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園寺公望

日本孝明天皇嘉永二年（1849年）10月23日〔此為舊曆算法 ^[2]  ，如按公曆為12月7日 ^[3]  〕，西園寺公望生於京都府的貴族德大寺家。他是公卿德大寺公純的次子。 ^[1]  幼名美丸（よしまる）。 ^[2] 

德大寺家是僅次於“五攝家”（近衞、九條、二條、一條、鷹司）的“九清華”家（久我、三條、西園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門、今出川、廣幡、醍醐）之一。 ^[8]  而西園寺家和德大寺家同出一門户，他們的祖先為關白藤原實賴之弟藤原師輔。西園寺家傳到三十二代西園寺師季時無子，由於同一祖先的關係，故而在嘉永四年（1851年）德大寺公純的次子被過繼給西園寺家，因此得名西園寺公望。 ^[8]  同年7月，西園寺公望的繼父西園寺師季逝世。10月20日，被封為敍從五位下。 ^[2] 

西園寺師季死後，西園寺公望於嘉永五年（1852年）1月27日繼為西園寺家家主，並敍從五位上。此後官階不斷升遷：

少年時代的西園寺公望，在專門培養公卿子弟的貴族學校“學習所”（後改稱“學習院”）接受教育。 ^[23] 

慶應三年（1867年）1月，明治天皇繼位，西園寺公望的政治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12月9日，西園寺公望出席了巖倉具視、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蔘加的“小御所會議”。會議決定實行“王政復古”，改革部分舊制度，設立“總裁”“議定”和“參與”三種官職。 ^[8] 


由於長期受舊法制思想的影響，在召小御所會議的儀式上，各藩的代表如西鄉隆盛等人依然站立在殿下，不得升殿。立在一傍的西園寺公望對此極為不滿，稱這種現象“奇怪至極”。巖倉具視聞聲，頗為驚異，稱讚其少壯精神。12月20日，年僅19歲的西園寺公望被正式任命為“參與”，參與朝廷新政。 ^[8] 

明治元年（1868年）1月2日，江户幕府徵夷大將軍德川慶喜派15000名幕府軍隊向京都進犯。但此時的討幕軍僅有3000餘人，有些藩主尚未明確表態響應起義。面對如此危急的形勢，宮中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會上，有人建議讓薩摩藩、長州藩的士兵與幕府軍“私鬥”，使朝廷避幕府之鋒。西園寺公望堅決反對，指出∶“今朝廷與薩、長合為一體，應共利害，如委為私鬥，則天下事去矣。”巖倉具視對此言大加稱讚，脱口而言∶“此小孩大有見識，心更奇之。”經過一場爭論，最後朝廷決心應戰。
1月3日，鳥羽、伏見之戰爆發。4日，朝廷在任命嘉彰親王為征討軍總督的同時，又命西園寺公望為山陰道鎮扶總督。5日，他率薩、長一小隊藩兵離京都，繞道小倉山、出水尾、入丹波至馬路村。村中志士起兵響應，不久佔領龜小城，各地聞風歸順。西園寺公望率部經神户至大阪，於3月28日乘佐賀藩兵艦凱旋而歸。在回師前的3月20日，他被升為權中納言。 ^[8] 


由於幕府軍在鳥羽、伏見戰敗，朝廷軍不久攻克江户城，德川慶喜逃至上野之大慈院，從此宣告了德川幕府統治崩潰。然而，東北諸藩殘餘仍忠於幕府，堅持與朝廷軍對抗。4月5日，西園寺公望被任命為東山道第二軍總督，出兵討伐幕府軍殘部。19日，改任但馬府中裁判所總督兼山陰道裁判所總督。閏4月5日，為東山道第二軍總督，23日轉為北陸道鎮撫使，24日兼陸軍三等將，5月10日，離京都至越後，親自指揮和參加了長岡血戰，因力薄而導致戰事不順。總督府特派長州軍的山縣有朋及薩州軍的黑田清隆增援。6月14日，西園寺公望再兼任討幕軍大參謀等職。到8月，亂軍被平息。戰後擔任新設的越後府知事。10月28日，轉任新潟府（今新潟縣）知事。 ^[8] 

