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歧視

種族歧視（Racism）是指一個人對除本身所屬的人種外的人種，採取一種蔑視、討厭及排斥的態度，並且在言論行為上表現出來。

在現代，種族歧視開始於殖民時代 ^[2]  ，以政府形式的種族隔離制度等制度為首的時期達到了頂峯。

經歷了20世紀的二次大戰，第三世界獨立運動和西方國家內部的種族平等運動後，世界很多國家內部的公共討論對和種族有關的政治正確性的觀念已經越來越嚴重，種族差異不應當用種族歧視來概括。在移民國家，種族問題不是單純用種族歧視可以掩蓋的。

但是另一方面，現代種族問題的複雜化又衍生出了“逆向歧視”等更多問題。

種族歧視的表現有公開的、合法的，有隱蔽的、實際的。在南非共和國，種族歧視突出地表現為種族隔離，這是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基本國策，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歷史。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白人種族主義當局頒佈的種族歧視法令就多達100多項。美洲的黑人、印第安人，大洋洲的土著居民，歐洲的原殖民地移民、少數族裔和外國工人，亞洲的“部落民”和種姓集團等，都是今天種族歧視的受害者。

據美國中文網綜合在2014年2月19日的報道，美國華人歡慶新年之際，西裔民主黨籍加州參議員（State Senator）賀南德茲（Ed Hrnandz）提出一項提案卻給歡樂中的亞裔們澆了一盆冷水：該議員嫌加州大學系統（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ystem）的亞裔學生太多了，要求限制亞裔入學，提高西裔和非裔在加大系統中的入學比率。

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數據，美國精英大學亞裔學生的數量1993年為20%左右，此後不升反降。而全國大學本科學生的組成比例，1984年亞裔為4%，24年後，終於增長至6%。但在此期間，拉丁裔和非裔卻增長至15%。同樣，亞裔的SAT成績必須比黑人高出450分（滿分1600分）才能錄取。而同樣的成績下，非裔被醫學院錄取的機會是亞裔的三倍。

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黑斯廷斯法學院教授及前任校長兼教務長吳華揚在接受採訪談時表示，“亞裔受到各種各樣的歧視，有時候我們越成功，就會越有反作用。他們認為我們是在佔領。”美國一些大學招生中出現限制亞裔學生名額的現象就是一種歧視。2014年，加州旨在尋求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入學比例的SCA5提案遭到了很多亞裔族人士的強烈關注和極力反對。另外一個例子是美國高校中亞裔擔任領導職務的人數在減少。

2020年6月10日，美國知名影視流媒體平台HBO MAX日前下架了奧斯卡經典電影《亂世佳人》，原因是美國種族關係緊張之際，有不少美國民眾認為，這部影片宣揚種族主義，涉嫌種族歧視。 ^[3] 

2021年11月，美國一團體此前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指責二者在招生政策上存在種族歧視現象，不願錄取亞裔學生。 ^[7] 

嚴格意義下種族歧視的適用範圍，根據聯合國《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第一條，定義為：

1．本公約稱“種族歧視”者，謂基於種族、膚色、世系或民族或人種的任何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其目的或效果為取消或損害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公共生活任何其他方面人權及基本自由在平等地位上的承認、享受或行使。

2．本公約不適用於締約國對公民與非公民間所作的區別、排斥、限制或優惠。

3．本公約不得解釋為對締約國關於國籍、公民身份或歸化的法律規定有任何影響，但以此種規定不歧視任一籍民為限。

4．專為使若干須予必要保護的種族或民族團體或個人獲得充分進展而採取的特別措施以期確保此等團體或個人同等享受或行使人權及基本自由者，不得視為種族歧視，但此等措施的後果須不致在不同種族團體間保持各別行使的權利，且此等措施不得於所定目的達成後繼續實行。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是對種族歧視的官方的，也是為國際社會所認可接納的嚴謹定義，關於種族歧視的更多內容詳見該公約的百科。

中國政府於1981年12月29日交存加入書，1982年1月28日該公約對中國生效。中國對該公約第22條，即關於爭端解決方式的規定提出保留。

2023年3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表《2022年美國侵犯人權報告》。 ^[8] 

從1619年販賣進北美大陸的第一批黑奴開始美國政府就開始了對黑人的種族歧視 ^[2]  。

1776年《獨立宣言》發表時，奴隸制在北美十三個殖民地是合法的。這個毒瘤在美國聯邦憲法制訂時，就引起相當的麻煩。當時的矛盾似乎是在大州與小州、聯邦主義者和州權主義者之間的鬥爭。但從根本上講，地方主義（sectionalism），即南方和北方的爭奪主導了制憲過程，其中奴隸制度是核心問題。18世紀80年代，美國人口中奴隸佔1/7。那時，具有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政治家們懷疑奴隸制度在美國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出自其他利益的考慮只得默認其存在，結果出現了具有權宜性質的妥協。北方州代表希望把奴隸計入人口總數內，目的是增加各州應繳納的聯邦直接税。南方代表也希望把奴隸計算在內，但意在增加自己州在眾議院中的議員名額。雙方為達到各自目的實行了妥協，其結果就是五分之三條款，即黑人奴隸的人口折為五分之三後，計入各州人口總數。這個妥協實際上是南方的勝利，因為直到內戰爆發前，國會很少徵收聯邦直接税。當然，反奴隸制度的呼聲還是有所收穫：憲法規定了美國參與國際奴隸貿易為合法的最後截止日期，國會後來在1808年通過了這項法律；到1800年，絕大多數的北方州要麼廢除了奴隸制，要麼已經開始實施黑奴的逐步解放（gradual emancipation） ^[4]  。

