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統一戰爭

安史之亂後，唐朝由盛轉衰，在各地的藩鎮乘機做大做強。而黃巢之亂以後的唐朝更是出現了“極目千里、無復煙火”的局面。 ^[3]  亂事波及兩淮、江南地區，當地羣雄紛起抗敵。唐末黃巢起義後，藩鎮割據普遍出現，部分實力雄厚的藩鎮先後被封為王，所建立的封國實際上已是高度自主的王國。

唐朝滅亡後，各地藩鎮紛紛自立，其中地處華北地區、軍力強盛的政權控制中原。從此，到960年宋朝建立的53年間，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了梁、唐、晉、漢、週五個政權，史稱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是為五代。 ^[4]  這五個依次更替的中原政權雖然實力強大，但無力控制整個國家，只是藩鎮型的朝廷。南方和北方的山西也形成很多割據政權，其中統治時間較長的有前蜀、後蜀、吳、南唐、吳越、閩、楚、南漢、南平、北漢，作為這一時期地方割據政權的代表，稱為十國，並與統治中原地區的五個小皇朝，連稱為五代十國。 ^[5]  該時期時常發生地方實力派叛變奪位的情況，使得戰亂不止，統治者多重武輕文。

趙匡胤建立北宋後，時南北各地仍由五代殘餘割據政權所控制：荊南高保勖據有江漢三州；周行逢佔據湖南十四州；後蜀孟昶據有兩川、漢中四十五州；南漢劉鋹據有嶺南六十州；南唐李璟據有江南十九州；吳越錢俶佔據兩浙十三州；北漢劉鈞佔據河東十二州。此外，尚有契丹（遼）、與宋並立。分裂割據的局面，阻礙着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和社會生產的發展，也使北宋王朝的安全受到威脅。

五代十國割據時期，各國統治者都十分殘暴貪婪，政治黑暗，而且各政權之間也不時出現戰爭。

南唐雖然是南方政權裏較為強大的，但是李璟即位後，改變父親李昪保守的政策，開始大規模對外用兵，消滅皆因繼承人爭位而內亂的馬楚及閩國。 ^[31-33]  李璟生活奢侈無度，政治腐敗，百姓民不聊生，怨聲載道。李璟秉性庸懦，愛好文學，比較喜歡阿諛奉承。“時時作為歌詩，皆出入風騷”。其子李煜即位後，南唐的形勢進一步惡化。

吳越錢氏一直實行封中原為正朔的政策，在十國中，吳越國是比較安定的地區。但人性怯弱，“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錢）鏐世常重斂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卵榖，必家至而日取”，人不勝其苦。 ^[35] 

後蜀利用中原動亂割據一方為君，君臣競相奢侈。以至於所用溺器（夜壺），皆以七寶裝飾。由於身體逐漸發胖，孟昶外出時不能騎馬，而是乘坐步輦，垂以重簾，環結香囊，香聞數里，人不能識其面。由於蜀中久安，宗室貴戚，達官子弟，宴樂成風，以至於有人長到三十歲，竟不識稻麥之苗。加以“增置軍旅，用度不足”； ^[36]  又委政於不學無術和素不知兵的“世祿之子”，王昭遠、韓保正等，上下離心。

南漢的歷代統治者都十分殘暴。南漢歷代君主都好大喜功，營建的宮殿建築窮極奢華，金銀耗費數難計，即可見其產量的驚人。劉鋹在位期間，荒淫無度、統治昏庸，國力大衰，朝政糜爛不堪。劉鋹政事皆委諸宦官龔澄樞及女侍中盧瓊仙等人。 ^[34]  南漢賦税之重，非常令人吃驚。各州皆有專門的收税機構一制置務，“江湖及池潭破塘聚魚之處，皆納官錢，豬、羊、鵝、鹿、魚、果並外場鎮課利，歲收銅錢一千七十貫”。 ^[43]  不但税種名目繁多，各地收税標準亦不同。南漢後期，舊將先前多因讒言而被殺，宗室亦遭翦除殆盡，掌兵權的只有宦官而已；樓船戰艦、武器盔甲全部腐朽。