明治二年
（1869年），幕府舊臣榎本武揚率艦佔據函館（參見詞條箱館戰爭），朝廷內的一些妥協派聞聲色變。西園寺則鎮靜分析情況後堅定認為，舊幕府軍艦一入東海，就與江户及大阪隔絕，等於自滅，不足為懼。 ^[8]  不久後，榎本武揚等戰敗投降。

由於西園寺公望在抗擊幕府軍的戰鬥中有功，聲望大增，加官進爵指日可待。然而，他對這一切一概謝絕，在明治二年（1869年）1月辭去新潟府知事職務，請求外出深造。3月15日，經巖倉具視允許，他又辭去了陸軍三等將的軍職。在木户孝允和大村益次郎的介紹下，西園寺公望到山內容堂所管理的“開成所”學習法語。 ^[8]  9月，在京都御所開辦私塾立命館（立命館大學前身，一年後被取消）。 ^[2] 

明治三年（1870年）4月，西園寺公望在長崎就學，學習法語。明治四年（1871年）1月，從橫濱出發，赴法國留學。明治八年（1875年），進入巴黎大學學習。 ^[2] 

留學期間的西園寺公望(2張)

西園寺公望抵達巴黎後，正趕上普法戰爭時期，巴黎城在普魯士軍隊監督之下。明治四年（1871年）3月18日，法國發生了巴黎公社革命，5月28日巴黎公社被推翻。西園寺公望目睹現狀，親眼見到統治者的殘暴，使他感到，雖然巴黎公社與明治維新有不少差異之處，但也有共同點，那就是巴黎公社成立的基礎羣眾——“第四階級”，與維新時期長洲人所組織之“奇兵隊”有相似之處。在法國“，第四階級”能夠建立政府，而日本卻建立了商人階級和後來轉變為資本家或政治家的“下級武士”統治的國家。西園寺公望對法國的現實，結合剛參加過的明治維新運動實際對照分析，使他感受到羣眾力量的威力。這成為了西園寺公望自由民權思想的來源之一。 ^[8] 

在法國留學期間，西園寺公望還結識許多自由主義、憲政主義和自由民權主義的思想家：由前田正名介紹認識了蒙弗蘭伯爵，後來又認識埃米爾·阿科拉，對他的《政理新論》等著作頗有興趣，完全接受其自由主義思想。同時，西園寺公望也向日本政府首次出訪歐美的考察團（參見詞條巖倉使團）主要成員巖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和伊藤博文等人介紹了阿科拉本人及其思想。這對日後日本的改革有一定影響。此外，他還接觸了當時法國議會的激進派領袖喬治·克里孟梭。在法期間，除結識一批法國人士之外，西園寺公望還與留法的中江兆民、松田正久及光妙寺三郎等青年才俊密切交流。 ^[8] 

此外，西園寺公望在法期間，閲讀了大量自由民權主義著作，這對他的自由主義思想形成也有一定作用。特別是法國啓蒙思想家讓-雅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對他的影響更大，他很崇拜盧梭，將其視為法國大革命的合理主義急進派的代表人物。 ^[8] 

在法國10年期間，西園寺公望對法國的法制、社會制度、文化思想以及社會風俗人情等方面，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調查研究，因而對自由民權與憲政思想有了深刻的瞭解。這些經歷對他的思想產生了衝擊，使他堅信近代民主法制和憲政制度比幕藩體制與封建思想更加先進，逐漸成長為一個強烈追求近代資產階級民主、自由的政治家。 ^[8] 

（留學期間圖冊參考資料 ^[3]  ）

明治十三年（1880年）底，西園寺公望回國，翌年初開辦明治法律學校（明治大學前身），擔任該校講師與法學會（法論會）會長；又與中江兆民等創辦《東洋自由新聞》，任東洋自由新聞社長，鼓吹“自由民權”思想。不到一個月後，因明治天皇的“敕令”要求，西園寺公望被迫退出自由民權運動，回到政壇。年底，任參事院議官補，協助伊藤博文草擬憲法和議院制度。 ^{[1]  [2]  [23]} 

明治十五年（1882年），西園寺公望隨伊藤博文赴歐洲考察憲政 ^[3]  ，先後到過德國柏林和英國倫敦，次年（1883年）回國後任參事院議官。 ^{[23]  [2]} 

