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寫蔣興哥與其妻王三巧的悲歡離合的故事。蔣德小字興哥，家住湖北襄陽，從小就隨父親赴廣東經商。父亡後，興哥娶王三巧為妻，少年夫妻，十分恩愛。婚後，蔣興哥要到廣東去料理父親的舊業，不得已別妻出門，約以一年歸家。不料興哥中途染病，以致耽擱。

三巧足不出户，終日盼望丈夫歸來。一日，偶由簾內見街上一人穿着與丈夫相像，揭簾而望，被糴米的新安商人陳商窺見。

陳商愛三巧美貌，買通了賣珠寶的薛婆，利用三巧的懷春心理，千方百計地奸騙了她。事後兩人竟“你貪我愛，如膠似漆，勝如夫婦一般”。

後來陳商也要回新安老家料理生意，三巧又以蔣家祖傳之寶“珍珠衫”相贈。陳商在蘇州楓橋遇到販貨回家的蔣興哥，因蔣興哥隱姓為商，眾人稱羅小官人，陳商不疑，竟成知己。

興哥見了珍珠衫，又得知陳商與三巧相好之情，回家後即將三巧休棄。三巧情知事敗，尋死不成，被父母嫁與路過的廣東潮陽縣知縣吳傑為妾。

陳商與王三巧分別後繼續做生意，回家去取本錢，其妻平氏發現了那件珍珠衫，料是件是非之物，就給他偷偷收起來了，陳商尋不到珍珠衫就猜疑平氏拿了，夫妻大鬧了一場，陳商負氣離家去做生意，二赴襄陽，中途遇盜，又染上重病，不久便死了。其妻平氏奔喪被困襄陽，經人説合，帶着那件珍珠衫再嫁，那丈夫正是蔣興哥。

一年後，興哥到廣東合浦販珠，與賣珠陳老發生爭執，陳老跌倒身亡，興哥被捉到縣衙。恰巧吳傑調任合浦縣令，三巧見訟詞，遂以兄妹名義求告吳傑。

吳知縣斷興哥償賠殯葬之費，善了此案。事畢，吳知縣令興哥與三巧相見，二人觸動舊情，“你我相抱，放聲大哭”，被吳傑看出破綻，問明情由，遂令興哥帶三巧回家。因興哥已續娶平氏為妻，此番三巧再回蔣家，只能做偏房了。好在一夫二婦甚為相得，終於團圓至老。那件珍珠衫又回到蔣興哥手中，是為“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5]  [10]}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蔣興哥的休書所署時間為成化二年（1466），小説創作時間當在稍後的時間，但肯定不會晚於16世紀。生活在16、17世紀之際的馮夢龍將此篇編入《古今小説》（即《喻世明言》）之前，已有題作《珍珠衫記》的單行本流傳。萬曆間宋懋澄的筆記《九籥集》也載有這篇故事，只是角色均無姓名。馮夢龍編纂的《情史類略》即轉錄了《九籥集》文字。究竟是小説演衍了宋懋澄的筆記，還是宋氏據小説的情節縮寫，已無法考定。但當時的吳江派戲劇家葉憲祖《會香衫》雜劇及明末清初的袁于令《珍珠衫》傳奇都是據小説改編，則是有跡可尋的。

這篇小説的題材和思想傾向都有着十分鮮明的時代印記。小説反映的時代，正處於城市工商業的繁榮，市民階層壯大的時期，通俗文藝首先感應到社會變遷。反映市井生活題材的作品出現在北宋時代，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是一幅描繪城市樸素的生活畫卷。“三言”是馮夢龍在廣泛收集宋元話本和明代擬話本的基礎上，經加工編成的。這在城市商品經濟興起時，民主平等意識也產生，大量篇幅描繪手工業者、商人、妓女等，他們都成為作品中的主人公，並作為正面形象給予了熱情的歌頌，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積極的時代精神。

明代中晚期，商品經濟迅速發展，城市生活中的消費方式、習俗風尚和社會心理發生了巨大變化，引發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形成了歷史上一度耀眼眩目的特殊文化景觀。以市民情愛生活為主題的小説在明代中晚期大量出現，正是這種特殊文化景觀的一部分，與當時那股思想解放思潮密切相關。包括《金瓶梅》在內的人情小説是中晚明整個要求個性解放運動的一翼。它們既衝擊着封建理學，又不能完全擺脱理學束縛，因此，這篇小説也不能不在善惡殃祥、天理昭彰的支架下敷設情節，使之至少在表面上不違背禮教的懲勸。 ^{[10]  [12]}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主要人物有蔣興哥、王三巧、陳商、平氏、吳傑等。王三巧兒是一個不貞的婦女形象，作者並沒有過分指責她。她是一個非常單純、而又充滿了青春活力的少婦。蔣興哥是王三巧兒的丈夫，他在對妻子不貞的問題上，顯得很寬容，對妻子的行為表露了一種理解。他們都是心地善良的普通市民。 ^[1] 

主人公蔣興哥是湖廣襄陽府棗陽縣人。他姓蔣名德，興哥是他的小字。蔣興哥九歲死了母親，父親蔣世澤是個從事長途販運的商人，非常鍾愛他這個獨生子，在經商路途中，始終隨身攜領同行。為怕人妒忌，還故意隱其真實關係，佯稱為內侄，因而行商同事又稱他為羅小官人。蔣興哥“生得十分清秀，應對聰明”，由於從小隨父行商， “學得伶俐乖巧，生意行中，百般都會”。不料，他剛滿十七歲，父親一病身亡。於是，少年老成的蔣興哥獨力挑起了家庭的重擔，在父親死後的第二年，娶王三巧為妻，建立了家庭。他是個感情十分豐富的人，但他在憤恨之下並沒有暴跳如雷，頗有自制力，表現了重感情又不失理智的性格特徵。 ^[11] 

