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善卷

據《呂氏春秋》慎大覽·下賢記載：“堯不以帝見善綣，北面而問焉。堯，天子也；善綣，布衣也；何故禮之若此其甚也？善綣，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驕也。堯論其德行達智而弗若，故北面而問焉，此之謂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禮賢？”（《辭源》解釋：善綣即善卷。）

《呂氏春秋》中這段話的意思是：唐堯沒有以帝王的身份去見善卷，而是以學生拜見老師的禮儀與善卷見面，善卷坐在北面，唐堯站在南面向善卷先生求教。當時與唐堯同行的大臣們很不理解，他們認為，唐堯是當今天子，而善卷是一介布衣，唐堯以帝王之尊何必對平民行此大禮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身為天子的唐堯有什麼事要問，只需要把善卷招來問就是了。而唐堯卻不這樣認為。他覺得，善卷先生可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一位得道的賢士，對待像他這樣得道的賢士是不可輕慢的。唐堯還把自己與善卷先生作了一個比較，他覺得自己的品德行為不如善卷，知識和智慧也遠不如善卷先生。因此，他要以學生拜先生的禮儀向善卷先生討教。唐堯認為只有這樣做才算是公平的，如果辦事做不到徹底的公平還怎麼談得上禮賢下士呢？

唐代著名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寫下的一首《善卷壇下作》詩，詩中有唐堯要將帝位禪讓給善卷史實。

《善卷壇下作》

劉禹錫

先生見堯心 相與去九有

斯民既已治 我得安林藪

道為自然貴 名是無窮壽

瑤壇在此山 識者常回首

（（清）彭定球等編：《全唐詩》第355卷004首，中華書局，2003年出版。）

劉禹錫在這首詩中明確地告訴人們，帝堯要將帝位禪讓給善卷，但善卷沒有接受，沒有接受的理由是，天下已經大治，自己沒有必要取而代之。在中唐時期，象劉禹錫這樣有地位的朝廷官員和高素質的文人認為，帝堯要將帝位禪讓給善卷，這應該是有確實依據的。

唐代著名詩人蔡昆有一首《善卷先生壇》詩：

《善卷先生壇》

蔡 昆

幾到壇邊登閣望 因思遺蹟詠今朝

當時為有重華出 不是先生傲帝堯

（（清）彭定球等編：《全唐詩》第778卷009首，中華書局，2003年出版。）

從詩的後兩句“當時為有重華出，不是先生傲帝堯”中也可以看出，帝堯有將帝位禪讓給善卷的舉動，而不僅僅停留在想法。

據宋代羅泌所著《路史》國名紀己記載：“帝舜師單卷。今鄆城有單父城，即善卷也。”（羅泌：《路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帝舜拜善卷為師的史料不多，但山東單縣、鄆城地區（古曹州地區）這方面的傳説很多。

據《莊子》載：

《莊子》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餘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餘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

（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出版。）

這段話的意思是説，虞舜要把帝位讓給善卷先生，善卷先生説：“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冬天穿着皮毛的衣服既柔軟又暖和，夏天穿着細葛布衣服既瀟灑又涼爽。春天裏的耕種，我的身體完全可以承受這種勞動；秋天收穫貯藏以後我就可以休息了。每天日出我就開始一天的工作，日頭一落我就休息了，這種逍遙自在的生活我是很滿足的。我怎麼會想到去治理天下呢！可嘆啦！您也太不瞭解我了。”善卷先生沒有接受虞舜的一番好意。為了躲避糾纏，善卷先生去了深山老林，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裏。

在中國的歷史上就有二十五位帝王，或順應歷史潮流，或迫於時勢，把自己的帝王之位禪讓給了他人。

縱觀中國歷史，魏、晉、隋、唐時期，多次政權的更替，都是通過較為文明的禪讓方式來實現的。並且我們發現，帝位的禪讓者都以師唐堯、虞舜自誇；帝位的被禪讓者都以許由、善卷等自比。這足以彰顯上古時代許由、善卷等聖賢巨大的影響力。

