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向

地節四年（公元前66年），任輦郎。 ^[1] 

劉向畫像(2張)

神爵二年（前60年），既冠，以行為修飭，擢為諫大夫。

神爵四年（前58年），任諫大夫。

甘露三年（前51年），任郎中、給事黃門郎。

甘露三年（前51年），任散騎、諫大夫、給事中。

初元元年（前48年），元帝初即位，以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給事中、大宗正，後因反對宦官弘恭、石顯下獄，免為庶人。

建始元年（前32年），漢成帝即位，以故九卿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數奏封事，遷光祿大夫。領校中《五經》秘書。

陽朔二年（前23年），任中壘校尉，致終，典校工作由其子劉歆續成。

劉向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為我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治《春秋榖梁傳》。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今存《新序》《説苑》《列女傳》《戰國策》等書，其著作《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山海經》系其與其子劉歆共同編訂。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 ^[2] 

從《漢書·藝文志》的序言來看，諸子百家書籍的命運多舛，書籍的來源駁雜：

《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縱橫，真偽紛爭，諸子之言紛然淆亂。至秦患之，乃藩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世，書缺簡脱，禮壞樂崩，聖上喟然而嘆曰：“朕甚憫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至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

在“真偽紛爭”、“藩滅文章”、“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下及諸子傳説，皆充秘府”、“求遺書於天下”的背景下，書籍的流傳、創作和整理都會受到影響，產生一些不正常的現象，需要仔細辨別。王葆弦先生指出，漢成帝時篇籍大增，各種書的藏本頗多。

劉向自恃為《穀梁傳》學名家及朝野公認的宿學通儒，又屬劉氏宗室，借整理皇家藏書之機，以及與元成兩帝接近的便利條件，自然要在重要典籍的整理上自成系統，與經學的其他派系分庭抗禮。他所擬訂的篇次、篇數都是與舊本不同的，就連書名也要重新擬就。

熊鐵基在《劉向校書詳析》説：後世流傳乃至我們看到的西漢及其以前的古書，其篇章、文字甚至某些書名都是劉向他們校定的。當時幾乎所有的圖書都經過了他們的理解、認定乃至改造，當然免不了打上時代的烙印。但是長期以來這一點未得到充分認識，以為所讀的先秦古籍就是原來的樣子，這就難免產生這樣那樣的誤解，得出與歷史真實不符的結論。

歷代學者中有不少人發現了一些問題，於是產生疑辨，因而有指偽之作。從現存的《書錄》及有關記載看，有的書完全是新編定的。如《列子書錄》……可見，劉向完全新編了一部《列子》書。而諸子百家被稱為中華文化正統淵源，劉向當時整理了已瀕臨亡佚的散亂諸子殘篇，雖然這些諸子典籍十不存一，但是劉向整理先秦諸子古籍貢獻功不可沒。 ^[3] 

劉向、劉歆父子是在儒學作為經學而一統天下之後，又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説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的重要人物。

劉向著作(6張)

在對《管子》《晏子》《韓非子》《列子》《鄧析》《關尹子》《子華子》以及《戰國策》等著作進行了系統整理的基礎上，認為它們皆有符合儒家經義的地方。例如，劉向説： 《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 ① 荀卿之書，其陳王道甚易行 ， 其書比於傳記，可以為法 ②。至於道家，劉向則認為 （道家）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兢，合於六經 ③。除此之外，還在《説苑》《新序》中直接採用並假借諸子之口來表達自己的政治、學術見解，實際上這也是對諸子學的一種肯定。

劉向、劉歆父子在當時經學獨尊的情況下，大力倡導研究諸子之學，對削弱官方學術思想的統治、解放思想是有積極意義的。

早年的《枕中鴻寶苑秘書》，“書中言神仙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深受神秘思想的影響。繼又參與石渠閣的五經講論，濡染於今文經學活動。他後來論歷代興革、國政得失，就拿出了今文學者的派頭，以陰陽五行、天人感應作為論證的依據。

元帝時，他上封事，論舜及文武周公時的祥瑞和幽厲以後春秋時期的災異而歸結於“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上文引成帝時上封事，論宗周以來大臣操持國柄之危國，借“王氏外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之異，申言“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併立”。這表明劉向的歷史觀是神學的歷史觀。他這種思想反映了西漢晚年大權旁落、皇族失勢的悲觀情緒。 ^[4] 

《漢書·五行志》保存了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約一百五十二條。其中論災異跟後、妃、君夫人及外戚間的關係的約三十一條，論災異跟君主失勢、國家敗亡間關係的約三十九條。這不只是其政治立場在學術上的反映，這並且是有意地利用陰陽五行學説作政治鬥爭的工具。

《漢書·五行志》也保存了劉歆論《洪範五行傳》的材料，約七十三條，儘管論述的對象基本上都在劉向曾經論述的範圍內但沒有一條的具體論述是跟劉向相同的。

雖相信“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但認為“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可以“劉氏長安，不失社稷”。這就等於説天命還是可以人力為轉移，或至少可以多延一些時期。