19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社會中廢奴運動逐漸高漲。運動的社會階層主要包括三種人：自由黑人；基督教教友派信徒；激進的白人。從運動的派別而言，也主要有三類：殖民派（colonization）、逐步解放派（gradual emancipation）和立即解放派（immediate emancipation）。具有資產階級思想的改革家認為奴隸制度的存在對自己和國家的尊嚴實為奇恥大辱；人道主義者無法容忍的是奴隸主對黑奴的鞭笞和黑人家庭的支離破碎；民主黨人則抗議對奴隸政治權利和民權的徹底剝奪；所有的完美主義者（perfectionists）對奴隸根本沒有機會改善自己感到悲哀和絕望。但是，直到19世紀20年代，很多人認為，不通過革命，在美國廢除奴隸制絕無可能。但是也有少數理論家聲辯：聯邦憲法第五修正案中“沒有正當法律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條款實際上可以理解為“美國憲法已經宣佈奴隸制為非法”。另外還有很多人認為奴隸制度不合理，但它在某些州的存在問題不受聯邦政府控制。 ^[4] 

到密蘇里妥協時期，很多反奴隸制度的北方白人終於明確了自己的思想：奴隸制度是錯誤的，絕不容忍這樣的制度存在於美國。但由於聯邦憲法要求容忍奴隸制在某些州的存在，他們感到沒有責任和理由為此抗爭。在奴隸制度合法存在的州中，凡主張不擇手段進行廢奴的人都被斥為極端不負責。1820年，不久後成為美國總統的約翰·昆西·亞當斯稱奴隸制“是北方聯盟上身上的巨大的和討厭的污點”；“如果這個聯盟不得不解體的話，引爆點絕對是奴隸制問題”。但是，亞當斯並不是在公開場合而是在日記裏表達了這個觀點。當時，大多數奴隸制度反對者只是力主把奴隸“殖民化”，有的僅僅勸説奴隸主應人道地對待自己的“財產”。而且，雖然密蘇里妥協禁止在路易斯安那購買中獲得的絕大部分土地上實行奴隸制，但沒有任何一項觸及奴隸制在南方繼續存在的現實。 ^[4] 

19世紀20年代，報紙《全面解放的天才》（The Genius of Universal Emancipation）編輯、基督教教友派信徒本傑明·蘭迪（Benjamin Lundy），就提出在南方要用勸説而非聯邦干涉的辦法處理奴隸制問題，他也曾考慮把自由黑人和奴隸移民到海地和加拿大的可能性。蘭迪的思想也不斷髮生變化，他在1831年開辦報紙《解放者》（The Liberator），並使它成為美國最主要的反對奴隸制出版物。同年，他組織成立新英格蘭反奴隸制協會。該協會主張：奴隸必須立即解放而且要受到平等對待；有償解放不可接受，把黑人移民也不可行。蘭迪的助手威廉·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是言辭激烈、寸步不讓的“立即廢奴派”。很多白人不信任加里森，對他舉行的活動進行暴力干擾和破壞。因此，有些加里森的支持者只得另投他門。原來資助《解放者》的紐約富商塔潘（Arthur and Lewis Tappan）等就投奔了廢奴運動的另一個領導人威爾德（Theodore D. Weld）。 ^[5] 

威爾德已經深刻地認識到奴隸制問題使南北分裂不可避免。他説“多年來，樹欲靜而風不止的諸多事件，奠定了兩大政黨的基礎，一個黨的核心是奴隸制，另一個則是自由”。但威爾德派主張是看似矛盾的“逐步取得奴隸制度的立即廢除”，並通過政治活動達到廢奴目的。1840年，他們最終與加里森決裂，成立自由黨，並推出該黨總統候選人蔘加競選。他們的最終目標是消滅奴隸制，制訂的競選綱領是“逐步地通過立法完成全體黑人的普遍解放”。但是，該黨候選人在全國只得到7000張民眾選票 ^[5]  。