2、對中國道家文化的影響

道家的道就是人們要遵守的客觀規律和自然法則。善卷就是一個有道之人, 他遵守自然規律。

道家特別注重人的精神境界，認為人的最高精神境界是逍遙。在道家看來，一個人生活在世界上，總想讓自己獲得自由。一種無拘無束的行動自由，一種沒有煩惱、沒有憂愁的精神自由，這兩種自由的最高境界就是“逍遙”。

一個人生活在現實世界中, 因為要受到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限制, 行動要受到約束, 但人的思維活動可以任意馳騁換句話説, 思維活動是可以自由的，思維活動的自由往往走在了行動自由的前面，怎樣才能使兩者同步呢? 道家覺得順應自然可能對此大有幫助。顯然, 善卷先生是一個順應自然的好典型。

莊子主張人在精神上的逍遙自在, 在形體上也試圖達到一種不需要藉助外力而得到的逍遙自在的感覺。善卷的生活和對生活的感受就是人的逍遙。

逍遙的實質是無為，無為是道家最重要的理念之一。《莊子》天運篇中明確指出，“逍遙，無為也。”（《莊子·外篇·天運第十四》）善卷的“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就是闡述道家無為的一種境界。

莊子認為養護人的生命的主宰是人的精神, 而人的精神要順從自然法則, 要安時而處順。顯然, 善卷先生不想因做帝王而改變自己的自然生活的這種行為方式完全符合道家精神, 使得善捲成為道家的一個典範。

唐堯和虞舜要辭去帝王之位，他們既不是德行不行, 也不是能力不行, 更不是身體不行, 他們辭去帝王的原因是不願為追求美好而傷害天下生靈。善卷和許由這兩位賢人是有條件做帝王的, 不然的話像唐堯和虞舜這樣聖明的帝王是不會輕易做出把自己的帝王之位禪讓給他們的決定並付諸行動的。善卷和許由都斷然拒絕接受帝位, 沒有半點猶豫, 這是什麼原因呢? 這是因為善卷和許由兩位賢者都不願意因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而危害到自己的生命。唐堯和虞舜禪讓帝位以及善卷和許由拒絕接受帝位都是道家精神的體現, 因為道家重生和順其自然。

道家有“道法自然”的重要思想：“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經》）道家認為, 人是依存於土地的, 土地上的萬物又是依存於由日月星辰、風雨雷電等形成的氣候的, 日月星辰的運轉、風雨雷電的形成與發作都是有規律的。 然而, 這些自然規律的形成也不是孤立的, 它也依賴於自然。許由和善卷兩位賢者拒絕接受唐堯和虞舜的帝位禪讓的理由, 就是“道法自然”的表現。

3、對中國儒家文化的影響

荀子是繼孔子和孟子之後的對儒家思想有所發展的重要儒家人物, 他對重整儒家典籍也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這位戰國時代偉大的思想家、政論家、文學家在他的著作《荀子》中是這樣評價善卷先生的歷史貢獻的：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為民，泛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荀子》成相·第二十五）

（荀況：《荀子》，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出版。）

重義輕利是儒家所倡導的人類社會高尚的行為準則，善卷就是荀子所列舉的上古堯舜時代重義輕利僅有的兩個典型之一，這説明善卷對儒家道德理論的建立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的。

儒家特別重視人的道德修養，而善卷又是非常有道德修養的上古高士，儒家當然會作為道德典型來加以宣揚。

董仲舒是這樣褒揚善卷先生的：

堯舜德彰而身尊, 善卷德積而名顯。善在是則堯舜之道在是, 堯舜之道在是則善亦在是。（（宋）李燾：《善卷先生祠堂記》）

（應先烈：《嘉慶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我們知道，儒家特別推崇上古兩個賢明的帝王唐堯和虞舜, 他們的品行在儒家看來就是人類理想品行的化身。儒家僅次於孔子的代表人物孟子對唐堯和虞舜簡直佩服得五體投地, 他“言必稱堯舜”。在董仲舒看來，善卷與唐堯、虞舜是一個整體，是“德”把他們緊緊地聯繫在一起，他們相得益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善卷這個人物在儒家的影響是多麼巨大！