明治十七年（1884年），明治政府頒佈“華族令”，作為維新功臣的西園寺公望被封為侯爵。 ^{[2]  [23]} 

明治十八年（1885年），西園寺公望被派任出外，任日本駐奧匈帝國特命全權公使。翌年歸國，為法律取調委員會成員。明治二十年（1887年），任駐德意志帝國兼駐比利時王國特命全權公使。 ^[1]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8月，回國，任賞勳局總裁。明治二十五年（1892年）10月，任民法、商法施行取調委員會會長。第二年4月任法典調查會副總裁，11月任貴族院副議長，12月敍從二位。 ^[2]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5月，西園寺公望任樞密院顧問官兼賞勳局總裁，被免去貴族院副議長職務。8月，在甲午中日戰爭期間，作為天皇、皇后的特使前往朝鮮，覲見朝鮮高宗和明成皇后，呈獻國書 ^[10]  。10月，在第二次伊藤博文內閣中任文部大臣（文相）。 ^[2] 

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6月，外務大臣（外相）陸奧宗光患病，西園寺公望暫為臨時外務大臣。次年（1896年）5月，陸奧宗光辭職，他兼任外務大臣。9月，伊藤內閣倒台，西園寺公望隨之辭職。同年創辦雜誌《世界之日本》，並在這一時期與竹越與三郎（曾主持《讀賣新聞》，後為《世界之日本》主筆）、酒井雄三郎（中江兆民的學生，曾成立“社會問題研究所”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等人密切交往。 ^{[2]  [23]} 

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1月，在第三次伊藤內閣中第二次任文相。1月至3月任法典調查會副總裁。4月，被免去文相職務。12月，敍正二位。 ^[1] 

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9月，西園寺公望參與了由伊藤博文發起的立憲政友會的創建。10月，任樞密院議長。作為內閣成員，他在同年10月底到12月12日代理第四次伊藤內閣的內閣總理大臣（即首相）一職，翌年（1901年）5月10日到6月2日於伊藤博文辭職後再度代理內閣總理大臣兼任大藏大臣。 ^{[1]  [2]  [23]}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7月，西園寺公望卸任樞密院議長，繼伊藤博文後成為立憲政友會第二代總裁。 ^{[1]  [2]} 

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西園寺公望允許此前由教育家中川小十郎創辦的私立京都法政大學繼承“私塾立命館”的名稱。該校後發展為當代的立命館大學。 ^[2] 

任首相時的西園寺公望(2張)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月7日，繼長州山縣派閥的主要人物桂太郎後，作為伊藤政友會代表人物的西園寺公望擔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即首相），是為“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時期，短暫兼任文相、外相。 ^[2] 

在此期間，西園寺公望實施了一系列積極的政策，如鐵道國有化、放寬對社會主義運動的限制等。與此同時，陸軍部要求擴軍五個師團，西園寺公望和大藏大臣阪谷芳郎以財政困難為由沒有完全同意，引發內閣危機。最終雙方各作讓步，日本常備陸軍擴充了兩個師團。 ^[16]  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7月14日，由於山縣派從事倒閣活動，西園寺內閣總辭職，桂太郎接任首相。 ^[2] 

明治四十四年（1911年）8月，桂太郎因“大逆事件”的追責問題而辭職，30日，西園寺公望再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開始“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期。同時兼任新設立的濟生會的顧問。 ^[2] 

明治四十五年（1912年），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提出進行行政、財政整頓的計劃。1月23日，西園寺公望在帝國議會進行的施政方針演説中宣佈成立“臨時制度整理局”，進行行政、財政、税制等方面的整頓，企圖通過行政改革，節約部分經費，以填補財政赤字，同時也可以用於減税、發展生產、充實海軍建設等。但由於西園寺內閣抑制了陸軍擴軍兩個師團的要求，要求其原有預算中節餘出部分錢來，而且財政整頓成果的很大一部分會用於充實海軍，使得薩閥派的陸軍大臣上原勇作無法接受。 ^[16]  12月21日，上原勇作用帷幄上奏之權，直接向新即位的大正天皇辭職，導致西園寺內閣倒台，西園寺公望再度下野。 ^{[1]  [2]  [23]} 

（本目錄圖冊參考資料 ^[3]  ）

大正二年（1913年）2月，在參加了山本權兵衞內閣組建時的元老會議後（參見詞條日本元老），西園寺公望宣佈辭去立憲政友會總裁一職（1914年正式辭職），於京都清風莊靜養三年。翌年（1914年），相繼任舊堂上華族保護資金調查會委員、臨時帝室編修局顧問等名譽性職務。 ^[2] 

