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是一部記敍春秋時代政治家、思想家晏子思想、言行、事蹟的書。全書共八卷，二百一十五章，分內、外篇。其中內篇分為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六卷，外篇分為上下兩卷。全書通過一個個生動活潑的故事，多方面地記敍了晏子的言行和政治活動，突出反映了他的政治主張和思想品格。

《晏子春秋》一書主要記敍了晏子勸諫君主和禮交諸侯的各類故事和趣聞傳説。全書二百一十五章實際上每章都寫了一個完整的故事，這些故事有人物描寫、環境烘托、故事情節，各章節之間的故事和人物相互關聯和補充，構成了栩栩如生的完整的晏子形象。書中除着力刻畫了主要人物晏子外，還出色地描繪了齊景公、司馬穰苴、崔杼、梁丘據、叔向、孔子等眾多人物形象。 ^[10] 

《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都認為《晏子春秋》為晏嬰所撰。這種説法早在北宋的《崇文總目》中就被懷疑：“此書蓋後人採嬰行事為之，以為嬰撰，則非也。”此結論得到了後世絕大多數學者的認同。其實，從《晏子春秋》中對景公及時人諡號的大量記載中，就能很容易地判斷出它不是晏嬰自著，更何況書中還記述了晏嬰去世後的一些事情。胡家聰、駢宇騫、趙緼一、邵先鋒、於孔寶和戰化軍等先生都認為《晏子春秋》初步成書於戰國，主要是稷下學宮時期，這已漸成學界共識。當然，稷下學宮學者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摻入一些自己及本學派的思想觀點。其目的或為弘揚齊國優秀文化，在鑑古為今的同時，擴大齊國的國際影響；或借本國前賢的言論事蹟，提高自己及本學派在稷下學宮中的地位以期受到齊王的青睞與重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關於晏子的材料產生時間前後跨度相當大。最初的材料應出於齊國史官在晏子生前對其言行的記錄。晏子去世後，其門客後人也陸續追述。與此同時，關於晏子的故事還在民間廣泛流傳。直至稷下學宮成立，有學者對這些材料進行了專門蒐集，並加以編排潤色，使得《晏子春秋》初步成書。 ^[7] 

《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取法對象是“古之王”（《內篇諫上》）、“聖王”（《內篇諫下》）、“古之盛君”（《內篇問上》）及“明王”（《內篇問上》）。以上取法對象中，有時代座標的是《內篇諫下》中的“聖王”及“古之盛君”。《內篇諫下》中的“聖王”生活的時代大約在夏、商、西周三代及上古時期。據《內篇諫上》晏子所言，商代的湯、太甲、武丁、祖乙乃“天下之盛君”，與“古之盛君”相仿，因此，大致可斷定，《晏子春秋》所謂的“聖王”“盛君”等，當指三代及上古時期的“聖王”。《晏子春秋》治國思想取法的對象還包括齊國的“賢君”，據《內篇諫上》可知，晏子稱“太公”“桓公”為“賢者”，《內篇諫上》又稱“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是以太公、丁公及桓公是“賢君”。廣義上，齊國的“賢君”也屬於“先王”。概言之，《晏子春秋》治國理論的指導思想是“法先王”。“法先王”的內容包括學習“先王”的德行（《內篇諫上》《內篇問上》）、節儉（《內篇諫下》）、尚賢（《內篇問上》）、治國（《內篇問上》）、教民（《內篇問上》）等諸多方面。“先王”是《晏子春秋》治國理論的取法對象，同時也是其思想的道統來源。“法先王”也為《晏子春秋》治國思想的實踐提供了合法性的源頭。 ^[6] 

