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江兆民

中江兆民（Chomin Nakae ；1847～1901）日本明治時期自由民權運動理論家，政治家，唯物主義哲學家，無神論者。倡導自由民權的政治活動家和理論家。和醍醐忠順、中井弘、田中正造被並稱為“明治四大奇人”。原名篤介，出身於高知城下（今高知縣）土佐藩一個下級武士家庭。自幼學習漢學，特別愛讀《莊子》和《史記》。幼名竹馬，繼而改名篤介，先後用過的名字有青陵、秋水、南海仙漁、木強生、火之番翁等，最後專門定在“兆民”兩字上。“兆民”兩字出典於《詩經》呂刑篇“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意為“億兆之民”，即“大眾”之意。 ^[1]  從17歲起學英、荷、法等國語言，1865年，中江兆民以土佐藩藩費留學生身份去長崎，會見過維新志士坂本龍馬。1871年被政府派往法國留學。潛心研究哲學、史學和文學，深受法國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1874年歸國後即投身宦途 ，始任元老院書記官 ， 繼任外國語學校校長；不久辭職，從事教育工作，開辦法蘭西學塾，講授法語、政治、哲學等。前後受教育者達2000 餘人。1881年參加自由黨，投身於政治鬥爭，創辦《東洋自由新聞》，開始進行理論活動。奮力抨擊藩閥政治，對自由民權運動理論上的影響極大。1882年出版《政理叢談》、《自由新聞》，宣傳自由民權學説。這時他用漢文譯出了J. -J.盧梭的《社會契約論》 ，附以解説，名為《民約譯解》。譯著發表後給日本社會以很大的影響，“天下朦朧皆夢魂，危言獨欲貫乾坤，誰知悽月悲風底，泣讀盧梭民約論。”許多熱血青年，都是在中江兆民的影響下，投身於自由民權運動的。中江兆民也因此而獲得了“東洋盧梭”的美名。中江兆民反對君主世襲，公開鼓吹“君民共治”、 “地方分權”，甚至説“自主”的“主”，就是在“王”的頭上釘上一個釘 子。當時的形勢使明治統治者憂心忡忡。巖倉具視擔心會出現類似的法國大 革命，連福澤諭吉也説：“民權論已完全變為顛覆論。”政府首腦有鑑於歐美先進國家的革命歷史，對於自由民權運動懷有深刻 的危機感，並且制定了禁止集會的條例。同時，迫於形勢，亦不得不考慮開 設國會。1887 年12 月日本政府在東京都部署了警察和軍隊之後，公佈了《保安條例》，並立即在東京實行大搜捕，以“陰謀內亂”、“防害 治安”等莫須有之罪名，勒令片岡健吉、中江兆民等民間政治活動家 560 人 離開東京，否則予以逮捕。但他矢志不渝繼續在大阪府活動。1890年中江兆民當選為首次眾議院議員，但因在預算問題上民黨與政府妥協，中江兆民在痛罵哀 求政府同意、唯其命是從的軟派統治下的議會為“冷血動物的展覽會”後憤而辭去議員職務。1901年 4 月患咽頭癌，醫生説他只能再活一年半，他在同惡疾苦鬥中寫出 《一年有半》和《 續一年有半》（一名《無神無靈魂》，由他的學生、日本最早的社會主義者幸德秋水整理出版）兩書。出版後轟動日本思想界。中江的哲學思想的發展經歷了一個轉變過程。他在1881年還是個唯心主義者，1882年認為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各有長短，實際上仍然傾向於唯心主義。到1886年，他在《理學鈎玄》（意即《哲學概念》）一書中把自由民權學説同進化論結合起來，開始從唯心主義轉向唯物主義。在《續一年有半》中，開始真正形成比較系統的唯物主義哲學，並且批判西方的一些唯心主義學説特別是實證主義。斷言世界是“唯一的物”，提出了同自然科學的物質觀有區別的“純粹物質”觀點，認為空間和時間都是客觀存在的，提出精神只是身體的一種作用，從而否定上帝的存在和靈魂不滅，批判有神論，肯定物質對精神的根源性以及精神認識世界的能力，並且由此展開他的認識論，聲稱觀念是物質反映而成的，確立了唯物主義的反映論。