靜養期間，西園寺公望將政友會總裁一職交給原敬，二人商定將來由西園寺公望作為元老負責宮中事務，原敬則負責公開的政治事務。這表明了他並未放棄以元老身份干預政治的打算。在大正四年（1915年）8月元老兼內大臣大山岩的備忘錄中，他已經被視為元老成員之一。 ^[14]  大正五年（1916年），西園寺公望曾向大正天皇表示加藤高明不適合作為現階段的首相，推舉原敬或是寺內正毅等人為繼任首相人選。在同年8月元老山縣有朋召集召開的非正式元老會議上，西園寺公望與山縣有朋、大山岩、松方正義三位元老討論了繼任首相人選，他本人再度被視為元老。 ^[14]  但在長州派閥首領山縣有朋在世時，西園寺公望仍難以充分發揮其政治才識。 ^[20] 

大正七年（1918年）9月，被視為西園寺公望代表者的原敬得以組閣。12月，他被委任為第一次世界大戰講和會議（參見詞條巴黎和會）使節，同時任帝室經濟顧問，並接受大勳位菊花大綬章。 ^{[1]  [2]} 

大正八年（1919年），作為日本首席全權代表身份出席巴黎和會，簽署了《凡爾賽和約》。同年8月23日回國。大正九年（1920年）9月7日，論功加晉公爵。 ^[2]  其後繼續在清風莊養老。 ^[1] 

自大正十一年（1922年）山縣有朋死去、大正十三年（1924年）松方正義病逝後，西園寺公望成為日本政府中最後的元老 ^[2]  ，政治影響力大為上升。大正十二年（1923年）至昭和六年（1931年）的8年間，是日本史上政黨內閣時代，這一時期協助天皇理政的最重要人物就是西園寺公望。藉着宮中與財界的姻親關係，他以元老身份調整宮中、國務、軍部，持續領導日本的政治，此後直至他去世，歷屆首相多經過他個人推薦，或由他主持重臣會議議定認可。 ^[1] 

大正十三年（1924年），經西園寺公望推薦，清浦奎吾組閣。6月，由於選舉失敗，清浦內閣辭職。根據西園寺公望的建議，加藤高明繼清浦奎吾組閣。 ^[23] 

昭和元年（1926年）1月，加藤高明死於任內，憲政會總裁若槻禮次郎組閣。4月，若槻禮次郎內閣倒台，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組閣。11月10日，昭和天皇舉行即位大禮，年近80高齡的西園寺公望獲天皇賜杖，並獲准不必參謁，專事靜養。 ^[8] 

昭和四年（1929年）7月，田中內閣因“皇姑屯事件”辭職。根據西園寺公望的意見，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組閣。 ^[23] 

晚年的西園寺公望(3張)

昭和六年（1931年）3月，陸軍青年將校策劃的未遂政變“三月事件”發生。西園寺公望得知政變始末後，一度要求裁撤事件主謀、參謀次長二宮治重等三人。但因得不到廣泛支持，他收回了這一決定，並與其他朝臣達成共識，即不向天皇奏報三月事件。 ^[18]  4月，濱口內閣倒台。在西園寺公望的支持下，繼濱口雄幸任民政黨總裁的若槻禮次郎第二次組閣。 ^[23]  9月18日，關東軍製造了“九·一八”事變，開始日本的局部侵華戰爭。西園寺公望聽説此事後，通過私人秘書原田熊俊轉告天皇的近臣鈴木貫太郎（侍從長）、牧野伸顯（內大臣），在事情得到充分解決前，天皇絕不能同意讓若槻禮次郎內閣辭職。他還建議，如果陸相或者參謀總長上奏增援關東軍的朝日混編軍團擅自進入中國東北問題，天皇可以表示不可原諒的態度，以還需考慮為由暫時不動，之後再進行必要的處置。但在西園寺公望的意見被傳達入宮之前，參謀總長金谷範三已先行拜謁昭和天皇，天皇則採用息事寧人的和平解決態度。隨後首相若槻禮次郎也開始姑息陸軍。西園寺公望遏制軍部勢力的希望落空，日本學者伊藤之雄認為：“防止‘九一八’事變擴大的最大機會就這樣錯失了。” ^[18] 