在白人的反奴隸制鬥爭產生一定影響之前，已出現了很多自由黑人反奴隸制分子。1830年，美國已有幾十個黑人反奴組織。因與加里森派有聯繫，它們的規模和影響力也不斷增長。白人反奴主義者特別喜歡請黑人特別是逃奴在公眾大會上演講。因為他們對自己經歷的動情講述很具煽情性。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講話本身就是或活生生的見證，容易説服人們相信“黑人即非動物也非工具”。黑人反奴主義的首位名人是大衞·沃克爾（David Walker）。他的力作《向世界有色公民的呼籲》一書，被認為是現代黑人民族主義運動的來源之一。他雖是自由出身，但也難逃種族主義的巨大傷害。他譴責白人對民主和自由的鼓譟是純粹的偽善，並預言上帝最終把正義帶到美國時，美國“白人暴君將對自己生在人間而懊悔不已”。弗來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是來自馬里蘭州的逃奴，曾受盡奴隸主的毒打和種種凌辱。他定居波士頓後，成為馬薩諸塞州反奴隸制協會在公共集會上的著名發言人。他告訴白人聽眾：“奴隸制度把你們的共和主義留上了可恥的烙印，把你們的人性變成了偽善，把基督教變成謊言”。道格拉斯堅持認為：黑人的自由不僅僅是獲得解放，而是要求社會、經濟和政治上的完全平等。最初，道格拉斯自稱是加里森的“忠實信徒”，目標是最終摧毀聯邦憲法和聯邦。但是到19世紀40年代，他產生了新想法，他宣稱：“聯邦憲法建立起正義，保證了國內穩定，確保了自由的賦予”，也就是説，他改為採取從美國製度內部進行反抗奴隸制的鬥爭策略。逃奴哈里特·塔布曼（Harriet Tubman）則用她特有的“地下鐵道”為解放黑人而鬥爭。 ^[4] 

雖然廢奴運動中有多種主張，加里森作為最革命最激進的“立即廢奴派”領袖，追隨者雖不多，但影響力十分強大。不同於那些主張對黑人的解放採取循序漸進、分期推進方式的改革家，加里森認為廢奴不只是中產階級的改革運動，更是一場革命。他指出，僅僅解放黑奴是不夠的，讓黑人取得種族平等、獲得完全的公正對待才是廢奴主義者的唯一和最終目標。但他也清楚地意識到，即使在廢奴主義者內部認為黑人與白人平等的白人也是寥寥無幾。同時，加里森對“立即解放”黑奴的綱領在南方將產生的怎樣的反應並不放在眼裏，所以敢於痛斥道：“所有南方白人都是惡棍，所有黑人都是聖人”；他甚至説“我寧願要黑人統治也不願南方議員當道，因為這些議員都是‘暴徒’”。他的追隨者也對奴隸主大加鞭笞，認為“奴隸制與殘酷是同義詞”“奴隸主不屬於人類”。當他看到美國北方種族平等思想的侷限和南方白人的極度輕蔑，他得出結論説：“美國社會爛透了”。因此他拒絕向現存的無論是宗教還是世俗的制度讓步。作為一個完美主義者和道德上的絕對主義者，他執着追求自己心目中的“天國”。然而，他最終還是走上通過政黨政治達到目標的道路。這是廢奴運動從道德改革性質走向政治領域的第一步，也正是這一步引向了19世紀50年代共和黨的成立。 ^{[5]  [4]} 

19世紀50年代中期，還是因為新州的屬性問題，奴隸制問題成為南北分裂的導火線。因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南方和北方之間終於發生了武裝衝突。南方奴隸主組織武裝暴徒衝入堪薩斯，北方工農奮起戰鬥，持續數年，史稱“堪薩斯內戰”，這被視為南北戰爭的前奏。1858年，主張逐步廢除奴隸制共和黨人林肯發表的“分裂的房子”演説。1859年的布朗起義、特別是北方人對烈士布朗殉道式的犧牲表露出的巨大悲痛，使南方奴隸主以在震驚之餘對北方的懷疑和恐懼進一步加深，從而把美國進一步推向內戰邊緣 ^[5]  。

通過內戰這一極端事件和戰後共和黨人的激進重建，黑人終於得到了真正的歷史機遇。1863年，林肯發表《解放宣言》，解放了叛亂州種植園主的奴隸，並特別豁免了邊境州和聯邦征服的前邦聯地區的奴隸。1865年，作為北方的勝利成果之一，第十三條修正案被納入美國憲法。它的最大成果是在美國及其實行管轄的地方廢除“奴隸制和不情願的苦役”（slavery and involuntary servitude），即在全國範圍內廢除奴隸制。這是美國曆史上又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偉大事件。對黑人奴隸而言，其意義之重大更是不言而喻，因為他們終於擺脱了數百年“動物或工具”的身份而成為法理上的“人” ^[6]  。

內戰後黑人遭遇的巨大不平等，其根源當然是白人頑固的種族主義思想傳統。當時幾乎所有的美國生物學家、物理學家，還包括那些被稱為種族問題的專家們一致確信黑人是低等種族（inferior beings），北方受過教育的人也普遍接受這個觀點。英國觀察家詹姆斯·布萊斯（James Bryce）大膽聲稱：“黑人沒有抽象思維、科學探究和任何發明創造的能力”“由於無法用語言形容的低劣，他們無法同高等種族交往”。他在美國同行們中很有影響，其觀點亦十分走俏。同布萊斯一樣，幾乎所有美國人都把黑人與印第安人等同，認為他們都不屬於真正的人類。這樣就形成一種惡性循環：通過剝奪黑人受到高質量教育和擔任較好工作的機會，佔統治地位的種族就更加理直氣壯地利用因此產生的黑人的“無知”和貧窮，把各種低質量的設施名正言順地提供給黑人。 ^[4] 

