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米·卡特

吉米·卡特的祖先是愛爾蘭人，1637年橫渡大西洋移居弗吉尼亞州，1830年左右才遷到南方的佐治亞州。祖父名叫威廉·卡特，是個小土地經營者，併兼營鐵路枕木。父親詹姆斯·厄爾·卡特，在故鄉薩姆斯特縣的普蘭斯鎮，開了一家雜貨鋪，並在離鎮三英里的阿奇裏村辦了個花生農場；母親莉蓮·戈迪·卡特（Lillian Gordy Carter）是一名護士（另有兩個妹妹和一個弟弟）。1924年10月1日，卡特就出生在這個農場裏，因為他是長子，所以繼承父名叫詹姆斯·厄爾·卡特，暱稱吉米，大家都叫他吉米·卡特。 ^{[31]  [35]} 

卡特童年時，家庭生活不富裕。他從小就幫助家裏幹農活，5歲開始到普蘭斯鎮上去賣煮花生。後來，他還用賣花生掙來的錢，以低價買進棉花，等棉花漲價時再出售，又把賺來的錢買五間房子出租。上中學時，卡特又利用業餘時間同堂兄弟合夥在鎮上賣牛肉餅和冰淇淋。這種從小形成的重視經營的思想對他以後的處世哲學頗有影響。 ^[31] 

卡特在家鄉完成了小學和中學的學業。1935年，11歲的他加入了南方基督教浸禮宗。卡特接受了這個教會的保守主義和福音派思想，但受到作為護士的母親平等對待黑人的影響，他沒有形成接受浸禮宗通常具有的種族歧視觀點。 ^[31] 

因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陸軍中尉的父親老卡特、原是美國太平洋艦隊水兵的舅舅湯姆·戈迪的影響，童年的卡特對海軍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在年紀稍長之後，卡特瞭解到自己的家庭情況難以供他上完大學，於是就想到位於馬里蘭州的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即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就學，以享受免費的大學教育。 ^[31] 

1941年，自普萊恩斯公立學校畢業後，卡特先在佐治亞州西南大學學習了一年，然後作為海軍預備軍官訓練團的學生轉入佐治亞理工學院。1943年，經父親的好友眾議員斯蒂芬·佩斯説情，卡特作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被保送進入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學習。從此開始了11年的海軍生涯。 ^{[2]  [31]} 

在美國海軍軍官學校及海軍服役期間的卡特(3張)

1946年，卡特從海軍學院畢業，獲理學學士學位，在820名畢業生中名列第59名。同年7月，他休假回故鄉普蘭斯，同佐治亞西南大學一年級學生埃莉諾·羅莎琳·史密斯·卡特結婚。婚後一起回海軍，羅莎琳當了隨軍家屬。卡特不久就到戰列艦上服役，完成了必須完成的兩年水面艦只勤務。 ^{[2]  [20]  [31]} 

1948年，卡特轉入潛艇部隊，先去康涅狄格州的潛艇學校學習半年，同年12月畢業後被分配到太平洋艦隊常規潛艇“鯧魚號”服役。在此後的一年多時間內，這艘潛艇一直在太平洋海域執勤，還曾在1949年初從香港向北巡弋到青島，數次在中國沿海港口停泊。卡特的軍銜也被晉升至中尉。 ^{[2]  [31]} 

20世紀50年代，海軍上校海曼·喬治·里科弗（美國核潛艇的創始人）選中卡特，讓他前往紐約州斯克內克塔迪市的聯合學院，攻讀反應堆技術與核物理研究生課程，畢業後在美國第二艘（一説第一艘 ^[43]  ）核潛艇“海狼號”預服役期間供職於該潛艇。 ^{[2]  [20]  [31]} 

1953年，卡特回到家鄉，探望即將不久於人世的父親。在與眾人一起向老卡特告別時，卡特意識到父親已經是“社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他已經與各種各樣交織在一起的利益和責任融為一體了，他還是州立法委員會成員之一”。自此之後，卡特決定以父親為榜樣，以平民身份投身於公益事業，以此來度過後半生。 ^[52] 

不久之後，卡特不顧羅莎琳的反對，毅然放棄了待遇優厚的工作，選擇從海軍退役，回到農村發展。在返回普蘭斯後，卡特首先重操舊業種花生，然後又經商買賣化肥。他勤奮學習、刻苦鑽研，努力向內行人求教，使自己的生意逐漸有了起色。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卡特農場已擁有土地3100英畝，資產總值100萬美元。卡特本人也成了普蘭斯鎮和薩姆斯特縣的知名人物。 ^[31] 

除經營活動外，卡特在家鄉，還關心、參與當地的社會活動。他廣泛地與羣眾接觸，曾擔任普蘭斯鎮上唯一的民間組織——雄獅俱樂部的總幹事。後來又擔任普蘭斯開發公司總裁、薩姆斯特縣學校董事和佐治亞州作物改進協會負責人等職，逐漸成為當地的頭面人物。 ^[31]  還當過基督教南方浸禮宗執事、主日學校教師。 ^{[20]  [35]} 

1954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宣佈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是違背憲法的，南方各州的種族主義分子大為不滿，不斷鬧事。普蘭斯的種族主義分子成立了“白人公民委員會”，他們想拉卡特入會。卡特因從小受母親影響而同情黑人，後來又受神學家萊因霍爾德·尼布爾的影響，認為宗教和政治兩者可以成功地結合起來。所以他拒絕參加該會，遭到種族主義分子的報復。他們抵制買卡特的化肥和其他商品，給他的企業帶來一些困難，但卡特卻因此贏得了廣大羣眾的同情，特別是黑人羣眾的支侍。這對他後來的政治活動無疑是十分有利的。 ^[31] 

在普蘭斯鎮關於種族隔離問題的尖鋭鬥爭中，卡特對政治癒發有了興趣。1962年，佐治亞州參議院剛好新增一個州參議員名額，應在普蘭斯鎮地區選舉產生。他決定以民主黨人身份參加競選。但在初選中，由於黨內另一派的營私舞弊，卡特難以被提名。在第一次參加競選受挫後，他決心到法庭上去鬥爭。卡特的頑強意志得到了佐治亞州民主黨主席富卡的同情。在富卡的支持下，卡特終於獲得黨內提名，成為民主黨的候選人。在選舉中，卡特擊敗了他的共和黨對手，贏得了州參議院中的席位，並在1964年的選舉中連選連任。 ^[31] 

