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內正毅

寺內正毅(2張)

寺內正毅，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日本首相（1916年10月—1918年9月）。1852年2月5日，出生於長州（現山口縣）。長州藩士出身。宇田多正輔的第三子，後為寺內勘右衞門的養子（長州藩士多田莊兵衞三子，長州藩士寺內勘右衞門養子）。曾參加戊辰戰爭。

1869年在鎮壓幕府殘餘勢力的箱館戰役中表現出色，由山田顯義推薦入大阪兵學校學習。1871年8月14日初任陸軍少尉。歷任陸士學生司令副官，後備步兵第6大隊長，近衞步兵第1聯隊第1大隊第1中隊長。

1877年參加西南戰爭，在最大的一次戰役中右手負傷。由此轉入軍事教育系統。任陸士學生大隊大隊長。1882年作為閒院宮載仁親王的隨員赴法國，駐法公使館附武官。

1887年回國任陸軍大臣大山岩的官房副官，秘書官兼陸軍户山學校校長，陸士校長代理，陸士校長。由於得到日本陸軍創始人山縣有朋元帥賞識，任第1師團參謀長，參謀本部第一局長。

甲午中日戰爭時任大本營運輸通信部長官。1894年8月27日晉升陸軍少將。後歷任參謀本部第一局長（事務代理），升男爵（1895年8月20日），參謀本部附，步兵第3旅團長。

1898年首任陸軍教育總監，陸士校長（事務代理），同年升為中將。1900年兼參謀次長兼鐵道會議議長。1902年任第一屆桂太郎內閣陸軍大臣兼教育總監，並在第一次西園寺公望內閣、第二次桂太郎內閣中留任，任期長達10年。參與指揮日俄戰爭，陸軍大臣兼南滿州鐵道設立委員長。

1906年11月21日晉升陸軍大將，翌年9月21日升子爵。任鐵道會議議長兼馬政長官兼韓國統監兼第一任朝鮮總督。在職六年中，鎮壓了朝鮮人民的反抗鬥爭，建立了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完全吞併朝鮮。

1911年4月21日升伯爵。1916年6月24日授予元帥稱號。在山縣有朋的堅決支持下，同年10月9日任第18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兼外務大臣兼大藏大臣兼朝鮮總督，同月16日免兼朝鮮總督。

在外交方面，他採取強硬政策，用錢收買中國親日軍閥，擴大日本在中國的勢力範圍。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與英國達成秘密協議，即只有在英國承認日本在中國特權的情況下，日本才在戰爭中支持英國和協約國。這個協議在後來的1919年的《凡爾賽條約》中得到確認。

俄國革命發生後，他主張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控制西伯利亞鐵路主幹線。以加強日本在中國東北的利益。1918年東京發生米騷動，9月29日被迫辭職。

1919年11月3日去世，年67歲。追授大勳位菊花大綬章。曾獲一級金鵄勳章。長子元帥陸軍大將寺內壽一伯爵（陸士11，陸大21），次子陸軍少佐寺內毅雄（陸士26）。女婿兒玉秀雄伯爵（兒玉源太郎之子）。外甥陸軍中將吉富莊佑（陸士14，陸大24）。

在1905年第二次日韓協約之後，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1909年7月伊藤博文被刺死後，主張合併韓國的一派成為日本對朝鮮政策的主流。1909年7月，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合併韓國的方針。雖然韓國出現如李容九、宋秉畯等人為首的“一進會”主張韓日合邦。“韓日合邦”的意思是大韓帝國與日本國的“平等合併”，共同創造新政府，並且借用日本的資本主義發展方式扶植韓國的本地資本。但是日本政府置之不理一進會的“韓日合邦”，統監府下了集會演説的禁止令。1910年8月22日日本正式吞併了韓國。

1910年“大韓帝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簽訂《日韓合併條約》，自此朝鮮半島成了日本的一部分。《日韓合併條約》是於1910年8月22日，由韓國總理李完用與日本代表寺內正毅所簽訂的條約，將朝鮮的主權永久讓與日本，並且於1910年8月29日生效。

