天為止，我們國內學術界還是使用這樣的標準。

在這裏向大家介紹一下這些標準是怎麼出現的。這些標準得以流行是由於一本很流行的書。這本書1968年出版，作者格林·丹尼爾是英國學者，長期擔任劍橋大學考古學系主任，他主要研究歐洲考古，而他還研究考古學的歷史，擔任過世界考古學史會議的主席。他寫了一本書叫《最初的文明》，副標題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學”，書雖然很小，可是很流行，成為西方國家考古學生的必讀書，不單在英國出版，美國等一些地方都有版本。就是這本書把剛才説的考古學上通行的文明標準普及到了全世界。其實這些標準並不是由丹尼爾提出的，我們仔細讀一下他的書就知道，這是在195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召開的一次研討會上提出的。芝加哥大學東方研究所在近東考古和歷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這個研究所當時召開了一個“近東文明起源學術研討會”，會上有一位學者叫克拉克洪，他提出了文明的三條標準，而後經丹尼爾補充，通過《最初的文明》一書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這三條標準是：

第一條標準就是要有城市，就是發掘出的遺址中應該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鄉村的對比和差別。這個標準還有量的限制，作為一個城市要能容納五千人以上的人口。

第二個條件是文字，沒有文字的文明很難想象，因為沒有文字的發明，人類的思想文化的積累就不可能存留和傳播。

第三個條件是要有複雜的禮儀建築，什麼叫複雜的禮儀建築呢。簡單來説，就是一個建築物不是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經濟的原因而特別建造的一種複雜的建築。比如説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任何人去參觀，站在金字塔前，對着獅身人面像，都會感覺到這是一種文明，這是沒問題的。你不能説它是原始的，還是處在矇昧、野蠻的狀態，因為金字塔是墳墓，如果僅為了一般需要，無論如何也不需要建造這樣大的建築。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靈魂可以永存，這就代表了文明時代的階級分化和統治。

由克拉克洪歸納提出、經過丹尼爾推廣的考古學上的文明標準，就是這三條。他們説，由於古代遺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兩條就夠了，而在兩條裏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種，就可以認為是文明社會了。

這個看法傳到東方，不管是在日本還是中國，學者都覺得有點不夠，提出來最好再加上一條，就是冶金術的發明和使用。在我們國內，冶金術被普遍認為是一個標準，那麼我們就有四條標準了。當然，這些標準是不是真正適合我們中國古代的歷史狀況，我看將來還可以討論研究。

通常説，中國同巴比倫、埃及、印度一樣，是擁有五千年曆史的文明古國。可是，長期以來，按照歷史編年，中國實際上只有商周以後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證明，商代以前的歷史，由於缺乏確切的考古資料，還停留在傳説階段。而其他文明古國早在19世紀到20世紀初，就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後的文字、城郭、金屬等考古發現。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遼寧省凌源縣（現凌源市）和建平縣交界處 ^[14-15]  發現距今5000年的紅山文化晚期的“積石冢”羣等重要遺蹟，包括女神廟遺址和由三層圓壇與三層方壇組成的大型祭祀遺址。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實證。

“這些考古發現已遠遠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蓋解釋的內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現，説明中國早在5000年前，已經產生了植根於公社，又凌駕於公社之上的高一級的社會組織形式。”考古學家蘇秉琦在《中國文明起源新探》一書中指出，“這一發現把中華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馮時的研究馬不停蹄，牛河梁的發現為他提供了“重磅”資料。　

1993年，馮時發表《紅山文化三環石壇的天文學研究——兼論中國最早的圜丘與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遺址的圓壇與方壇，是中國已發現的最早的祭天圜丘與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圓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徵，其形制與北京明清兩朝的天壇與地壇呼應，是五千年前“規矩”的重現。

他結合《周髀算經》與西水坡45號墓的研究，進而指出，牛河梁圜丘平面之三環，由內向外，正是《周髀算經》七衡圖顯示的內衡、中衡和外衡，分別象徵夏至日、春秋二分日、冬至日的日行軌跡，圜丘的內衡直徑是外衡直徑的1/2，三衡直徑呈等比數列，這不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論，還準確表現了分至日的晝夜關係，其顯示的古人對宇宙的認識水平，足以令世人驚歎。

2006年，馮時出版《中國古代的天文與人文》一書，進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圓的直徑恰是同一正方形內切圓直徑（等於正方形邊長）√2的倍，如果連續使用這種方法，並省略方圖，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環圖形；牛河梁方丘，由內向外三個正方形的原始長度都是9的整數倍，是以內方為基本單位逐步擴充的結果，方丘的設計正是利用了古人對勾股定理加以證明的“弦圖”的基本圖形，也就是九九標準方圖。

他的這一論證，極大豐富了人們對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華先人文明水平的認識，也讓人們理解了《周髀算經》與《營造法式》等中華典籍中“正方形+外接圓”所代表的天圓地方宇宙圖形的文化要義——天圓之徑與地方之邊形成的√2比值，正是中國古代建築平面與立面構圖慣用的經典比例，對此，古代匠人手執規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陰陽和合的哲學理念盡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貫之。

中華五千年不間斷的文明史，在此得到高度詮釋。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