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主義

有一種觀點認為種族間存在行為上的差別，這種觀點經常引起爭論，很難消除。一些概念，例如國民性格、精神、性情等都是這種觀點的產物。有些科學家認為，不同種族間只是遺傳體質上的存在差異，例如膚色、髮色等，其智力受環境影響，每個人不同，智力測驗只能應用於特定的文化環境。只有對特定的文化環境進行詳細的考察，這些智力測驗的結果才有意義。但是環境同樣對智力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也就是説，智力是基因和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而且當前測試智力是通過智商的測驗。但是有關什麼樣的智力才能實際構成智力的特質這一點還沒有能夠被普遍接受的意見。因此智商測驗很難準確地判斷智力情況，它不是測量遺傳智力的好辦法。

種族主義（Racism）通常指基於種族的偏見、暴力、歧視與迫害，此字有時帶有負面意義易引起爭議，另一相關字為Racialism，亦指種族主義，但較無負面意義。根據牛津英語詞典，種族主義（Racism）是一種認為一個種族裏的每一個成員都具有某一種特定的品質或者能力，並以此區分人羣及種族間優劣的信仰或者觀念。

聯合國並沒有定義“種族主義”一詞，然而它解釋了何為“種族歧視”。根據聯合國排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大會的定義，這個定義並沒有對族羣與種族加以區別，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兩者的不同在人類學有所爭議。根據英國憲法，種族（Racial group）指“根據人種（Race）、膚色、國籍和族羣或民族分類的某一類人”。

一些社會學家把種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權階級體系。在大衞·韋曼（David Wellman）所著作的Portraits of White Racism中，他將種族主義定義為“文化制裁的信念，不管意圖為何，都因為少數種族的被支配地位而捍衞了白種人的優勢”（Wellman 1993: x）。 社會學家諾爾·卡澤那夫（Noel Cazenave）和 達琳·阿瓦雷茲·瑪登（Darlene Alvarez Maddern）則是這麼定義：“...每個社會階層皆運用了這種根據種族所訂的族羣特權的高度組織系統，並伴隨着膚色/種族優越的高度發展意識形態。種族主義系統包含了（但並非侷限於）盲從的成分。”（Cazenave and Maddern 1999: 42）。前美國社會學協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主席喬．費金（Joe Feagin）提出美國可以被稱為是“全種族主義社會”，因為每個社會機構都用種族主義的觀念來組織（Feagin 2000, p. 16）。

種族歧視是指根據種族將人們分割成不同的社會階層從而加以區別對待的行為。種族隔離政策使歧視官方化，但它往往在未被合法化時被執行。麻省理工學院與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在2003年的調查中發現當地的工作單位在招聘時存在廣泛的種族歧視。名字“聽起來像黑人”的應聘者得到面試的機會會比名字“聽起來像白人”的應聘者少50%。調查結果被研究者視為種族偏見已經植根於美國不公平歷史的強力證據。

制度上：制度種族主義指政府、企業、教育機構或者其他大型組織的種族歧視行為。

種族隔離（Racialsegregation），指在日常生活中，按照不同種族將人羣分割開來，使得各種族不能同時使用公共空間或者服務。種族隔離可能是法律規定的，也可能是無法律規定但事實存在的。不論種族隔離是平等隔離，還是不平等隔離，實質上均是一種種族歧視行為。

歷史上最著名的種族隔離發生在南非共和國和美國。另外，澳大利亞、津巴布韋、德國、印度尼西亞等國家也均發生過種族隔離行為。斐濟、馬來西亞等國如今仍存在一定程度的種族隔離行為。

納粹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種族主義，傳統的研究強調了納粹主義的階級屬性，而忽視了它的種族主義內核，因此不能對納粹德國的歷史作出深入的分析。