韓國和朝鮮方面認為，該條約是基於之前在日軍逼宮的情況下朝鮮王朝國王籤立的《乙巳保護條約》，故而兩個條約“締結時就是無效的條約”。簽約時朝鮮純宗拒絕簽名。日本則認為日韓合併條約符合當時的國際法。

合併條約的內容是：大韓帝國皇帝將韓國全部的統治權讓予日本；日本接受大韓帝國的要求將韓國併入日本帝國；日本保障、保護舊韓國皇帝與皇族的尊嚴與權益及經濟開銷；日本可以對有勳功的韓國人賜爵賜勳；日本必須保護韓國人的生命與財產並增進其福祉；日本可以將對新制度認同、又具相當能力的韓國人用為帝國官吏。

由於《日韓合併條約》的實行，大韓帝國告此滅亡，日本的韓國統監府改製為朝鮮總督府，成為統治朝鮮的機關。朝鮮總督府之後開始進行長達三十五年的殖民統治。第一任總督就是寺內正毅。

“比利肯”（Biliken）是一種裸體尖頭的福神，名字源於英語。傳説是美國人阿迪斯特在1908年以夢中所得第六感為原形創造出來的。1910年傳到日本。世界各地還有比利肯人偶收藏家。在日本國內，大阪通天閣中放置的大型比利肯人偶比較有名。

距今90年前，寺內正毅就被用英語起了這麼一個福神名字的外號，這當中自然有其原因。其一是因為寺內是禿頭，和比利肯人偶很相象；其二，寺內內閣無視憲政常識，人們用日語“非立憲”（HILIKEN）的諧音“比利肯”來稱呼他。提到寺內就不能將他和上述第二個原因分開。

寺內的前任大隈重信從其任中的1916年3月開始就向元老山縣有朋推薦立憲政同志會總裁加藤高明外相擔任下屆首相，但山縣以正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為理由，主張舉國一致，恢復超然政治，反對成立政黨內閣。他一邊觀察大隈的動靜，一邊一步一個腳印地實現自己的政治構想。同年6年，作為工作一環，山縣讓時任朝鮮總督的寺內進入元帥府，毫無疑問，寺內已成為山縣心目中的長洲閥頭目的接班人。大隈在7月向寺內總督提出和加藤聯合組閣的建議，最終以失敗告終。

1916年10月6日大隈重信宣佈辭職，推薦加藤高明接任首相。不希望加藤組閣的山縣有朋經與西園寺商談，成功地使天皇發佈了任命寺內為首相的旨意。10月9日，距大隈辭職僅六天時間，寺內便完成了組閣，除首相本人是有名的殖民主義者之外，內務相是曾任台灣總督和滿鐵總裁的後藤新平，大藏相是朝鮮銀行總裁，寺內的密友勝田主計，外相是駐俄大使，日俄同盟的鼓吹者本野一郎，閣僚中除加藤友三郎海軍相外，其他人也都是山縣派的直系或旁支軍閥政客，並且大多數為貴族院議員。説明他在很早就開始籌劃組閣了。

由此可以想象得到，山縣在寺內組閣的時機和實質內容方面都發揮了強大影響力。政友會表示對寺內內閣政策採取就事論事的態度。其它政黨方面，第一大黨同志會反對後藤新平等人入閣，但沒能成功，於是在內閣成立成的第二天，即10月10日，聯合中正會、公友俱樂部結成憲政會，成為佔議會過半數席位的第一大野黨。這意味着雖然寺內秉承山縣意志想建立舉國一致內閣，實際上卻成為了一個連少數執政黨都沒有的毫無根基的非憲政政權。

正因為如此，本屆內閣除被稱為“比利肯”以外還被批判為“藩閥內閣”、“私議內閣”、“官僚政權”和妖怪出現。

歷屆政府成立後，都為對付政黨控制下的議會大傷腦筋。既然在野黨在議會佔有過半數議席，況且不存在執政黨，那麼首相無法在議會順利運營是理所當然的，為此寺內即使在組閣之後也不得不唱舉國一致的高調。

