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荒

近年來，隨着國內經濟的發展，其他省市也出現了“民工荒”現象。這是用工制度的一個不合理現象。按理説，出現“民工荒”對民工是好事，説明市場對他們需求增加了，但事情並不讓人樂觀。過低的工資待遇和一些歧視行為，讓民工也寒心。他們逐漸意識到，城裏的那份工作並不可靠，由當初的趨之若鶩變得理性起來，城市裏就出現了招不到民工的現象，就產生所謂的“民工荒”。如何正確對待和使用民工，適當地提高他們的各種待遇，是擺在用人單位面前的一個現實問題，當然也是一個社會問題，畢竟他們是財富的創造者之中重要組成部分。而更重要的是，要讓民工遇到困難時有法有據可依，有理可申，誠信對待民工才能吸引民工就業。

“民工荒”還能從另一個角度來説明一種現象——經濟建設的飛速發展，這説明目前的經濟運轉非常好。

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民工潮”成為描述中國農村勞動力城鎮流動的專用名詞。“民工荒”這個詞彙，曾經因為世界金融危機爆發而一度淡出人們的視野。隨着中國經濟的逐漸回暖，關於“民工荒”現象的報道又開始佔據各大媒體的版面。

2009年8月以來，據多家媒體報道，在中國的珠三角、長三角等地，很多中小企業的訂單大量增加，但是卻招不到工人。來自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珠三角城市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顯示，這個接納全國近1/3農民工的地區，勞動力市場求人倍率在1：1.14到1：1.51之間，也就是説每個求職的人有1個以上崗位虛位以待；在温州，2009年8月份該地區職介中心的用工缺口占比73%多，相比2009年6月52%上升了21個百分點。

首先，仔細地分析沿海地區中小企業的發展情況，人們不難發現，新一輪的“民工荒”並不是早期“民工荒”的簡單延續，更多表現為因2008年金融危機不少企業減產停產從而大幅度裁員以後出現的用工反彈，這些企業忙活的大都是“短單”和“小單”，帶有很強的季節性，這種情況究竟能夠持續多久，還是一個未知數。萬一後續訂單無法跟上，這些農民工再度被裁減，這對他們的精力和感情都是一大打擊。

其次，在媒體調查中發現，有些地方雖然一面在鬧“民工荒”，但是還是有很多農民工無法就業，根本原因就是待遇太低。在温州，一個農民工一般的月薪期望為1500元，但實際上企業只能開出1000—1200元的工資，這主要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導致企業利潤下滑，使得很多企業把工資壓得很低。現在雖然接到了訂單，但是很多訂單只是企業為了穩定客户而接下的“薄利單”，有的甚至是零利潤，所以即使是缺人，也無助於提高農民工待遇。

再次，自2008年年底大量農民工返鄉以來，各地為了穩定農民工就業採取了很多有利措施，比如扶助農民工創業、對農民工進行培訓等等，這些措施不僅有利於緩解金融危機下農民工的就業難題，而且從長遠的發展來看，也有利於提高農民工的市場競爭力、促進當地經濟發展併為中國經濟轉型與發展貯備實用型技術人才

2009年初，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減速，大量農民工失崗返鄉。2010年，由於經濟迅速回暖，沿海地區和內地同時出現嚴重的缺工現象。這一缺工比例，雖然不及“民工荒”説法最盛行時的水平，卻顯示出企業用工需求迅速回升的明顯勢頭。比對以往用工情況，經濟復甦是本輪“民工荒”的本質誘因。

如果説過去20年，我國主要是通過農村廉價勞動力完成“原始積累”的話，那麼“民工荒”則警示我們：要想在知識經濟的挑戰中保持持續的競爭力，就必須轉移經濟發展戰略，把廉價勞動力變成高價值、高素質的人才資源，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

真正的大規模民工迴流潮起源2010年初，以浙江、廣東等地嚴重的民工荒現象為代表。其原因在於三點，一為沿海地區受2008年金融危機打擊較大，企業倒閉、拖欠工資現象嚴重，而內地企業多為內向型企業，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相對較小。二為沿海地區犯罪率和農民工聚集區治安狀況較差，低於內地眾多特大城市的平均標準，且大多數受僱於中小企業主的工人得不到社會福利保障，工傷事故率居高不下，而內陸特大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隨着城市發展開始健全，工人開始注重這方面福利待遇。三則因為內地眾多特大城市發展較快，如成都、重慶、武漢等南方內地核心特大城市無論是城市建設、特大型企業數量、福利待遇和生活水平已經和沿海特大城市相差無幾，尤其重要的是底層操作工的工資待遇也與沿海城市處於同一水平線上，加之沿海加工企業和台資、外資勞動密集型企業逐漸內遷，而就業機會較多，眾多民工選擇前往內地的這些特大城市務工。而眾多多年未到過這些內地特大城市的農民工在2008年被辭退後在內地特大城市尋求工作時也逐漸意識到這些離原籍地不遠的特大城市在很多方面已經不輸於沿海城市。

