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唐

昪元元年（937年），徐知誥代吳稱帝，國號“齊”，史稱“徐齊”，定都金陵（今江蘇南京），號江寧府，改年升元。 ^[53]  次年，徐知誥改姓名為李昪，以揚州府為東都，旋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 ^[54]  中興元年（958年），李璟去除帝號，稱“江南”國主。 ^[55] 

南宋陸游曾編纂《南唐書》。清人陳鱣編撰《續唐書》，本乎明陳霆《唐餘紀傳》之旨，以為後唐、南唐兩朝，復興唐祚，下啓宋朝，應當作為五代十國之正統所在。

唐末天下大亂，藩鎮割據混戰。其中，楊行密掌握的淮南鎮是當江南最具實力的藩鎮。但在其子楊渥嗣權位後，政治混亂，人心不穩。大將徐温通過權力鬥爭逐漸獨掌大權達20年之久。其間楊氏雖有立國稱王（所建之國史稱楊吳）但不過是徐氏控制下的傀儡。天祐九年（912年），徐温升任行軍司馬、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56]  天祐十二年（915年），封徐温為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留其子徐知訓為行軍副使，專擅朝政，但朝廷大事由徐温遙控。 ^[57]  天祐十四年（917年），徐温遷治金陵。後徐知訓被朱瑾殺死，徐温的養子徐知誥（李昪）從潤州先入廣陵，得專政事。 ^[7] 

武義元年（919年），楊隆演稱吳國王，任命徐温為大丞相，徐知誥（李昪）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兼知內外諸軍事。順義七年（927年），徐温去世，其養子徐知誥接掌了他的權力，以大丞相，齊王身份掌握楊吳實權。同年，扶吳主楊溥稱帝，但實權仍在徐知誥手中。徐知誥一方面對楊氏舊臣竭力懷柔，“高位重爵，推與宿舊”；另一方面則積極扶持自己的勢力。大力招徠、獎拔北來士人。大和三年（932年），徐知誥擔任鎮海、寧國節度使，出鎮金陵，並沿用當年徐温的做法，任命兒子徐景通（李璟）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將他留在廣陵輔理朝政。 ^[58] 

在楊吳後期，著名的北方人士如韓熙載、常夢錫、馬仁裕、王彥鑄、高越、高遠、江文蔚等，都在此時聚集於徐氏身邊。其次，江南一帶的著名人士如宋齊丘、陳覺、查文徽、馮延巳、馮延魯、邊鎬、遊簡言、何敬塗等，也在此時由徐知誥提拔起來。經過10年苦心經營，徐知誥不僅完全獲得了楊氏舊臣的支持，而且觸合了北方人與江南人兩大勢力，所謂“羽翼大成，伸佐彌眾”。最後徐知誥在遼天顯十二年（937年）廢吳王楊溥，登上皇位，國號大齊，年號昪元。“上下順從，人無異意”，“國中夷然無易姓之戚”。 ^[8] 

升元三年（939年），徐知誥恢復李姓，改名為昪，自稱是唐憲宗之子建王李恪的四世孫，又改國號為唐，史稱南唐。他為唐高祖、唐太宗立廟，追尊父祖四代為皇帝，改奉徐温為義祖，並對徐氏子弟大加封賞。 ^[3]  改金陵府為江寧府，以府治為宮，以城為都。以金陵為國都，以原來的楊吳都城揚州為東都。南唐是十國裏面積最大的政權，此時的南唐北面、西北面與中原政權以淮河至大別山一線為界；西面與楚相隔，長江沿岸有蘄州、黃州和鄂州；南面隔南嶺與南漢分界，東南面，早期的南唐隔武夷山與閩國為鄰；東面與東北面，在蘇州、無錫一帶與吳越國相望。

南唐立國後，烈祖李昪以保境安民為基本國策，休兵罷戰，敦睦鄰國，甚至於當吳越國發生大火，宮室鎧甲幾乎燒盡，將領們紛紛建議乘機攻取，掃除後患之時，他仍然堅定地不施侵略，還讓使者送金幣前去慰問。同時結好契丹以牽制中原政權。江南地區於是保持了較長時期的和平，社會生產逐漸復甦並迅速發展。同時，政府輕徭薄賦，勸課農桑，鼓勵商業。商人以茶、絲與中原交換羊、馬，又經海上與契丹貿易。在手工業方面，南唐的紡織業、印染業、礦冶業、製茶、造紙、曬鹽、造船、金銀陶瓷、文具製造等，均有突出成就。不僅產量高，而且工藝精細，湧現出許多名產上品。