寺內上台後，宣稱新內閣將以“秉公持平”的態度對待各黨派，企圖軟化政黨的攻勢。對此，自大隈內閣以後黨運不佳，被降為在野黨的政友會，立即表示接受政府採取的“是是非非”的善意中立立場，以圖改變不利處境。在同年12月開始的議會上，寺內提出：使用武器的戰爭就要結束，為應付即將到來的經濟戰爭應致力於舉國一致，維持、發展工商業，振興貿易。但是野黨批判説因為沒有執政黨，寺內的主張不具備現意義。

對此寺內在答辯中聲稱即使沒有多數黨派的援助和支持他照樣可以實施政策。在野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寺內隨即解散議會舉行大選。選舉中，在後藤內相指使下，政府加強了對地方官更迭和選舉運動的控制，處心積慮的打擊憲政會的勢力，使的大選後議會中各政黨力量格局發生逆轉，結果親政府的政友會獲得165個議席成為第一大黨，反政府的憲政會獲得121個議席，退居第二次黨（國民黨獲35席，無黨派60議席）。但寺內內閣沒有執政黨的狀況依然沒有改變。

作為打破這種狀況的方法，寺內懇請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明、國民黨黨首犬養毅三人出任臨時外交調查會委員。設立這個委員會名義上是為了統一外交政策，處理將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局勢和時下的對華政策，其真實意圖是通過給予委員會委員以國務大臣待遇把各黨黨首吸收到內閣之中。

據説這個策略是曾在1916年5月促成三位黨首就外交國防問題舉行會談的三浦梧樓向寺內提出的。加藤辭而不受，原敬與犬養毅答應就任，政友會和國民黨實質上成為了執政黨。

更為幸運的是，松本剛吉等無黨派議員組成維新會，表示支持寺內內閣。至此，事實上屬於執政黨的議員人數達237名，大大超過了憲政會。在掌握了議會多數的背景下，寺內內閣不僅否決了質疑和廢止外交調查會的提案，還使預算案得以通過，並通過了酒税修正法、所得税法等，實現了增税。寺內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採取了把高官職位分配給各黨派高層領導以爭取各黨派對內閣支持的策略，從而建立了萬無一失的政權基礎。

如果用一句話評價寺內內閣傾注全力的內政政策的話，那就是構築總力戰體制。1917年第39次議會上，通過了政府提出的一項跨年度、總額2.6億日元的追加預算，用於建立八四艦隊及擴大與戰備有關的電話，煤鐵業。

1918年的第40次議會上，又通過建立八六艦隊和擴充陸軍為主的龐大預算。為確保財政收入實現了增税，制定了《軍需工廠動員法》和規定國家照顧在戰爭中負傷人員及遺屬義務的《軍事救護法》，在內閣設立軍務局，還設立了內閣直轄的諮詢機構——臨時教育會議，強化對人民的臣民教育。寺內的每一項措施都是為了應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直接或間接引起的國內外的動向和思想混亂，對於寺內內閣來説，當務之急是消除由於俄國革命造成的國內混亂，建立宣誓效忠天皇的國家體制。《軍需工廠總動員法》賦予了政府統治國民經濟的巨大權限。該法律的影響所及，一直延伸到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時推行的戰時經濟統治。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開始對殖民地進行統一經營，內閣設置拓殖局，將迄今為止由內務大臣主管的台灣、朝鮮、樺太的經營權合併在一起。進而由關東都督兼任滿鐵總裁，首相取代外相直接行使監督權。這樣就形成了不是以外務省為正式渠道，而是不論正式還是非正式都可以發揮首相權限的體制。 ^[2] 

1916年1月，俄國大公米海洛維奇（Mikhailovich.G）訪日。山縣認為時機已到，任命其朝鮮總督寺內正毅擔任大公接待委員長，以便使日俄靠近。由於沒有徵得陸相在向俄出售武器問題上完全同意，1月21日，石井召見俄國大公隨員/遠東司長卡察科夫（Kozakov.M.A），致送了日本答覆：