1966年，正當卡特准備競選國會議員時，佐治亞州民主黨州長候選人因病退出競選。出於黨派考慮，卡特不願讓共和黨人佔據該州州長職位，於是決定競選州長。由於根基不深，又匆忙上陣，結果這次卡特遭遇了失敗。但他沒有氣餒，而是及時總結教訓，在初選失利的一個月後就開始為1970年的州長選舉作準備。當地民主黨內另一個州長候選人卡爾·桑德斯比卡特更有錢有勢，又是前任州長。許多人擔心卡特不是桑德斯的對手，都勸他競選副州長。但卡特毫不動搖，且看準了桑德斯不接近普通羣眾的弱點，更加積極地為競選作準備。他自稱是“小小老百姓”的代言人，到處演講。四年內，他在州內發表了1800多次演説，與羅莎琳同60多萬人握過手，他的“平民主義”姿態贏得了選民的支持。在1970年的州長選舉中，被稱為“鄉下佬”的卡特終於先在民主黨內擊敗了桑德斯，又打垮了共和黨對手、新聞廣播員哈爾·修特，取得了選舉的勝利。1971年1月12日，卡特宣誓就任佐治亞州的第76屆州長。 ^{[2]  [31]  [43]} 

卡特就任州長後，每天早晨七點一刻就上班，事無鉅細，都親自過問。 ^[31]  他在就職演説中説：“我坦率地對你們説，種族歧視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51]  上台第一天，卡特就宣佈要在本州廢除種族歧視，起用黑人蔘政，並把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的遺像高懸在州議會大廈內，以此樹立他的“公平”形象。第二件事是在州內精簡機構，廢除了300個左右的司、局和委員會，把原來州政府的65個機構縮編為22個，建立了一種“以零為開端”的預算方法，以節約政府開支，提高辦事效率 ^{[28]  [43]}  。第三件事是整頓財政制度，規定凡是需要經費的單位，一律重新申請並由政府重新加以審核，政府認為開支不當時可拒絕批准。以後，他又採取了許多保護環境和加強法制的措施。這一系列做法，為卡特樹立了“最有成就的州長”的形象。 ^[31] 

在擔任州長期間，卡特開始接觸到理查德·尼克松總統和當時屬意於白宮的一些政治風雲人物，並逐漸意識到自己“與他們旗鼓相當，雖不比他們強，但也不比他們差”。從1972年起，他就開始把眼光落在1976年的總統選舉上。他利用州長職位的便利，籌組競選班子，策劃競選謀略。據説他曾制訂了一個長達70頁的競選計劃。1973年，卡特參加了由洛克菲勒財團主持的“三邊委員會”，與該財團的重要人員戴維·洛克菲勒等建立了聯繫。 ^{[21]  [31]}  後來卡特的總統競選，就得到了以東部和南部權勢集團為軸心的美國金融企業界巨頭的有力支持。 ^[21] 

1974年12月12日，卡特在全國新聞俱樂部發表了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候選人資格的演説，題為《為了美國的第三世紀，為什麼不全力以赴！》。當時許多美國人還不知道“吉米”是誰。所以當時有些關注美國政治的人認為他不過是自抬身價，或是虛張聲勢，意在當副總統。然而，卡特腳踏實地，提出了不少針對時弊的口號。例如他乘“水門事件”後政府威信掃地之機，進一步把自己説成“善良的小小老百姓”“絕不撒謊”“反對華盛頓權勢集團”，並宣傳要“組織一個像美國人民一樣善良、正直、體面、真誠、公正、有能力、有理想、有同情心和充滿着愛的政府”。此外，他擅長調和折衷、左右逢源，走“中間路線”。在一些可能發生爭執的問題上，卡特迴避矛盾，使人覺得他既像自由派，又像保守派，得以爭取各方面的支持。這樣，他在美國總統選舉之初在新罕布什爾州的預選中首戰告捷，並通過電視宣傳而在全國知名。接着，他在南部黑人和白人選民的支持下乘勝前進，擊敗了民主黨內聲望較高的幾個角逐者（如施裏弗、尤德爾、丘奇和傑克遜等），並使在幕後待機行動的黨內元老休伯特·漢弗萊感到前景不妙，宣佈不參加競選。1976年7月，卡特終於在紐約市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的第一輪投票中贏得提名，並與民主黨自由派的沃爾特·蒙代爾結伴，作為該黨的正副總統候選人。 ^{[2]  [21]  [31]} 

自1974年“水門事件”曝光後，共和黨聲譽大降。而尼克松的繼任者傑拉爾德·福特繼任總統後無力改善經濟狀況，羅納德·里根等人乘機而起，黨內矛盾重重，裂痕很深。卡特乘勢拉攏美國最大的工會勞聯一產聯，並在電視上與福特進行三次唇槍舌劍的辯論，聲望提高。 ^[31]  最後，在大選中，卡特以297對241張選舉人票戰勝傑拉爾德·福特（普選票為卡特40249963張，福特38498496張 ^[28]  ），當選為第39位美國總統。 ^{[21]  [43]} 

1977年1月20日，卡特宣誓就職總統，並在誓詞中正式使用了“吉米·卡特”（“吉米”是“詹姆斯”的暱稱）這個姓名。在宣誓儀式結束後，他一改以往慣例，偕全家從國會山步行進入白宮。 ^{[21]  [43]}  在傳統的慶祝總統就職大典舞會上，其夫人羅莎琳穿了一件任州長夫人時的舊衣服。卡特夫婦的這些做法，意在博得“平民主義總統”的稱號。 ^[31] 

從政治上説，卡特基本屬於民主黨的“温和派”：既有一定的“保守”色彩，也持很多“自由派”主張。 ^[31]  他上任後即發佈行政命令，赦免所有在越南戰爭期間逃避兵役的人，並強調改革政治，廢除種族歧視、加強福利計劃等。 ^{[18]  [21]  [43]}  一般來説，在卡特四年任期的功過中，經濟被認為是失分最多的方面。 ^[31] 

吉米·卡特在總統任內(3張)