烈祖的“息兵安民”國策，造就了江淮地區和平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南唐經濟文化的繁榮發展。同時，南唐也是一個藝術的王朝，它在文學、美術、書法、音樂等諸方面都取得了卓絕的成就。李昪設太學，興科舉，廣建書院、畫院。安定、富強的南唐，成為飽經戰亂滄桑的文人士大夫理想的棲身之所。江北士人多流落至此，“儒衣書服盛於南唐”，“文物有元和之風”。“北土士人聞風至者無虛日”。南唐的社會文化之盛，在五代十國甚至中國歷史上所有的割據政權中都是絕無僅有的。軍事方面，李昪堅持自守，為時機成熟攻時中原不受鄰國牽制，因而不輕易與鄰為釁。

升元七年（943年），烈祖李昪駕崩，子李景繼位，改名李璟（916-961）即南唐元宗，有保大、中興、交泰三個年號。這段時期南唐與吳越間戰火頻發，而吳越國的軍事行動往往與中原政權互相呼應。此時南唐的鄰國閩也正在內戰。

保大二年（944年）二月，閩將連重遇、朱文進弒殺其君王延羲，朱文進自立為帝。李璟乘亂派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攻打閩的建州。在建州稱帝的王延政聽説南唐要入侵，派人欺騙福州守將説：“南唐軍幫助我征討逆賊。”福州百姓和守將們相信了他的話，於保大三年（945年）殺死朱文進等人向王延政歸降，王延政恢復原先的國號閩，派侄子王繼昌鎮守福州。查文徽屯兵建陽，福州守將李仁達殺王繼昌自稱留後，泉州守將留從效也殺刺史黃紹頗，並送錢物給查文徽。 ^[9] 

同年八月，查文徽乘勝攻克建、汀、泉、漳四州，王延政戰敗投降，閩國滅亡。李璟從閩的土地中分出延平、劍浦、富沙三縣設置劍州，遷王延政全家到金陵。以王延政為饒州節度使、李仁達為福州節度使、留從效為清源軍節度使。南唐雖然滅了閩，但並未完全統治閩地，殘餘勢力仍在。李仁達以福州附吳越。原閩將留從效驅逐南唐在泉、漳二州之駐軍，佔據該地，但仍向南唐稱臣。留從效及其後繼者陳洪進佔有泉、漳二州直至北宋建國之後。同年，契丹攻陷後晉京師，中原無主，而李璟正因陳覺等疲兵東南，無暇北顧。

保大九年（951年），楚國內亂，楚王馬希廣被其兄馬希萼殺死，馬希萼稱臣於南唐，不久馬希萼又被其弟馬希崇推翻廢黜。這時中原處於後漢、後周朝代交替的混亂之季，李璟見有機可趁，派皇甫暉出海、泗諸州招納正相互混戰的各路豪強武裝和因戰亂四散的流民從軍。十月，南唐發兵滅南楚，除南部數州為南漢乘機佔有外，楚地全歸南唐，這時南唐的幅員達到巔峯，據有今江西全省，以及安徽、江蘇、福建、湖北和湖南大部或部分地區。但南唐軍還未站穩腳跟就在次年十月被楚將劉言起兵擊敗，後劉言被其部下周行逢和王進逵殺死，周行逢 ^[10]  及其子周保權又先後統治湖南，楚地得而復失。 ^[11] 

主詞條：_{周世宗攻南唐之戰}

保大十三年（955年）至交泰元年（958年），北方後周政權三度攻打南唐，南唐始終處於被動防禦的不利局面。壽州一戰，後周世宗柴榮御駕親征，周軍勢如破竹，遂攻佔泗、濠、楚等州，唐軍一潰千里，淮河水軍全軍覆沒。李璟上表柴榮自請傳位於太子弘冀，請劃江為界，南唐盡獻江北之地，包括淮南十四州及鄂州在江北的兩縣。同時，南唐奉周正朔，用其紀年，去除國號，改稱“江南國主”。南唐自此一蹶不振，為避後周鋒芒，李璟遷都洪州，稱南昌府。 ^[11]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李璟駕崩，因其長子李弘冀已亡，其六子李煜（初名從嘉，937-978）繼位，復都金陵。此時的南唐國內政治、社會矛盾積重難返。經濟上，自淮南戰敗後，南唐每年要向中原繳納高額貢奉。

南唐原先地跨長江南北，江南北之間的經濟有互補性，如江南乏鹽，而江北產鹽。而失去淮南後，南唐失去了重要的鹽產地，自此要花巨資向中原政權買鹽。財政因之日益窘迫，使南唐政權不得不加重賦税，以至怨聲載道。南唐轄境之的人民對李後主時期繁重的賦税記憶深刻，直到北宋統一之後許多年，還在提起當年的南唐連鵝生雙子、柳樹結絮都要課税。南唐後期的政治也日益混亂。

隨着新主登基，朝廷內部新一輪的黨爭開始了。當宋軍從周圍步步緊逼時，南唐仍陷於週而復始的內爭中，人心渙散。李煜善文詞，工書畫，知音律，但不通曉政治，便把國政託付給做太子時的幕僚張洎。 ^[12] 