⑴日俄兩國間已有三次協商，滿蒙問題業已解決；⑵德國對中國的策動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必要重新締結協定⑶關於提供武器問題，將盡力而為，但不能做出約定。而這個答覆是不能滿足大公訪日目的——獲得日本武器以對德國發動進攻——的。

山縣得知答覆後，立即委託在朝鮮的寺內正毅對大公進行解釋。此後，對俄交涉實權從外相石井之手轉移到寺內手中。

在朝鮮，寺內正毅自作主張向大公説：“出於陸相和次官等人的厚意，在三週內可以送交二千萬發子彈，其他問題雖不能確切答覆，但我想大概會作出很好的研究”，重新啓開了日俄同盟的大門。時逢大隈內閣因出售武器問題出現危機。山縣和田中一方面以議會結束後大隈內閣即行下台來壓制貴族院攻擊以支撐內閣；另一方面，則積極締結日俄同盟。

於是，1916年2月14日，大隈內閣召開臨時會議，決定訂立日俄同盟，一切均已按照陸軍之主張行事。條件仍然是向俄國出售武器。經過討價還價，1916年7月3日，日俄第四次締結協定，內容是：⑴防止中國落入對日本或對俄國懷有敵意的"第三國政治控制"之中；⑵締結攻守同盟，且協定規定範圍適用天全中國，其中“第三國”，本野大使建議石井外相寫明指德國，但事實上包括美國。

1916年10月9日，大隈內閣下台，山縣的王牌，朝鮮總督寺內正毅組閣，駐俄大使本野一郎任外相，從而鞏固了日俄同盟體制。

滿蒙政策失敗，日俄同盟交涉中失權，出售武器，三件彼此相關事情的結果導致大隈內閣下台。接着上台的寺內正毅內閣轉變了對華政策，即由武力擴張轉變為經濟滲透，　在寺內內閣成立前大約三個月，日本與俄國就防止第三國勢力介入中國，保護雙方各自在華利益簽署協議。山縣的意志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如果在寺內內閣成立之初就按照這個協議制定政策就好了。寺內內閣對華採取中立政策，1917年1月，內閣作出不支持中國某一特定政黨的決議，但因國際形勢發生變化，這個方針很快就發生了動搖。

決定性的事件是在議會提出內閣不信任案、寺內解散議會期間，俄國發生了二月革命，日本的中立政策遭到徹底失敗，結果日本政府和西方列強一樣明確表示支持由段祺瑞控制的北洋政府。這期間最著名的事件要屬“西原借款”。在中國，繼袁世凱稱帝不成鬱悶而死之後，段祺瑞依靠各省督軍的支持，排擠總統黎元洪，鎮壓張勳復辟，建立了北洋軍閥政府。

不久，南方成立了以孫中山為首的軍政府，形成了南北對立的局面。寺內認為這是向中國擴張的好機會，但他未向大隈重信那樣向中國提出赤裸裸的侵略要求，而是接受西原龜三的建議，把日本國內因戰爭驟增的剩餘資金借給段祺瑞政府，以便通過財政援助，擴大日本在華的政治，經濟權益。

西原龜三是寺內擔任朝鮮總督期間結識的人物，以經營棉花和金融為主，因屢次為其出謀劃策而被視為心腹智囊。結為莫逆之交，寺內官拜宰相，西園便成為無冕大臣。自1916年以後，西園頻繁往來中國，誘使段祺瑞政府接受數筆日本借款，總數高達3.86億日元，這筆貸款的直接效果，便是北洋政府屈從於日本簽訂《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使中國在軍事上從屬於日本。

日本在中國參戰問題上仍沿用西原借款伎倆，西原極力拉段祺瑞政府參戰，從而在中國舞台上演出了表面上中國政壇之爭實際上日美相鬥的府院之爭。結果是中國被拖入世界大戰，爭奪中日本佔了優勢。