在卡特上台時，美國經濟正從此前的危機中逐漸復甦。開始時，他採取擴大公共工程和社會福利等帶有“自由派”色彩的政策，後來又執行削減政府開支和平衡預算等近乎“保守派”的方針。結果在他任內又爆發了一場新的經濟危機，全國失業人數陡增到800多萬，通貨膨脹由原來的一位數字上升到兩位數字，生產下降，企業利潤減少，工人實際工資下跌。他原來許下的控制通貨膨脹、增加福利開支和實現充分就業等諾言都成了空話。這使得過去支持他的勞工、黑人和婦女團體日益不滿。此外，卡特的農業政策也經常遭到農民的抱怨，連他的家鄉普蘭斯也發生了農民示威事件，他的家族成員竟然也出現在遊行隊伍的中間。1974年4月卡特提出的能源計劃，限制了冬季室內取暖温度和行車速度等，他本想節約能源，但卻給人民生活帶來了不便。這些計劃引起了廣大選民的不滿和憤恨。卡特的失策，首先使自己在民主黨內遭到攻擊，以參議員愛德華·穆爾·肯尼迪為代表的一批自由派公開批評卡特，使該黨內部嚴重分裂。卡特的白宮親信和內閣班子之間互相傾軋，使他不得不於1979年7月採取非常措施，迫使白宮和政府高級官員34人集體辭職。卡特此舉想加強“佐治亞幫”的控制，以改變政府在公眾中的印象。然而，這次改組收效甚微，黨內矛盾依舊，裂痕難以彌合。 ^[31] 

而在外交方面，卡特政府把“保障美國安全”列為對外政策的首要目標，並將別國的所謂“人權”問題當作對外政策的重要因素。在四年任期中，卡特政府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1977年8月，簽訂了《巴拿馬運河條約》。1978年9月，他安排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在戴維營會晤，促成和平解決中東問題的《戴維營協議》在華盛頓的簽署。1979年3月，埃以雙方正式簽訂和平條約“埃以和約” ^[44]  。1979年6月18日，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維也納簽訂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1979年1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具體外交措施參見“為政舉措-外交”部分）。 ^[31] 

在卡特任內，美國在伊朗和波斯灣地區嚴重受挫。1979年11月4日，在“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後，一羣伊朗學生衝入駐德黑蘭的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在要求引渡前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遭到拒絕後，將使館人員扣為人質。學生的舉動隨即得到伊朗臨時政府的支持，於是在被困外交人員問題上，美伊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為營救被扣留的美國人質，卡特對伊朗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性措施，並於1980年4月20日派遣美特工人員，準備用突擊方式搶回人質，均告失敗。直到1981年1月16日，美國才與伊朗達成了釋放人質的原則條件，四天後（里根宣誓就職總統當天）人質才獲釋（參見“為政舉措-外交”部分）。解救人質的失敗損害了他的聲譽 ^[28]  。 ^{[7]  [21]  [43]} 

當1980年美國大選來臨時，卡特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準備連選連任。但競選形勢對他十分不利：經濟情況不好，伊朗扣留美國人質事件久久得不到解決，民主黨內部分歧加深。而共和黨則團結一致支持里根，里根抓住卡特政府一些內政外交上的弱點，大肆抨擊，最後在選舉中擊敗了卡特。 ^[31] 

卡特參加了里根的就職大典後，當天即偕同家屬飛回故鄉佐治亞州普蘭斯鎮。在此後的一段時間內，卡特專心於撰寫回憶錄，相繼出版了《保持信心》（記述了他在白宮四年的私人生活、思想感情和決策過程）、《亞伯拉罕的血》（關於中東問題）等著作。 ^[31] 

卡特離職後沉寂了一個短時期。不久他重新活躍起來，從事繁忙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活動。1981年5月他出席了紀念哈里·S·杜魯門誕辰的授獎大會，並在會上發表了卸職後的第一次演説。7月初，他首次批評里根政府的政策，指責它出售大宗武器使美國再次被稱為世界軍火商。8月底和9月初，卡特應邀訪問中國和日本，在中國受到鄧小平等中國領導人的熱情接待。1987年，他在訪問中國後説，自己任內最欣慰的是促成美中關係正常化。他相信中國可以和平統一。1981年10月，卡特去埃及參加薩達特總統的葬禮。自1982年9月起，他接受亞特蘭大的埃默裏大學的聘請，任客座教授。同年，他在這所大學建立了研究國際問題的卡特中心。1983年3月，卡特出訪中東七國，為里根政府推行中東“和平計劃” ^[43]  。1985年他先後發表文章和講話，表示贊成里根和蘇共總書記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戈爾巴喬夫舉行日內瓦會議，主張兩國達成裁減核武器協議，不贊成里根搞星球大戰計劃。卡特還同前總統福特在這年4月在卡特中心召開了國際武器控制會議，中國和蘇聯均有代表參加。1987年3月，卡特出任在紐約成立的美國—中國協會的三名名譽主席之一 ^[43]  。 ^[31] 

在里根執政期間，卡特、福特和尼克松都活躍在政壇上。在美國曆史上很少有三個卸任總統同時在世而且都進行政治活動的情況。 ^[31] 

威廉·傑斐遜·克林頓總統的民主黨政府上台後，卡特的國際活動更為活躍。1993年6月，他出席在維也納召開的世界人權大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説。1994年6月，他訪問朝鮮，受到朝鮮領導人金日成的接見。同年9月，應克林頓總統的邀請，在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和參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薩姆·納恩的陪同下，前往海地與軍政府談判和平解決海地危機、恢復民選政府問題。儘管美軍空降部隊飛機已經起飛，卡特仍不顧克林頓總統希望他撤退的勸説，留在海地首都太子港談判至最後一刻，最終説服軍政府臨時總統埃米爾·若納桑簽署《太子港協議》，允許美軍以“友軍”身份進入海地。9月18日，《太子港協議》正式達成，軍政府同意交出權力，讓流亡在美的民選總統讓-貝特朗·阿里斯蒂德回國復職。海地危機基本結束 ^[32]  。12月，卡特又前往波斯尼亞執行和平使命，促使交戰各方進行停火談判。此外，他還曾參與解決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問題。 ^[31] 

2002年5月12日，應菲德爾·卡斯特羅的邀請，卡特夫婦對古巴進行了一次歷史性的訪問，並與卡斯特羅舉行會談。他成為自1959年古巴革命以來首位前往古巴的前任或現任美國總統。 ^[41]  同年12月10日，卡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以表彰其幾十年如一日地尋求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辦法，推進民主和人權，並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 ^{[8]  [23]} 

2009年1月12日，卡特在中國北京出席“紀念中美建交30週年研討會”，並在會上表示，世界上沒有比中美關係更為重要的外交關係。 ^[34] 