乾德元年（963年）四月，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留後，李煜就以陳洪進為節度使，以維持泉州對南唐的隸屬關係。七月，李煜奉詔入京面見宋太祖。十二月，李煜上表宋廷，請求罷除詔書的不名之禮（李煜繼位後，尊奉宋廷，故宋對南唐的詔書不直呼李煜的名諱），改為直呼姓名，未得許可。 ^[13] 

乾德二年（964年），任韓熙載為中書侍郎、勤政殿學士， ^[14]  主持貢舉；又命徐鉉主持複試。 ^[15]  十一月，太祖遣作坊副使魏丕弔祭，李煜亦遣使入宋，獻銀二萬兩、金銀龍鳳茶酒器數百件。 ^[16] 

乾德四年（966年）八月，李煜遣龔慎儀持詔書出使南漢，相約臣服宋朝，龔慎儀至南漢，被扣留。 ^[17]  開寶四年（971年）十月，宋太祖滅南漢，屯兵漢陽，李煜非常恐懼，遣其弟鄭王李從善朝貢，上表奏請罷除詔書不直呼姓名的禮遇，宋太祖同意，但扣留李從善。同年，有商人告密，宋軍於荊南建造戰艦千艘，請求派人秘密焚燒北宋戰船，李煜懼怕惹禍，沒有批覆。 ^[18]  時國家形勢緊迫，李煜憂心似焚，每天與臣下設宴酣飲，憂愁悲歌不已。 ^[19] 

開寶五年（972年）正月，李煜下令貶損儀制：下“詔”改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改為司會府，御史台改為司憲府，翰林改為文館，樞密院改為光政院；降諸“王”為“公”，避諱宋朝，以示尊崇。 ^[20]  元宗時，雖臣服後周，但金陵台殿皆設鴟吻（殿脊的獸頭）；乾德年間，宋朝使者到來，李煜就撤去，使者走後再復原；至此，遂撤去一應器物，不再使用。太祖晉封李從善為泰寧軍節度使，並在汴陽坊賞賜宅院，暗示李煜入京降宋；李煜遣户部尚書馮延魯為李從善所受封賜道謝，馮延魯入汴京，因病未能朝見宋太祖而返。 ^[21] 

開寶六年（973年）夏，太祖遣翰林院學士盧多遜出使南唐，李煜上表願接受北宋冊封爵位，被拒。十月，內史舍人潘佑感於國運衰弱，上書極言勸諫李平為尚書令，徐鉉、張洎進言“李平妖言惑眾，煽動潘佑犯上”，李煜遣人收捕，潘佑在家中自殺，李平亦自縊獄中。

北宋滅南漢後，置南唐於三麪包圍之中。後主李煜為自保，明臣服，暗備戰，在遣使向宋請受策封的同時，將兵力署在長江中下游各要點，以防宋軍進攻。

宋開寶七年（974年）九月，趙匡胤以李煜拒命不朝為辭，發兵10餘萬，三路並進，趨攻南唐：東路以吳越王做為昪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率數萬兵自杭州北上策應，並遣宋將丁德裕監其軍；中路曹彬與都監潘美率水陸軍10萬由江陵（今湖北江陵）沿長江東進；西路王明為池、嶽江路巡檢、戰棹都部署，牽制湖口唐軍，保障主力東進。後主李煜過於依賴長江天險，坐失利用宋軍渡江時反擊的機會。十月，宋軍順利渡過長江。採石、秦淮河、皖口三戰，南唐屢戰屢敗，在長江中游的精鋭兵力全部喪失。 ^[5] 

開寶八年（975年）三月，宋軍攻至金陵城下。六月，吳越軍隊攻陷金陵東面的門户潤州。南唐都城金陵陷入合圍之中，後主急召外地軍隊救援金陵。然而，這一切都為時已晚。十月，由江西趕往金陵的朱令贇率領的15萬水軍在湖口一戰中幾乎全軍覆沒。金陵的外援被完全切斷，成了一座孤城。而後主仍執意守城到底。圍城之中的金陵，糧食乏，士氣低落。十一月十二日，北宋曹彬大軍開始從三面攻城，南唐五千兵夜襲宋軍北寨，未果。二十七日，宋軍破城，李煜奉表投降。南唐遂亡，國祚38年。 ^[5] 

南唐繼承了吳國的領地，並向南和西面有所擴展。五代晉漢時期，南唐擁有揚、楚、洲、滁、和、光、黃、舒、蘄、盧，壽、洵，泰、濠、通、潤、常、寅、歙、鄂、升、池、饒、信、江、洪、撫、袁、古、虔、筠、建、汀、劍、漳、泉等36州。中主李璟時由於與周邊各國多次興兵。