過火玩笑嚇跑新娘

中江兆民有個毛病，一喝醉酒就脱光衣服。那是他在政府任職的時候，他找了個華族漂亮小姐就要結婚。在舉行婚禮前他已經酩酊大醉，踉踉蹌蹌來到接來的新娘子面前，一把扯下自己身上僅穿的兜襠布，兩手捧着自己的生殖器對新娘説道：“今年冬天這樣冷，可我卻沒有一文錢給新娘，只在這裏有個“金玉”火盆，就給你這個吧！”。聽到這話新娘羞得滿臉通紅，中江兆民的一位朋友也來湊趣，他拿來一塊燒得通紅的木炭説：“你那火盆沒有火，給你這個好好犒勞犒勞新娘吧！”説着將紅炭火硬放在中江兆民的“金玉”上，疼得他飛也似的逃跑了。於是，這個姻緣也就此告吹。

膽大爭得留學名額

明治4年，中江兆民聽説政府要往外國派遣留學生，便打算找到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將自己向他推薦，但想到自己一介窮書生，哪有接近人家堂堂大臣的路子？但是這並難不倒中江兆民，他設法和大久保利通的馬車伕混得很熟，然後等大久保利通下班時，從馬車後面偷偷跳上馬車，待到了大久保利通的家裏，中江兆民突然跳出來和大久保利通理論。他口氣很大地首先批評政府派遣留學生政策僅限國立學校是錯誤的！緊接着便推銷自己，強調自己如何如何優秀，日本國內已經無可求之師，無可讀之書，務請派遣自己去海外留學。大久保利通説，既然是土佐人，你可以先和政府內同鄉高官商量。中江兆民回答道：“我就是不想利用同鄉關係，才來拜託閣下！”大久保利通微微一笑。不久，中江兆民得以跟隨巖倉具視的赴歐使節團經由美國到法國巴黎、里昂等地留學。他的成功恐怕這是因為其做法天真無邪，説的話又合乎情理打動了大久保利通的緣故吧。

向喪主家借錢弔喪

有一次，朋友去世，中江兆民立即懷揣黑水引（帶金銀絲的花紙繩，紅白喜事送禮用）和白紙一張去人家家裏弔喪。他先向未亡人説完表示慰問的話以後，悄悄低聲把未亡人叫到另一房間説：“最近手頭拮据，請借我二兩黃金！”未亡人對這個不分場合就借錢的人很不高興，但曾聽丈夫説過中江兆民是個怪人，也就只好借給他。於是，中江兆民便從懷裏掏出水引和白紙，將從喪主家借來的二兩金往裏一包，説了句：“這是香奠錢，請供到靈前去吧！”話一説完便揚長而去。

跳進防火水缸

有一次三伏天裏，中江兆民在四谷一帶散步，可是天熱得叫他受不了，他便穿着浴衣跳進附近一家陌生人家的防火用的水缸裏，只露出個腦袋。恰巧一個巡警從那裏經過，看到這個情景便不客氣地對他罵道：“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裸體，非以違禁罪處罰你不可！”聽到這話，中江兆民便猛地從水缸中站出來大喝一聲：“你看我是裸體嗎？你沒看見我穿着浴衣嗎？哪國有這種處罰的法律？”自討沒趣的巡警只好悻悻地走了。

謝絕法國人贊助回國

中江兆民是明治4年去法國留學，明治7年政府財政緊縮，叫沒有自費條件的留學生一律歸國。這時有一位好心的法國人志願為中江兆民提供學費，可是中江兆民謝絕而歸國，據説是為了在鄉下的老母。由此可見，中江兆民不僅是位孝子，而且，對升官發財沒有興趣。

中江兆民一生辦過很多事業，，如“北海道山林”、“京都廣角”、“中央清潔會社”、“實業農場”等等，但沒有一樣成功。川越鐵路建成時，因為中江兆民為此作了很大貢獻，別人認為他一定能得到相當數量的乾股，可中江兆民卻説：“搞那種事我最不內行，而且，我也根本不想要那東西！就這樣被別人糊弄着幹下去唄！”無私無慾正是他的特點。

中江兆民被政府趕出東京後，跑到大阪又辦了個《東雲新聞》，自己當主筆，他穿着印有報社名稱的工作服來報社上班；在自由民權大會上，他也是工作服打扮進行演説，把聽眾驚得目瞪口呆。

明治8年，中江兆民被政府任命為東京外國語大學校長，但不久他便提出辭職，又被任命為元老院權少書記官，但第二年年他又提出辭職。轉而搞一些《英國財產繼承法》的翻譯。可見，中江兆民的確終生對仕途毫無興趣。