人才是國家治理的根本。“聽賃賢者，能威諸侯”，在晏子看來，任用賢才是使百姓順服、諸侯敬畏、社稷安寧的根本措施。在《晏子春秋·內篇·問上第三》中，景公請教治理好國家的方法，晏子對曰：“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敕民。”晏子認為任用賢德和有才能的人才能贏得百姓信任，使百姓順服。相反，如若棄置賢德的人，依賴巫師、奸邪之人，違背民心，那百姓便不會對君主感恩戴德，也就失去百姓的信任。而沒有百姓的支持，君主也就無法成就帝王之業。晏子還借先君桓公“見賢不留，使能不怠”的事蹟進一步闡述任用賢良對於國家利益的重要性：“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晏子認為，先君正是因為任用賢良而稱霸，同樣也因為寵幸豎刁遠離賢臣而衰敗。晏子利用這一政治教訓勸諫景公，要效法先君重用賢才才能成就霸業、稱霸諸侯。 ^[5] 

《晏子春秋》中有很多生動的情節，表現出晏嬰的聰明和機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間廣泛流傳。通過具體事例，書中還論證了“和”和“同”兩個概念。晏嬰認為對君主的附和是“同”，應該批評。而敢於向君主提出建議，補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為。這種富有辯證法思想的論述在中國哲學史上成為一大亮點。

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的節儉觀念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現。晏子認為，節儉是一個賢人的基本品質，所以，他對那些富貴驕奢、鋪張浪費的人或行為從心底裏抱有一種反感。他曾對齊景公的窮奢極欲進行了多次的批評。他自己則從節儉要求和約束自己。齊景公多次要給他調整住宅，還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堅決辭謝了。當齊景公賞賜他車馬時，他説：“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雜下》）這就是説，他要以節儉作表率，以防百姓過分追求物質享受而造成社會秩序的混亂和道德敗壞。 ^[20] 

《晏子春秋》還十分突出地表現了晏子對禮的重視。他説：“禮者，所以御民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嬰未之聞也！”把禮看作是治國的根本，統治百姓的工具，可見禮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這一點上，晏子與後來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處的。正因為如此，晏子對無禮或不合禮的行為進行了不遺餘力的批評。（《內諫》）載：“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羣臣固欲君之無禮也。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弒其君，而禮不便也。禽獸以力為政，強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羣去禮，則是禽獸也。羣臣以力為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 ^[20] 

《晏子春秋》不僅鮮明地表現了晏子光輝思想，而且也記載了許多表現晏子優良品質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故事。另外如退思補過、待人寬以約、責人重以周、謙虛謹慎等美德，書中都作了大力宣揚。《內篇雜下》記載了這樣一個感人的故事：“景公有愛女，請嫁於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耶？’晏子對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夫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再拜而辭。”齊景公看到晏子的妻子老而醜，想把年輕漂亮的女兒嫁給晏子，晏子嚴辭拒絕了。晏子的這種糟糠之妻不下堂，堅守愛情，不背叛老妻的行為與品德，不僅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時代殊為難得，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種十分可貴的品格。 ^[20] 

《晏子春秋》記有“故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過之者誅。”晏子將女工作為婦女的必做之事的同時，承認着婦女在事工之外享有的獨特權利，女性也能像同男子一樣出席在宴會之上飲食享樂，擴大了女性社交活動的範圍，並着重以五次斟酒為男女共同的限度條件，並未做性別差異上的劃分。同樣，“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齊靈公愛好宮女穿着男裝，導致都城婦女爭相效仿，後又對此風氣屢禁不止，只有以身作則才能制止，拓寬了男女在服飾選擇上的角色定義。 ^[3] 

《晏子春秋》全書共215章，每一章記述一個小故事，每個故事記載晏子的一件軼事。單獨來看，每個故事結構完整，自成一體，但從全書來看，它們不是孤立的，而是整體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共同為記述晏子生平軼事、塑造其形象服務。這種結構形式的好處是：每個故事篇幅短小，內容生動，吸引讀者閲讀。全書彷彿是一幅捲起的山水畫，隨着畫軸的展開，山水逐漸呈現。當全部故事講完，晏子的生平事蹟和形象也完全展示出來。

但是，《晏子春秋》的結構也有不足之處。由於該書是作者彙集古史和民間傳説然後按照類別編排的，因此，在晏子生平事蹟的展開和形象塑造方面缺乏系統設計。又由於這些故事比較駁雜，還有很多雷同、近似甚至互相矛盾的故事摻雜其中，因此晏子的生平事蹟展開比較鬆散，缺乏次序，人物形象也不夠鮮明。 ^[4] 