種族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出現於19世紀。儘管帶有部落仇恨的痕跡，其實卻是19世紀歐洲科學理論的發展（達爾文生物學）和生產技術的進步（導致歐洲人的世界統治地位和種族優越感）的後果。法國人戈比諾和英國人張伯倫是這種新意識形態的重要理論家。戈比諾著有《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他企圖用種族觀念解釋文明興衰，將特殊的種族性質與不同的種族相聯繫，並提出了“血液污染”這個納粹反猶主義的重要理論。張伯倫的代表作是《19世紀的基礎》，他是雅利安人至上論和日耳曼種族中心論的主要先驅者之一，並且強烈反猶。張伯倫曾經將希特勒看作德國的救世主，他的思想對希特勒有很大影響。同時，在德國存在着比較強烈的反猶太傳統。主要來源於宗教反猶主義和新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儘管大屠殺的最初動力可以在希特勒的意識形態中找到，但是在‘最終解決’時他能夠獲得德國人的協作。”出現於19世紀的種族主義思潮和德國的反猶太傳統是納粹種族主義的主要來源。

從納粹的宣傳和實踐裏看，納粹種族主義主要包括了以下幾方面相互聯繫的內容：種族史觀和雅利安種族優越論、族民共同體理論、生存空間理論和反猶主義理論。最終目的是要建立一個雅利安人統治世界的種族烏托邦。雅利安人是19世紀西方人設想的操原始印歐語的古代民族。希特勒相信雅利安種族（所有真正的日耳曼人都屬於其中）以北歐的金髮碧眼白種人為血統最純正的雅利安人是擁有最優秀血液的主宰種族，他們被上帝創造成不論在身體上還是精神上都最為傑出的人羣。“所有的人類文化，以及所有的藝術、科學、文化成就，幾乎都是雅利安人的創造性產物。”雅利安人由於其血統高貴和能力超羣，天然地擁有統治其他劣等民族的權利。人類文明的衰亡，不是因為經濟或物質原因，而是統治民族的血液受到玷污的結果。雅利安人的血液遭到了劣等民族的玷污，因此逐漸喪失統治地位。為了改變這種衰退，當代的雅利安人（金髮碧眼白種人以北歐人種為代表）就必須純潔自己的血液。通過恢復種族純潔而達到復興雅利安人文明的目的。

反猶主義與雅利安人優越論緊密聯繫。在納粹種族主義理論中，猶太人是最邪惡卑劣的民族。導致雅利安人血液遭到玷污的罪魁禍首就是猶太人。猶太人與雅利安人是兩個截然對立種族的代表。猶太人，不僅擁有不同的宗教文化，而且屬於不同的種族。猶太人是非上帝的、非人的，是所有罪惡的化身。他們的目的是統治全世界，並通過污染雅利安人的血液來達到目的。

在政治上，猶太人利用資本主義經濟和自由民主制度使世界陷入混亂。而且，猶太人還製造出了強大的武器——馬克思主義，用以精心策劃對雅利安人文化和秩序的破壞。雅利安人和猶太人之間的鬥爭是當代世界的主要矛盾。為了恢復雅利安人的統治種族地位，首先需要將所有日耳曼人都統一到一個國家。這個國家以推動雅利安文明為己任，其首要任務就是消滅猶太人威脅。只有如此，雅利安人才能純潔血液，重新強大。反猶主義是納粹種族主義的重要內容，它導致人類歷史罕見的嚴重暴行。它很難用極端民族主義或階級衝突來解釋，而只能是種族主義的惡果。

族民共同體（Volkisch Community）是納粹建設新德國的目標。德意志地區在歷史上長期處於分裂狀態，俾斯麥完成統一後宗教衝突、文化衝突、階級鬥爭仍然在分裂着這個國家。現代化進程中的城市化、工業化、階級分化所產生的社會裂痕始終得不到解決。納粹主義的興起也普遍被認為是衰落中的下中層階級的反抗。族民共同體是納粹黨針對德國的分裂狀況提出的藍圖，並在執政後加以實施。族民，（Volk）在這裏相當於種族，族民共同體是指所有日耳曼人不分階級、宗教、文化、地域的差別，基於共同的血統而緊密聯結成的統一體。這個共同體不同於議會民主制或君主制國家，而是一個民族—領袖國家。它排斥所有非雅利安人，在本民族內部消除各種差別。它的種族主義以血統作為共同體成員的資格基礎，以提升本族人民的種族地位並統治其他劣等種族為目的。納粹執政後努力建設的族民共同體雖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原有的社會結構，但確實對於納粹實行反猶政策，優生政策和擴軍備戰起到了促進作用。