北漢地瘠民貧、國小財乏，大多數官吏貪污公款、勒索百姓，國內很少有廉潔奉公的官員。再加上北漢建立後，戰事頻繁，兵役繁重，統治者強徵十七歲以上男子為兵；又濫徵賦税以輸貢遼，人民被迫逃亡以避戰亂和苛斂。 ^[42]  河東十二州在盛唐時有二十七萬九千一百餘户，到北漢滅亡時在籍僅三萬五千二百餘户，為盛唐時的八分之一。 ^[41] 

荊南（南平）最小，只佔三州，民貧國弱，“控弦之士不過三萬”，即使“年穀雖登夕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給。”高保勖又極恣淫，“好營造台榭，窮土木之功，軍民鹹怨。” ^[37] 

由此可見，割據者的政權都已腐朽，上下離心，而中原政權已在改革中國勢日強，統一的條件已經成熟，所以出現了周世宗的統一活動。

唐末農民起義摧毀了唐王朝的統治，藩鎮們展開了兼併戰爭，導致地區性的統一，為大統一創造了條件。其次，割據者為了鞏固統治，在其轄區進行恢復與發展生產，因此各地的經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為統一提供了物質條件。最後，割據者的長期兼併戰爭削弱了各自的力量，有利於統一戰爭的順利進行，加以契丹貴族的經常南下騷擾，民心思定，要求統一，故出現了統一趨勢。 ^[29] 

五代十國後期，統一趨勢不斷加強。當時處於傳統的中央政府所在地的中原地區，已由出身低微的郭威代漢建立後周王朝。郭威及其繼承者為了鞏固統治，接受前朝尤其是後漢用人不當實施暴政而速亡的教訓，蒐羅人才對經濟、軍事等方面進行改革。 ^[29]  這些改革，既穩定了社會秩序和統治，又使社會經濟發展增強了後周的經濟實力，還提高了軍隊的素質與戰鬥力，即“士卒精強，近代無比。” ^[30] 

周世宗柴榮即位後，“常憤廣明（唐僖宗年號）以來中國日蹙”，“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因此，在條件成熟時，就開始統一活動。 ^[29]  他採取王樸在《平邊策》中提出的“先易後難”的主張，即：先攻下江南（南唐）、嶺南（南漢），再取巴蜀（後蜀），其後是遼國的燕雲之地，最後是河東（北漢），並以此制定統一大計。 ^[6]  後來趙匡胤“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統一策略與周世宗的統一策略就是一脈相承的。

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柴榮派兵西征後蜀，接連收復前朝丟失的秦（今甘肅秦安北）、階（今甘肅武都東南）、成（今甘肅成縣）、鳳（今陝西鳳縣東北）四州之地。 ^[38]  顯德二年（955年）至顯德五年（958年）間，三度親征南唐，後來的宋太祖趙匡胤就參加過對南唐的作戰，將長江以北的淮南之地盡皆奪取，並迫使南唐臣服。 ^[39]  至柴榮在位晚期，後周的疆域已擴展到長江沿線，統一趨勢已漸成。 ^[40] 

後周顯德七年（960年）正月，趙匡胤以“陳橋兵變”奪取帝位，建立北宋王朝。為實現統一，太祖趙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進叛亂後，加強中央集權，改革軍制，發展生產，鞏固統治。經過兩年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準備，確定先易後難、先南後北的戰略決策，決心通過戰爭創造統一局面。遂於建隆三年（962年）九月，部署兵力守衞西、北邊境，防止遼、北漢南掠；選擇荊、湖為突破口，揮師南下，開始了統一戰爭。 ^[44] 

荊南、湖南地處長江中游要衝，南北相鄰，又東臨南唐，西接後蜀，南靠南漢。佔領荊、湖，即可割裂江南諸國，為各個擊破創造條件。為此，宋廷決定尋機出兵荊、湖。

建隆三年（962年）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病死，十一歲的周保權繼位。衡州刺史張文表乘機兵變，佔領潭州（治湖南長沙），威逼朗州（治武陵，湖南常德）。 ^[7]  周保權為討張文表，向北宋求援。趙匡胤決定以假途滅虢方略，出師湖南、假道荊南，以達一箭雙鵰的目的。乾德元年（963年）正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以助湖南討張文表為名，借道荊南。 ^[8] 