朱熹在常德德山祭祀善卷時, 寫下《善卷祠記》，對上古重義輕利、拒絕帝王之位的賢者善卷先生的德行達智發出這樣的感嘆：

“先生之道不可一日無。苟得之以致君，得之以澤民，可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宋）李燾：《善卷先生祠堂記》）

（應先烈：《嘉慶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朱熹對上古聖賢善卷有這樣高的評價説明善卷對儒家道德理論的影響是巨大的。

4、對中國隱逸文化的影響

善卷是中國隱逸文化承先啓後的代表人物。唐代文學家吳筠在他的《逸人賦》中有“洪崖广成肇其端，子州善卷緒其後”的評價。洪崖與廣成指的是黃帝時代有德行的兩位隱逸人士，他們是隱逸之風的開創者。子州支父和善卷是堯舜時代隱逸之風的承先啓後的代表人物。

上古時代善卷先生在枉山留下的高尚隱逸之風，為歷代文士所津津樂道，武陵也就因此成為文士們樂於採風的地方。古代的文學家以武陵為地方背景，用他們豐富的想象力創作出諸如《桃花源記》之類的文學作品，描繪出人類社會的理想家園。這些文學作品中無不折射出善卷先生逍遙自在的生活影子。

梁山伯與祝英台是我國流傳最廣的四大民間故事之一。這個家喻户曉的民間故事就發生在江蘇宜興善卷山附近，善卷山成了這個最感人的愛情故事的創作載體。

這個愛情悲劇無不體現出男女主人翁對愛情自主，生活自由的憧憬，這與善卷所追求的自主、自由有着某種共同之處。

因為湖南的常德地區是善卷先生的主要生活區域，因此該地受善卷先生的隱逸之風的影響比較深。常德境內比較有影響的隱逸之地就有德山、桃花源、白馬湖、柳葉湖、夾山。

5、對釋家文化的影響

明代著名文學家袁中道，不僅非常崇拜善卷，而且對善卷的思想言行，及其所產生的影響都有獨到的認識。一次，袁中道遊常德德山，瞻仰善卷遺蹟，隨行的人向他請教這樣一個問題：“善卷之讓天下也，於佛法何居？”意即：“善卷拒絕接受帝位的這種行為，難道與佛家思想有聯繫嗎？”袁中道對這個問題給予了回答：

“昔調御之丈夫，莫不塵三輪而芥七寶。後來學之者亦往往高謝世榮，棲神巖壑。良以骨超名利五欲之外，籠不住而呼不回者，始可以擔荷此事。若垂涎薌羶，柔同繞指，吝春佗，嘛腐鼠，而可以修出世之業，我未聞之也。如善卷輩真可與共學矣（袁中道：《雪珂齋集》卷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

袁中道這樣回答：“過去佛能教化引導的一切可度者，都要做到身淨、口淨、意淨，視金銀珠寶如草芥。後來學佛的人往往避謝富貴榮華，把精神寄託在高山幽谷之間。追求的目標在功名利祿之外，且再也拉不回頭的人，才可以開始學佛。對美食垂涎，沒有性格，連小事都在意，如果這樣的人都能成佛，我是沒有聽説過的。向善卷這樣的高士學習與修佛是有共同之處的。”袁中道就找出了佛家與善卷之間的共同之處，那就是佛家和善卷都強調自我修為而淡泊名利。

自佛教傳入中國之後，佛教從中國傳統的隱逸文化中找到了結合點，這也是佛教為什麼能夠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開花的主要原因。因為善卷就是中國隱逸文化的主要開拓者之一，因此，中國歷史上的很多高僧就特別崇敬善卷，善卷對中國佛教界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在上古高士中，善卷先生的地域影響是最大的。這是因為善卷在廣大的淮河流域和沅江流域留下他眾多的事蹟。善卷先生在山東省、江蘇省、湖南省都有廣泛的地域影響，這是與善卷同時代的其他高士中任何一位所不具備的。

