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高明

1860年，出生於尾張（愛知縣）海東郡；

1881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法學部，進入三菱公司；

1883年，赴英國；

1887年，進入外務省工作；

1890年，進行大藏省工作，任銀行局長、主税局長；

1900年，任第四次伊藤內閣外相；

1902年，當選議員；

1904年，接手東京日日新聞社；

1906年，任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外相；

1913年，任第三次桂太郎內閣外相，立憲同志會總裁；

1914年，任第二次大隈內閣外相；

1924年，任首相（第一次內閣）；

1925年，任首相（第二次內閣）；

1926年1月28日，去世。享年66歲，受大勳位、伯爵。

譭譽參半的多重性格首相加藤高明有着各種各樣的“面孔”，這可以從他的經歷之中就窺見一斑。加藤畢業於東京大學，卻沒有象一般東大畢業生那樣投身官界而選擇進入民間公司（三菱公司）；他曾作過九年外交官，並擔任駐英大使；他曾擔任過大藏省中三個局的局長；他娶了三菱財閥創始人巖崎彌太郎之女為妻，被稱為“巖崎之婿”；他曾任《東京日日新聞》老闆兼社長；他歷任第四次伊藤內閣、第一次西園寺內閣、第三次桂太郎內閣和第二次大隈內閣共四屆內閣外相。特別是他擔任伊藤、西園寺政友會內閣大臣的同時，還擔任政友會競爭對手憲政黨黨首。他作為首相終於實現了男子普選制。從上面所列舉的例子可以看出，加藤可以在很廣泛的領域裏內靈活應對時代和時局的變化。

但是加藤在民眾中卻口碑不佳。記者阿部真之助曾寫道：“加藤和寺內差不多，是在老百姓之中沒有威望的政治家”。也有人指出，阿部之所以這麼講是由於加藤高明和寺內正毅都討厭記者，所以記者對他們表現出比一般民眾更強烈的反感。不論這種説法是否正確，對加藤高明評價不佳肯定還有其它的理由。與非立憲內閣首相寺內被戲稱為“比利肯首相”相比，作為憲政黨黨首的加藤高明大概是因他的多重性格而遭冷眼。

以現在的眼光審視加藤高明，他有着合理主義精神和堅強的信念，以及為達目的一往直前的作風，有時甚至顯得偏執狹隘，一點看不出他那豐富多彩的經歷中所反映出來的靈活性，使那些容易被某種特定信息引導的民眾對他的行為模式產生誤解。不論是從好的一面還是壞的一面看，加藤豐富的經歷更加容易引起民眾的各種誤解。

反過來從加藤這方面來説，在政界有什麼風吹草動的時候，他沒有做到自己應該做的事，比如通過報紙向民眾傳達他的真實意圖，以彌周圍不滿情緒，提高自已在民眾中的威望。雖然他曾擔任《東京日日新聞》老闆，可他從未利用過這份報紙，更不要説別家報社了。由於新聞記者們對他不合作，他被評價為“不受歡迎的政治家”也是理所當然的。有這樣一個例子，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時，加藤考慮到國家財政負擔過大，不惜辭去外相之職反對鐵路私有化，這種激烈的作法卻被曲解為他是為了三菱公司的利益。

加藤擔任過駐英大使，並以政治家的身份出任外相，進而擔任憲政會黨首。不論怎麼説，儘管當時的選舉制度有侷限性，但政黨本身就是由民眾選舉產生的。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一黨之首的加藤高明如果真的沒有一點威望是無法擔此重任的，這一點不應忽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正時期的政治家中，加藤高明與原敬並稱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説明他有一定的威信。這也是説明加藤由於多重性格而譭譽參半、褒貶不一的代表例證。

加藤高明是尾張藩（今愛知縣）代官首席助理服部重文之次子，幼名總結。1872年8月，他14歲時過繼到加藤家，1874年改名高明，入東京開城學校讀書，1881年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第一屆畢業，成績優異，但他另有考慮，未入政界。後來加入三菱總公司。受到巖崎彌太郎知遇，1883年4月被選派留學英國。在利物浦港從鉅商鮑斯學習航運以及其他業務。留英期間認識了陸奧宗光，1885年6月回國，任三菱公司副經理。10月進入日本郵船公司工作。1886年4月與該公司董事長巖崎彌太郎之長女春治結婚。