二月初九，慕容延釗暗遣李處耘率數千輕騎，攻佔江陵（屬湖北）城，迫節度使高繼衝降，荊南遂亡。時周保權已幹息內亂，知宋欲圖湖南，為阻宋軍南下，命指揮使張從富領兵阻截。

二月底，宋軍水陸並進，突破三江口（南嶽陽北），繳獲戰船七百艘，佔領嶽州（治巴陵，今湖南嶽陽）。三月初十，佔領朗州，周保權被俘，湖南遂平。 ^[9] 

宋平荊池後，即部署攻蜀。後蜀主孟昶聞訊，欲依託川陝險要地勢，嚴兵拒守，同時遣使約北漢共同反宋。宋太祖獲後蜀叛將趙彥韜，得知蜀軍兵力部署，遂下令出兵。

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命分兵兩路：北路以忠武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侍衞步軍都指揮使崔彥進為副都部署，率步騎三萬出鳳州（治梁泉，陝西鳳縣東北風州鎮），沿嘉陵江南下；東路以侍衞馬軍都指揮使劉廷讓為副都部署，率步騎兩萬出歸州（治湖北秭歸），溯長江西進。 ^[10]  兩路分進合擊，約期會攻成都。孟昶得知，命王昭遠為北面行營都統，率兵數萬北上扼守利州（治綿谷，四川廣元）、劍門（四川劍閣東北）等關隘。 ^[11] 

宋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率軍乘勝進攻西縣，擊潰蜀軍，擒韓保正、李進等，繼越三泉（今寧強西北陽平關），直趨嘉川（今四川旺蒼嘉川鎮），俘殺甚眾。韓、李餘部為阻宋軍南進，燒斷棧道，退保葭萌（今劍閣東北）。時王昭遠、趙崇韜率軍據守利州城及其以北的大、小漫天寨諸要點，阻擊宋軍。利州在嘉陵江東岸，羣山環繞，地形險峻，是入蜀的咽喉要地。王全斌鑑於棧道斷絕，難以直進。 ^[47]  命崔彥進率兵一部搶修棧道，進克小漫天寨；自率主力由嘉川東南的羅川狹徑迂迴南進。兩路軍於深度（小漫天寨南嘉陵江渡口）會師，並奪佔橋樑。旋又分兵三路夾攻大漫天寨，大敗蜀軍精鋭，俘義州刺史王審超等。王昭遠、趙崇韜率兵出戰，三戰皆敗，遂於桔柏津（今廣元西南嘉陵江渡口）渡江，焚浮橋，退保劍門。十二月，北路軍佔領利州。 ^[11]  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初，宋軍突破劍門險要，大敗蜀軍，俘王昭遠，繼佔領劍州（治普安，四川劍閣）。

東路宋軍方面，乾德二年（964年）十二月下旬，劉光義率東路軍，入三峽，連破三會（今四川巫山東北）、巫山等寨，殺蜀將南光海等，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弘，殲水、步軍1.2萬餘人，奪戰艦 200餘艘，乘勝向夔州急進。夔州為巴東之咽吭，蜀軍於城東設鎖江浮橋，上置木柵三重，夾江列炮，防禦甚嚴。劉光義軍進至浮橋東30裏處，為避實擊虛，舍舟登陸，奪取浮橋，水陸配合，一舉攻破蜀軍防線。夔州節度使高彥儔認為宋軍涉險遠來，利在速戰，當堅壁固守。監軍武守謙不從，率所部千餘人貿然出戰，大敗而歸。宋馬軍都指揮使張廷翰率軍追擊，突入城內。高彥儔力戰失敗自焚。宋軍佔領夔州後，沿江西上，收降萬、開、忠、遂（今四川萬縣市、開縣、忠縣、遂寧）等州，直逼成都。 ^[48] 