奪取生存空間是納粹對外政策的核心目標，甚至是整個納粹政策的核心目標，因為在希特勒看來，種族與空間是不可分的，優秀種族必須獲得足夠的生存空間。納粹上台後對內對外的政策都是直接或間接為此目的服務的。與當時許多極端民族主義分子不同，阿道夫·希特勒從一開始就認為把德國的對外目標定為恢復1914年的疆界是可笑的。納粹政府的對外目標，首先是將所有日耳曼人統一到一個大德意志帝國，然後沿着條頓騎士的足跡向廣闊的東歐擴展空間——被劣等民族佔據的東歐平原正好提供了擴張的目標。“只有在東方才有可能……新帝國必須沿着古代條頓武士的道路向前進軍，用德國的劍為德國的犁取得土地，為德國人民取得每天的麪包。”p95通過奪取生存空間，而不是帝國主義國家通常選擇的海外殖民地，可以獲得雅利安人復興所需的地理基礎，供養規模越來越大的人口（希特勒希望到1980年能有1.2億雅利安人）。另一方面，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按照納粹所信奉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又可以起到優化種族的目的。即在生存鬥爭中淘汰不適應者，提高種族品質。因此，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不論在目標上還是戰爭本身，都是種族主義政策的要求。

納粹黨誕生之處是當時眾多的極端右翼組織之一，主要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和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黨。儘管有反猶主義的傾向，但種族主義色彩並不很強烈。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成為納粹主義的核心內容與希特勒的影響緊密相關。從維也納時代起，希特勒就成為狂熱的種族主義分子、反猶分子。1924年納粹黨的《二十五點綱領》在希特勒的要求下就包含了種族主義內容，“只有本民族同志才能成為公民……具有德意志血統的人才能成為本民族同志。”1926年的班貝格會議會議上，希特勒確立了自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標誌着以種族主義為核心的希特勒的意識形態成為納粹黨的主流。

在上台之前，納粹黨的種族主義理論只停留在宣傳階段。在黨的領袖中，儘管反猶主義比較強烈，但也並非都是希特勒那樣的狂熱分子。在納粹的宣傳中，強調猶太人要為大戰的失敗負責，要為魏瑪共和國的誕生和生活於其中的人民的苦難負責。猶太-布爾什維主義（下層革命的代表）和猶太金融資產階級（上層剝削者的代表）是納粹重要的抨擊對象，用以吸引處於前兩者壓力下的中層階級。但這種攻擊主要出於政治經濟因素，而不是希特勒所深信的血液原則。為了爭取選民，納粹還有意抑制過分的種族主義叫囂。

當納粹上台後，原來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色彩喪失殆盡，只在衝鋒隊中還有所存在，而種族主義成為納粹政權的本質內容。納粹種族主義理論分兩步實現，首先建立日耳曼人的族民共同體，增強國家力量，然後發動戰爭奪取生存空間，建立雅利安人統治的世界秩序。

建立族民共同體的努力首先從政治上開始。在1933年，在納粹主導下通過了“授權法”，實際上取消了議會政治。然後解散其他所有政黨，開展了一場“一體化”（gleichschaltung）運動。各邦國政府的原有權力被剝奪，德國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對政府機構進行了初步清洗；工人、農民、教師、律師都被新的納粹機構組織起來。這個新的納粹黨一黨專政的國家宣稱代表全民利益而非某一集團、階級的利益，致力於消滅階級衝突和民族內部差別，以恢復民族榮光。