黑人在長期苦難環境中和巨大壓力下形成的心理狀態也是恍惚不清，各階層對自己境遇的反應更不完全一致。有些人反思是否應當對自己的種族驕傲、即後來稱為的“黑人民族主義”進行調整；有些人則徹底失望，試圖重啓非洲殖民運動，乾脆徹底逃避這塊折磨身心的“自由樂土”。特訥主教（Henry M.Turner）就堅持認為：“非洲是我們的家”“任何一個只要有動物感覺的人都會明白，在這個國家黑人毫無前途”。有人則隨遇而安、“知足常樂”。種族隔離在客觀上對黑人理髮師、殯儀員、餐飲業人員和小店主有利，因為白人不願向黑人提供這類服務。即使出現與白人的競爭，種族隔離引起的仇恨自然使黑人更樂於照顧黑人的生意。據最保守統計，1865年至1900年間，南方黑人的平均生活水準提高了一倍多。至少是這一點讓他們感到，眼下的生活畢竟比在奴隸制下改善多了，因此有一段時間，激進的黑人分離主義在南方黑人中擁護者寥寥。當然，很多人仍然不放棄鬥爭哲學，如紐約《時代》（Age）雜誌的編輯和非裔美國人同盟的建立者，號召黑人挺起腰桿爭取充分民權，如條件較好的學校和公平的工資，並同任何形式的種族歧視進行鬥爭。 ^[4] 

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頭10年，美國黑人爭取平等自由的運動只限於由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在法院進行的鬥爭。

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和種族壓迫，爭取政治經濟和社會平等權利的大規模鬥爭運動。美國黑人是美國人數最多的少數族裔，長期受到種族歧視，處於社會最底層。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國家有色人種爭取民族獨立鬥爭的勝利的鼓舞以及由於工業化的進展，大批黑人流入城市，使黑人地位問題成為全國性問題，是運動興起的重要原因。

1954年5月17日，美國最高法院為改變美國在國際上的形象，就布朗控訴託布卡教育委員會一案作出判決：公立學校所實行的種族隔離教育是不平等的，違反《憲法第14條修正案》。

1955年12月1日，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城黑人R.帕克斯夫人在公共汽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被捕入獄。在青年黑人牧師M.L.金的領導下，全城5萬黑人團結一致，罷乘公共汽車達一年之久，終於迫使汽車公司取消種族隔離制。

1957年，金牧師及其支持者組成南方基督教領袖會議，將運動深入到南部生活的各個領域。

1958年南方21個主要城市組織集會，發動黑人爭取公民權利。

1960年2月1日，北卡羅來納州格林斯伯勒城4個黑人大學生進入一餐館，白人服務員命令他們走開，他們靜坐不動。這一英勇行為立刻得到南部廣大黑人學生響應，發展為大規模靜坐運動，迫使近200個城市的餐館取消隔離制。

1961年5月初，種族平等大會又開展自由乘客運動。不久，在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參與下，得到許多白人支持，逐漸發展為全國性運動，迫使南部諸州取消州際公共汽車乘坐上的種族隔離制。

1968年，美國黑人運動的領袖、推行非暴力主義理論的基督教牧師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

美國建國200年後，才出現了馬丁·路德·金為黑人爭取權利的運動。

如今美國已經給予黑人更多的教育待遇和社會福利，但美國的種族問題不容樂觀：

全美各地的每一個有顯著黑人人口的城市，都掙扎在支付社會福利和執法問題上。黑人的社會福利率是白人的5到6倍。黑人享受社會福利計劃的時間也遠遠超過白人。同時，黑人的犯罪率（與其人數相比）極端不相稱，導致白種納税人逃離。所剩下的就是破產的、不能支付所有濫用福利的、高犯罪率的城市。

根據“停止仇恨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居民聯盟（Stop AAPI Hate）”2022年的調查，過去兩年該組織報告了11467起仇視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居民（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AAPI）事件，只有49%的AAPI民眾認為出門是安全的，多達65%擔憂家庭成員和長者的安全狀況。在遭遇到仇恨事件的AAPI民眾中，多達72%認為種族歧視是他們最大的壓力源，甚至超過新冠疫情期間對身體健康的擔憂。 ^[9] 

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源於其“雙重殖民”的獨特歷史。17世紀初，荷蘭東印度公司在好望角地區建立了殖民點，為繞過好望角販賣東印度香料的荷蘭商船提供糧食、牛肉、煙草、淡水等補給。殖民者最初建立的是自由農莊，後來從安哥拉地區輸入了第一批奴隸。住在開普地區的納馬人（霍屯督人）脱離自己的氏族，以替白人畜牧、劈柴、做僕人為生，從而逐漸淪為奴隸，並在南非荷蘭裔（布爾人）社會當中形成了奴役當地土著的傳統。