在山東省的古代地方誌中，有很多關於善卷的記載。如清乾隆二十一年周尚質、李登明、謝冠等編的《曹州府志》，清康熙五十六年王鏞秦寅等編的《單縣誌》，清乾隆二十四年普爾泰、傅爾德等編的《單縣誌》，民國十八年項葆楨、李經野等編的《單縣誌》，明崇禎七年米嘉穗、孫鯨編的《鄆城縣誌》，清康熙五十五年張盛銘、趙肅等編的《鄆城縣誌》，清光緒十九年畢炳炎、胡建樞等編的《鄆城縣誌》等等。在江蘇省的地方誌中，也有很多關於善卷事蹟的記載。如清光緒十八年阮升基、寧楷等編的《重刊宜興縣舊志》、《重刊宜興縣誌》。在湖南省的地方誌中，記載善卷事蹟的不勝枚舉。如明嘉靖十四年陳洪謨編的《常德府志》，清嘉慶十八年應先烈編的《常德府志》，清乾隆三十年席紹葆、謝鳴謙、謝鳴盛等編的《辰州府志》，清同治二年孫翹澤、陳啓邁等編的《武陵縣誌》，清同治十二年邱育泉、何才煥等編的《安化縣誌》，清嘉慶十六年牛中翰、陶澍等編的《安化縣誌》，清同治十二年齊德五、舒其翰等編的《漵浦縣誌》，清乾隆二十七年陶金諧、楊鴻觀等編的《漵浦縣誌》，清（1821—1850）巴哈布、王煦等編的《湖南通志》，清光緒十一年李翰章、曾國荃等編的《湖南通志》，清光緒二年盧峻、成業襄編的《湖南考古略》，清光緒十四年同德齋主人編的《廣湖南考古略》，清光緒十四年王先謙編的《湖南全省掌故備考》等等。

在上古堯舜時代，產生了不少高士，主要有被衣、王倪、齧缺、巢父、許由、善卷、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壤父、石户之衣、蒲衣子、北人無擇、伯成子高、方回等十四位高士。

皇甫謐的《高士傳》共為從堯舜到三國時代的高士九十多人作傳，時間跨度達兩千多年。皇甫謐還是覺得這九十多位高士中，許由和善卷是最有影響力的。

皇甫謐對上古的十位高士——被衣、王倪、齧缺、巢父、許由、善卷、子州支父、壤父、石户之農、蒲衣子分別作了傳記，他給這十位高士都有定位。被衣、齧缺、子州支父、壤父屬於一類，這一類就是唐堯時代的普通高士，僅被稱為“堯時人也”； 巢父是一類，很特別，稱“堯時隱人”；許由是記載特別詳細的一類，傳記中有名，有字，有籍貫，記載的篇幅最長，事蹟也突出，但皇甫謐沒有對許由給出明確的定位，這可能是留給後人或讀者根據他作的傳記去定位；石户之農屬於普通高士一類，皇甫謐都不知道他是何許人；剩下的王倪、善卷、蒲衣子屬一類，被皇甫謐定位為賢人的高士，這其中的王倪、蒲衣子被稱之為“堯時賢人”， 善卷被稱之為“古之賢人”， 相比之下，善卷的定位最高。

在《莊子》、《呂氏春秋》、《高士傳》所記上古堯舜時代的十三位高士中，是帝王之師的有許由、善卷、蒲衣子；是帝王之位的禪讓對象的有許由、善卷、子州支父、子州支伯、蒲衣子、北人無擇；既是帝王之師又是帝位的禪讓對象的有許由、善卷、蒲衣子。許由既是帝堯的老師又是帝堯禪讓帝位的對象，蒲衣子既是帝舜的老師又是帝舜禪讓帝位的對象，善卷是帝堯的老師，善卷是帝舜禪讓帝位的對象。許由既是帝堯的老師，又是帝舜即位之前的老師，還是帝堯禪讓帝位的對象。因此，善卷和許由都是影響兩朝的高士。其他九位高士的地位和影響要比善卷和許由的影響小多了。