卡特一直關注全球公共衞生問題，2020年3月，卡特要求卡特中心的資助者捐助新冠疫情項目。4月15日，卡特表示，對特朗普政府暫停資助世界衞生組織（WHO）的決定感到“憂慮“。 卡特稱，世衞組織“是唯一有能力領導（世界）控制新冠病毒的國際組織。” ^[10] 

自2018年11月30日老布什過世後，卡特成為在世最年長的美國前總統。2019年3月22日，卡特超越老布什締造之長壽紀錄（94歲171天），成為最長壽之美國總統。 ^[11]  2020年10月1日，卡特和羅莎琳在佐治亞州的家外參加了由當地社區及教會組織的生日慶祝活動，以慶祝自己96歲生日，卡特延續保持的美國在世最年長前總統的紀錄。 ^[12] 

2023年2月18日，美國卡特中心發佈聲明，卡特將開始接受臨終關懷。 ^[16]  11月，他在羅莎琳的追悼會上露面。2024年5月14日，卡特的孫子傑森·卡特透露，卡特“精神還好”，但“真的是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 ^[49] 

（卸任總統後的卡特圖冊參考資料 ^{[19]  [23]  [44]}  ）

為體現平民主義“新面孔”，卡特上台後立即着手聯邦政府機構的改革工作，並從白宮開始，杜絕奢侈浪費現象。他對美國人民説：“我們如果像王族一樣生活在白宮，那麼政府官員就不可能敏鋭地體察你們的問題。” ^[38] 

卡特在當選總統後第一次赴華盛頓時，就會見了參眾兩院機關事務委員會主席傑克·布魯克斯和亞伯拉罕·裏比科夫，要求他們支持其政府機構改革計劃。但直至新國會召開之前，他還未能找到任何民主黨議員為他提出改組法案。只是共和黨國會領袖表示願意越俎代庖，民主黨議員中才有人出面承擔了這一角色。 ^[38] 

卡特改組政府機構的一系列行政措施，和國會就此通過的10個法案，主要涉及以下幾方面內容：

一、進行行政機構改革。其目的有兩個：（1）取消白宮辦公廳主任職務等，防止重演尼克松時期哈里·羅賓斯·霍爾德曼大權獨攬、總統難以體察下情的情況；（2）縮減行政人員和費用，加強對聯邦政府工作人員的管理，提高行政效率。 ^[38] 

二、取消或減少一些政府管制。例如，聯邦政府減少了對民航、載貨卡車、鐵路、金融及通訊方面的管制與干預，後來還取消了對天然氣和國產石油的價格管制。1979年，卡特甚至建立一個反管制委員會，這顯然是與20世紀70年代企業界聯合起來反對聯邦管制與調節的強大勢頭相呼應的。 ^[38] 

三、加強行政管理與預算局及某些內閣部門的地位，並建立新的決策機構——國內經濟委員會，嚴厲控制開支，防止赤字財政和福利國家的惡性膨脹。 ^[38] 

此外，卡特政府還不惜得罪代表地方利益的許多國會議員，否決19項水利工程計劃。後來又不顧軍事—工業綜合體的反對，中止耗資昂貴的B-1轟炸機的製造。這些行動，與政府機構改革的這一目標是基本一致的，反映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對赤字財政的不安。 ^[38] 

和他的兩屆共和黨前任一樣，卡特政府面臨的最大國內問題，是滯脹現象和能源危機。1977年2月2日，卡特在首次爐邊談話中宣稱：他是“在近4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下降中上台的”。美國經濟當時剛剛從戰後第六次危機中擺脱出來，還有750萬人找不到工作。在這次講話中，卡特的重點是要刺激經濟復甦，而且在談話兩天以前，他已向國會提出“一攬子刺激經濟計劃”。這個計劃的核心，是“回扣”方案，此外還包括減税和用於公共工程和綜合就業訓練的聯邦開支計劃。“回扣”方案原計劃給每個納税者退税若干，總額為114億美元。如果再加上減税和聯邦開支，這個計劃的總金額合計高達312億美元。4月13日，在各有關利益集團、財政部長及預算局長反對下，卡特考慮到通貨膨脹的威脅，終於決定撤銷“回扣”方案。他的這一決定，在正式公佈前未通知財政部長沃納·邁克爾·布魯門特爾和某些有關的民主黨國會領袖，導致這些公開支持方案的人頗為不滿，對卡特的聲譽造成了損害。但卡特堅持認為，他在1977年4月“從刺激經濟急轉為向通貨膨脹全面開戰”的決斷是正確的，此後，他主要的經濟仗就是對付通貨膨脹了。 ^[53] 

雖然“回扣”方案被取消，但減税和開支計劃仍然保留下來，並獲得國會通過，對美國經濟的復甦產生了一定的作用。失業率從1976年12月的7.9%，下降到1977年12月的6.4%。不過在卡特的減税計劃中，無法體現他在競選時保證要進行的税制改革。鑑於美國人民對税收負擔過重和税制弊端的嚴重不滿，卡特於1978年1月20日向國會提出減税和税制改革諮文，一方面建議減税250億美元繼續刺激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主張增收資本收益税以堵塞企業税收漏洞，緩和人民不滿。但這個税收和改革建議，被國會作了重大修改。資本收益税不但未增加，其最高税率反而從49%削減到28%。此舉使國會民主黨自由派近10年來在税制改革方面取得的進展，幾乎被一筆勾銷。由於卡特政府未積極干預立法進程，最後通過的1978年《歲入法》規定減税190億美元，其中60%是企業和年收入在3萬美元以上的納税者的税。因此，這次減税和税制改革建議的最終結果，主要是有利於企業界和高收入階層。就其經濟效用而言，對1978年失業率進一步下降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從税制改革的角度看，這種改革只能加劇美國社會財富的分配不公，使美國社會的基本矛盾進一步發展。 ^[53] 