“九·一八”事變後，西園寺公望逐漸得到昭和天皇的倚信。在若槻禮次郎內閣辭職後，他舉薦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接任，得到天皇的認可。犬養毅上台後，希望通過中國東北形式上的主權同中國換取東北經濟利益的實際支配權。西園寺公望支持犬養毅，但不認同他意圖藉助天皇力量來抑制軍部的打算。昭和十年（1932年）3月，關東軍宣佈建立傀儡政權“偽滿洲國”。西園寺公望深感不安，在收集各方信息的同時，他與犬養毅等人交換了不承認“偽滿洲國”的方針。5月15日，軍部不滿犬養毅拖延承認“偽滿洲國”一事，一批海軍青年將校發動五·一五事件，刺殺犬養毅。事後，西園寺公望發揮自己的影響力，在廣泛諮詢了各界實力派人士的意見後，他向昭和天皇舉薦了支持《倫敦海軍條約》的海軍穩健派軍人齋藤實執政，建立中間內閣。西園寺公望希望齋藤實內閣能夠壓制陸軍暴行，“防止日本在國際上被孤立”，但齋藤實仍在不久後屈從於陸軍的壓力，承認了“偽滿洲國”。 ^{[8]  [18]} 

在這一軍部和右翼勢力抬頭的時期，西園寺公望為保持作為元老的正當性，無法表態支持《李頓報告書》，也默認了日本政府退出國際聯盟的行為，其堅持國際協調合作的觀點愈發被日本國內認為是陳腐且不切實際的。但他仍掌握着推薦繼任首相的權力，且大力支持被右翼攻擊的內大臣牧野伸顯，阻止右翼重要人物平沼騏一郎成為首相。 ^[18]  昭和十年（1932年）7月齋藤實內閣辭職後，在西園寺公望的主導下，海軍大將岡田啓介繼任首相。 ^[1] 

“天皇機關説”事件後，西園寺公望鼓勵岡田啓介、牧野伸顯和樞密院議長一木喜德郎留任。最終，牧野伸顯雖然辭職，但西園寺公望看好的齋藤實接任內大臣，岡田啓介內閣也度過了危機。在這一時期，隨着西園寺公望精力的減退，他與牧野伸顯等人逐步確定了“重臣會議”制度，作為元老制度的替代機制存在。 ^[18] 

昭和十一年（1936年）初，二·二六事件發生，齋藤實與大藏大臣高橋是清被殺，鈴木貫太郎身受重傷。事發之時，西園寺公望身處靜岡縣庵原郡興津町的別墅坐漁莊（位於今日本靜岡縣靜岡市清水區）。本來青年將校也打算攻擊他，但由於任用的下士官兵出了問題，才在事發前一天中止了計劃。3月，西園寺公望應昭和天皇請求，趕到京都，研究對事件的善後處理，並向昭和天皇推薦近衞文麿為繼任首相。但近衞文麿一意推辭，使西園寺公望深感失望，因勞累而病倒。隨後，昭和天皇決定由廣田弘毅組閣。 ^{[8]  [19]} 

昭和十二年（1937年）1月，廣田弘毅內閣倒台。隨後，在西園寺公望的保舉和贊同下，近衞文麿接受命令組閣。 ^{[8]  [19]}  10月，西園寺公望卸任帝室經濟顧問。 ^[2]  不過，自從看重的陸軍大將宇垣一成謝絕組閣以後，年事已高的西園寺公望心灰意冷，他對時局的影響力也不斷下降。 ^[17] 

昭和十五年（1940年）1月7日，西園寺公望因胃痛幾乎無法進食，17日患上輕微感冒，21日又有輕微腦貧血發作，身體狀況不斷惡化，直至2月10日方才好轉。在此期間，他應朝廷詢問，對於推舉前海相米內光政為繼任首任沒有異議。7月，米內光政內閣辭職，昭和天皇召集“重臣”協商，決定推選近衞文麿為繼任首相。但西園寺公望深感近衞文麿為求民意支持，容易會受到陸軍牽制，置日本於險境。因此，他以高齡和身體狀況不佳為由，婉拒對天皇形式上的奉答。果然，近衞文麿組閣兩個月後，日本便加入了軸心國，深陷侵略戰爭中。 ^[17] 