乾德三年（965年）正月初，孟昶聞王昭遠等敗，驚懼之餘，遂命素不習武的太子孟玄喆為元帥，率甲兵萬餘，增援後蜀的重要屏障劍門。時宋北路軍已佔劍州（今劍閣）以北的益光（今廣元西南昭化鎮）。王全斌知劍門天險，不易強攻，命史延德率兵一部，經城東南來蘇小徑迂迴至劍門南，自率主力從正面進攻。王昭遠聞宋軍將至，僅以偏將守劍門，自率主力退保漢源坡（今劍門東南）。宋軍前後夾擊，速克劍門，並趨漢源坡。王昭遠驚懼，戰守無方。趙崇韜佈陣迎戰，戰敗被俘，損兵萬餘。王昭遠亦被宋追兵俘獲。正月十九日，後主孟昶見大勢已去，舉城降，後蜀亡。 ^[48] 

荊湖、後蜀滅亡後，南唐、吳越臣服，唯南漢主劉鋹拒絕附宋。開寶二年（969年）六月，宋太祖以右補闕王明為荊湖轉運使，做出戰物資準備。

開寶三年（970年）九月初一，命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率十州兵長驅南下，中間突破，直趨賀州（治臨賀，廣西賀縣東南賀街）。潘美聲言沿賀水東取興王府（廣州），以誘殲南漢軍主力。及劉鋹派大將伍彥柔率舟師溯鬱江、賀水西上增援，宋軍伏擊獲勝，殺伍彥柔，佔領賀州。 ^[12] 

十二月，進至韶州（治曲江，廣東韶關），南漢都統李承渥率兵十萬於蓮花峯（韶關東南）下，列象陣迎擊宋軍，宋軍以強弓勁弩破其陣，佔領韶州。 ^[13] 

開寶四年（971年）正月，宋軍攻克英（廣東英德）、雄（治湞昌，廣東南雄）州。二月，進至馬徑（廣州北），以火攻破南漢招討使郭崇嶽六萬兵，繼攻陷興王府，劉鋹降，南漢滅亡。 ^[14] 

宋滅南漢後，南唐後主李煜，明臣服以求自保，暗備戰以防宋軍進攻。宋太祖志在統一江南。經兩年準備，於開寶七年（974年）九月，命宣徽南院使曹彬為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棹都部署 ^[46]  ，偕都監潘美，統領十萬大軍出荊南，調吳越軍出杭州（屑浙江）北上策應；並遣王明牽制湖口（屬江西）南唐軍，保障主力東進。 ^[15] 

十月十八日，曹彬率軍順長江東下，水陸並進，攻破池州（治秋浦，安徽貴池），佔領採石（安徽當塗北）。 ^[16]  於十一月中旬，在採石架通長江浮橋，保障大軍渡江，繼續向東推進。

開寶八年（975年）正月初三，宋軍破溧水（屬江蘇），繼與十萬南唐軍激戰於秦淮河（江蘇南京西），大敗南唐軍，直逼江寧（江蘇南京）城，在西路王明軍和東路吳越軍配合下，全殲南唐神衞軍都虞侯朱令贇率領的十萬救援軍，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攻破江寧，李煜降，南唐滅亡。

宋統一江南後，實力倍增。太宗趙光義決心繼承太祖遺志，集兵攻滅北漢。鑑於北漢依附於遼，太祖曾三次出征北漢，皆敗於出援遼軍，遂制定圍城打援、先退遼軍、後取太原的方略，於太平興國四年（979年）正月，親率大軍出征：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招討制置使，率軍圍攻太原；以雲州觀察使郭進為石嶺關都部署，孟玄喆為鎮州駐泊兵馬都鈐轄，分別扼守石嶺關（山西陽曲東北關城）、鎮州（治真定，河北正定），待擊遼援。 ^[17] 

十五日，太宗率主力一部出鎮州直趨太原。北漢主急乞兵於遼。遼以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耶律敵烈為監軍，出東路，另以大同節度使耶律善補率軍出北路，分路進援北漢。三月十六日，耶律敵烈於石嶺關遭宋軍突擊，大敗身亡。未幾，北路遼軍亦被擊退。 ^[18]  四月中旬，宋軍掃清外圍，集兵數十萬猛攻太原。北漢主劉繼元被迫於五月初六舉城出降，北漢亡。 ^[19] 