由於天花等疾病的影響，住在白人殖民區附近的納馬人大量死亡，於是荷蘭農民在18世紀對人口空虛的內陸地區發動多次“遠征”，從而將土著驅逐到南非西北部荒涼不毛的卡拉哈里沙漠地區。另一方面，原本居住在西非和中非地區的班圖人在1600年前後開始大批南下。眾多的班圖族部落——赫雷羅人、奧萬博人、蘇陀人、祖魯人，以及曼德拉所屬的科薩人——渡過林波波河，進入今日的津巴布韋、博茨瓦納、納米比亞和南非地區。他們也戰勝了原先居住在那裏的納馬人和科伊桑人（布須曼人），把這些從事原始狩獵採集的弱小民族消滅掉或驅逐走。蘇陀人在1700年前後到達瓦爾河（在南非中部），科薩人在同一時期抵達南非東海岸的凱河地區，從而與荷蘭布爾人殖民者的先驅部隊迎頭相遇。此後這兩個種族集團互相對峙了一百多年，雙方都未能再繼續前進一步。

1830年前後，開普殖民地的英國人數量很快壓倒了布爾人。英國當局宣佈開普殖民地的土地是“皇家土地”，布爾人不能再免費佔據土著的土地，而且當地原先的奴隸制度也受到限制。對英國統治感到不滿的布爾人在1836年前後大批離開開普殖民地，向內陸前進，渡過瓦爾河，建立了德蘭士瓦共和國、奧蘭治自由邦、納塔利亞共和國等多個自治政權。但英國勢力也逐漸北上，先吞併了納塔利亞共和國和第一次德蘭士瓦共和國，後來經過殘酷的布爾戰爭，在1902年吞併了第二次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從而將南非布爾人全部納入英屬南非的政治體系之中。

然而從民族性格和宗教傳統來説，布爾人和英國人有很大的不同。布爾人主要有兩個成分，一是荷蘭移民，他們多是加爾文派教徒的後裔，一是躲避宗教迫害的法國雨格諾派教徒，雨格諾派也是加爾文宗的別稱。這個教派是新教當中最偏執、最嚴肅死板的教派之一，反對音樂，反對唱歌跳舞，反對過聖誕節，反對一切快樂的東西，主張過清規戒律的苦修生活。17世紀英國的清教徒也與此類似。他們還有一個特徵就是認為自己是最優秀的基督徒，帶有一種宗教優越感，在南非則發展成種族上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感一是針對黑人的，還有一方面就是針對英國移民的。此外布爾人過去有自治傳統，採用的是歐洲大陸的羅馬法體系，而英國在南非殖民地推行的是普通法法系，布爾人由於語言不同而被排除在陪審團之外。

另一方面，當時的英國人對布爾人也有一種優越感，認為南非布爾人都是農民，低賤下流，頑固不化。許多布爾人因為輕微的過錯而受罰。布爾人的小孩如果在英國人的學校裏講布爾語，會被掛上牌子示眾，上面寫着“我是一頭驢，我講布爾語”。在1900年到1902年的布爾戰爭中，英國人對布爾人還採取過非常殘酷的焦土政策和集中營關押，兩萬多布爾人婦孺因為飢餓和疾病死在集中營裏。這些歷史都加重了布爾人與英國人之間的隔閡，並且加深了布爾人本身的民族主義意識。荷蘭早就停止向南非輸送新的移民了，這些布爾人變成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的“土著白人民族”，他們認為自己處於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這種狀態很像以色列的猶太人。外民族的每個人——包括黑人，也包括英裔白人——都被認為是潛在的敵人。布爾人尤其憎恨英國人。雖然南非曾經在兩次世界大戰中都站在英國一邊參戰，但布爾人卻在1914年發動了親德國的兵變，並在1939年成立了親納粹德國的特務組織奧瑟瓦·布蘭德威格（Ossewa Brandwag）。布爾人的南非國民黨掌握了南非政權後，甚至在1961年宣佈廢黜英國女王的國家元首地位，退出英聯邦，並把政體從自治領改為共和國。

1902年英國吞併了兩個布爾人共和國之後，布爾人在南非白人中所佔的比例上升至60%，從而為其創造了有利的政治局面。1910年，布爾人的極端政治組織“南非黨”在大選中擊敗了親英的“聯邦黨”，開始把過去德蘭士瓦共和國和奧蘭治自由邦的一些有關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法律推行到南非全國。推行強硬民族主義的南非國民黨在1948年大選中擊敗了由德高望重的揚·史末資元帥（他是親英的布爾人）領導的聯邦黨，從而開始了其歷時甚久、從未間斷的長期執政。

歷屆南非國民黨領袖，如丹尼爾·馬蘭、約翰內斯·斯特雷頓、亨德里克·維沃爾德等人，都認為取消種族隔離制度會最終導致南非白人的消滅，該黨在上台後不久很快就頒佈了一整套種族主義的法律，並且極其嚴厲地推行，以加強其所謂“自我保護”。這就是臭名昭著的“Apartheid”（南非荷蘭語，意為“處於隔離的狀態”，意即種族隔離）。

