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人口

勞動力人口是勞動適齡人口的基本組成部分，勞動適齡的上下限，各國根據自己國情有不同的規定，它既取決於低齡或高齡人口的生物素質狀況，又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相應社會道德標準的制約。

勞動力人口與勞動適齡人口在量上是不等的，原因是：勞動適齡人口中有一部分人喪失勞動能力；此外，在校學生、待升學者、家務勞動者，還有極少量的賦閒者，通常不算入勞動力人口；而且在超過勞動年齡上限的人口中，還有一部分繼續從事社會勞動，通常也算入就業人口，因此實際上也是勞動力人口。

2022年12月，中央財經大學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佈了《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22》，公佈了我國最新的人力資本估算結果。2001至2020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8.4年上升到了10.7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5.3歲上升到了39歲。 ^[8] 

2016年3月8日15時，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新聞中心在梅地亞中心多功能廳舉行記者會，邀請國家衞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李斌，副主任馬曉偉、王培安就“實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李斌在答記者問時表示，全面二孩政策實施以後，預計未來這幾年，人口會有所增長，特別是新生兒會有所增長。到2050年，勞動年齡人口大體會增加3000萬左右。根據測算，老年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例會有所降低，這樣使人口的結構更趨於均衡。 ^[3] 

在15日閉幕的中國計生協第八屆全國理事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中國計劃生育協會常務副會長王培安指出，“十三五”時期，我國勞動力總量豐富，社會撫養負擔較輕，育齡婦女特別是生育旺盛期婦女數量減少，實施全面兩孩政策正當其時。我國15歲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數量2015年為10.03億人，預計2030年將降至9.58億人。 ^[2] 

2016年12月10日，中央財經大學中國人力資本與勞動經濟研究中心發佈了《中國人力資本報告2016》。根據該報告，中國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已上升至36歲。

廣東人力資本總量全國排名第一

報告撰寫者介紹，根據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最新定義，人力資本指的是個人擁有的能夠創造個人、社會和經濟福祉的知識、技能、能力和素質。“根據人力資本理論，人力資本是除了自然資源和物質資本外，社會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位撰寫者説，它是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根源，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推動因素。

報告分析了2014年相關數據，中國人力資本總量按當年價值計算為1503.600萬億元，其中，城鎮為1223萬億元，佔全國的81.3%，農村為280.6萬億元，佔全國的18.7%。報告認為，我國人力資本的區域差別大。2014年西部地區人均人力資本為19.45萬元，人均勞動力人力資本為11.03萬元，僅佔東部地區的50.38%和53.21%。在31個省份中，實際人力資本總量前三位的為廣東、山東及江蘇。

報告披露，1985年到2014年間，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了36歲，其中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了37歲，城市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了35歲。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原因是老齡化。

而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從1985年的6.38年上升到了2014年的10.05年，其中農村從5.67年上升到了8.16年，城市從8.53年上升到了11.17年。

報告認為，老齡化對人力資本增長的阻礙日益明顯，尤其在東北地區。退休政策下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在2017年開始減少。報告預測，未來十年我國的人力資本增速將放緩，到2038年後開始下降。

此外，報告還指出，新的二胎政策將減少人口老齡化對人力資本的負面影響，但其效果取決於生育率的提高。如果生育率繼續處於超低水平1.3，則人力資本將在2028年後下降；若生育率可提高並維持至1.6，則人力資本下降將推遲十年；如果生育率提高至1.93，則人力資本將維持緩慢增長。 ^[4] 

數據顯示，我國勞動力市場高技能人才只佔4%、普通技能人才佔20%、沒有技能的佔到76%。技能人才缺口將是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要想緩解這種擔憂，加快職業教育發展是重中之重。當然，職業教育也存在辦學定位不清晰、培養模式不符合技術技能人才培養規律、教師隊伍素質跟不上科學技術變革步伐、實習實訓條件不足等問題，不能適應“中國製造2025”“互聯網+”“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精準扶貧”“一帶一路”等重大國家戰略的新要求。

對此，要創新高等職業教育發展，推動高職院校的佈局結構、專業設置與區域產業發展結合更加緊密，應用技術研發能力和社會服務水平大幅提高。從2017年起，我國還將實施職業院校教師素質提高計劃，用5年時間對全國職業院校教師進行全員培訓。有條件的學生也不妨選擇職業教育，提高自己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 ^[5] 