但是，在劉歆的遺文裏，就看不到這樣的觀點。依《漢書·律曆志》所保存下來《三統曆譜》的材料來看，歷代的興衰是按着五行相生的順序進行的。按照這樣的順序，王莽以土德繼漢的火德，就應該是當然的。王莽在死到臨頭時就還這樣説：“天生德於予，漢兵有如予何！”當校訂皇家藏書的時候，卻很少運用這種神學歷史觀，而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人文主義的態度。

《新序》是一部以諷諫為政治目的的歷史故事類編，採集舜、禹以至漢代史實，分類編撰而成的一部書，原書三十卷，今存十卷，曾由北宋曾鞏校訂，記載了相傳是宋玉對楚王問的話，列舉了楚國流行歌曲《下里巴人》《陽阿》《薤露》等，説是“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説苑》，又名《新苑》，共二十卷，按各類記述春秋戰國至漢代的遺聞軼事，每類之前列總説：事後加按語。其中以記述諸子言行為主，不少篇章中有關於治國安民、家國興亡的哲理格言。主要體現了儒家的哲學思想、政治理想以及倫理觀念。按類編輯了先秦至西漢的一些歷史故事和傳説，並夾有作者的議論，借題發揮儒家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觀念，帶有一定的哲理性。 ^[3] 

《列女傳》是一部介紹中國古代婦女行為的書，也有觀點認為該書是一部婦女史。作者是西漢的儒家學者劉向，不過也有人認為該書不是劉向所做，因此，現代流行的有的版本作者一處會標註佚名。也有人為認為，現代流傳的版本是後人在劉向所做版本之上又增加若干篇得來的。

《別錄》是中國第一部有書名，有解題的綜合性的分類目錄書，凡二十卷。漢成帝時，劉向受命參與校理宮廷藏書，校完書後寫一篇簡明的內容提要，後彙編成《別錄》。著錄圖書六百零三家，計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分為六大部類、三十八種，每類之前有類序，每部之後有部序，敍錄內容包括：書目篇名，校勘經過，著者生平思想，書名含義，著書原委，書的性質，評論思想，史實，是非，剖析學術源流和書的價值。部序之前、類目之後皆有統計，全書最後還有總計。其子劉歆據此序錄刪繁就簡，編成《七略》。《別錄》唐代已佚，今據《漢書·藝文志》可考見其梗概。

《戰國策》是戰國末年和秦漢間人編集的一部重要的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散文集。最初有《國策》《國事》《短長》《事語》《長書》《修書》等名稱，經過西漢時期劉向整理編輯，始定名為《戰國策》。

全書共三十三篇，分國別編輯。依次是：西周一篇，東周一篇，秦五篇，齊六篇，楚四篇，趙四篇，魏四篇，韓三篇，燕三篇，宋、衞合一篇，中山一篇。所記史實從東周貞定王十七年（前452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年），共245年 ^[2]  。

劉向（約公元前77—前6年），本名更生，字子政，祖籍沛郡豐邑（今屬江蘇），楚元王劉交五世孫，西漢陽城侯劉德之子。好儒學，能詩賦，曾校閲羣書，撰成《別錄》，為我國目錄學之祖。

劉向初以父蔭任輦郎，後擢任諫大夫。宣帝時選為儒俊材，曾應詔獻賦頌數十篇，官至散騎諫大夫、給事中。元帝時，擢任散騎、宗正、給事中，因屢次上書言事，彈劾宦官弘恭、石顯及外戚許、史，曾兩度下獄，被免為庶人，閒居十餘年。成帝即位後被啓用，拜中郎，使領三輔都水，遷光祿大夫，官至中壘校尉。劉向多次上書，建議削弱外戚權力，甚為成帝嘉許，但終不能用。其為人平易樸實，不重威儀，廉潔樂道，潛心學術，晝誦《書》《傳》，夜觀星象，常常通宵達旦。劉向喜言五行災異之説，並據以論證現實政治。

其學問淵博，曾奉詔整理五經秘書、諸子詩賦近20年，對古籍的整理保存作出了巨大貢獻。撰成《別錄》，為中國最早的目錄學著作。又集合上古以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衍行事，以類相從，撰成《洪範五行傳》11篇，為中國最早的災異史。文學上以辭賦和散文見長，《漢書·藝文志》載有其賦33篇，今多散佚，唯存《九嘆》系擬屈原《九章》之作，在追念屈原之辭中寄託身世之感。其散文今存部分奏疏和點校古籍的敍錄，著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敍錄》，其文敍事簡約，論理暢達，從容不迫，對唐宋古文家有一定影響。又採集前代史料軼事，撰成《説苑》《新序》《列女傳》，其中有一些很有意義和文學特點的故事，是魏晉小説的先聲。明人集有《劉子政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