《晏子春秋》各章記言、記事方法的運用情況為：《內篇諫上》記言20章，記事5章；《內篇諫下》記言20章，記事5章；《內篇問上》《內篇問下》60章全部記言；《內篇雜上》記言18章，記事12章；《內篇雜下》記言16章，記事14章；《外篇第七》記言16章，記事11章；《外篇第八》記言15章，記事3章。全書共215章，記言165章，記事50章，記言內容是記事內容的3倍多。儘管各章記言和記事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但由於《晏子春秋》全書都是描寫晏嬰這個人物，故這些記述能夠互相配合、補充。 ^[4] 

《晏子春秋》的文學特點是故事生動，情節曲折，具有很強的可讀性。例如《諫下》中的“二桃殺三士”的故事寫的是齊國的三位勇士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因事得罪了晏子，晏子就請求齊景公送兩隻桃子給他們。人多桃少，於是三人論功吃桃。公孫接、田開疆自敍功勞後，認為自己功勞最大，都各自拿走了一隻桃子吃掉了。等到古冶子敍完功勞後，公孫接、田開疆都覺得自己的功勞不如他，但卻都把桃子拿走吃了，覺得羞愧難當，於是舉劍自殺。古冶子看到二人自殺了，自己也覺得內疚，於是也舉劍自殺了。這件事在《晏子春秋》中寫得很詳細具體。事件的緣起、發展、高潮、結局都十分清楚，富有戲劇性。又如《諫下》中的另一件事：齊景公的寵妾嬰子死了，齊景公很傷心，不吃不喝，大臣們極力勸慰，但都無濟於事。晏子知道這件事後，就對齊景公説，有一位術士能起死回生。齊景公大喜。晏子就讓齊景公到別處去沐浴齋戒。等到齊景公走後，晏子就讓人把嬰子的屍體裝入棺材中埋葬了，然後對齊景公説，術士對嬰子已無能為力，現已把她裝進棺材中埋葬了。齊景公聽了，無可奈何。這件事也寫得十分生動曲折，妙趣橫生。這一類的故事在《晏子春秋》中佔了相當的比重。

《晏子春秋》通過大量生活細節的記述，塑造了晏子道德高尚、生活簡樸、機智有才幹的形象。不僅如此，作品還善於通過重大場面的描寫表現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內篇雜上》第3章記載，崔杼殺了荒淫的齊莊公，劫持各位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與自己結盟。他讓人在太公廟旁築三仞高台，在台下挖了個大坑，以上千甲士環列內外，要求參加者必須盟誓，“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並且已經殺掉了7人。在這性命攸關的時刻，晏子站了出來，他捧杯血仰天長嘆，痛斥崔杼無道弒君，並義正辭嚴地説：“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展現了晏子不懼邪惡、不畏生死、大義凜然的形象，而這一形象只有在這種生死考驗的大場面下才能更真實地表現出來。 ^[4] 

《晏子春秋》還具有語言明白曉暢，手法多以白描為主的特點。書中除了個別的篇章有一些鋪排、誇張的描寫，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樸實簡語的敍述、描寫和對話。語言重在簡潔、明白、傳神，不太在乎辭藻。此外，《晏子春秋》中的許多語言，特別是晏子所説的話，不僅樸實簡潔，而且藴含着深刻的哲理，如“為者常成，行者常至”“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等等。

儘管《晏子春秋》在記述人物生平軼事和塑造形象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作為中國第一部獨具特色的歷史人物傳記，它對後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例如：它以專書記一人，對司馬遷寫作《史記》創立紀傳體著史體例有所啓發；它通過記言、記事塑造人物形象，對司馬遷及後世作者亦有所啓發。 ^[4] 

晏子明哲保身的處世思想是其整體思想的基礎，在這一思想的影響下，晏子不僅得以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施展自己的抱負，還在激烈的政治鬥爭中得以保全自身，並對後世產生深遠影響。