進入11月以後，西園寺公望的腎盂腎炎等疾病惡化，加之他本就年邁體衰，最終於同月24日21時54分在興津町坐漁莊病逝 ^{[13]  [17]}  ，享年90歲。 ^{[1]  [3]}  25日，昭和天皇贈予他從一位的位階，賜國葬。 ^[24]  同日，美國駐日使館為其下半旗致哀。 ^[22]  12月5日，國葬禮在日比谷墓地舉行。 ^{[8]  [12]} 

西園寺公望是最後一位逝世的明治、大正時代的元老。他的離世，標誌着日本的元老政治徹底結束。 ^[17] 

西園寺第一屆內閣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月對社會主義運動實行放寬政策。這在日本近代史上是一項有意義的政策。西園寺內閣發表了對社會主義思想的宣言，指出，社會主義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不能濫用警察的武力，加以取締，應與以穩健的善導，以期對國家有所貢獻。而且，政府認為凡是以合理的主義和政綱而結成的團體是允許的，可以自由結社，從事政治活動。 ^[8] 

根據上述原則，西園寺內閣接受了“以促使實現普選為目的”的日本平民黨的結黨申請書，允許其建立政黨並公開活動。接着，堺利彥等人建立的日本社會黨也被西園寺政府承認。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2月24日，日本平民黨合併入日本社會黨。當時，社會黨團結了一大批社會主義運動活動家，如∶片山潛、堺利彥、西川光次郎、加藤時次郎、竹內餘所次郎、齊藤兼次郎、樋口傳、岡千代彥、森近運平、深尾韶、山口義三、田添鐵二、幸內久太郎等人。他們組織了大量的演講會、地方遊説、各種研究會、座談會，尤其在一些中心地區廣泛宣傳社會主義思想和開展爭取普選權運動。 ^[8] 

但隨着日本工人運動的發展，特別是明治四十年（1907年）足尾銅山礦工總同盟罷工事件的發生，西園寺內閣對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政策，由開明轉變為高壓，開始進行鎮壓。 ^[23] 

日本在明治維新後，通過修建鐵路的決議，並且允許私人建設鐵道，使大批私人鐵路公司成立。私營鐵路雖在推進資本主義早期經濟發展中曾起過促進作用，但逐漸給國家造成極大不便，弊端甚多，國內輿論要求鐵道國有化的呼聲愈來愈高。 ^[8] 

西園寺公望組閣後，於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1月向國會提出鐵道國有化的主張。同年3月，日本政府正式公佈“鐵道國有法”。西園寺內閣予定收買私人鐵道公司32家，鐵道里數達3172裏。但經議會僅批准收買17家公司的私營鐵路。收買日期由明治三十五年（1902年）後半期起至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前半期止；其價格計算是：先計算出各年對建設費利益金的平均數，然後於收買之目，乘建築費以二十倍即得。如按上面計算，尚不足抵償建築費，則另由政府與公司協商適當的金額。在金額估計之後，作為5釐公債償還之。 ^[8] 

西園寺內閣實行的鐵路國有化政策，對日本經濟建設和人民羣眾的生活都有積極的進步作用。這突出表現在使日本國家鐵路的客、貨運輸量大大提高了。從明治三十六至四十六年（1903年－1913年）間，客運量從20億3600萬人增加到39億7100萬人，增加3倍；貨運量從10億2600萬噸，增加到31億1000噸，也增加了3倍。 ^[8] 

第一次組閣時期，西園寺公望內閣於1906年反對日本軍部實施變中國南滿為與外界隔絕的特殊地區的方針，主張在中國東北實行“門户開放”政策。但實際上，中國南滿始終在日本陸軍的控制下。西園寺第二次內閣成立時，正值中國辛亥革命之際，當時日本軍部與清政府簽訂了270餘萬日元的武器合同，供清政府鎮壓革命之用。為確定對中國革命的方針，西園寺公望召開討論了“關於對清政策問題”，達成了總的對華政策∶“滿洲問題之解決，唯有有待於對我最有利時機之到來，今後應特別緻力於在中國內地扶植勢力，並設法使他國承認我國在該地區之優勢地位。”此時，元老山縣有朋要求出兵滿洲，遭到西園寺公望的拒絕。總之，西園寺公望及其內閣在對華政策上，採取了比較穩健的議會政治路線，雖不肯放棄日本對中國東北的特權，但與帝國強權軍事的路線仍有所區別。 ^[8] 