從1977年4月放棄回扣計劃起，卡特已注意反通貨膨脹的鬥爭。但直到1978年，當通貨膨脹率從1977年的7%向接近10%的高度惡性發展時，他才開始對通貨膨脹採取比較有力的行動。同年4月，他宣佈政府僱員工資最多隻能增加5.5%，並凍結白宮高級官員和聯邦官員工資。5月，他將其提出的減税250億美元的總額，降為194億美元。卡特還否決了369億美元國防撥款和102億美元的公共工程法案。然而，這些行動未能迅速產生效果，卡特乃於10月24日晚向全國發表演説，宣佈了新的反通貨膨脹計劃——非強制性工資與物價指標。他在講話中指出：通貨膨脹是美國最嚴重的國內問題，聯邦政府將控制開支，停止所得税的進一步削減，並採取其他措施。但這一切努力成敗如何，將取決於美國私營部門能否自願信守政府公佈的工資—物價指標。卡特要求美國僱員把工資增長限制在每年7%以下，同時希望物價的上漲在整個經濟領域內不要超過每年5.75%。他還向美國公民保證，將促使國會通過法案，允許遵守工資指標的納税者在物價上漲超過7%時，可在納税時打折扣。然而，這個計劃遭到各方的無視或抗拒，沒有收到任何效果。10月底，美元貶值迫在眉睫。卡特乃促使聯邦儲備委員會採取強硬措施，在11月1日把貼現率提高到9.5%的創紀錄高度，並緊縮信貸。他還從國外貿易伙伴處通融300億美元外幣，用以購買美元維持其價格，同時出售黃金以制止拋售美元的恐慌。這一系列措施雖避免了美元危機的爆發，但無濟於滯脹問題的真正解決。1979年能源危機（第二次石油危機）的惡化和滯脹現象的進一步發展，使卡特政府在政治上逐漸陷入絕境。 ^[53] 

卡特在上任後第二個星期，就直飛匹茲堡去慰問因工廠燃料短缺而被裁減的工人，並向住在沒有暖氣的房子裏挨凍的窮人問寒問暖。1977年2月2日，在他首次爐邊談話中提出的一系列最緊迫的計劃中，又以能源問題為首。4月18日，卡特就能源問題向全國發表演説，宣稱“除了防止戰爭以外，能源問題已經成為我國今後世代面臨的最嚴峻的挑戰”。兩天後，他向國會遞交了《能源法案》。法案包括兩方面內容，重點是保護能源，主要手段是通過税收與提高能源價格來實現節流。諸如對國內生產的原油和耗油高的“吃油車”徵重税，對採取節能措施的企業與家庭提供税收優惠，並以類似方式鼓勵企業，特別是公用事業公司改用煤。在開源方面，則為增加開發太陽能、原子能與合成燃料的基金等。然而這個法案由於起草倉促，漏洞很多，遭到許多利益集團的反對，遲遲未能通過。1978年中期，國會通過的《能源妥協案》，僅保留卡特原法案的某些節流措施。8月份成立的能源部認為，該法實施後，到1985年只能每天減少進口石油250萬桶，美國絲毫擺脱不了對進口石油的依賴。但經營石油與天然氣生產的大公司認為，取消價格管制和避免對國產原油徵收井口税，可以刺激國內能源生產，改善能源短缺的狀況。1979年春，受伊朗“伊斯蘭革命”影響，世界石油供應量下降3%。美國能源部在3月5日宣佈，每天平均石油進口量比過去減少50萬桶，相當於全國每天消費量的2.5%。一些美國石油公司突然削減生產，以期日後牟取暴利。當時又正好發生了三哩島核事故，使人們感到核動力前景暗淡。結果，美國國內石油價格猛漲。幾周之內，原油從每桶12美元上升到20美元，汽油從每加侖60美分上升到近1美元，第二次能源危機開始降臨美國。在這種形勢下，卡特於4月初宣佈新的能源政策，決定從當年6月1日起，逐步取消對國內石油價格的限制，並要求國會通過法案，向石油公司徵收暴利税，其中一部分用於補貼低收入家庭，大部分用於研究和發展新能源。這個計劃公佈後，立即遭到石油壟斷組織的強烈反對，《暴利税法案》在國會擱淺。能源危機在這年夏天進一步惡化，卡特的聲望大跌。卡特乃向全國宣佈將於7月5日就能源問題再次發表演説，試圖平息國內公眾的不滿。但當他發現他所面對的已不僅僅是能源問題，而且是美國公眾的信任問題之後，又突然取消演説，以進一步徵求各界人士意見。他的優柔寡斷，使美國人民再次感到失望。 ^[53] 

7月15日，卡特終於向全國發表能源演説。然面演説的主題，卻不是汽油荒，而是“信任危機”。他説這場危機正衝擊美國國民意志、靈魂與氣概，並呼籲復活美國人的志氣。卡特隨後提出的能源計劃，實際上是前兩次計劃的繼續與發展，但更為具體，更為全面，兼顧了節流與開源兩個方面的內容。1980年3月27日通過的《暴利税法》規定，從1980年3月1日起，向石油公司徵收50%的暴利税，用於節約能源、削減賦税以刺激能源生產、發展替代能源等項月。5月21日通過的《發展合成燃料法》，計劃到1987年建成10座日產5萬桶合成燃料的工廠。 ^[53] 

這些法案的通過與實施，對日後美國國內的能源生產顯然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是從美國兩黨政治的角度來看，卡特卻一無所獲。 ^[53] 

卡特政府在減少和取消對企業活動管制的同時，卻加強了對勞工的管制，以便和“僱主在國會和談判桌上對工人採取愈來愈強硬的對立態度”相呼應。 ^[38] 

由於滯脹危機的影響，美國企業的利潤率在20世紀70年代進一步下降，大公司乃對勞工發動大規模攻勢。在這場對抗面前，美國有組織的勞工曾經寄希望於自己在選舉中極力給予幫助的卡特政府和民主黨控制的第95屆國會。然而，當工會要求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3美元時，卡特卻要工會同意1項把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2.65美元的妥協案。這個最低工資標推，甚至低於1979年聯邦規定的貧困線（每小時2.95美元）。勞工支持的《漢弗萊-霍金斯法案》，本是針對當時存在的滯脹現象，要求聯邦政府保證實現充分就業和穩定物價，但最後通過時，被沖淡到如此地步，以至被認為“只不過是表達國會對於限制失業和通貨膨脹願望的一項象徵性的聲明而已”。至於當時被有組織勞工作為最重要的立法計劃而傾力支持的勞工法改革法案，卡特在它尚未提交國會之前，就要求勞工取消廢除《塔夫脱-哈特萊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的內容。即便如此，該法案仍未被通過。 ^[38] 