堯舜時代的這十三位主要高士，最有影響力的高士是善卷和許由。善卷和許由這兩位高士對整個堯舜時代都產生重大影響。善卷和許由在堯舜時代的主要影響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他們“得帝而不受”的重義輕利的精神影響；二是堯舜對他們的尊崇所產生的尊師重賢的世風影響；三是他們的自我修為給當時和後世社會的榜樣作用。其他的高士都沒有善卷和許由對當時的社會產生的影響那麼大。善卷和許由這兩位高士相比較起來，就給當時的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而言是相當的，給後世所產生的影響由於前面所述的原因，善卷的影響略小於許由，但還是遠大於其他的高士，但善卷的形象比許由更加可親可近。就善卷和許由對中國的歷史貢獻而言，善卷的歷史貢獻要略大於許由，這是因為善卷是唯一的引領時代潮流的高士。

善卷與同時代的其他高士比較起來，有一個非常顯著的特點，那就是善卷這位高士他不僅注重人生的精神享受，同樣也注重人生的物質享受。善卷不僅不是清心寡慾的人，而且還是一個追求精神和物質享受和諧統一的人，這代表着人類社會生活不斷進步的潮流。

從皇甫謐的《高士傳》中我們發現，善卷還是一個精通音律的高士。從他批評帝堯“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就可以知道，善卷先生有很深的音樂造詣。從善卷批評帝堯“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可以推測，善卷對服飾也有不低的鑑賞能力。善卷先生的這些素質都是他同時代的其他高士所不具備的。

我們還可以推測善卷是一個身體非常健康而且熱愛勞動的人，不然的話，他的這些物質享受從何而來呢？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並不高的原始社會末期，善卷這樣的平民生活算是引導潮流的了。以上高士都沒有爭名於朝、逐利於市的行為，他們甚至鄙棄名利，但改善生活狀況和享受生活的樂趣也是當時社會發展的潮流，善卷是以上高士中既不追名逐利，又能引領社會發展潮流的唯一高士。善卷也是在同時代的高士中形象最豐滿、最可親近的高士。

如果從地域的影響來看，善卷的影響可以説是最大的。由於善卷的生活區域大，所影響的地域有山東省、江蘇省和湖南省。山東省、江蘇省和湖南省的地方誌中，有很多關於善卷事蹟的記載。許由的生活區域侷限於許昌及附近地域，和善卷相比生活區域小多了。其他高士也無法與善卷的地域影響相提並論。

善卷先生給中國的道德歷史留下的最寶貴的文化遺產是重義輕利。早在戰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就已經明確指出：“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

善卷先生重的是生命的意義，輕的是一己私利。善卷先生生活在逍遙自在、心意自得的環境中，他不願被名繮利索所牽制。拒絕登上天子的寶座，這既是善卷先生的一種自然的選擇，也是善卷先生重義輕利的美德體現。

人對生命的重視主要體現在對自己身體的保養和對自己心理的調節上。從善卷先生的生活來看，他的生活很有規律，這有利於他的身體健康；他是一個熱愛勞動的人，這種勞動是自己的體力足以承受的勞動，這樣的勞動不僅不會損害他的健康，還對他的身體健康有利。這種勞動也是他豐衣足食的保證，他可以因此而衣食無憂，還可以過上當時的小康生活。他冬天穿得上皮毛衣服、夏天穿得上細葛布衣服，就是天子在冬天和夏日也只是穿這樣的衣服。善卷先生不苛待自己，從善卷先生的衣着就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善待生活的人，一個珍惜生命的人。善卷先生的心理也是非常健康的，對自己的生活他感到滿足，他覺得這種生活是逍遙自在的生活，是一種心理滿足的心意自得的生活。

善卷先生非常重視自己的修為，獨善其身。《孟子·盡心上》説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但善卷先生的這種獨善其身並沒有什麼窮的背景，也沒有什麼功利目的，更不是為了兼濟天下。他“理安於獨善”，“不恥為匹夫。”（無能子：《無能子》，中華書局，1981年出版。）他的自我修為是心安理得的，作一個平民百姓也是心安理得的，他並不以做一個平民百姓為恥。

善卷先生不但一輩子不求名，更是迴避名，連最大的天子之名也迴避。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輕名。那麼，善卷先生是不是對什麼都輕視呢？