當選議員三天就辭職

明治23年第一次總選舉，中江兆民沒有花一分錢活動費便順利當選為議員。這是因為他頻頻出入別人厭惡的部落，同情他們，為改善他們的生活而奔波。第一天上班，他精神抖擻地特意穿上猩紅色的西裝，胸前掛着金懷錶，戴着紙花，坐在黃包車上到處打招呼，一付躊躇滿志的姿態。然而，他很快就瞭解到土佐派的背叛行為，對那羣黨棍之間的醜惡交易深惡痛絕，便立即表示：“不能和這幫傢伙為伍！”第三天，他便提出辭呈，辭職書上寫的是“本人因酒精中毒礙難參加討論請準辭職。”國會議員當了三天便憤而辭職，實屬空前絕後。

“一年半，極其悠久！”

中江兆民55歲時，被診斷為喉頭症，醫生宣判“只能活一年半，最多兩年”。他被病魔折磨得夜不成眠，痛苦不堪。但是他一點都不絕望：“一年半，你們恐怕可能要説太短了，可我認為極其悠久。如果要説短，那麼，十年也短，一百年也短！”他的著作《一年有半》就是在沒有一本參考書的情況下，完全憑記憶，拖着病體每天一點點寫出來的。當時，一貧如洗的家裏已經窮得連最後一本書都賣光了。

中江兆民在明治思想界的獨特之處和可貴之處，在於他不為當時風靡日本全國的“脱亞入歐”思潮所誘惑，能夠用冷峻的眼光對本民族進行審視和展開深沉的思考。他感嘆日本人缺乏“獨創的哲學”，因此“不論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深沉和遠大的抱負，而不免流於淺薄”。他指出：“從海外各國的角度來觀察日本人，日本人極其明白事理，很會順應時代的必然趨勢前進，絕對不抱頑固的態度，..然而他們浮躁和輕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這裏。”（《一年有半》）福澤諭吉、高山樗牛、德富蘇峯等人正是這種“浮躁和輕薄”的文人，他們很能順應當時世界上流行的帝國主義思潮，從本民族眼前狹隘的實利出發，不約而同地投入西歐國際體系的懷抱，而中江兆民高瞻遠矚，從日本民族長遠利益的角度來分析問題。他認為，“我們日本正應該省悟自己的天職是什麼，應該考慮自己百年後的命運如何”，因此，“不論我們國家是怎樣的強盛，鄰國是怎樣的軟弱，假如我們無緣無故派兵到鄰國去，那麼，結果怎麼樣呢？外表的事物終歸是不能戰勝理義的”。日本近代帝國興衰的結局，完全證實了中江兆民的遠見卓識。

發表於1887 年的《三醉人經綸問答》，是作者對日本國家“經綸”—— 國家前途的正確方向進行深沉思考的國際政治思想名著。此書滿含濃厚的文學興味，它設想三醉人——民主主義者“洋學紳士君”、侵略主義者“東洋豪傑君”及自由主義者“南海先生”，把酒暢談天下大勢，展示了明治時代日本民族探索前進道路時的真實心境和政治思潮。

洋學紳士主張日本成為完全的民主國家，完全的文化、道義國家，成為“民主、平等、道德、學術的試驗室”。他認為政治上必須遵循“進化的法則”，這就是由專制主義到立憲制度，再到民主政治。“啊！民主制啊！民主制！君主專制，愚昧而自身尚不知其過；立憲制雖知其過，但也僅改了一半；民主制光明磊落，胸中沒有半點塵污。”“在君土專制的國家裏，可稱為人的只有王公貴族，餘者百萬生靈，均為精神不健全的酒囊飯袋而已！”

而在立憲制度下，人民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但“由於設有君主和五等爵位，所以在一國的民眾當中有一種更尊貴的東西，大大有別於其他東西，這就是在平等的大義上終究不免有所欠缺。”就這一點來説，天皇制不消説也是愚昧、未開化的制度。惟有民主共和制，實現了“政事的進化”。紳士君引吭高歌民主制：“你頭上只有青天，腳下只有大地，心胸開闊，意氣風發。要説時間的話，那無始無終，不知前後有多少億的永劫就是你；要説空間的話，那無內無外，不知左右有多少億萬裏的太空就是你。”這就是紳士君的理想——讓日本走徹底民主化的道路。

從這一徹底民主化的立論出發，紳士君產生了第二個設想，即日本必須成為徹底廢除軍備、放棄戰爭、永久中立的和平國家。紳士君認為，“在人民自己當家作主沒有其他主人時，國名只不過是地球某部分的名稱而已”，“我與他人沒有區域的界限，不會發生敵對的意識”。因而，可以説民主制“把世界人類的智慧與愛情融為一個大的圓形整體”。紳士君引用康德的話説，要想得到一切國家停止戰爭、維護和平的好結果，除非各國都採用民主制，否則是不可能的。各國既已採用民主制，此時，人民的身體不復為君主所有，乃自己所有。假如人民歸自己所有、能自己作主，豈有自相屠殺之理。