卡特這種迎合企業需要的反勞工立場，不僅表現為在勞工立法上的消極態度，而且表現為對勞資衝突的直接干預。1977年12月6日，美國爆發全國煤礦工人大罷工，歷時近4個月。不滿於礦工聯合會領導人與資方達成的集體合同的18萬煤礦工人，在鬥爭中提出了增加工資、改善老年保險、擴大礦工對煤礦的監督權，以及在礦主破壞集體合同時有權進行罷工的要求。卡特援引《塔夫脱-哈特萊法》，試圖通過法院發佈禁令，要求礦工在80天冷卻期內回去工作。他還宣佈“談判陷入絕境”，使礦主不必承擔在整個煤礦業進行談判的責任。此外，卡特還下令聯邦執法官協助州警敦促沒有工會組織的煤礦復工。儘管在工人階級的堅決鬥爭下，資方最後被迫作出了讓步，但卡特政府偏袒大企業的立場，在勞工中激起了強烈的反感。連偏向保守勞工領袖喬治·米尼都認為，工人在卡特任內的境遇，甚至不如共和黨人傑拉爾德·福特執政之時。 ^[38] 

身為民主黨人的卡特，背離了新政以來歷屆民主黨政府的傳統政策，在社會福利問題上向保守主義的方向靠攏。 ^[38]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社會福利計劃的急劇膨脹，到20世紀70年代後半期，已使各級政府在財政上如牛負重。據福利改革諮詢小組主席亨利·艾倫估計，1977財政年度美國社會保險金開支將達1340億美元，收入補貼金將達490億美元。由於出生率下降和平均壽命延長導致美國社會老年化，交納社會保險税和領取社會保險金的人數之比也隨之逐漸下降，這進一步加劇了美國社會保障計劃入不敷出的趨勢。此外，社會福利計劃造成行政機構臃腫不堪，種種弊端乘隙而生，在美國選民中引起強烈不滿。因此，在1976年的競選運動中，兩黨都在各自的政綱中作出了進行社會福利改革的承諾。 ^[38] 

卡特政府執政後，在1977年12月促使國會通過法案，提高社會保險税税率和降低徵收保險税的工資限額，使社會保險税在10年內將增加2270億美元，以緩和入不敷出的矛盾。但是卡利許諾關於增加僱主納税份額並從一般歲入中撥款給社會保險開支的要求，未能得到國會批准；他進一步改革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議，也被擱淺了。1977年，卡特政府還曾提出旨在改革救濟制度的改善就業與收入法案，試圖將撫養未成年孩子家庭援助計劃、食品券計劃等社會救濟措施合而為一，制訂一個全國統一的現金補貼計劃，並刺激接受救濟者的就業積極性，強調所謂“工作福利”，但始終未獲國會通過。卡特在競選時還曾鼓吹制訂由聯邦出資的全國衞生保險計劃，以解決當時有5000萬美國人居住在醫療衞生條件不佳的地區以及2000萬窮人未被納入醫療援助計劃的問題。但他上台後提出的計劃十分謹慎，受到民主黨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的批評，後來卡特修改了這一計劃，主張向所有美國家庭提供每年2500美元的醫療費用。然而國會對此持否定態度。 ^[38] 

1978年，由於通貨膨脹惡性發展，卡特政府為抑制聯邦開支，開始對社會福利計劃開刀。1979年1月，卡特建議削減社會保障法規定的開支金額。此建議未得到國會批准。 ^[38] 

1978年，紐約州爆發“拉夫運河事件”，從1970年代開始，當地居民不斷出現疾病徵兆，孕婦流產、嬰兒畸形、癌症等病症的發病率居高不下。經過政府調查發現原因在於之前持有運河的化學品公司將充斥着有毒廢棄物的運河填埋覆蓋而後轉贈給當地政府發展為住宅區；同年卡特宣佈緊急撤離在拉夫運河附近超過800個家庭，並拆除大約500間房子以及第99街學校和第93街學校，以對當地環境進行清理。卡特承認有許多與“拉夫運河”相同的案例存在於全國各地，且這些是“我們當今時代最嚴峻的發現之一”。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環境應對、賠償和責任綜合法》，該法因其中的環保超級基金（Superfund）而又被稱為《超級基金法案》。 ^[3] 

在對外關係上，卡特政府主要倚重由北美、西歐和日本3方面人士組成的國際性的民間組織——三邊委員會。卡特上台後，由於蘇聯的擴張態勢逐漸加強，他感到尼克松—福特時期的緩和政策並未能有效地制約蘇聯，也未能防止美國霸權的進一步衰落，因此，他和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十分強調“人權外交”，冀圖恢復美國外交中的所謂理想主義精神，掃除因霸權衰落而帶來的悲觀主義情緒，增強美國在全球意識形態中的地位。他們對蘇聯軍事力量增長的政治含義感到憂慮，希望改善美國的戰略地位，並把中、美關係正常化視為美國戰略利益的重要環節。他們對前任共和黨政府過於熱衷大國均勢外交，持批評態度，擔心美國在一個敵對世界中陷於孤立，主張擴大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影響。 ^[21] 

1980年，卡特在國情諮文中提出“外界勢力授取控制波斯灣地區的任何企圖，將被認為是對美國根本利益的進攻。對於這種進攻，美國將使用包括軍事力量在內的任何必要手段予以還擊。”這個聲明被稱為卡特主義。 ^[51] 

卡特的對蘇政策有一個變化發展過程，政府內部也有不同意見。以國務卿賽勒斯·羅伯茨·萬斯為代表的“緩和派”，同以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強硬派”之間，經常明爭暗鬥。卡特往往在兩者之間搖擺。 ^[31] 

卡特就任美國總統之初，強調與蘇聯改善關係，説東西方關係既是合作性的也是競爭性的，希望競爭是和平的，從而推動合作。他把與蘇聯的戰略武器限制談判列為優先解決的外交問題之一。在此思想的指導下，卡特派萬斯於1977年3月和5月與蘇聯外交部長安德烈·安德烈耶維奇·葛羅米柯會談，提出了“全面限制”的建議和“維持觀狀”的建議，但均遭蘇聯拒絕。直至是年9月，葛羅米柯出席聯大時與卡特、萬斯進行磋商後，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的會談才出現“轉機”。此後，1978年4月起，萬斯與蘇聯方面多次接觸，到5月9日宣佈兩國已就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問題達成原則協議。6月15至18日，卡特與勃列日涅夫在維也納舉行最高級會議，並簽署了《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但美國國會長期不予批准）。 ^[46]  在兩個超級強國得以充分查核的條件下，建立彼此同等的戰略核武器發射系統。 ^[6] 