善卷先生輕名，但非常務實。他並不像其他高士一樣只注重修道理論的研究，他更注重社會實踐。善卷先生是在生產活動中，在教育過程中不斷地充實自己的。所以，善卷的生活過得非常充實，非常有規律。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種”，“秋收斂”，“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善卷務的是享受生活之實。與此同時，他也用自己的行為教育和感化周圍的百姓，以形成良好的世風。他甚至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糾正不良風氣。就在帝舜拜訪他時，善卷耳聞目睹帝舜一行的招搖，沒有聽之任之，而是一針見血的當面批評帝舜，為保持和發揚帝堯時代的良好風尚作出貢獻。

當帝舜要將帝位禪讓給善卷先生時，善卷先生利用這個機會，當面對帝舜進行批評，這是善卷先生對天下負責的表現，也是對虞舜的關心與愛護的表現。善卷先生首先讚揚先帝唐堯對天下的治理，認為：“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從之，不賞而民勸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靜，不知怨，不知喜。”善卷先生覺得在唐堯在位的時候，以仁義化民，天下和諧。在讚揚唐堯以後，善卷先生毫不客氣地對帝舜進行批評。善卷先生首先批評帝舜的衣着，認為：“盛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善卷先生接着批評帝舜愚弄百姓和為自己歌功頌德：“繁調五音之聲以亂民耳，丕作皇韶之樂以愚民心。”（皇甫謐：《高士傳》，京華出版社，2000年出版。）善卷先生分析了帝舜這樣做的危害，認為這會導致天下從此大亂，以此警醒帝舜。

自由是人類生活的一種至高境界。十九世紀匈牙利愛國英雄和詩人裴多菲對人的生命、愛情、自由這三者的重要性作了一個比較，裴多菲覺得，“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裴多菲看來，自由比生命和愛情更為可貴。

早在四千多年前的上古時代，善卷先生就崇尚自由。他認為自由才是人類最值得珍惜的東西。當唐堯和虞舜要把帝位禪讓給他時，他認為自己登上帝位之後肯定會改變他現有的生活，傷害到他的自由，而做帝王又不是非他不可，在名利與自由面前，善卷選擇了自由！他崇尚的自由就是逍遙於天地之間。善卷先生所崇尚的逍遙於天地之間的這種自由，也成為中國人追求自由的重要標準。善卷給中國的歷史留下了非常寶貴的崇尚自由之德。

善卷先生過着逍遙自在、心意自得的生活，這樣的有品質的生活對他的身體和心理都非常有利，對他的生命也十分有利，繼續這樣的生活肯定是善卷先生的心願。然而，帝舜要把充滿巨大名利誘惑的帝位禪讓給他，要徹底改變善卷先生的這種自由自在的生活，善卷先生是接受還是辭讓？善卷先生毫不猶豫地選擇了辭讓，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善卷先生懂得就利避害。在善卷先生看來，如果登上天子之位，肯定會改變現有的生活，而現有的生活就已經很好了，做了帝王以後的生活不僅不會變得更好，反而會變得糟糕。繁重的政務不僅不會給他自由，反而是他生活的桎梏。在善卷先生看來，天下已經被虞舜治理得好好的，並非要他善卷做帝王不可，在這樣的情況下，自己幹嘛要做帝王危害自己美好的生活呢！

從《莊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善卷先生是一個非常勤勞的人，他既愛腦力勞動，又愛體力勞動。

説善卷先生愛腦力勞動是因為他是一位高士，一位睿智的高士，一個連聖君唐堯都自嘆不如的高士，如果他不愛腦力勞動能成為這樣的高士嗎？一位高士愛腦力勞動並不值得驚訝，但一位高士熱愛體力勞動就非同一般了。

與善卷先生同時代的高士很多，但像善卷先生那樣熱愛體力勞動的高士並不多見。在高士被衣、王倪、齧缺、許由、善卷、子州支父、子州支伯、北人無擇、石户之農、巢父、壤父、蒲衣子、伯成子高中，談得上熱愛體力勞動、並且勤勞的恐怕只有善卷先生一人。

