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創業

中國有13億人口、9億勞動力、7000萬企業和個體工商户。 ^[1]  2014夏季達沃斯論壇上中國李克強總理表示，要破除一切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讓每個有創業意願的人都有自主創業空間，讓創新創造的血液在中國全社會自由流動，讓自主發展精神蔚然成風。隨着鼓勵創新創業的相關措施陸續實施，民眾的創業精神正在煥發，藉助着中國改革創新的東風，在960萬平方公里大地上一股 “大眾創業”、“草根創業”的新浪潮正在襲來。據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佈的《全國市場主體發展報告》顯示，2014年1—7月，中國新登記註冊市場主體707.09萬户，同比增加96.87萬户，增長15.87%；註冊資本（金）11.12萬億元，同比增長75.06%。新註冊企業數的“井噴式”增長，反映大眾創業時代迎面而來。 ^[2] 

在經歷了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個體户”式的創業熱潮、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泡沫中各式各樣“網絡精英”式的創業熱潮後，創業迎來了新經濟環境下的又一輪高潮——“大眾創業”。 ^[2] 

大眾創業指中國大眾藉助中國改革的政策優勢來創立起自己的家業，積累自己的有形資產和財富。“創”就是開始做。“業”就是“成就”。大眾創業即大眾持續為自己做產生個人成就和個人財富的工作。

從2014年1—7月新註冊企業結構上看，呈現“三多”特點，即小微企業多、服務性企業多、民營企業多。這表明，中國政府在“一減一加”（即：對行政審批、市場壁壘做“減法”，對市場空間、創業天地做“加法”）之中，不僅有效地激發了市場活力，營造出良好的創新創業氛圍，也進一步促進了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優化了經濟發展方式。 ^[2]  從20世紀80年代初遍地開花的鄉鎮企業，到“十億人民九億商”的“下海”潮，再到互聯網企業的異軍突起，中國經濟正處於發展的新常態。 ^[3] 

大眾創業是富民之本。這不僅是一種社會行為，也是一種經濟調控，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動力源泉。激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就是給青年人在選擇人生線條中多謀一種思維、多擔一份責任，多一份人生磨練。“創業”在本質上就是創新精神，激發創造熱情。實現小康社會，不但要保障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還要保證經濟增長的實惠讓百姓分享。要達到這一目標，不僅要合理的制度建設和政策引導，還要激發全民的內心創富動力。 ^[4]  當今時代，既是創新的時代，又是創業的時代。

改革是當代中國最大的紅利。於創新創業者而言，這種“紅利”就是准入門檻的逐步降低。作為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中國政府簡政放權實際上是重新賦予民眾自主發展的權力，讓年輕人重新煥發出創業精神，投身於創新創業的時代潮流。 ^[3] 

2014年湖南省全面實行註冊資本認繳登記制，湖南全省上半年新登記企業户數同比猛增116%。湖南與沿海發達地區發展的差距主要在於全民創新創業的差距，體現於湖南省羣眾整體創新創業活躍程度還不高。有調查數據顯示：即便是在經濟較為發達的長株潭等地，創業者指數僅為151.97，低於中部六省165.19的水平，更低於中國179.36的平均水平。 ^[3] 

2015年青島市實施大眾創業工程，統籌全市各類扶持創業資源，其中，一些閒置的寫字樓或將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提供給有需求的創業者。據青島市人社局統計，青島小微企業在創業初期，近80%的利潤都要用於辦公場地、經營場所的房租支付。

青島市已建成針對高層次人才、博士、留學回國人員、大學生等不同羣體的創業孵化基地，但仍無法滿足“大眾創業”對創業場地的需求。除了將人社、科技、經信等部門的創業孵化器等平台資源進行共享外，青島還將開發、挖掘更多社會資源助推大眾創業。例如將一些閒置的寫字樓以政府購買服務的形式，提供給有需求的創業者用作創業場地，並對入駐企業給予一定的房租減免政策。 ^[5] 

2015年，新疆實施中小微企業“大眾創業、萬眾就業”行動，鼓勵自主創業，爭取新增3000户創業型小微企業。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將出台創業扶持政策，建立創業服務體系，建設一批小微企業服務中心或公司（站），支持一批中小企業創業基地或孵化器，搭建一批創業服務平台，培訓一批創業者，為小微企業創業服務，推動全民創業。

根據徵求意見稿制定的工作目標，通過開展“大眾創業、萬眾就業”行動，2015年，新增企業3000户以上，帶動就業15000人以上。其中，建立自治區小企業創業基地和孵化器20個，創業服務平台20個，入駐企業1000户以上，帶動就業5000人以上。 ^[6] 

被李克強比作“金礦”的大眾“創業潮”，契合了中國經濟轉入新常態的“創新潮”。這兩股浪潮的交匯將為中國經濟增長帶來的持久動力。 ^[1] 

中國政府在創業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從傳統的一味給予式的“培育箱”向推動自主創新的“點火器”轉變。 ^[2] 

硅谷的生態系統是由政府部門、大學教授、科研機構研究人員、企業家、投資人以及各類中間機構、非正式社區組織等共同構成，目的明確，分工清晰。政府是環境創造者和培育者；大學是人才培養和輸出基地；各類投資人成為連接企業與科研院所、企業與市場以及企業間的有效整合節點，特別是1.5萬個天使投資人在硅谷創新事業發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硅谷還有一大批創新活動的間接參與者，包括律師、會計師、專家、顧問、培訓者、孵化器、政策制定者、監管者、NGO等，風險投資網絡、專業技術網絡、非正式社交三個網絡相互交叉，互聯網又進一步催生了這些信息的流動及跟進。在這種生態系統下，小企業大量湧現，自下而上形成了寶塔式架構。硅谷有着其獨特的不可複製性，但是可以借鑑其對創新創業環境的營造，通過與“中國硅谷”中關村的對比，可以發現中國在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構建中存在的問題。比如，中國創業所面臨的科研機制及導向問題，市區二級資金投向的重疊問題，對企業生與死造成障礙的法律問題等。

隨着“管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如何在新經濟形式下更好地引導大眾創業完美轉型成為政府必須直面的挑戰。為此，中國政府應當做好引導與保障的兩方面工作，一是優化政府扶持資金使用，由對企業“點對點”的大額資金資助向重點投入技術基礎設施建設與地區專有能力建設傾斜，並更多采用天使、PE等現代企業運作方式及市場化手段為中小微企業發展助力；二是優化創業環境降低創業風險，政府既要通過税收減免、便利跨區跨省經營等方式降低創業門檻，又要為大眾創業構建具有保障性意義的退出通道。當然，從長遠來看，中國政府應當繼續積極推進大學、繼續教育的改革，進一步促進“官、產、學、研、用、介”模式的發展，將關注目光更多投向人才、技能培養。 ^[2] 

推動“雙創”是一個大工程，必須是中國政府和市場的雙向結合。中國政府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政府的作為：一是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讓市場主體能夠便利註冊，證照合一；二是要為創業搭台，包括提供租金低廉的眾創空間，用好政府引導資金；三是進一步減税免費，使創業者能夠輕裝前進。大中型企業也必須對那些中小企業給予幫助和支持，鼓勵更多的人和企業創業、創新。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