排斥打擊猶太人的行為從希特勒就任總理之初就立即展開。1933年以衝鋒隊為主力發動了對猶太人商業的抵制。從1933年的《恢復職業文官制度法》開始，在公職人員中清洗以猶太人為主的非雅利安人，然後猶太人被逐步趕出各個職業領域。1935年納粹政權開始禁止猶太人在公共場所活動，並在1935年9月通過了有重要意義的紐倫堡法。紐倫堡法重新界定定了德國公民權，禁止“種族污染”。這是排除猶太種族，純潔雅利安族民共同體的重要手段，體現了納粹政權的種族主義本質。到了1938年，隨着納粹發動奪取生存空間的戰爭的臨近，對猶太人的迫害也隨之加重。猶太人被完全驅逐出德國公民的社會。在“帝國水晶之夜”後，大約兩萬人被關進了集中營。除了猶太人外，各種不願意適應族民共同體的“反社會的人”和日耳曼血液的玷污者，包括吉卜賽人、同性戀者、乞討者、慣犯、精神病患者也都受到了殘酷迫害。

在世界大戰爆發之前，納粹德國的各項種族主義政策主要是和平進行的。即使是日後受害最深的猶太人，此時受到的也主要是剝奪公職、合法化歧視、強迫移民、重新安置和強迫定居等非殺戮手段。但是從1938年開始，被納粹視作浪費糧食的“負擔”的殘障兒童和成人精神病患者遭到了系統的謀殺。到1941年這項計劃停止時，已經有9萬患者被殺害。在此過程中使用的毒氣技術後來被大規模應用到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上。

與此相反，對於純種的雅利安人或者在血統上有價值的人，納粹鼓勵其多生育以改善種族質量提升種族數量。為了促進人口增長，黨衞隊開展了“生命源泉”計劃。希姆萊表示，“這是為了滿足迫切的需要，並給那些種族純正的未婚女人免費生孩子的機會”。

同時，避孕、墮胎、同性戀等不利於婚育的行為在納粹德國被堅決禁止。這樣，在第三帝國裏家庭成為提供未來士兵的再生廠工廠，而婦女就是工廠裏的機器。婦女在第三帝國裏的位置是微妙的。一方面他們被剝奪工作機會，固定於家中賢妻良母養育後代的角色。另一方面女性和母親又得到莊嚴的讚美（納粹德國專門設有崇拜母親的母親節，生育多的母親可以得到十字勳章）。婦女本身並不參與德國的復興，但她們卻是納粹種族國家的基礎，是納粹種族主義理論的重要實施對象。

納粹德國戰前大部分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行動也都和種族主義國家目標相關。最重要的有三項活動：恢復經濟、擴充軍備、擴展土地。

納粹恢復經濟的行為有三個特點，都與奪取生存空間的種族主義目標相關。首先，恢復經濟、解決失業是與重整軍備同時進行的。重整軍備活動有力地減少了失業（最終基本消滅了失業）、刺激了工商業生產，從而支撐了經濟恢復。而經濟恢復又是大規模擴軍備戰的保障。其次，希特勒的經濟目標是做到自給自足，尤其在農業生產和重要的能源、材料方面。為此納粹德國進行了大量的替代品或人工合成品研究。這是違背經濟規律的行為，完全是出於戰爭準備的需要（希特勒吸取了一戰時德國被封鎖的教訓）。最後，納粹經濟政策有很強的實用主義色彩。它既不是自由資本主義也不是壟斷資本主義，更不是蘇聯式計劃經濟，而是一種“和平時期的戰爭經濟”。競爭經濟、壟斷經濟、指令經濟都在其中存在，為納粹意態服務。雖然在這個過程中大企業和壟斷資產階級得益最多，但認為此時的納粹黨是一個資產階級反動政黨的觀點似嫌簡單。與其説是壟斷資產階級藉助納粹政權重整軍備的努力而獲得暴利，倒不如説納粹政權利用壟斷企業來鍛造奪取生存空間的神劍。之所以倚重大企業而淘汰小企業（納粹曾經的擁護者），正如希特勒重視國防軍而清洗衝鋒隊（納粹奪權的重要工具）一樣，是因為前者更適於實現納粹意識形態目標。