與西園寺公望熟識的日本政治家中江兆民曾作出如下評價：

_{西園寺公望侯爵氣宇開闊，見識宏遠，而且聰明無比。但是因為過分聰明，對於一切事情，動輒能夠立即看透它的結局，所以沒有一件事情，足以引起他的好奇心理。……換句話説，這位侯爵是沒有好奇心理的。這就是他所以冷冷淡淡，毫不熱心，而且使見過他的面、聽過他的話的人，內心的熱情也都為之冷卻的緣故。……他輔助伊藤博文侯爵的時候，好像風中的楊柳，又如菜花叢中的蝴蝶一樣，也只是冷冷淡淡，絲毫沒有使自己的思想深處受到影響，絲毫沒有動搖自己的志氣。} ^[9] 

中江兆民最後感嘆道：“侯爵畢竟是不肯做執掌政權的政治家，可惜！” ^[9] 

維新元勳陸奧宗光稱西園寺公望為“天下第一高人”。 ^[27] 

幕府海軍的創始人勝海舟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的座談中曾被問及如何評價西園寺公望，勝海舟説：“他是伊藤先生的黨羽吧。啊，怎麼説呢，就是一個機靈的人。” ^[29] 

西園寺公望看重的原敬在日記中評價其“意志出乎意料的軟弱，而且粗心，往往誤事”。 ^[28] 

巴黎和會上，西園寺公望再會舊友、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克里孟梭感嘆道：“（西園寺公望）過去是一個過激而可愛的公子，但現在就是一個穩重的諷刺家。” ^[32] 

曾旅日八年的中國學者羅振玉稱讚西園寺公望為日本的“國家柱石”。 ^[15] 

美國政治學家Kenneth Colegrove在1936年認為，西園寺公望對日本政治有着“廣泛”的影響力。 ^[7]  在西園寺公望逝世後，時任美國駐日大使約瑟夫·克拉克·格魯於日記中稱讚他“聲名卓著，地位崇高”。 ^[22] 

中國日本史學者楊孝臣指出：“在明治維新時期，他（西園寺公望）是貴族資產階級化的典型代表。……特別是（在）山縣有朋逝世後，到他逝世為止，可以説一手執撐了日本的政局，被稱為‘日本帝國的柱石’，西園寺公望是日本近代史上極為重要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他經歷四代天皇，這正是日本法西斯分子上台，日本帝國主義瘋狂地發動侵略戰爭的時代，西園寺負有不容推卸的侵略罪責。” ^[23] 

中國學者劉天純認為：

西園寺公望留學法國時，他的老師埃米爾·阿科拉建議他成為一名政治家。西園寺公望對阿科拉的話持否定態度，他説：“政治家不能總説出自己的想法，有時他們不得不撒謊。”阿科拉聽後笑道：“日本政客有時會撒謊嗎？法國政客總是撒謊。” ^[32] 

阿科拉和克里孟梭曾經需要將一本絕密的政治小冊子帶入法國，作為外國人的西園寺公望主動擔任起攜帶的責任。由此可見二人關係之密切。 ^[32] 

據説明治天皇聽説西園寺公望組閣的消息時很高興，説西園寺就任首相是“公卿（即華族）裏頭一回出首相（此前的伊藤博文等人為士族）”。 ^[26] 

西園寺公望醉心文學，崇慕漢學，能書善畫，亦喜收藏。他常在私邸邀集詩人墨客，飲酒賦詩。晚年閒居別邸清風莊期間，同文人、學者時有唱和、交流。他不僅和日本學者內藤湖南等人過從甚密，還與吳昌碩、郭沫若、周鐵衡等中國文人有密切往來。 ^[15] 

此外，西園寺公望曾於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前往中國上海和長江沿岸地區 ^[2]  ，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4月以非首相身份遊歷中國東北。大正八年（1919年）1月，在出席巴黎和會途中，他又假道上海。 ^[15] 

（表格參考資料 ^{[2]  [24]}  ）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25]  [33]}  ）

（表格主要參考資料 ^{[11]  [25]  [34]}  ）

西園寺公望著作甚多，傳世的有《西園寺侯西洋禮式談》《陶庵公清話》《管見記：自寬治五年至大永二年》《西園寺公望自傳》《陶庵隨筆》等。 ^[4] 

（人際關係參考資料 ^{[2]  [8]  [20]}  ）

（表格參考資料 ^[3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