然而事隔不久，蘇聯即大舉入侵阿富汗（參見詞條阿富汗戰爭），還在古巴陳兵一個旅。這時，卡特在“強硬派”的影響下，對蘇聯採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如重申對蘇聯實行穀物禁運，禁止對蘇聯出口高級技術產品，撤回與蘇聯簽訂的雙邊限制戰略武器條約，增加國防預算和加緊籌組快速部署部隊，以及帶頭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等。 ^[31] 

卡特任內，一直力促埃以和解，把解決中東問題作為其外交政策的重點之一，並提出了“全面解決中東問題”的新政策。所以，他一上台就派國務卿萬斯在中東進行穿梭訪問，並積極支持埃及總統穆罕默德·安瓦爾·薩達特訪問耶路撒冷。但由於以色列態度強硬，使剛剛起步的埃以和談出現了夭折的危險。為了打破僵局並防止蘇聯乘機插足，卡特決定親自出面調停埃以分歧，推動雙方和談。1978年8月5至9日，萬斯受卡特委派，再次出訪埃及和以色列，並與雙方達成一項協議：美、埃、以三國首腦於9月在美國馬里蘭州的戴維營總統別墅舉行會談，繼續討論中東問題。9月6日至17日，卡特、薩達特與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在戴維營舉行最高級會議。其間，埃以雙方爭執激烈，薩達特甚至宣稱要告辭回國，卡特一再撮合並施加壓力，歷經曲折反覆，終於在最後一天促使雙方達成在中東和平進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關於實現中東和平的綱要》和《關於簽訂一項埃及同以色列之間的和平條約的綱要》兩份文件，這就是著名的《戴維營協議》。埃以雙方同意按協定來結束兩國間自1948年以色列立國以來的戰爭狀態，並建立全面性的外交和經濟關係，條件是以色列將所佔領的西奈半島歸還埃及。 ^[45]  卡特回憶説：“我一生中最不愉快的經歷是在這13天裏發生的。不過，我最滿意的成就也是在這些日子的最後時刻取得的。” ^[31] 

按照《戴維營協議》的規定，埃、以、美三國從1978年10月12日開始了關於締結埃以和約的談判。但由於埃以雙方對《戴維營協議》的不少條款解釋不同，以色列在其所佔領土和巴勒斯坦問題上不願作出實質性讓步，使談判歷經5個月而未果。為了促成埃以早日締結和約，卡特於1979年3月上旬親自出訪中東。他鼓動埃及不必害怕因締約而遭到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反對和制裁。在耶路撒冷，卡特要求貝京政府在簽約談判中表現出靈活性，並許諾5年中給埃以兩國54億美元的經濟和軍事援助。當貝京政府企圖再次拖延時，卡特作出強硬姿態，迫使以色列在若干問題上作出讓步。經美國的全力調解，薩達特和貝京於3月26日在白宮正式簽署了《埃以和平條約》。卡特作為聯署人也在和約上籤了字。薩達特、貝京和卡特還簽署了一致同意的備忘錄。 ^[45] 

在卡特任內，他面臨的最嚴峻的外交問題是“伊朗人質危機”。1979年下半年，在“伊斯蘭革命”爆發之後，伊朗學生要求美國引渡前國王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遭到拒絕，他們於11月4日扣留美國駐伊朗大使館的60多名外交人員作為人質。卡特在着手研究營救人質計劃的同時，下令採取了一系列報復性措施，如停止向伊朗運送軍事裝備，凍結伊朗在美國銀行的存款等，但均未見效。1980年1月20日，經過嚴格訓練的美國特工人員按計劃乘飛機潛入伊朗境內，準備用突擊方式搶回人質。但由於直升飛機機件發生故障而失敗（參見詞條鷹爪行動）。營救行動流產後，美國不得不通過各種渠道直接或間接同伊朗談判。卡特費盡心機想在他任內解決人質問題，因為這關係到他的連任競選。然而這個問題一直拖到1981年1月16日，才和伊朗達成了釋放人質的原則條件。由於電傳往返上的技術延誤，被扣押的美國人質直到1981年1月20日新總統羅納德·里根就職典禮舉行了33分鐘後才獲釋。歷時444天的人質事件，只因為延誤了半小時而未能在卡特任期內獲得最後解決。 ^[31] 

在對華關係上，卡特力排眾議，先後派國務卿萬斯和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訪問中國，加速了與中國正式建交的步伐。1978年4月，卡特公開宣佈：美國承認一箇中國的概念，同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符合美國的最大利益。12月4日，中美雙方達成三項協議，即：美國承認中國關於只有一箇中國、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立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惟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在中美關係正常化之際，美國政府宣佈立即斷絕同台灣的“外交關係”，在1979年4月1日以前從台灣和台灣海峽完全撤出美國軍事力量和軍事設施，並通知台灣當局終止《共同防禦條約》；從1979年1月1日起，中美雙方互相承認並建立外交關係，3月1日互派大使，建立大使館。12月16日，中美兩國政府同時在北京和華盛頓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宣佈中美兩國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外交關係。12月31日，台灣駐華盛頓“大使館”的旗幟降落，台灣“大使館”正式關閉，台灣在美國14個城市的“領事館”也同時關閉。 ^[35]  美國與台灣當局的官方關係結束，美國與台灣當局之外交工作轉由新設立的美國在台協會負責。 ^[4-5]  隨後，經卡特政府邀請，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在1979年1月28日正式訪問美國，這是新中國領導人對美國的第一次訪問，揭開了中美關係史的新篇章。 ^[36]  1月29日，卡特與鄧小平舉行了會晤，雙方就中美關係，尤其是台灣問題以及國際形勢交換了看法。中美雙方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文化協定及建立領事關係和互設總領事館的協議。 ^[37] 

卡特當政期間，中美雙方簽訂了31個條約、協定、議定書，兩國在科技、文化、教育、經濟、貿易等領域的交往有了較大的發展。但卡特政府仍主張與台灣當局保持非官方關係，發展各種實質關係，包括向台灣出售武器。卡特於1979年4月10日簽署了美國國會通過的違反中美建交原則和干涉中國內政的《與台灣關係法》，妨礙了中美關係的進一步發展。 ^[31] 