整個“種族隔離”理論實際上是借用納粹主義理論作為其哲學基礎的，其基本意義是“一個人的膚色確立他的身份”。這套制度把南非人分為白人、有色人種（17世紀荷蘭白人和土著納馬人通婚的後代）、印度人、馬來人、黑人幾個基本的種羣。猶太人被劃為白人，華人被劃為白人下面的一個亞種羣，日本人則被歸為“榮譽白人”。南非政府甚至成立了一個由白人組成的“人口登記委員會”，其成員用幾個月的時間來調查申請者的皮膚顏色、面部特點和頭髮的組織結構，以此來決定是否批准其改變種族身份的請求。

種族隔離的另一個目的是保證“種族的純潔性”——1949年的一項法律規定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為非法，1953年的另一項法律不準不同種族之間的人發生性關係——但是這套理論和納粹的種族學説如此相像，以至於南非政府最後都不敢堂而皇之地使用“Apartheid”這個詞了，而是代之以“多元民主”或“各自發展”這種委婉的説法。但是無論其名稱如何，都不能掩蓋這樣的實施：這個制度的真實意圖是為了保持白人的“Basaskap”（優越地位），把占人口大多數的非白人變成人口占極少數的白人的工具。

在20世紀70年代，南非國民黨統治下的白人種族主義政權發展到了極盛時期。南非政府利用廉價的黑人勞動力，白人的管理才幹，還有無窮無盡的礦藏——黃金、鑽石、白金、鈾、錳，以及佔全非洲儲量87%的煤炭——已經把南非建設成非洲唯一一個接近於西方發達世界的國家。當時的南非經濟基礎穩固，基礎設施發達，按照白人的人均收入計算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也是當時世界上十一個糧食自給有餘並有餘糧出口的國家之一。其黃金開採量佔世界的四分之三，能夠製造從電冰箱到汽車的各種產品，每年出口大量的糧食、葡萄酒、紡織品和機器。當時的南非在經濟上自給自足，足以頂住全世界的制裁，並令當時處於經濟衰退的歐洲國家咂舌稱羨。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南非白人政權對黑人採取種族隔離政策，但南非黑人的總體生活狀況卻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好的，受教育程度最高，能得到最好的醫療保健——位於約翰內斯堡郊區黑人城鎮索韋託的巴拉格旺納斯醫院是非洲最大的醫院。在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也有許多黑人醫生、黑人律師、甚至腰纏萬貫的黑人富翁（與其他非洲國家不同，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甚至還有少量的貧窮白人）。許多非洲政權，比如阿明的烏干達和博卡薩的中非帝國，在對待本國黑人時採用的各種手段比南非國民黨更加殘酷。但是這個事實並非“種族隔離可以接受”的依據。南非黑人並不願同非洲其他國家的黑人比（許多南非黑人至今仍對來自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的貧窮黑人也採取歧視和仇恨的態度），而是和南非白人所享受的種種機遇和特權來對比。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黑人受到三百多項歧視性法律的限制，這些法律規定黑人可以在什麼地方居住、工作、吃飯、旅行，可以和什麼人結婚，規定年滿16歲的黑人必須攜帶身份證，天黑之後不能進入白人居住的城鎮。對於南非黑人來説，這是最大的不公平。

從20世紀60年代起，許多國際組織都在對南非施加壓力，設法使其放棄種族隔離政策。1962年聯合國向會員國建議不要在南非投資，翌年敦促各國不再幫助南非製造軍用飛機、戰車和軍艦。1974年聯合國宣佈中止南非在聯合國大會中的席位，1977年宣佈對南非實施武器禁運。南非的體育團體被禁止參加奧運會和大多數的國際比賽，幾乎所有的非洲國家都不允許南非航空公司的客機降落或飛越其領空。

然而這些措施一點也沒有損及南非的經濟潛力及其軍事力量，而且也沒能得到認真執行。甚至許多非洲國家也在不顧聯合國的制裁，偷偷和南非做生意：肯尼亞購買南非的玉米，説這是從莫桑比克進口的；贊比亞購買南非的牛肉，説它來自博茨瓦納；加蓬購買南非的建築設備，説這是從歐洲進口的；扎伊爾50%的糧食來自南非，津巴布韋80%的外貿是和南非進行的，莫桑比克的馬克思主義革命政權則聘請南非工程師來維護其港口和鐵路。南非的各個鄰國每年為其提供18萬人以上的季節性勞工。

在南非白人社會中也有一些温和分子主張取消種族隔離制度，主要是英國血統的居民。但他們只佔南非白人人口的40%。佔多數的南非荷裔白人並不願妥協。他們在二戰後獲得了南非的政治權力、並推行種族隔離措施後，導致國際社會對南非逐漸疏遠。

另一方面，南非國內外勢力用武力推翻白人政權的嘗試也多次以失敗告終。南非有一個高效運作、高度有效的情報組織和治安體系。南非每年把將近20%的預算用於國防開支，其軍隊紀律嚴明、技術熟練，由9萬正規軍人和26萬後備役軍人組成，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但90%的軍官是白人，而且兵營實行種族隔離。南非陸軍是世界上機動性最高、自給能力最強的軍隊之一，美國在越戰中需要7名後勤人員來支持1名在前方作戰的士兵，南非在安哥拉戰爭中只需1人。南非還擁有完整的軍工體系，是世界上第十大武器生產國，能夠生產飛機、導彈、戰車，甚至有能力來研製自己的原子彈。