北宋統一戰爭歷時十八年，北宋先後消滅南平（荊南）、後蜀、南漢三國，又於開寶八年（975年）擊敗了勢力較為強大的南唐。此後，吳越與福建、漳泉等地的地方勢力紛紛“納土”於宋朝，後滅北漢基本統一全國。 ^[28]  結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實現了南北方主要地區的統一。

北宋建立之後，順應當時歷史發展的需要，重新進行了統一中國的戰爭，這無疑是進步的行動。但同時必須看到，北宋的統一戰爭，也和歷史上許多封建王朝的統一戰爭一樣，它的軍隊不可避免地帶有不同程變的掠奪性。比如四川地區的動盪。

隨着宋軍在四川的暴行不斷加劇，羣眾性的反抗鬥爭不時發生。“時‘盜’四起”的記載就清楚地説明了這一點。乾德三年（965年），後蜀潰兵上官進等在梓州（四川三台縣）集“亡命三千”，村民起而應之者竟有數萬 ^[24]  。接着，在綿州（四川綿陽縣）又爆發了全師雄為首的反宋鬥爭，起而響應的有睦州（四川仁壽縣）袁廷裕、資州（四川資中縣）黃永浦、普州（四川安嶽縣）劉硬弓、昌州（四川大足縣）楊德暉等。全師雄被推為“興蜀大王”，軍隊號“興國軍”，有眾10萬，除少數降兵外，基本成分是“村民”。 ^[25]  這場鬥爭波及四川地區的17個州。全師雄於乾德四年（966年）十二月病死，大規模的起義鬥爭才被宋軍鎮壓下去，但其餘波一直堅持到乾德五年（967年）四月，戰爭橫跨三個年頭，給宋軍以沉重打擊和教訓，這和後蜀對宋的戰爭，形成鮮明的對比。 ^[27] 

四川地區此時發生之反宋鬥爭，歸根到底是宋軍的暴行引起的，宋軍的暴行則應歸咎於趙匡撤在統一過程中的一些錯誤政策。乾德二年（964年）十一月，當宋軍伐蜀時，趙匡胤為了鼓舞士氣，曾對大將王全斌等説：“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自糧，悉以錢帛分給戰士，吾所欲得者，其土地耳。” ^[26]  《宋史·卷二百五十九·劉延讓傳》也記載説：“初出師也，太祖命之日：'所得具當傾格藏為膚賞戰士，國家所收淮疆土耳。’故人皆效命，所至成功。”由此可見，趙匡胤給將兵的命令，連一句整頓軍紀的話都沒有，其主要精神就是強調宋政府只要求得到土地，其他一切都不管了，名義上是將財物賞軍，實際上是放任將兵掠奪。顯然，這種暗示性的命令，就是宋軍在四川地區公開搶劫的根據。趙匡胤滅後蜀的目的達到了，但同時卻造成了嚴重的惡果。 ^[27] 

關於宋軍入蜀的種種暴行，可以説史不絕書。《東都事略·卷二十·王仁贍傳》記載：“仁胎平蜀，坐沒入生口（奴隸）、財貨、殺降兵，致蜀土擾亂。……初，大將王全斌貪財貨，不取軍政，‘寇盜’充斥。”《宋史·卷二百五十五·王全斌傳》也記載他。“專殺降兵，檀開公努，豪奪婦女，廣納財貨，斂萬民之怨磋，致羣`盜’之充斥”。如此等等，就是四川人民反宋鬥爭的基本原因。 ^[27] 

北宋統一戰爭結束了自唐朝安史之亂以來的藩鎮割據和五代十國的分裂局面，實現了南北方主要地區的統一，對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45] 

北宋王朝統一戰爭所以能取得勝利，其軍事上的原因，一是先南後北戰略方略符合當時南弱北強的情勢，二是宋太祖、太宗針對不同對象，採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戰法，抓住戰機，充分準備，巧妙用兵，獲得勝利，在中國戰爭史上佔有很重要地位。北宋基本統一了古代中國，為社會安定和發展南北經濟文化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