2010年4月初，一則四川企業在浙江招聘熟練工，甚至準備在浙江經濟較落後的麗水、衢州招聘本地工人前往成都的大型廣告刊登在杭州的報紙上，引起了浙江商界的軒然大波該報紙評論者則認為，這是國內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大量內地農民工的離開也是促使沿海企業加快速度進行產業升級的一個重要力量。

企業若想在行業競爭中佔得一席之地，留住農民工便是重要的一步。因此，企業需要從人性化關愛、尊重的角度出發，切實解決他們的實際問題，保障民工的合法權益，讓農民工自身感受到一種成就感和尊重感。只有在企業內部形成一種和諧的氛圍，才能增強農民工同企業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提高農民工在企業工作的穩定性和積極性。

2007年，對所謂的民工荒就有過爭論。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國務

院發展研究中心發佈的研究報告中，都從絕對數量短缺的層面對“民工荒”做出解釋，認為在近75%的農村地區已經沒有青壯年勞動力可以轉移了，“中國將進入勞動力短缺的時代”，而且，“中國的勞動力短缺是全方位的，不單技術工人稀缺，就是完全沒有技術含量的工人也成為稀缺資源，並且在地理上蔓延全國”。但在此後的2009年6月19日，在國務院扶貧辦舉辦的全國雨露計劃成果展上，國家扶貧辦政策法規司司長劉福合則表示：“所謂的‘民工荒’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

在這種情況下，勞動力輸出地政府應該堅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2008年以來為了化解農民工就業難題所採取的措施必須繼續堅持，尤其是一些對於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長遠效應的措施，千萬不能半途而廢；另一方面，要加大對準備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的信息服務，與勞動力輸入地加強溝通與合作，及時為農民工發佈就業信息，避免農民工盲目地流動。

對於勞動力輸入地政府而言，一方面要及時發佈信息，進一步建立和完善農民工保障制度，改善農民工的生活、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待遇，以此吸引部分農民工迴流到沿海務工；同時更要從信貸、税收等方面進一步加大對中小企業的支持，提高他們的生存發展能力。只有企業發展了，農民工的工資待遇、“飯碗”的可持續性，才能有保障。

此外，還應配套改革、完善其他相關制度，比如：建立農民工教育培訓制度；建立更符合實際需求、多層次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鼓勵、加強農民工羣體所在企業的工會機制建設；進一步完善、加強勞動執法監督和勞動仲裁製度；制定中國企業社會責任標準；健全、完善輿論監督機制；建立農民工就業信息服務機制等。

農民工荒為一些用工單位敲響了警鐘。用工單位更應該思考應該如何提高農民工的工資待遇，改善惡劣的工作條件，對農民工進行技術培訓。雖然一段時期內，民工荒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

但是從長遠來看，這也不是個壞事。反映對用工單位

本身也要反思，我為什麼招不到工，農民工的工資和勞動社會保障，她要考慮到善待農民工。另一面他要想到培養農民工，提高農民工的素質。這方面他能提高自身的誠信水平來吸引農民工，也能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不善待農民工，不給發工資等通過反思這種現象會減少。將來會更規範化，對企業本身的管理也會更現代化。

“民工荒”現象的再度出現，被輿論認為是中國經濟全面復甦帶來的效應，也成為市場一大利好消息。沿海的不少缺工企業紛紛來到內地招人，一些勞務租賃公司也忙碌了起來，在全國各地的勞動力市場上豎起了招人的大旗。據媒體報道，中國一些勞動力輸出地的政府已經開始考慮組織當地勞動力外出打工，以緩解去年農民工返鄉潮給當地帶來的就業壓力。

對於眼前的這些情況，實際是當下沿海地區農民工就業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以此來判斷中國經濟就此全面恢復顯然還是有些論據不足。無論是勞動力輸出地還是輸入地，都應當冷靜地看待新形勢下的這一輪“民工荒”。 “民工荒”未必是一件壞事。從積極的意義看，長三角、珠三角甚至傳統人力資源大省缺工，首先意味着勞動力開始從“無限供給”轉而成為稀缺資源。無疑，農村收入的提高，和內陸省份經濟發展，為外來工羣體提供了除沿海省份之外的更多選擇；而隨着60後、70後外來工的逐漸老去，80後、90後粉墨登場，與父輩相比，新生代外來工對個人自由的重視，以及對“吃苦耐勞”等外來工傳統價值觀的顛覆，更令不少傳統制造業企業開始朝向更人性化的人力資源管理模式轉變。種種跡象表明，當勞資供求關係發生逆轉之時，外來工的議價權正在逐步提升。　但從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區每年春節過後鬧“民工荒”本來就有，但是今年尤其嚴重，這其中與用人企業的管理制度有很大幹系。單單從2009年至2010，著名代工大廠富士康就出現3人死亡，並被社會及媒體關注，形成極大的反響。

此外，調查顯示，“民工荒”並不像想象中那麼嚴重，上市公司仍處在“安全地帶”。無論是家電業、服務業、製造業，上市公司都認為“民工荒”沒有殃及自身。

值得一提的是，相對於“民工潮”而言，“民工荒”不僅預示着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更預示着新一代民工覺悟的提高、權利意識的增強，是一種真正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