1976年6月16日，約翰內斯堡的索韋託爆發大規模黑人起義，並迅速蔓延到南非其他城鎮，超過500名黑人被南非軍警殺害。1985年7月南非政府宣佈在36個黑人居住區實行緊急狀態。翌年6月12日，即索韋託事件十週年前夕，南非總統博塔宣佈把緊急狀態擴大到全國，到1987年又決定把全國緊急狀態延長兩年。南非的20萬黑人礦工在這一年舉行總罷工，對南非經濟支柱之一——採礦業造成了沉重的打擊。與此同時，由於冷戰正在趨於結束，長期支持南非、視其為對抗蘇聯和古巴的“自由世界堡壘”的美國，也逐漸轉變了對南非國民黨政權的態度，美國公司開始從南非撤資。一度曾驕傲地“獨自對抗世界”的南非從此淪為真正的孤家寡人。

1985年元旦，南非總統博塔在南非國會發言時，表示政府願意釋放非國大（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現為南非執政黨）領導人曼德拉，條件是曼德拉發誓今後放棄使用暴力鬥爭來達到政治目的。此時曼德拉已經從條件惡劣的羅本島監獄轉移到了條件較好的普爾斯莫爾監獄。在接下來的幾年裏，南非政府又採取了一些軟化種族隔離的措施：廢除《通行證法》，允許黑人工會組織合法存在，允許黑人在市區永久居住，並承認其財產權。國民黨內強硬的種族主義分子反對這些讓步，但博塔對他們説，南非白人“要麼接受（改變），要麼滅亡”。1987年博塔下令把曼德拉轉移到一處條件更好的農場，有四間卧室和一座游泳池。博塔在這座農場裏與曼德拉舉行了秘密會談，討論取消南非種族隔離制的前景。

此時南非白人政權仍然掌握着實力強大的軍隊、警察和保安機構，再加上蘇聯等國家減少對非國大等南非黑人武裝力量的資助，黑人無法以暴力鬥爭推翻政權。另一方面，由於美國的政策轉變，南非白人政權繼續壓制黑人、實行種族隔離政策的成本已經變得越來越高。對於種族隔離的南非來説，有兩個顯而易見的關鍵問題：南非必須進行一次徹底的變革，使它轉變為一個融洽的多種族社會；如果這種變革要通過暴力方式來進行，那麼它對非洲大陸和整個世界的影響都會是一場大災難。

在曼德拉出獄之前，南非國民黨與非國大領導人姆貝基等人的政治會談早已持續了很長時間。接替博塔出任總統的德克勒克對國民黨內部的保守分子説：“我們當然還能執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毀滅之路。和談的時刻已經到來”；而非國大也認識到轉型比革命更為現實可取，解決種族問題不能簡單地靠驅逐白人，因為後者掌握着建設國家所必需的知識和管理技術。曼德拉在回憶錄中説：“軍事勝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個遙遠的夢想。雙方在沒有必要的衝突中使成千上萬的人犧牲生命，這是毫無道理的。暴力絕不是解決南非問題的最終辦法。”正是在這樣的認識下，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南非國會開幕式上發表講話，表示將終止對非國大、泛非大會、南非共產黨等反種族隔離組織的禁令，並表示將無條件釋放曼德拉，恢復新聞自由，並取消死刑。在這次講話9天之後，曼德拉終於獲釋出獄。1991年12月20日，南非舉行首次“民主南非大會”，包括國民黨和非國大在內的17個政黨組織簽署了“意向宣言”，承諾建立一個沒有種族歧視和隔離制度的新南非，並明確了南非新憲法的指導原則：盡力彌合過去造成的社會對立，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1993年非國大與國民黨達成了大選後共享權力的雙邊協議，同年制訂了南非的臨時憲法。1994年4月南非舉行大選，曼德拉當選總統，德克勒克成為副總統。這一天後來成為南非的公眾假日，被稱為“自由日”。

就南非取消種族隔離、實現政治轉型的過程而言，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人功不可沒，而被認為是種族主義象徵的博塔也能夠認識到大勢所趨，並順應時代的潮流，也可以算是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德克勒克的另一項令世人驚訝之舉是在1989年下令終止了南非的原子彈計劃。已經組裝完畢的6枚原子彈和正在組裝的1枚原子彈都被拆卸分解。這也和當時南非周圍政治環境的變化——1988年安哥拉內戰的結束，以及南非政府決定承認納米比亞獨立——有關。放棄原子彈被認為是“白人南非”與黑非洲世界和解和改善關係的一個重要信號。此外，當時南非已經啓動了種族和解和談判進程，不願意讓黑人政權掌握核武器，恐怕也是執政的國民黨高層領導人和南非軍隊的一個考慮因素。