明哲保身這一處世思想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及其弟子的言論中也有較為明顯的體現。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可以看到，儒家學者在保全自己層面上的看法是與晏子一樣的，但儒家是將“守禮”作為保身之道，從而提高了“禮”的地位，促進了儒家學派的發展。在戰國時期明哲保身思想的影響繼續發展，《戰國策》中的“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亦是靈活的守身自保處世態度的體現。 ^[8] 

《晏子春秋》一書所記敍的故事和人物，雖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數是有一定根據的，可與《左傳》《國語》《呂氏春秋》《論語》等先秦史籍相互印證，作為反映春秋後期齊國社會歷史風貌的重要史料。 ^[12] 

西漢司馬遷《史記·管晏列傳》：“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秩事……方晏子伏莊公屍，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説，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餘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16] 

西漢劉向《晏子敍錄》：（這部書共有八篇，其中的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複列以為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 ^[15] 

清代永瑢等《四庫全書簡明目錄》：“書中皆述嬰遺事，實《魏徵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與著書立説者迥別。列之儒家，於宗旨故非；列之墨家，於體裁亦未允；改隸傳記，庶得其真。” ^[18-19] 

清代梁啓超：“其書捋扯成篇，雖先秦遺文間藉以保存，然無宗旨，繇統。《漢志》以列儒家固不類，晁焉因子厚之言改隸墨家，尤為不取，四庫入史部傳記，尚較適耳。” ^[17] 

現代文史學家楊義：“它的命名很怪，‘晏子’ 是子書之名，‘春秋’ 是史書之名，來了個子、史合璧的四不象。” ^[7] 

淄博市文化館館長戰化軍：（戰國子書）“除《孟子》是以問答形式表達見解主張外，其他子書多是論文集的形式，而《晏子春秋》是晏嬰言行的專輯，既記其言，也記其事，冠以‘春秋’，恐怕與這一特點有關”。 ^[7] 

對於《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質，前人爭議頗大：《四庫全書》歸其為史部傳記類。新中國成立後，人們普遍視其為“記敍文學類”作品；但對於具體屬性仍有不同意見：董治安認為是“一部接近歷史小説的散文著作”，譚家健認為屬於“傳記文學或歷史故事一類”，孫綠怡則認為是“最早的人物傳説故事集”。

《晏子春秋》並非子書，其著作的主要內容和作者的編寫動機都並非在闡發系統的思想，而是在記述重要人物的言行軼事，塑造其形象，進而體現其歷史作用。全書共8篇215章，其中記述晏嬰勸諫景公、與記言體子書相近的內容不超過90章，僅佔全部著作的大約40%篇幅；而更大量的內容卻是記述晏嬰的生活軼事，表現其道德修養、政事和外交中的卓越才幹，體現其政治地位和歷史作用的“記”的內容。且即使從晏子與景公對話的所謂“論”的內容看，也只是涉及他處理日常政務和規勸引導君王修身的見解，並沒有形成系統的一家思想，所以仍可以將它看作是記述晏子言行軼事中的“言”的內容，仍屬於“記”的範圍。所以，《晏子春秋》是一部記述重要人物言行軼事，體現其歷史作用的記敍類著作 ^[1]  。

《晏子春秋》的宋元版本已亡佚，現存《晏子春秋》之明清版本分為兩個系統。一是明正德刻本系統。明嘉靖柯喬刻本，《子匯》本，明萬曆十六年（1588年）之吳懷保本以及清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吳鼒、顧廣圻刻本均是以正德刻本為底本進行翻刻或重新編校。綿眇閣本與凌澄初朱墨套印本又以《子匯》本為底本進行重新編校。吳勉學《二十二子》本對綿眇閣本進行翻刻，吳中珩本與黃之宷本是由吳勉學本翻印而來。二是明萬曆十三年（1585年）的沈啓南刻本系統。孫星衍刻本就是以此本為底本廣校而成。明正德刻本是據明活字本模刻而成，沈啓南刻本亦是以明活字本為底本，又以《子匯》本作為參校。故，“現存《晏子春秋》明清各版本以活字本為祖本已無疑問”。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