保大三年（945年）滅閩國，疆域擴展到福建西部。南唐保大九年（951年）滅楚後，疆土擴大到今湖南和貴州東部，但次年即被逐回。中興元年（958年），後周世宗率兵南下，南唐大敗，被迫將長江以北十四州割讓給後周，並且稱臣，南唐疆域遂縮減於長江以南。 ^[22] 

李昪代吳之後，鑑於唐末和楊吳時期較為頻繁出現的方鎮動亂和抗命朝廷的狀況，遂繼續保持了楊行密、徐温時期的保境安民的措施，進一步削弱武將在政治生活中的影響。同時李昪本人更是在統治集團中，大範圍地啓用文人，一些方鎮的長官也由文人出任，從人事上消除唐末以來武人跋扈專權的影響。作為地方行政制度，南唐實行節度使制度，與中原政權一樣，作為地方機構的節度使制以軍鎮為名，設置情況如次：

原來為唐制，南唐相沿的藩鎮有：潤州，鎮海軍；宣州，寧國軍；洪州，鎮南軍。

楊吳時期始設，南唐沿用的有：江寧府，健康軍；江州，奉化軍；撫州，昭武軍；虔州，百勝軍。

南唐時期新設的有：楚州，順化軍；泗州，靜淮軍；江陰縣，江陰軍；天長縣，建武軍；壽州，清淮軍；濠州，定遠軍；建州，永安軍（保大十四年，956年）改為忠義軍；泉州，清源軍；當塗縣，雄遠軍（後設新和州亦稱該名）；廬州，保信軍；饒州，永平軍；池州，康化軍。 ^[28] 

南唐基本上承襲《唐六典》設官立制模式，三省六部構成中央最高行政機構，作為出令，封駁，執行的三權分立。尚書省設左右僕射各一人，為尚書省長官，掌全國政務，尚書省下設吏、户、禮、兵、刑、工六部，各部分有侍郎、侍中、員外郎。 ^[23] 

李昪以楊吳丞相的身份篡權，因此特別懼怕宰相權重。李昪採取一系列鞏固皇權、分割相權的措施，一是不使宰相任上時間太長，以防宰相權力過重。南唐在中央設置樞密院，烈祖李昪時隸屬於門下省，到後主李煜時改名為“光政院”，軍政、財政的大權全歸樞密院，宰相不過虛位而已，形同虛設。除此之外，南唐統治者還適應臨時需要，設置一些特殊機構以處理機要政務。如南唐元宗初年，設置“宣政院”於內廷；後主時，設置“澄心堂”掌機要大權。最後，烈祖為了防止宰相專權，採取大權獨攬、事必躬親的辦法，以皇帝加強對朝政的控制。 ^[24] 

南唐的地方行政區劃以州縣為主，以州領縣，州長官為刺史，縣長官為縣令，縣下設場，再細化為鎮、鄉；另沿唐制，以監管理鹽務和鐵務。

南唐初襲楊吳舊壤，保大三年（945年）南取王閩鐔州、建州等地，不久又滅楚，使南唐疆域大於楊吳，最強盛時達到三十六個州。

後周顯德五年（958年），被後周取走江北的揚州、雄州、海州、楚州、和州、滁州、泗州、濠州、壽州、廬州、泰州、舒州、蘄州、黃州、光州，共十五州，六十多個縣。實有兩府二十一州三軍。其中，雄州、劍州為南唐新置，筠州為復置州，相當於今江蘇、安徽江南地區及江西、福建、湖北、湖南等省部分地區，南唐後期則劃江為守，全在江南地區。 ^[25] 

南唐時期實行兩都制。楊吳時期，以揚州為都城，後以金陵為西都。南唐建立後，也採用兩都制，改金陵府為江寧府，稱西都，揚州仍為東部。後周顯德六年（959年），李璨割江北之地給後周以後，又升洪州治所南昌為南昌府，是為南都。 ^[26] 

李昪即位後，便大刀闊斧地進行立法活動。首先，升元元年（937年），李昪“詔獄訟未經本處立決者，毋得詣圈訴，丁丑改辭狀司為清訟院”，“辭狀司”的改名反映了這時候的南唐社會訴訟案件的繁多，同時也表明李昪對訴訟案件的重視。

升元三年（939年）七月丙午，李昪“命有司作《升元格》與吳令並行”， ^[27]  《升元格》的頒行，説明李昪對格的重視。格是依據制救擬定的法律文本。三年之後，升元六年（942年）秋九月庚寅，南唐“頒佈《升元刪定條》共三十卷。 ^[27]  這裏稱“條”也應是指律、令、格、式等內容的統稱，稱“條”不稱“律”，反映了李昪不因循守舊的立法思想。