諷刺的是，對於那些頑固的白人種族主義者來説，1994年之後南非發生的社會變化似乎證明了他們之前宣揚的一些種族主義理論。自從非國大執政以來，腐敗問題、高犯罪率問題、艾滋病問題都嚴重困擾着這個被美譽為“彩虹之國”的國家。種族隔離制度結束後，非國大制訂了向黑人傾斜的《公平就業法》和《黑人經濟振興法案》，要求黑人和“歷史上曾受不公平對待”的族羣獲得南非境內各銀行和公司至少25.1%的股份。然而南非經濟增長速度並沒有因此加快，失業率反而有所提高。白人遭到“反向種族歧視”，不少政府部門和公司根據“公平就業法”大量解僱白人員工，招收黑人，而這些被招募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啓動電腦，整天只知道踢球和跳舞。南非政府將從白人農場主那裏獲得的土地分配給黑人，其中90%遭到拋荒。大量白人企業遭到政策的打擊，從而進一步加劇了南非的經濟惡化趨勢。

執掌新南非政權的非國大領導人貪污腐化現象非常普遍，在“透明國際”列出的85個腐敗國家黑名單中，南非名列第32位。由於無力恢復經濟、提高就業率，整個國家的社會對立和社會衝突情況越來越嚴重。生計無着的貧窮黑人使得犯罪率不斷上升，導致南非的強姦和謀殺犯罪率高居世界第一，甚至連前總統德克勒克的前妻都在2001年被人殺害在自己的公寓裏。由於社會形勢緊張，許多擁有資本、知識和技能的白人精英，如醫生、工程師、教授、會計、熟練技工等，紛紛移民到北美和歐洲國家，南非白人的比例從1994年的14.2%降到了2009年的9.2%，留在南非的大多是無錢無技能、無法移民歐美的貧窮白人。南非曾經一度領先的計算機、製藥、航空航天、軍工技術和機械製造業都出現了衰敗的現象。

歐盟基本人權委員會（FRA）發佈報告説，歐洲一直主張人權、言論和宗教信仰自由，但歐盟地區種族歧視問題現在依然很嚴重，這一問題相對比較好點的是英國。報告指出，遭種族歧視的主要是少數族裔，可以説生活在歐盟地區的各少數族裔無一例外地都受到歧視，受歧視處處存在，如居住、上學、看病、找工作和就餐等。一項調查顯示，歐盟27個成員國中，有51%的穆斯林説在宗教信仰和膚色問題上受歧視最嚴重，平均每個穆斯林在過去一年中都受到8次種族歧視，從年齡上看，16歲到24歲的人比其他年齡段的人受歧視更多和更厲害；開放社會研究所（OSI）進行的一項調查也顯示，受歧視最嚴重的是羅姆人，其次是來自北非撒哈拉地區的人，經濟危機發生後，他們受到的歧視更厲害了。

有89%的人受種族歧視後並沒有報警，其中43%的人説他們不相信警察局。報告還表示，居住在歐洲的穆斯林受歧視最嚴重的是意大利和馬耳他，其次是德國和西班牙，然後是芬蘭和丹麥。報告説，少數族裔很難融入當地社會，儘管他們居住了好多年，但當地人還認為他們是“異族”，各少數族裔自己感到社會根本沒有接納他們。

在澳大利亞，40%的亞裔移民曾遭到歧視，其中馬來西亞人尤其經常受到攻擊，其次為印度人和斯里蘭卡人。澳洲人也很容易對中東背景的人抱有偏見。但Markus表示，鑑於澳洲的移民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而迄今為止澳大利亞的社會並未出現更加嚴重的種族衝突，單就這一點來説就相當地不易。

日本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日本部分極右翼團體和個人通過報紙、網絡、電視和其他媒體散播種族仇恨言論，宣揚種族優越論，組織遊行活動叫嚷復活軍國主義，肆意貶低、騷擾和挑釁外國人，有時甚至採取暴力行動，但日本當局並沒有對他們的行為進行相應懲處，從而造成問題愈演愈烈。

有委員會成員指出，日本自2013年以來發生360餘起叫囂種族歧視的遊行及演講活動，由此質疑日本政府是否採取了必要措施約束和打擊種族仇恨言論。還有成員説，包括內閣成員在內的部分高官做出意在誤導日本民眾和歪曲歷史的種族主義言論，並四處散播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這一問題歸因於日本沒有制定反對歧視的專門法律，也沒有成立全國性的人權機構。

2014年12月13日，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賓夕法尼亞大街，人們參加抗議遊行。當日，近萬名示威者在華盛頓舉行集會和遊行，抗議暴力執法。弗格森案和紐約警察扼殺黑人案件近期在美國掀起抗議浪潮。

2016年2月20日，因梁彼得事件，紐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洛杉磯在內的30多個美國城市的華人遊行示威，聲援淪為白人“替罪羔羊”的華裔警察梁彼得。

2016年9月4日，自8月7日旅法華僑張朝林遭3名北非裔青年襲擊身亡後，法國華僑至少一萬三千人第三次走上巴黎街頭，要求當地停止歧視亞裔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