卡特就職前，美國與巴拿馬就巴拿馬運河問題的談判已經取得重大進展，但美國政府拒絕認真按協議辦事，為談判設置重重障礙。到卡特就任美國總統後，對拉美採取一種比較積極主動的“新方針”。他同時任命前駐美洲國家組織大使索爾·利諾維茨和埃爾斯·沃思·邦克為美巴運河問題談判的首席代表，從而加速了談判步伐。1977年8月10日，兩國就新運河條約的基本內容達成原則協議。同年9月7日，在華盛頓美洲國家組織總部舉行了隆重的新的《巴拿馬運河條約》和《關於巴拿馬運河永久中立和營運的條約》的簽字儀式。 ^[47] 

吉米·卡特熱切希望使政府“能勝任工作和富於同情心”，同美國人民以及他們的願望息息相通。在他就職時，人們曾批評總統的職位具有“帝王之尊”，他於是着手恢復樸實的作風。（美國作家弗蘭克·弗雷德爾評） ^[20] 

卡特帶着完好無損的道德度和誠實感從華盛頓返回家鄉普蘭斯。（美國曆史學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評） ^[30] 

卡特是社會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財政意義上的保守主義者，他為了把民主黨內和國會不同派系團結到一起費盡心機。他是個天才競選者，但在推動政治妥協和構建政治聯盟方面不那麼在行。他表現得更像是一名衞道士，或者是隻見樹木不見森林的伐木工。（美國國際政治學家約瑟夫·奈評） ^[30] 

卡特幾十年的不懈的努力尋找和平解決國際衝突，推進民主和人權，並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諾貝爾官網評） ^[14] 

卡特總統推動美中建交，展示了非凡的遠見。他同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密切合作，採取了大膽的、具有政治勇氣的行動，促成了美中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這一決定不但改變了美中關係，事實上直接改變了這個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卡特總統從直覺上理解美中建交符合兩國長遠利益，他的這個理解是多麼的正確。（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創始人尼爾·布什評） ^[33] 

卡特先生作為當年中美建交的當事人和見證者，在就任總統期間和卸任之後一直致力於推動中美關係發展。（時任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評） ^[15] 

美國海狼級攻擊核潛艇3號艇被命名為“吉米·卡特號攻擊核潛艇”。 ^[27] 

卡特初見海曼·喬治·里科弗時，被裏科弗問及自己在海軍學院的成績。卡特説：“在全年級820名學員中，名列第59。”里科弗又嚴肅地問：“你當時全力以赴了嗎？”卡特不好意思地承認自己有偷懶的時候。里科弗又問：“為什麼不全力以赴呢？” ^[31] 

里科弗的這種嚴格精神對卡特影響很大，使他重新肯定了他幼年時期的座右銘，即“勤奮工作的人就是能夠出人頭地的人”。卡特承認除了他父親以外，里科弗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人。卡特後來在寫自傳的時候，就以《為什麼不是最好的？》為題，一方面是為自勉，另一方面表示對里科弗的敬重。 ^[31] 

卡特的總統競選口號是： “我永遠不會對你們説謊。”當他卸任後，研究人員認為卡特兑現了他的口號，他的公開講話與書面記錄高度一致。 ^[30] 

卡特很注意鍛鍊身體。他幼年時就喜歡游泳、騎馬，但最堅持的運動是跑步。有的報紙説，卡特以跑為樂。他在海軍軍官學校時參加過越野隊，在任州長時期平均每天要跑7至8英里，在任總統時每週都堅持跑40英里。如果下雪，他就在白宮內跑樓梯。7層的樓梯跑10個來回。他在任內還參加過馬里蘭州一項越野賽。退休後，60高齡的卡特平均能7分半鐘跑1英里，輕鬆自如。他外出旅遊時，每天早上也都跑步，不論是在紐約還是巴黎都是如此。卡特曾説，他如今跑步時是同自己比賽。他用秒錶測量自己的成績，每天都作記錄。 ^[31] 

晚年的卡特身體狀況不佳。2019年，他曾三次跌倒，並傷及筋骨。一次造成臀部骨折，一次傷及左側眼部，一次造成骨盆骨裂。11月，卡特因腦出血導致顱內壓升高，入院接受了腦部手術。這次手術出院一週後，他又因泌尿道感染住進醫院，在接受治療後出院。 ^[12]  。儘管如此，卡特仍然熱心參加社區活動，在身體狀況較好時，仍能每隔一週在鎮上教堂授課 ^[13]  。

卡特的第一代美國祖先托馬斯·卡特，在1637年作為契約僱工來到弗吉尼亞州。到卡特這代時，他已經是卡特家族中第七代務農的人。 ^[20]  卡特的父親老詹姆斯·厄爾·卡特，是一位花生農場主。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陸軍中尉。曾任佐治亞州議會議員； ^{[2]  [43]}  母親莉蓮·戈迪·卡特，是一位郵政局長的女兒。 ^[20] 

卡特的妻子埃莉諾·羅莎琳·史密斯·卡特（1927-2023）與卡特是“青梅竹馬”的世交。1946年二人在普萊恩斯結婚。羅莎琳支持卡特經商從政，提供了很多幫助。當初吉米·卡特在不被人看好的情況下贏得美國總統大選，也得益於羅莎琳親自到訪40多個州進行拉票，她也被稱為“卡特的秘密武器”。 ^[49]  卡特卸任總統後，夫婦二人共同創建了卡特中心。 ^[17]  他們的生活得相當簡樸，一直住在只有兩間卧室的農場小屋裏。根據美國聯邦總務管理局的統計，卡特是美國曆任前總統中花費納税人的錢最少的一位。 ^[23]  卡特夫婦還積極為全球範圍內的無家可歸者啓動住房工程，常常不顧年事已高，親自參加施工為無家可歸者搭建福利房。 ^{[2]  [9]}  2023年7月7日，二人慶祝了他們的77週年結婚紀念日。 ^[49]  11月19日，羅莎琳去世，享年96歲。 ^[50] 

（圖冊參考資料 ^{[17]  [44]  [49]}  ）

卡特的長子約翰·威廉·卡特（1947-），是一位商人、律師；次子詹姆斯·厄爾·卡特第三（1950-），是一位商人；三子唐奈·傑弗裏·卡特（1952-），畢業於喬治·華盛頓大學，後從事計算機諮詢事業；長女艾米·林恩·卡特·安東努奇（1967-），畢業於布朗大學，在校期間是一名學生活動家。 ^[39] 

卡特的孫子是傑森·卡特。 ^[49] 

卡特卸任總統後，撰寫了33本書，涉及他的生活和事業、他的信仰、中東和平、婦女權利、老齡化等。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