中庸是儒家重要的政治理念，這種理念可以從上古高士善卷那裏找到源頭。

善卷先生春天耕種，十分忙碌，但他的身體足以承受這種季節性的勞動，並不是累得死去活來。善卷先生秋天收穫的勞動果實，足以保證他一年的食用，也可以保證他有足夠的休息時間。善卷先生還在享受大自然的美好中找到心理的平衡，他在有生活保證的前提下享受逍遙自在、心意自得的快樂生活。善卷先生不想改變這種生活。在帝舜要將帝位禪讓給善卷先生時，善卷先生的處理方式也體現出他的中庸思想。善卷先生沒有像石户之農那樣，在諷刺帝舜之後拖家攜口入大海深處終身不返；更沒有像北人無擇那樣，認為帝舜禪讓帝位給他是對他的一種羞辱，以至於跳入深淵結束自己鮮活的生命；善卷先生也沒有裝病，説自己身體不好。善卷先生用自己不願改變自己現有的美好生活的理由，拒絕了帝舜的一番好意與誠意。現有的美好生活就是中，不想改易就是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善卷先生的生活道路顯然是一條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善卷先生認定的就是應該重義輕利這個理。

善卷先生春耕種，秋收斂，不違農時；善卷先生冬衣皮毛，夏衣絺葛，順應時序。宋朝李昉編纂的《太平御覽·時序部·卷十九》、《太平御覽·時序部·卷十四》、《太平御覽·時序部·卷二十五》均有善卷順應時序的記載，這種記載並不是隨心所欲，信手拈來。這種記載是作為中國歷史上順應時序的一種最早的或最典型事例。善卷不僅順應時序，還能順應天下大勢。

善卷先生並不是沒有才能去治理天下，不然的話，帝堯不會那樣謙卑的拜善卷為老師，更不會萌生禪位於善卷的想法，帝舜也就不會想把天子之位禪讓給善捲了。既然善卷有治理天下的才德，他也能夠使天下太平，能夠給百姓施德政，為什麼他不接受天子之位呢？善卷先生是怎麼想的？

《淮南子》裏有這樣的解釋：“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這告訴我們，善卷拒絕接受帝位的理由是，他羞於高居帝位之後擾亂了自己的秉性和自己平靜的生活。

當帝堯以天子之位讓許由，許由拒絕之後，堯又把天子之位讓子州支父，子州支父以自己患有幽憂之疾的理由加以拒絕。當帝舜要把天子之位讓給子州支伯時，子州支伯也以自己患有幽憂之疾的理由加以拒絕。

人們不禁要問，子州支父和子州支伯是否真的都患上了幽憂之疾，即患上了很深很難治癒的疾病呢？值得懷疑。

當帝舜要將天子之位讓給善卷先生時，善卷先生並沒有撒謊，並沒有説自己患上幽憂之疾，要馬上進行醫治，並且要長時間進行醫治，以此來忽悠帝舜。

善卷理直氣壯的拒絕天子之位，其理由足以説服帝舜打消禪讓帝位給他的念頭。他告訴帝舜，自己身體很好，心情很好，生活過得很好，過着非常有品位的生活，自己並不想改變這樣的生活。這樣的生活就是拿至重的天子之位來都不換！這樣的理由才是最有説服力的理由。在善卷看來，根本沒有必要用撒謊來忽悠帝舜。

善卷看不慣帝舜的張揚，認為這改變了帝堯的務實與節儉之風。當着帝舜的面，善卷對帝舜提出了尖鋭的批評。這既是善卷對天下負責的表現，也體現了善卷可貴的耿直人格。

善卷是帝堯的老師，唐堯在善卷門下直接受教；虞舜要將帝位禪讓給善卷，善卷利用這個機會，當面教育帝舜。在堯舜的時代，這兩位在位的帝王都接受了善卷的教育。這兩位名垂千秋的帝王所創立的功業與善卷的教化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

善卷對後世帝王也有深遠的影響。

在中國的歷史上，受上古禪讓之風的影響，共有二十二位皇帝禪讓帝位，這二十二個皇帝禪讓帝位的理論依據是讓賢，主要榜樣是唐堯禪讓帝位給許由、虞舜禪讓帝位給善卷。

在中國最強盛的唐代，學者歐陽詢所編的類書《藝文類聚》裏，有帝王部·卷十三、人部卷二十一、人部卷三十六等三處有善卷的記述，而這部書不僅為當朝帝王所喜愛，還為後世帝王所必讀。