1916年的美國對華貸款攻勢收效甚微，而日本在華勢力急劇膨脹。1917年5月美國國務卿羅伯特·蘭辛（Lansing）表示：日本要派出特使，就保證中國政治領土完整問題進行會談。而想與美國取得某種程度上諒解的日本即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為特使赴美國商談，使命是：⑴關於日本人在美地位問題 ⑵關於協調日美在華行動問題。

1917年9月，石井與蘭辛會談。蘭辛提議就廢除在中國的勢力範圍和保全中國領土完整及機會均等等問題發表宣言。石井駁回了蘭辛建議。石井打算以廢除勢力範圍謀求美國認可日本在華特殊地位：如果消除了勢力範圍，就能消除外國對日本的猜疑；而且，如果各國都仿此廢除了勢力範圍，日本就能憑藉地理接近和大戰期間發展起來的經濟力量在中國的經濟競爭中處於有利地位，並寫下了含有勢力範圍內容的草案，請政府指示。本野外相對石井方案驚訝不已，伊東已代治反對石井方案。

但掌握外交大權的外交調查會通過了寺內建議：是否要發出這個協定方案姑且不談，應試探一下美國意圖。因此政府復示石井，捨棄勢力範圍，“只謀求使其承認我之特殊地位”，不拘草案形式。石井會意即照章辦事。由於威爾遜總統態度強硬，雙方在“特殊利益”和“勢力範圍”用詞上互相妥協。

1917年11月2日，日美交換了規定：⑴宣佈保全中國領土完整，門户開放和機會均等，⑵相互承認“因國家間領土相近會產生‘特殊關係‘”，因此，合眾國政府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特別是在同日本屬地毗連的地方。該協定在某種程度上恢復了日美協調。

經過日俄同盟，日英諒解以及，日本外交似乎走上了正軌。但是，日美換文後僅五天即11月7日，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推行了和平外交政策。這動搖了日本外交根基：日俄同盟。

1918年3月23日，日本政府與中國段祺瑞政府換文：因蘇俄勢力正在國內蔓延，有危及遠東和平與安全危險，日華就共同防禦辦法締結協定。5月，中日陸海軍防敵軍事協定等先後簽訂，規定：⑴在軍事行動區域的中國當局須與日軍合作⑵相互交換職員及情報；⑶相互提供武器和軍需品⑷採用共同軍事密碼⑸派遣軍隊到中國境外時進行協商等。日本從此“實際使中國隸屬於日本之軍事統治，勢力必使‘二十一條’要求之第五號自行實現”。

1918年1月，俄國臨時政府在符拉迪沃斯託克（海參崴）的地方自治機關宣稱布爾什維克勢力迅速發展，危機迫近，要求協約國派艦隊相助，日美英三國據此協商要求日本出兵。日本即派“石見號”和“朝日號”破冰船前往海參崴鎮壓革命勢力。本野外相試圖由日本單獨出兵西伯利亞併為此在協約國間進行活動。結果英法贊同，美國反對。

在3月的外交調查會上，原敬指責本野獨斷專行。3月15日，山縣有朋向寺內首相，後藤新平內相提出意見，指出沒有俄國要求出兵，“將招致英國特別是美國猜疑，不僅不能指望其支援，且恐今後將來帶來許多憂患”，假使出兵西伯利亞，“即令陸海軍兵力能與之對抗，而遺憾的是，軍需補充及軍費籌措不能不待於英美援助”，一語道破了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勸告日本當權派要留心美英意向。

於是，3月18日，寺內政府決定：“對於尚未取得合眾國及各協約國相當諒解之行動，帝國政府將深加慎重”，並將此意轉告美國政府。

然而，日本內部發生分歧：後藤外相主張日美共同出兵海參崴，並且日本再單獨出兵西伯利亞，陸相大島甚至散發了；的文件，其中寫明向整個西伯利亞地區大舉出兵148000人，原敬和牧野伸賢主張只出兵海參崴且數量有限。伊東已代治/犬養毅支持前者，平田東助支持後者。政府只好向美國建議，把派兵7000名增加到12000名，並説可能共同出兵西伯利亞，美國當即同意前者而拒絕出兵西伯利亞。