擴充軍備與奪取生存空間直接相關，是戰前德國的核心目標。雅利安人統治秩序的建立必然有賴於強大的軍事力量。在軍事力量不足以放手一戰時，納粹德國採取外交手段奪取土地。到大戰爆發時，德國已獲取了萊茵蘭、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地區，建立起一個大德意志國。這樣，一個包括了大多數日耳曼人的極權主義種族國家終於形成，接下來它要做的就是用戰爭手段去奪取生存空間，消滅、驅趕或奴役新土地的居民。同時，通過優生手段提高統治種族的數量和質量，完成納粹理想中的種族烏托邦。到那時，雅利安人將統治世界。

納粹德國的後半期是在戰爭中度過的。作戰、佔領、掠奪、奴役、屠殺是它的主要行動，納粹主義的種族主義本質在此時暴露無遺。

納粹戰爭不同於一般的帝國主義爭霸戰爭或奪取殖民地勢力範圍的擴張戰爭，它是種族主義性質的戰爭。消滅猶太——布爾什維克政權，驅逐劣等斯拉夫人，從而為其種族烏托邦提供生存空間一直是希特勒發動戰爭的核心意圖。“對於希特勒來説，戰爭不是外交政策的最後一招，而是實現德國國家目的的優先工具。”因為雅利人的優越性使他們有權獲得被劣等民族佔據的廣大空間。正因為如此，希特勒的戰爭具有不可妥協性和不可避免性。1939年納粹德國與蘇聯達成協議，先因為侵略波蘭而與西方開戰，只是策略問題。擊敗西方是為了以更有力利的位置對東方作戰。正如希特勒所言：“我一切的作為都是針對俄國而來。若西方太愚昧、太昏庸以致看不出這一點，那我只有被迫與俄國人達成某種諒解，先擊潰西方，再集結大軍轉向蘇聯。”（p322）1941年，在西線作戰沒有取得徹底勝利的時候，納粹德國就傾力攻擊蘇聯表明了納粹的真實意圖，證明了戰爭的種族主義性質。

這場種族主義戰爭開始後，尤其是進攻蘇聯後，納粹在佔領區建立起種族主義新秩序，佔領是根據當地人種族成分而分的，對不同種族的人採取不同的對待。斯堪的納維亞人、荷蘭人受到的待遇最好，波蘭、蘇聯地區的斯拉夫人最受迫害。一些金髮碧眼的波蘭、蘇聯兒童則由於被海因裏希·希姆萊認定有種族價值，帶到德國進行德國化。在戰爭期間，有兩百萬以上的蘇軍戰俘被殺害或迫害致死。到1944年中，有七百萬外國勞工在德國充當勞力，另有七百萬人在當地為德國戰時經濟服務。上百萬的日耳曼人遷入波蘭地區，當地斯拉夫人和猶太人被遷徙並強迫定居。在戰前和戰爭初期，納粹對猶太人的政策主要是迫害和驅趕（甚至考慮將猶太人遷往馬達加斯加）。戰爭開始後對猶太人進行強迫集中居住和集體搶殺，戰爭後期則對猶太人實行了最終解決——死亡營中的系統化屠殺。

納粹戰爭的種族主義性質甚至損害了戰爭行動本身。在蘇德戰爭初期，部分蘇聯人民（尤其在烏克蘭）原本對德國人持歡迎態度，但最終因納粹的殘暴而奮起反抗。納粹德國的婦女也因為為種族主義理論而遲遲沒有大規模參加生產活動（反法西斯同盟方面則很好地利用了龐大的婦女勞動力）。由上可見，戰爭期間的納粹政權的種族主義性質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本文認為，種族主義是納粹主義的核心內容，是理解納粹黨與納粹國家的關鍵所在。如果僅僅把納粹黨看作資產階級反動政黨，把納粹政權看作“反共、反社會主義、反民主主義的恐怖獨裁統治，是資產階級專政的極端形式”，而將種族主義作為極端民族主義的附屬物置於不重要的地位，就無法對納粹黨和國家（尤其是戰爭時期的納粹黨和國家）的行為作出足夠合理的解釋。從戰時的納粹政權的政策來看，種族主義不只是宣傳，而是要認真加以實施的；不但是任務，而且是核心任務。正是種族主義（而非資產階級反動思想）促使納粹德國犯下了前所未有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