1887年1月進入政界，任公使館秘書兼外交部參贊，1887年2月，大隈重信任外交大臣時，他任秘書兼政務科長，參與修改條約的起草工作。曾充任外交大臣翻譯，代理大臣與各國公使大隈重信被刺退職時，他也辭職了。1890年9月任財務部參事，歷任各司司長，1894年7月又回到外交部，任政務司司長，11月出任駐英公使，主張英日同盟。直到1899年5月回國，駐英4年有餘，再此期間，對於促進日英友好關係貢獻很大，奠定了英日同盟的基礎，他不贊成第三次伊藤博文政府對俄合作的韓滿交換外交政策，早在1898年3月就主張日英合作，對俄採取強硬政策，曾向外相西德二郎提出建議，甚至以辭職相要挾，經西德二郎挽留，才留任下去。但在1900年2月，終於拒絕了總理山縣有朋的熱情邀請而辭職。簽訂日英同盟條約是在此後兩年。他對此即喜悦又感慨的説：“晚了四年。”同年8月伊藤博文組織政友會，雖拒絕入黨，但在自1900年10月出任伊藤博文第四次內閣外相，當時俄國正對遠東大肆侵略，他極力抗拒俄國的行動，1901年1月拒絕俄國提出的韓國中立的建議，兩次抗議俄國侵佔滿洲。

1902年8月當選為高知縣眾議院議員，。從此時起，對政黨發生興趣。12月策動伊藤和大隈的合作，為反對桂太郎內閣的民黨團結而奔走。1904年任東京日日新聞社社長，在內政外交上發表義正詞嚴的評論。1906年1月7日任西園寺公望第一次內閣外交大臣，由於反對鐵路國有案，就任僅55天就辭職了。1908年9月任特命全權大使，派駐英國。為英日友好進行活動，1911年7月修改英日同盟條約，多半是處於他的努力，因此，同年8月特授男爵，並賜予他旭日大綬章。

駐英5年，1913年1月29日，任桂太郎第三次內閣的外相，同年2月因內閣瓦解而辭職。賜前官禮遇，敍正三位。同年4月加入同志會，擔任首席常務委員。桂太郎臨死委以後事，遂被推為同志會總理。1914年4月大隈重信組閣時，出任外交大臣。加藤對元老操縱外交心懷不滿，力圖改變元老幹預，開拓日本外交一元化。大隈重信的各種政策，主要是由他及同志會來決定 ^[2]  。

一戰期間，與日本對外政策執行緊密相關之人物，也大致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加強日英同盟，一派主張在擴大日英同盟的同時，也要逐漸增加日俄同盟比重，兼顧日法關係。前者以外相加藤高明為代表;後者以元老井上馨，山縣有朋。駐法大使石井菊次郎，駐俄大使本野一郎為代表。反映在對華政策上，前者堅持武力推進，後者主張懷柔中國當權派，變武力脅迫為經濟滲透。正因為如此，加藤把日本參戰作為加強日英同盟之策略。相反，山縣和井上主張不同。井上主張必須趁此機會“確立日本對東洋之利權”，為此，“日本應與英法俄實行精誠團結並以此為基礎懷柔統一中國之人物(指袁世凱)”，建議派人遊説袁世凱，再進一步引進英國資金和法國資金。山縣完全同意井上意見併為此批評加藤外交：“此種缺乏遠見之外交，為國家前途計實不勝憂慮”，而要做的是，“必須在今日之局勢中創造亞細亞之未來和對華政策之基礎”。“亞細亞之未來”毫無疑問指以日本為統治主導的亞洲政治地圖，“對華政策之基礎”指日本要趁歐洲列強因一戰而收縮在華資金之機而奠定日本在華經濟實力優勢之基礎。山縣又認為：“將來我國利益之伸張，其目標為指向中國主有利，因此，日俄之間”與其隱約間相互競爭排擠，莫如開誠佈公，共同籌劃滿洲之經營。以上這些明顯地表現了日俄戰後日本元老派變更外交根基之思想。這種爭論雖未影響日本對德宣戰，及時擴大權益，但初步反映了大隈內閣外務省與元老會議間對日本開展戰時外交的分歧。

這種分歧的第二個回合表現在“二十一條”交涉中。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佔領南洋羣島，攻佔青島，迅速搶佔了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日本“許多報刊雜誌煽動以山東為根據地，謀求向揚子江兩岸的中原地區進行擴張”。