南唐雖然偏安江南，但長期以來宣稱自己是唐朝的餘胤，所以南唐的軍制也一直是模仿中原王朝和晚唐時期的模式，其基本編制和後周相仿，也有中央禁軍、節度使鎮軍和各地鄉兵之分。 ^[47] 

南唐的地方部隊，也就是鎮軍和鄉兵，也和周邊各政權不同。南唐各州各縣都有州縣兵，分由刺史、團練使、指揮使等官員統率。因此，南唐不存在方鎮軍隊，節度使統率的鎮軍，也就是州縣兵。鄉兵則類似於今民兵、後備役。 ^[47] 

南唐禁軍一反包括後周在內的周邊各國加強侍衞諸軍的做法，它的六部禁軍的戰鬥力反而比侍衞諸軍強，其六部禁軍的主要作用和大唐時期的神策軍相似，負有宿衞和野戰的雙重任務。 ^[47] 

禁軍兵制，以百人為都，五都為營，五營為軍，十軍為廂，每廂應為兩萬五千人，廂最高長官為都指揮使，有正副之分，廂之上設有番號軍，每番號軍設有左右兩廂，番號軍歸中央統轄。南唐禁軍往往冠以雄武﹑龍武﹑神武等名號。六軍置有統軍、副統軍、都虞侯等將官，由於地位重要，其將領往往兼領節度使、同平章事、中書令、侍中等職官。大將軍、將軍設置較少。可以肯定的是，南唐大將軍之職有虛設的情形，主要安置降主、勳臣，具有加官性質。左右廂各置都指揮使。 ^[48] 

唐末兵燹使淮南成為重災區，揚州被壞尤為慘烈。昔日繁華都市，“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刲剔如羊豕”。 ^[29]  不僅城中，“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圜輻數百里，人煙斷絕”。 ^[30] 

在南唐經濟發展中，隨着農業經濟重心的南移，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的新格局在江蘇地區逐漸形成。南方優良作物品種北上，蔚成大勢。江南地區是稻米之鄉，光州、揚州、泰州、楚州和泗州等地，南唐時已廣種稻米，不僅產量提高，品種也得到改良，泰州的香粳就很有聲名。北方傳統優良品種南漸勢頭也有增無減。在江南地區，北方的小麥已普遍種植，出現了“極目青青壟麥齊”的景象。桑樹栽培遍及江淮，故有“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之謂。 ^[31] 

茶葉的生產以光州、揚州、常州和潤州的茶園聞名於當時。宜興產茶歷史久遠，“陽羨茶”向為江淮名品，早在三國孫吳時代就馳名江南，當時稱為“國山茶”，後來又有“陽羨貢茶”，“毗陵茶”，“陽羨紫筍”和“晉陵紫筍”等稱謂。唐肅宗年間，列“陽羨紫筍”（陽羨紫筍因鮮芽色紫形似筍而得名）為進貢珍品，茶聖陸羽認為“淮南茶，光州上”，陽羨茶“芳香冠世產”，可為貢品。常州刺史李棲筠採納了他的建議，即在黿畫溪旁造起茶舍，每年採製茶葉萬兩進貢，品飲陽羨茶成為風行的時尚。南唐時“陽羨茶”依舊為名茶，後隨着產茶區域的南移，產於建州的京鋌茶漸漸取而代之，成為貢品，朝廷方罷“陽羨茶”。 ^[32] 

在南方國家中，南唐對於農業的開發最具力度。其時，南唐皇家府庫充盈，“凡積兵器，緡帛七百餘萬”。國家農桑之盛，前所未有，農業發展的深度與廣度，南北無出其右者。在正確的政策之後，興修水利對於地處江淮流域的南唐政權，是開發南方，改善生存環境和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第一要項。以水稻種植為主，麥，桑，茶，麻和水果等多種經營為輔模式的漸漸成型，標誌農業經濟重心南移新格局在江蘇區域形成，以此為基礎的經濟活動漸漸這才顯示出新鮮的活力。 ^[32] 

江南農業在商業過程中揚長避短，利用優越的自然條件種植經濟作物，開展多種經營，使南方較早地出現了農業商品化似的趨勢。從某種意義上説，正是這種商品化的植入，才使南方農業的發展有了一個完全不同於以往的較高的平台。 ^[32] 

楊吳時以紡織品輸税，極大地刺激了紡織品生產，及至南唐，盛況空前。潤州的方紋綾，水波綾，技術高超。民間機杼普及，織工無數。不少人技術過人，不僅在南唐境內做工，而且在鄰國也有分佈。潤州的錦工享有盛名，潤州人徐綰在杭州發動叛亂，城中有三百餘錦工，全是潤州人，錢鏐長子元瑛恐怕他們參與徐綰叛亂，宣佈“王令百工悉免工作”。 ^[33]  南唐官府裏設有作坊，品種眾多，數量也很大。