作者中江兆民借紳士君的嘴對當時帝國主義國家的侵略行徑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在19 世紀的今天，以武威為國家的光榮，以侵略為國策，強奪別人土地，殺害別國人民，一心想當地球的主宰者的國家，真是瘋狂的國家啊！”

他認為日本不能、也不應加入帝國主義強盜隊伍的行列，因為“疆土狹小、民眾寡少的國家，如不以道義自守，則無其他可憑恃”。“諸如區區一小國的人民，如今僅僅出兵十萬，遣軍艦百十艘，運到遙遠的國外去侵佔土地，欲用以擴大本國經濟的流通，那麼，這不是愚蠢便是發狂。”日本的國家前途應是“建立民主、平等的制度，把人身的自由歸還給人們，拆除城堡，撤消軍備，對他國示以無殺人之意。同時，示意相信他國也無此意。使舉國上下成為道德的花園、學術的田圃”。進而“使地球上各國合而為一個大家庭”。

當紳士君談到這裏的時候，豪傑君冷不丁地提出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如果有兇暴的國家，乘我們撤除軍備之機，遣兵來襲，我將如何對待呢？！”

紳士君説：“據我所知，絕無如此兇暴的國家。如萬一有之，那麼我們只有各自為計。但是，我所希望的是，我們不持一件兵器，不帶一粒子彈，從容他説：‘我們對你們沒有做過失禮的事情，幸而我們也沒有受譴責的理由。我們國內實施共和制，沒有爭執。我們不願你們干擾我們的國事。你們趕快回去吧！’他們仍不聽，荷槍實彈對準我們時，我們大聲疾呼：‘你們為何如此無禮無義！’於是飲彈而亡，別無良策。”

豪傑君聽後揶揄道：“紳士君數小時滔滔不絕地高談闊論，論世界的形勢，講政治沿革，而最後一着只不過是讓舉國人民拱手在敵彈下送死而已。説得太輕巧了！有名的進化之神的效驗果真如此嗎？”豪傑君認為紳士君的意見不過是書生的空泛之論，在英、法、德、俄等國的百餘萬軍隊蠶食亞洲之際，“高唱區區的自由平等的大義，述説四海兄弟之情”，真是愚蠢之極。他認為，日本作為一個小國，要求得富強，必須走擴軍備戰、對外侵略擴張的道路。他的觀點類似於福澤諭吉“殺鰍養鶴”的論調。他隱晦地暗示，像中國這樣的鄰國，“國土非常遼闊，資源極其豐富，但它又非常衰弱……雖有百餘萬軍隊，但雜亂無訓練，一旦危急毫不頂用……這是一隻極肥的上供用的大牲牛。這就是天賜給小國使其果腹的食餌。為什麼不快去割取一半，或割取三分之一呢？……把該國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割取過來為我國所有，我們將成為大國！物豐人眾，加之施以政治教化，可建成城壘，可鑄大炮，陸地可動員百萬精鋭之師，海上可排出百千艘堅艦，我小國一變而為俄國、英國……奪取以自富自強，比不奪取以自滅，豈不是好得萬萬倍嗎”！

對這些觀點，南海先生説：“紳士君的民主制度和豪傑君的擴張主義，都是由於對歐洲強國的形勢過慮而產生的。”他否定了這些極端觀點，認為現實的良策是，“無論世界何國都要與之和好，萬不得已時，也要嚴守防禦的戰略，避免遠征的勞苦和費用，儘量減輕人民的負擔”；對待亞洲鄰國，主張“我們最好與之結為兄弟鄰邦，緩急相救，各自可以自動援助。妄圖大動干戈，輕率以鄰為敵，使無辜民眾死於槍彈之下，那是下策”。

這個南海先生可以説是作者中江兆民的化身。當福澤諭吉、德富蘇峯等人紛紛主張日本走“脱亞入歐”的道路、加入西歐國際政治體系時，中江兆民卻針鋒相對地對西歐國際體系的“內部原理”和“外部原理”展開了批判。

如對中國，福澤諭吉視其為“惡友”，作者則借南海先生之口，表達了友好相處的美好願望：“如像中國，無論從其風俗習慣來説，抑或從其文物風格及其地勢來説，作為亞洲小國的我國，應該與之友好，鞏固國交，絕不可以怨相嫁。到了我國特產日益增加、貨物豐富的時候，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在是我們的一大市場，是取之不盡的利益源泉。不考慮這一點，而按一時發揚國威的念頭，以一言不合為藉口挑起爭端，我看是最壞的下策。”