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步顯性化，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質量的“雙變”已經對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形成倒逼之勢。

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19日舉行的“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預計，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近5年累計減少的數量約為2000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上升、產業轉移和技術替代勞動成為未來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表示，當前大學畢業生佔到了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半壁江山”，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市場也再難以大量提供傳統制造業所需的簡單勞動力，過去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持續。

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

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峯值9.25億人，2012年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勞動年齡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

曾湘泉預測2016年至少將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還會更大。“即使按照487萬來計算，這5年來勞動年齡人口總共下降了1934萬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曾表示，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至9.11億，還會持續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後將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人社部預測勞動年齡人口會由2030年的8.3億降到7億左右。

曾湘泉認為，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近年來全行業薪酬增長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關係。

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還引發了人力資源流動頻率與規模的增大。數據顯示，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離職率2011年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説，甚至有企業反映員工的離職率達到了50%，同時勞動爭議也頻發，這些都給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勞動力學歷和能力的“剪刀差”

我國產業結構必須進行轉型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都無法再支持過去傳統制造業所需的人力資源。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的20多年間，製造業流水線對於工人的年齡限制非常嚴格，它們“掐尖”使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輕工人，直到“民工荒”大範圍出現之後，才不得不放開年齡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後是15~24歲青年勞動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歲青年勞動力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最明顯的羣體，2006年這個羣體有1.2億人，預測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6000萬。與此相對應，55~65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上升，勞動力結構趨於老化。

張車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着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國勞動力的知識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們成為製造業中的低廉勞動力。

如今情況已經和過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44%，2015年大學畢業生約佔到新增勞動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約佔20%。“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高投入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張車偉説。

張車偉認為，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經濟增長與物質資本的增長聯繫變弱，而與人力資本聯繫變強，這也是GDP的增速放緩而就業卻好於預期的原因。

“遇到的問題是雖然勞動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學生自身素質與技能產業結構演化升級要求不盡匹配，帶來結構性失業風險，大學生實際技能與市場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張車偉説。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數據顯示，中國勞動力市場高技能人才只佔4%，普通技能人才佔20%，沒有技能的佔到76%。

2014年《kelly service全球僱員指數報告》顯示，92%的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勞動力隊伍數量和能力（質量）短缺的影響，其中，勞動力質量問題尤為突出。

曾湘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必須重視培訓和人力資本投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近年來財政在勞動力培訓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效果並不明顯。下一步應該加強對培訓項目的評估，提高培訓的效率，把錢花在刀刃上。 ^[6] 

中國一般規定男子16歲-60歲期間、女子16歲-55歲期間的人口為勞動適齡人口。

2014年,中國勞動力初中畢業比例最高為46.97%，職高、技校、中專和大學專科都在6%左右，而大學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的比例僅為5.17%。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為9.28年，高齡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明顯低於中、低齡勞動力，東部地區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勞動力。

另一方面，20—24歲勞動力過去兩年參加過（至少5天的）專業技術培訓比例13.99%為最高，35—39歲年齡組以後，專業技術培訓和曾經獲得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執業資格）的比例急劇下降。這個年齡比例與收入水平急劇下降的趨勢也相當。

與過去不同，勞動力閲讀報刊、用手機發短信、寫信、銀行ATM取款完全沒問題的比例皆超過一半，但僅有超過1/4的勞動力在使用網上銀行、網上購買火車票方面完全沒問題。

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博士葉華分析，最年輕的25—34歲組經歷了教育擴展的過程，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也受益於九年義務教育的實施，而且男女教育水平差異已經不明顯。而25—44歲勞動力的教育分佈則出現了雙峯的特點，除了初中這一教育水平的比例較高，大專和大學本科的比例也較高，但雙峯很可能代表的是兩個不同的羣體，大專和大學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可能來自城鎮，而初中教育水平的勞動力可能來自農村。

葉華提出，中國勞動力參加過職業技術培訓及曾經獲得專業技術資格證書（即執業資格）的比例都不高，説明中國勞動力教育狀況的明顯差別不僅存在於正式教育方面，更存在於職業技術培訓方面，還明顯存在於日常技能方面。

另外，城鎮非流動勞動力的教育水平最高，本科或以上教育水平的勞動力比例超過20%，“農轉非”勞動力次之，外出務工勞動力再次之，農村非流動勞動力的教育水平最低，不同羣體的教育水平有顯著差異。外出務工的勞動力中，教育水平以初中居多，佔41.1%。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