在此背景下，1914年11月11日，日本臨時內閣決定了對華外交的訓令方案，即後來的“二十一條”。在元老會議上徵求意見時，遭到山縣堅決拒絕，但他並不屈服。1914年9月，英法俄三國在倫敦簽署宣言文件：保證不單獨媾和和相互商定媾和條件。儘管日本為上述三國存在着雙邊條約關係，而在戰爭和媾和問題上卻沒有任何外交協定。戰爭開始後，俄法提出加入英日同盟，但未獲準。英法俄通過加強了戰和一致立場後，日本國內對外政策政見不同的兩派矛盾也因之趨於激化。

駐俄大使本野一郎考慮了鞏固日本戰後政治和經濟發展。駐法大使石井菊次郎考慮了加強日本戰後媾和談判中的地位，而山縣和井上認為，戰後國際競爭能力將激化，為了拓展戰後縱橫捭闔餘地，日本必須廣交與國，擴大日英同盟，加強與法俄聯繫，獲取戰後巨大的政治和經濟利益，以資對抗美國。雖然出發點不同，但他們都試圖推動日本隊加入而這又是邁向日俄同盟的第一步。相反，加藤外相置上述等願望於不顧，1915年1月擅自向中國拋出二十一條並進行交涉，從而大大地縮小了元老們發展日俄同盟的活動餘地。另外，加藤認為日本通過日英同盟，從而拒絕了石井等人的建議。同時，加藤認為俄法加入日英同盟將使同盟成為無的之矢，他要以第一次英日同盟以來的傳統作為日本外交基礎，來維護日本在華利益。內政大臣大浦兼武瀆職事件發生後，他於8月辭職。後被選為上議院議員。

一九一三年，參加桂太郎之立憲同志會，1913年10月，擔任憲政會前身-立憲同志會總裁的桂太郎死去，加藤高明和後藤新平等五名黨常務委員組成合議制運營體制。後來後藤新平脱黨，同志會於同年12月進行改組，加藤高明擔任總裁。在此前舉行的立憲同志會近畿大會上，由於對加藤的評價不佳，他沒能站到主席台上，黨內也有人對他的偏執狹隘表示反感。儘管如此，加藤仍然當上總裁的原因在於他曾三次擔任外相，並有三菱公司背景，在籌集黨政治資金方面作用很大。關於與三菱的金錢關係問題，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時期由於他反對鐵路國有化問題而產生誤解。不管三菱公司是否真的向他提供了政治資金以及資金數目有多大，周圍的人總是認為加藤是“三菱之婿”，這種身份本身就是莫大的財力，所謂“誤解”對加藤來説也是雙刃劍。

不管怎麼説，當上黨總裁就意味着向首相寶座邁出了關鍵的第一步，同時對於加藤和立憲同志會也是艱難歷程的開始。同志會在第二次大隈重信內閣時曾是執政黨，但從大隈辭職直到第一次加藤內閣成立的大約八年間則一直在野，而且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在野黨。當時的過渡內閣為了政權運營順利需要與政黨間進行私下交易，只要在野黨願意並非不可以參加政權。加藤高明作為黨首，為實現真正的政黨政治理念，拒絕加入政權，半途而廢。對加藤來説要統一黨內意見非常困難。加藤擔任第二次大隈內閣外相期間參與對華提出“二十一條”。這屆有強烈侵略性色彩的內閣引起中國國內的反日愛國運動。此外，在一些重大外交問題上他不聽山縣有朋等元老們的意見，自作主張，遭到元老們的責難，不僅導致發生了“排擠加藤外相運動”，也使他長期被排除在首相候選人名單之外。1916年4月，大隈重信擬推薦他為後任總理大臣，遭到元老山縣有朋的反對，後來大隈重信又策劃他和寺內正毅組織聯合內閣，被他憤然拒絕。10月4日大隈重信下定決心辭職，推薦他為下任總理大臣，又遭到元老的嚴厲拒絕。

1916年10月大隈內閣辭職後，幾個政黨以同志會為中心協商合併成立了憲政會，他被推舉為總裁，從此時起，堅決主張維護憲政常規，打到元老政治，擴大選舉權。············這一次是8年的在野生涯。

迫使清浦內閣倒台的第二次護憲運動成為憲政會取得政權的契機。清浦內閣成立伊始，“護憲三派”憲政會、政友會、革新俱樂部就明確打出反對清浦內閣的旗號。1924年1月31日清浦解散議會，於5月10日舉行了總選舉，加藤高明辭去男爵封號參加競選。“護憲三派”在大選中獲得284個議席，超過議席的半數，取得壓倒性勝利。選舉前憲政會有103個議席，位於友本黨（149席）和政友會（129席）之後，是第三大黨。經過這次選舉，憲政會一舉獲得151個議席，一躍成為第一大黨（政友本黨109席，政友會105席）。此時山縣有朋已經謝世，元老們已不能無視在護憲運動及選舉中反映出來的民意。