面對歐美列強侵略東亞的嚴峻情勢，南海先生主張日本及其他亞洲人民奮起自衞：“假如他..果真敢於狡猾地來侵犯的話，我們只有全國皆兵，竭力抵抗，或據守要地，或突然進擊，進退出沒，變化莫測。因為他是客，我是主，他不義，我是正義。因此，我國軍隊，不論將校兵卒，同仇敵愾，士氣旺盛，有什麼不能自衞的道理呢？！”“我們亞洲各國的士兵，想用他們征伐時則不足，用以防守時則有餘。所以，平時要加緊訓練、演習，養精蓄鋭，那麼，為什麼要擔憂不能自守呢？！為什麼需要按紳士君的計策束手待斃呢？！為什麼需要按照豪傑君的策略招致鄰國的怨恨呢？！”

《三醉人經綸問答》的歷史意義，在於它逼真地表現了日本民族在近代青春期的理想與苦惱。從對外觀的角度來看，在西風東漸的形勢下，是“亞洲連帶”、共同抗擊殖民侵略，還是通過脱亞入歐而加入西方國際體系、與西方列強共同侵略亞洲？對這一重大課題，本書着力表現了當時歷史條件的嚴峻性和日本人民選擇歷史前進方向的艱難性。書中的紳士君主張將日本建成徹底廢除軍備、放棄戰爭、永久中立的和平國家，無疑體現了作者的美好理想。但作者不得不承認，“人類進化過程決不是按幾何學所規定的直線前進”，紳士君的理想只能是“尚未實現的思想上的燦爛瑞雲”，而“瑞雲是未來的祥瑞，只能以遠眺為樂”。“紳士君，紳士君，思想是種子，大腦是田地。你真正喜歡民主思想的話，可以口述，可以筆書，把種子播撒到人們的腦髓中。這樣，幾百年後民主思想也可能在國內茂盛地生長起來。現在帝王貴族的花草正紮根於人們的腦髓中，只有一顆民主的種子在你腦髓中萌芽；如果想由此一下子收穫民主的碩果，豈不荒謬嗎？！”這段話，既表現了作者對理想的執着追求，又表現了作者對理想難於變成現實的無奈及苦澀的心境。在西方列強緊逼東亞的情勢下，為了使小國日本不被吞滅，而提出小國變大國、變強國的對外征伐的政策。他的思想繼承了幕未吉田松陰等武士的衣缽，以犧牲弱小的鄰國以求得民族的自我拯救。作者中江兆民認為豪傑君的對外侵略主張不符合人類的“正義”，但豪傑君那種對鄰國“奪取以自富自強，比不奪取以自滅，豈不是好得萬萬倍嗎”的咄咄逼人言論，比起紳士君“我國人民不持一槍，不攜一彈，希望死於敵寇之手，是為了使全國人民化為一種活的道德，成為永垂後世的模範”的迂腐之論，更具煽動國民心理的作用，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作者通過南海先生，批判了西歐國際體系，否定了日本“脱亞入歐”的道路，這是全書進步的基調。但南海先生的見解也略顯得蒼白無力，以至於作者在全書的結尾安排他終日飲酒澆愁而已，這正是因為作者在當時“有理者無力，無理者有力”的歷史大環境下，深感歷史二律背反邏輯捉弄人智的威懾力。

警句名言：

1.假使沿襲古人的思想，也就是如同在古人的田地裏播種收穫，那就是剽竊。生在古人之後，就要在古人開拓的田地之外另行播種，另行收穫。

2.趕快從根本上改革教育，努力培養活躍的人民而不是死板的學者。

3.大國人民和小國人民的區別，不是由於疆土的大小，而是由於他們的氣質，胸襟的大小。

4.大丈夫一旦誕生在這個地球上，就一定應該在這裏留下一個巨大的腳印。

中江因為受當時科學發展水平等條件限制，他的唯物論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他雖然堅決主張世界的物質性，但忽視了實踐對於認識的重要性，因而在認識論上未能把唯物主義貫徹到底，以致提出所謂“主客相即”説；他的社會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

他的號“秋水”二字由在他家看過門房、後來拜在他門下的幸德傳次郎（即“大逆事件”中被處死的幸德秋水）繼承。這是明治26年4月的事，中江兆民時年47歲，而幸德秋水只有23歲。 幸德秋水對中江兆民的評價是：“先生自幼聰穎，通經史，善詩文。然其性情極為温良恭謹，卻又頗為稱奇。”因為他待在中江兆民身邊，耳濡目染的全是中江兆民毫不留情地向權威開戰的事例，和温良恭謹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