寺內政府屈服於美國，8月2日，日本發佈了出兵宣言，隨即兩個師12000人開往海參崴。但陸軍乘機侵入東西伯利亞，派兵佔領俄國濱海州/阿穆爾州和外貝加爾州，並組織了親日政權，企圖以此穩定對“滿洲”和朝鮮的統治，並壟斷西伯利亞市場和經濟資源。10月底在西伯利亞展開的日軍已達72000名，是西伯利亞以東基本上被日軍佔領。陸軍行動造成了雙重外交，美國立即提出抗議，原來支持出兵的元老和國內輿論也轉向反對。

出兵西伯利亞與同時期以西原借款為特徵的“日元外交”引起列強強烈反對，各國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激烈反抗日本的侵略。這極大地衝擊着日本的戰時外交。日本投鼠忌器，不得不改變外交方向，從而日本戰時外交終結了。

日本戰時外交，侵華為主線，輔有國際地位與國家實力的強力顯示，以片面追求本民族額外利益為圖謀，這種作法與和平共處相背離。

寺內內閣在議會有多數支持，並企圖強化首相權限，在出兵西伯利亞問題上可以看出其“比得肯（非立憲）”的本質，然而最終還是被由米騷動引起的羣眾運動所打倒。1917年11月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圍繞是否參與干涉戰爭問題日本國內產生分歧。原野外相贊同出兵，外交調查會的原敬表示反對。1918年1月，日本政府以保護僑民為由派出少量軍隊。7月，美國要求日本與美國共同出兵，各派七千人。

8月2日，日本政府宣佈出兵西伯利亞，而且截止到下一任原敬內閣成立後的10月，日本派出軍隊人數超過了七萬人之眾。在決定派兵的過程中，寺內內閣禁止報刊刊載反對出兵的內容，對發表這類文章的報紙進行禁止發行的處分。在宣佈出兵命令前的7月30日，全國被禁止發行的報紙竟達50種以上。

寺內正毅的鎮壓措施，激起報界強烈不滿。8月25日，日本全國84家報社的記者在大阪召開“關西記者大會”。會議決議提出：要求寺內正毅內閣立即總辭職；要求言論自由；擁護確立憲政等。《大阪朝日新聞》在報道這次大會的情況時使用了“白虹貫日”一語。

政府當局以“這一消息暗示革命”為由起訴該報。結果，登載這一消息的當天報紙被禁售；發行人兼編輯山口信雄和採寫這條消息的記者大西利夫被判刑兩個月；社長村山龍平被迫辭職；包括總編輯在內的許多編輯人員均被迫退出報社：“白虹貫日”事件，是日本歷史上最大的一次言論賈禍事件。它表明，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後，為了防止國內社會主義運動的滋生與發展，日本政府提高了警覺，加強了對輿論的控制。

大戰刺激日本的繁榮，對大資產階級來説，確實是成金天下。但隨着物價的飛漲，實際工資的下降和勞動強度的增加，勞動人民的生活狀況在急劇惡化。出兵西伯利亞使得爆漲的物價進一步飛騰，特別是在美國提出共同出兵要求之後，米價飛漲，全國各地穀物交易所被迫停牌。

同時，鐵、煤、紙張等生活必需品價格也由於商人們囤貨居奇而爆漲。8月3日，富山縣爆發的米騷動波及到全國，羣眾的憤怒噴發出來，形成遍及一道三府三十八縣的全國範圍的運動。　在出兵西伯利亞之前的4月，寺內就以身體不佳為由向山縣表達了辭職的意思，被山縣挽留住。但是在米騷動不斷擴大的過程中，寺內為進行鎮壓不得不動用軍隊，執政黨、在野黨都攻擊他政策不得力，全國的報刊都對他發起彈劾。他的靠山山縣此時也拋棄了他，寺內被迫辭職，標誌着強權非憲政政治的終結，意味着不以民眾為基礎就無法掌握政局的時代到來了。寺內因病於辭職的第二年，即1919年死去。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