升元初，許文武百僚觀內藏，隨意取金帛，盡重載而去。可見國庫藏量之巨。對封官的獎賞，也多獎勵帛品。監察御史張憲上書，李煜“賜帛三十段，以旌敢言”。紡織業不僅是一種手工業品種，而且是國家管理中的重要物質基礎。南唐升元三年（939年）詔書規定，“民三年藝桑及三千本者，賜帛五十匹”。李煜崇佛，施事寺院亦多絲帛，可見南唐絲織品的富餘存量 ^[34]  。

淮南揚州和楚州是古代主要的鹽業產地。揚州以江都、海陵著名，楚州以鹽城、漣水產量最大。尤其是揚州，地處南北通衢，自古鹽商鉅富雲集，為全國鹽業集散中心，唐代已有“揚一益二”的説法。南唐立國後，以鹽業為重要資本，製鹽業成為江淮社會經濟的大宗。南唐升元元年（937年），南唐改置泰州，置海陵監，加強了對鹽業的管理。又在楚州設置鹽城監，“管鹽亭百二十三”。至北宋統一，鹽城“歲鬻四十一萬七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皋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六千餘石。”淮南鹽利在南唐統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致後周南征取得南唐淮南數州後，南唐鹽場盡失，經濟遭到沉重阻遏。李璟上表稱願意“盡獻江北郡縣之未陷者，……歲輸土貢數十萬，而乞海陵鹽南屬”，周世宗“不許”，但是，為了進一步控制南唐，周世宗同意“歲給贍軍鹽三十萬石”。從此，鹽業成為後周政權牢牢節制南唐的一個經濟籌碼。 ^[35] 

南唐地處江淮水鄉，湖泊縱橫，造船業十分發達。唐朝後期，官府的造船業由於管理不力漸漸萎縮。楊吳與南唐時期，揚州、金陵等地是重要的造船中心，官府設置造船工場，建造各類船隻。 ^[36] 

瀕江臨淮的地理環境，使生活視野漸漸開闊的人們擴大了生活範圍，商品經濟萌芽後，日常商旅貿易，生產生活需要船隻開闢水路交通。比如南唐與契丹進行海上貿易。南唐升元二年（938年）契丹“持羊三萬口，馬二百匹來”，交易規模如此之大，若在陸路阻斷的情況下，需要怎樣的船隻運輸可以推知；二是隨着漕運特別是鹽業的發展，造船業重新出現興盛的局面，沿海鹽場的成品鹽，都要輸送到集散地，船隻是首選的運輸器具；三是出於戰事的需要，直接促使南唐造船業興旺起來。後周在大梁設立造船基地，南唐面臨戰爭威脅，加緊了造船競賽，既能建造碩大無比的戰船鉅艦，又能建造短小靈敏的偵察輕舟。從周顯德三年（956年）到顯德五年（958年），雙方水師進行了長達三年的較量，從文獻裏屢見不鮮的“皮船”，“橐船”等名稱裏，可以想見當時雙方造船業的發達程度；四是出於外交航海的需要。由於南北交通的阻斷，南唐不得不尋求向外發展。譬如南唐與契丹交好，就是為了對付中原政權開闢了海上航路。又如出於軍事考慮從占城進口“猛火油”，再將此油運送到契丹，沒有巨大的運輸船隻是不可想象的。另外，南唐還與新羅、高麗、大食等國家保持聯繫，如此航程也需要高超的造船技術做保證。 ^[36] 

澄心堂紙是五代時期的名紙之一。南唐後主擅寫詩詞，喜歡收藏書籍和紙張，為此將金陵官府的一幢房子命名為澄心堂，作為作詩藏書之地。南唐後主還特地令四川造紙工匠來到澄心堂，仿照蜀紙製成一種質地優良的新紙，並命名為“澄心堂紙”。因為澄心堂紙的質量非常好，以至一紙值百金，是紙品中的佼佼者。此後宋朝、清朝也都學習南唐的技術，生產並使用了這種紙。 ^[37] 

江蘇地區瀕江臨海的優勢，使南唐統治時期的手工業既有十分濃重的區域色彩。宜興歸逕一帶發現的晚唐五代青瓷窯址，反映江南一帶的制瓷業，無論胎質，釉色，造型還是文飾，都別具一格。南唐揚州蜀崗茶，常州紫筍茶聞名於世，由於茶葉生產的發展，製茶業在南唐興盛起來，南唐僅官府就有茶葉坊38處之多，專門生產高級茶品，供皇家和貴族使用。民間製茶作坊更多，境內私茶作坊有1000多處。南唐的造紙業中心在皖南，但據《江南通志》記載，當時六合縣曾設立“紙務”，今六合浮橋南一帶尚呼為“紙房”。由於李煜鐘好宣紙，在池，歙二郡和金陵都有專門機構造澄心堂紙亦是可能的。有人從民間傳説考證，宣紙中的“白鹿”品種，就是在南京製造的，這種紙即是為了紀念一位從宣城到金陵造紙名叫白鹿的青年而命名。 ^[35] 