在文化最發達的宋朝，有宋真宗詔為善卷先生封塋立祠，有宋徽宗為善卷先生賜號“遁世高蹈先生”。清初，康熙帝敕封江蘇宜興善卷寺為“東南第一祖庭大覺普濟能仁國師道場”。如果善卷的事蹟對這些帝王沒有影響，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

宋代李昉編纂的《太平御覽》，當朝皇帝手不釋卷，每日閲覽，賜名該書為《太平御覽》。在《太平御覽》裏有多達十處關於善卷的記述！這部權威性的百科全書為後世帝王所必讀，善卷的事蹟幾乎是全方位影響當世和後世帝王。可以説，後世帝王鮮有不看《太平御覽》者。僅從這個意義上説，善卷這個人物對宋代以後的歷代帝王都要產生深遠而巨大的影響。

北宋第三代皇帝趙恆東封時，辰州通判歐陽陟上書朝廷，奏言善卷先生有功於民，應予褒獎。真宗皇帝准奏，詔為善卷先生封墓，建立善卷先生祠堂，並且賜號曰：“高蹈先生”。如今我們無法找到歐陽陟的奏章，因此也就無法得知奏章裏所列善卷先生有哪些功德於民。不過，我們還是不難發現善卷先生所留下的教化百姓之德，這種教化百姓之德至今仍有巨大的影響力。

善卷先生所到之處教民勤奮。你看，善卷先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整天都在勤奮勞動。這位有文化、有知識、有智慧、受到天子敬重、有帝王才德的善卷是在用自己的行為教育百姓，當地百姓能不效法？我們從善捲回答帝舜的一番話語中也能推斷，善卷先生不僅是一位能言善辯的政治家，並且是一位言傳身教的教育家，這樣的教育家的教育效果絕對非同一般。

要想獲得豐厚的收穫，勤奮勞作顯然是必要的。但這還不夠，還必須順應自然規律。善卷先生教民不違農時，功德無量，我們可以從宋代李昉的《太平御覽》中得到驗證。

善卷教化百姓要會生活，要會享受生活。

善卷先生教育百姓要懂得勞逸結合的好處。善卷先生無論是春天的耕種還是秋天的收斂，都是力所能及的，都是注意到休息和體力恢復的。

唐代文學家、哲學家劉禹錫在一次瞻仰了善卷先生的遺蹟以後，他大發感慨：“踐先生之遺蹟，頌先生之高風，貪者廉，懦者立，蓋自勳華以及於今日矣！”（應先烈：《嘉慶常德府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劉禹錫這位詩人型的政治家認為，瞻仰先賢善卷先生的遺蹟，頌揚其不貪戀名利的高風，可以使貪腐者想到廉潔，懦弱者想要自立自強，善卷先生的這種功德已影響到今天。

善卷先生的行為是果斷的，從不拖泥帶水。從善卷先生的日常生活來看，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非常有規律。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不僅有自己的判斷，而且敢於表達。

當善卷先生髮現帝舜出巡太過張揚，不僅浪費資源，而且還擾民、愚民，他果斷決定向帝舜進諫，當面向帝舜提出批評，這種果敢為後世樹立了敢於向帝王進諫的榜樣。

帝舜要將帝位禪讓給他，善卷先生沒有絲毫的猶豫，果斷決定不接受禪讓。為顯示自己不願接受禪讓的決心，善卷先生不僅用語言回絕了帝舜的禪讓，還在行動上表現出他態度的堅決。善卷先生為避免帝位禪讓的進一步糾纏，他進入了深山老林，沒有告訴任何人他的去向。這與許由相比，在同樣的問題上，許由捨不得離開，難怪許由受到了好友巢父的批評，善卷肯定不會招致這樣的批評。

以上資料由湖南省常德市《桃花源》雜誌社社長周友恩提供。參見周友恩著《德山——上古高士善卷評傳》（團結出版社出版，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0）第082851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