憲政會被委以組閣權加藤高明以國民輿論希望組成護憲三派聯合內閣為由，説服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和革新俱樂部總裁犬養毅，組成三黨聯合內閣。內閣中主要職位由憲政會擔任，曾擔任過首相的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被任命為農商大臣。這是日本政治史上首次產生的以選舉中成為第一大黨的政黨為中心組建的政黨內閣。這屆內閣除了被稱為“護憲三派內閣”之外，由於內閣成員多為實力派人物，所以也被稱為“人材內閣”。加藤高明在施政演説中承諾要妥善處理當時最大的懸案--貴族院改革問題，因此又被稱為“善處內閣”，或者“三菱財閥內閣”。從這些稱號上也可以看出輿論對加藤的評價譭譽參半，褒貶不一。

加藤高明內閣面臨着幾個緊迫課題，主要有關東大地震災後處理、經濟混亂造成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高漲等。由於關東大地震政府財政支出進一步擴大，只能依靠大量發行公債度日。災後重建需要開支，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大規模財政改革。加藤高明奉行財政緊政策，將與他意見相同的浜口幸雄藏相、若槻禮次郎內相等人安排在主要閣僚位置上。另外，仙石供鐵道大臣認為與新建鐵路相比應優先對老線路進行改造，主張採取“改造為主，新建為輔”的政策。陸軍也在宇垣一成陸相主持下進行了裁軍。以與歐美進行協調為中心的“幣原外交”也可以算是緊縮財政政策中的一條。但是削減財政開支引發經濟在短期內惡化，失業增加，工農運動更趨激化。為此政府制定了佃農調停法等法律。

護憲三派內閣的最大使命是實現在競選中承諾的普選制。由於政府提出的草案在樞密院遭到反對，不得不三次延長議會會期，最終法案得以成立。從今天看，這個法案的內容有很多限制、禁止條款，不能令人滿意。但是在以樞密院為中心的強烈反對聲中，加藤高明這種最優先實現普選制的作法值得評價。有人懷疑樞密院將通過治安維持法作為交換條件，若槻內相在國會答辯中沒有回答這個問題，但在回憶錄中指出這兩個法案之間毫無關係，治安維持法是由內務省負責的法案。

除此之外加藤高明內閣還確立了政務次官制。雖然稱不上完全，但開始對貴族院進行改革，制定了削減有爵位議員人數、新設由學士院選出的議席的框架。內閣成立伊始幾個政黨圍繞一些問題就發生了分歧。護憲三派內閣完成最大的課題--普選制實現後，他們之間的合作開始分崩離隙。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不僅辭去了總裁職務，還辭去了農商務省分家後兼任的農林大臣和商工大臣。在他的後任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主導下，政友會、革新俱樂部、中正俱樂部進行協商，確立了與政府對抗的政策。此後圍繞整頓税制案內閣內部意見無法統一，只得宣佈總辭職。

提出辭職的當天，事實上淪為在野黨的政友會在第一次加藤高明內閣提出辭職的當天即向政友本黨提出合作意願。松方正義在第一次加藤高明內閣成立後不久去逝，唯一的元老西園寺公望與宮內大臣牧野伸顯商量決定再次將組閣權交給加藤高明。

於是加藤高明組成了憲政會一黨內閣，替換了政友會佔據的三個閣員位子，其他閣員全部留任。不用説，作為少數執政黨必須與議會進行周旋。作為對策之一，加藤高明在剔除政友會後將政務次官和參與官的位子全部給了貴族院研究會成員，使加藤有可能接近和貴族院研究會有着很深源淵的政友本黨。對於總也當不上執政黨的政友本黨來説，與加藤高明合作的魅力是政友會無法相比的。而且政友本黨的最高顧問山本達雄和加藤高明曾是三菱公司的同事，一直保持着朋友關係。政友本黨內部產生分歧，有87人同意與憲政會合作。這樣，加藤高明內閣在議會就取得了過半數的席位，終於有可能落實自己的政策主張。但年末年初召開議會之際，加藤高明倒在了施政演説的講台上，雖一度恢復，但最終還是於1月28日去逝。這屆內閣沒有留下任何成果。

作為官方説法，加藤高明內閣不分第一次和第二次，而是一個整體。但考慮到加藤內閣曾總辭職，並且執政黨也發生了變化，因此依照慣例將它分為第一次內閣和第二次內閣。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