另外，揚州、潤州的金銀器和銅器製造堪稱典範，據傳李煜特命工匠打造高達六尺金蓮，令宮女窅娘立於蓮上，纏足翩翩而舞。 ^[32] 

在相對分割狹小的空間裏，各國特別是南方各國國用嚴重不足，因此普遍重視招徠商賈、經營商利，徵收商税，以充軍國用度，商品交換空前活躍。在江南農業和各種經濟行為商品化過程中，城市功能發生了重大變化，具體表現為政治功能逐漸淡化，經濟功能漸漸增強。

南唐自然條件的多樣化，帶來了物產的豐富性，而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更使南唐在商業活動中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定程度上成為各國商茂的中心。南唐與中原劃淮河為界，雙方貿易活動多通過壽州進行，貿易的主要商品是茶和帛，主要換取羊和馬匹。 ^[38] 

海外貿易是南唐商業的重要組成部分。揚州是重要的港口，從這裏出口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商品，源源不斷地運送到占城、新羅、高麗，遠至大食等地。各地的消費品也從海外輸入南唐。 ^[38]  在太常博士陳致雍的《奏番國使朝見儀狀》中，提到了“占城國獻馴象”；“元宗時，海國進象數頭，皆能拜舞山呼”。商業活動給南唐帶來了充足的社會財富，直接拉動了經濟發展，《釣磯立談》説“於時，中外寢兵，耕織歲滋，文物彬煥，漸有中朝之丰采”， ^[39]  並非溢美之辭。反映在政治上，南唐成為在十國中處於舉足輕重地位的南方大國。

李昪稱帝，國號為大齊時，曾鑄造過“大齊通寶”，錢幣界一度認為是唐末黃巢起義時鑄造的，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李昪鑄造更準確。其子李璟造“保大元寶”錢，後鑄“永通泉貨”當十錢，此外還鑄有“開元通寶”、“唐國通寶”、“大唐通寶”等。 ^[40] 

長江中下游地區是唐中後期財賦主要供給地，經濟基礎較好，人口本來就不稀，所以户口增長的幅度不可能有驚人的變化。南唐户數能達1033617户。 ^[41] 

南唐升元年間對丹陽練湖的整修，是一項重大水利科技工程，向為水利史所重。 ^[42]  唐末兵亂之後，練湖年久失修，至南唐幾無灌溉之力。丹陽縣令呂延楨主持疏浚整治練湖工程，“築塞環岸，疏鑿斗門”，使練湖恢復了水利功能。多雨時節，可汲納四十八派之水；旱季可溉周圍諸縣，又灌注江南河，“使命商旅，舟船往來，免役牛牽”。從地域政治上看，江蘇東部當時處於吳越國統治範圍，但吳越對今江蘇太湖地區的水利整修，得益於南唐與之共同創造了相對安定的環境，一定程度上是南唐政策間接使然。時吳越於重要水利工程處置“撩淺軍”，“命於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為田事，治河築堤，一路徑下吳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上澱山湖入海，居民旱則運水種田，澇則引水出田”。 ^[43] 

楊吳時期的社會風氣就由尚武向文治轉變。南唐建立之後，延續了楊吳尚文的社會風氣。南唐三代國主本身都喜好文藝，具有極高的文化素養，而且禮遇文士，倡導文治，推行了一系列發展文化事業的政策。在文教方面興建學校，鼓勵私學，倡導學風和推行儒學教育；倡導文學和藝術；蒐集、整理文獻圖籍和編撰典籍；實行科舉取士，大力招攬人才，重用文士。

詩詞五代十國是詞的重要發展時期。西蜀和南唐詞人較多，水平也較高，從而成為兩個中心：西蜀有韋莊、歐陽炯等人，他們的作品後來由趙崇祚等收入《花間集》；南唐有馮延巳、中主李璟、後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後人集刻為《南唐二主詞》。李煜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詞人。晚唐五代的詞大都是描寫統治階級的享樂生活，題材庸俗，境界狹窄，風格柔靡。花間派的作品就是這種風格的代表。 ^[44]  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國亡被俘以後寫的詞，或慨嘆身世，或懷戀往昔，形象鮮明，語言生動，把傷感之情寫得很深摯，突破了晚唐以來專寫風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內容和意境兩方面都有創新，為北宋詞的發展開拓了新的領域。 ^[45] 

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等人為著名畫家。董源、巨然擅用或濃或淡的水墨描繪江南景色，兩人並稱為“董、巨”，是五代北宋時南方山水畫的主要流派之一。徐熙擅畫江湖上的水鳥汀花，與西蜀的黃筌兩人並稱為“黃、徐”，當時有“黃家富貴，徐熙野逸”的諺語，形容兩人作品的不同風格。此外，顧閎中所畫《韓熙載夜宴圖》，亦為傳世的藝術珍品。 ^[46] 

南唐統治者提倡和崇信佛教、道教。南唐文化政策是統治者維護自身利益，鞏固統治的重要手段，好文尚士和儒、道、佛兼容也是南唐文化政策的特點。

南唐的城市社會生活十分豐富。金陵、揚州、潤州等成為中國古代較早感受近代氛圍的區域城市先驅。城市是商業活動的產物，金陵、揚州等江淮城市的興起雖歷史久遠，但在長期發展中由於缺少突變的基因，發展速度相當緩慢。究其原因，是城市商品化的程度遠遠不足以推進城市的脱胎換骨。

新型的經商場所不斷出現，商品交易多方位化的趨勢，延展了商業時空。金陵、揚州、潤州等大城市都有專門的商業市場。金陵城內的坊市多集中在城南地區。坊均為手工業作坊集中地，所謂銀行，就是金銀器加工場，花行是專門製作裝飾用花的地方。隨着交換量的增加，一些自發的新的經營場所開始形成。不但城市裏商業繁榮，農村裏也有很多商機。草市，圩場很是興旺，不少圩市升為縣或者置為鎮，如新置海陵東洲鎮，清江，海陵，如皋等升為縣，泰州則升為州，成為江北重鎮。説明商品經濟的萌芽已經向沿江鄉間集鎮轉移，具有了一定的廣度，成為城市商品經濟的擴展與補充。 ^[49] 

各類城市服務性行業的興起，擴大了商品經濟的外延，商品萌芽基礎的系統化，從較高的經濟平台上為唐宋之交的社會轉型創造了條件。服務行業進一步細化，滲透到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增強了城市的功能與活力。

南唐重商及商業的活躍造就了一個龐大的富商階層，他們甚至與士大夫共同執掌國運，開歷代風氣之先。南唐開國元老周宗，“既阜於家財而販易，每自淮上通商，以市中國羊馬”，成為政客與富商雙料貨。其交易規模巨大，聞於中原。商人與士大夫比肩於南唐的社會生活中，並對國家施加影響，南唐以往見載不多。

城市特殊消費羣體的出現，為商品經濟進一步發展提供了相對龐大的階級基礎。江淮古代城市的居民主要是官員及其家屬、軍隊、部分商賈、城市手工業者等，隨着南唐在金陵建都，隨着經濟與文化重心的南漸，一大批皇家政要及其家屬，經營鹽，茶暴發的富豪，北方南下的士大夫，文人墨客以及妓女等成為金陵及其周邊中心城市新的消費階層，他們人數眾多，其生活狀態影響着城市的消費習慣，對江淮區域的城市經濟繁榮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南唐典章健全，“六經臻備，諸史條集，古書名畫，輻輳絳帷；俊傑通儒，不遠千里而家至户到，鹹慕置書，經籍道開，文武並駕。暨升元受命，王業赫然，稱明文武，莫我歧及”。可見儒風洋溢，已成氣候。在南唐，幾乎無士不儒，大凡儒者又各具個性，“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鍇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於一時；而徐鉉、湯悦、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於天下，其餘落落，不可勝數”。韓熙載，雖狂蕩不羈，卻以才學而名世。"江表碑碣大手筆，鹹出其手"。"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為之文"，江文蔚與韓熙載名相上下，"南唐禮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飧、禮儀，遂正朝廷紀綱“。因為他”知禮"，官封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葬禮。烈祖李昪山陵制度，皆由江文蔚等裁定。徐鍇與韓熙載同為南唐詩文大家，陸游稱兩人為”江左辭宗”。與其兄徐鉉”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雲“，而與後主”互為賁飾，儒者榮之“。這些名士與湯悦、張洎、劉洞、史虛白、江為、汪台符、伍喬、康仁杰、周彬、夏寶松等，都為當世所重，飲譽南北，為中原及其他九國所仰止。 ^[50] 

南唐與南漢、吳越、馬楚和後蜀等國之間也有交易往來，商人的足跡遍佈周邊國家。 ^[38]  開寶四年（971年）冬，宋在荊南建造戰艦，在當地做生意的南唐商人發現後，“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戰艦，國主懼事泄，不聽，商人遁去”。 ^[51] 

南唐與契丹的貿易主要通過海上進行，以羊馬等牲畜為主，也有軍用物資如猛火油。“當時，契丹已滅掉東北地區的渤海國，南唐與契丹之間的海上交往，走的應是從東海長江口北上，越過山東半島，直達遼東半島南端的南北沿海傳統海路”。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