女主人公王三巧是作者極力塑造的一個特色鮮明且具有豐富時代內涵的人物形象.王三巧的人物形象特點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她具有進步性，敢於衝破封建禮教對女性的束縛，大膽地追求真愛，遵從內心，追求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她又具有落後性，她的身上具有自私自利的成分，而又過分地放縱情慾，具有時代侷限性的烙印。 ^[6] 

薛婆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型造得最鮮活的一個。有形——“一臉春色，腳略斜地走入巷來”。有神——“半痴不顛”“裝醉詐瘋”，尤其是她那“長線釣魚”的垂釣功夫和如簧的巧舌融合一處，天下罕有其匹。某種意義上，這個人物是説不盡的，絕不可用“老奸巨滑”一言以弊之。作者對其三進蔣門的描畫，完全可以當作深入虎穴刺探敵情，誘敵倒戈的孤膽英雄事蹟來讀。 ^[7]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歌頌了蔣興哥理解人、尊重人的思想境界以及吳縣令成人之美而捨己之愛精神，具有平等待人的思想。小説作者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洞悉社會意識形態發生的變化，並運用人們喜聞樂見的形式宣揚這種超時代的人文精神，不能不説馮夢龍已具備先進的文學觀。他認為“雖小誦《孝經》《論語》，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而深也”（《古今小説序》），他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序山歌》）。他筆下的主人公是下層民眾，如蔣興哥這樣的商人，在封建社會為士大夫不齒的，在文中確是一個重情重義的人。作者把這篇作品放在《喻世明言》第一卷的位置，可見其用心。“二拍”作者淩濛初，有過這樣的評論：“獨龍子猶所輯《喻世》等諸言頗存雅道，時着良規，一破今時陋習。”（《拍案驚奇序》）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保持了話本的特色，除它具備通俗的，喜聞樂見的形式外，更有它為説教提供了現實生活的範例，反映生活的真實性的一面。

真實為藝術的生命，作品的“真”首先表現在人物心理狀態的真。王三巧偷歡的過程中，反映的心態是極為真實的。“忽見陌關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觸景生情，這只不過見春色而已，佳人思婦就不能止乎禮，更何況王三巧有與陳大郎一見鍾情之緣，加之做小買賣的薛婆有意“去勾動那婦人的春心”，並設計把王三巧推入失去理智的狀態中去。寂寞難耐的等待，在當時交通不便、信息全無的時候，蔣興哥出門後又染疾在身，耽誤了歸期，讓久等的王三巧喪失了信心，已就喪失了理智，這為戀心若渴的陳大郎提供了機會。王三巧偷情最後被蔣興哥原諒，被故事的作者原諒，這跟人性天理思想有關。正如王夫之説“人慾之大公，天理之至”，體現了那個社會的時代精神。因此，蔣興哥休妻娶妻的心理過程也是可信的。社會環境中的社會心態反映也逼真。蔣興哥外出經商是勤於生計，他對妻子説：“常言道：‘坐吃山空’，我夫妻兩口，也要成家立業，終不然拋棄了這行衣食道路？”薛婆牽線搭橋是唯利是圖，她詆譭蔣興哥，獻身説教，極盡挑逗之能事，言行污穢醜陋不堪，這與她的小商小販見利忘義的身份有關。王三巧再嫁吳縣令是作妾，一夫多妻的社會現實為吳成人之美打下伏筆。蔣氏已娶陳大郎的媳婦為妻，王三巧背叛他的心理得到平衡，為破鏡重圓奠定了心理基礎。當王三巧與蔣氏，抱頭痛哭時，吳縣令對王三巧的行為也並非沒有嫉妒之心。當王三巧嫁吳縣令時，蔣氏還送上十六個箱籠，本為王三巧所用物品，權作賠嫁，“傍人曉得這事，也誇興哥做人忠厚的，也有笑他痴呆的，還有罵他沒有志氣的：正是人心不同”。這正是社會環境的真實寫照。

其次表現在情節構思的真。白居易有“商人重利輕別離”的詩句。在當時是確實存在的社會現象，但重利又是生活所迫，背井離鄉情不由衷。這個交代是為合理展開情節奠定了基礎。陳商與王三巧私通是情節的開始。根據前面心態的分析，王三巧的行為是人慾戰勝理性的行為，這行為在特定的情況下發生是完全可能的，最終被人所諒解可以作為佐證。到蔣氏與王三巧偶然相遇，抱頭痛哭，夫妻情是藕斷絲連。“連絲”就是十六個陪嫁箱籠，蔣氏當初送予王三巧作陪嫁物，可謂以德報怨，為團圓結局打下了伏筆。大團圓結局，即使情節發展自然真實，又使結局合符中國人的傳統審美習慣。文中插入陳商之死，蔣氏娶陳商之妻平氏，反映了因果報應的思想，有些牽強附會之嫌，但迎合了當時社會懲惡揚善的道德觀，這種處理方式也是科學的，許多偶然性中，它隱藏着發展的必然。多行不義必自斃的觀念被人普遍接受，反映出時代觀念的真實性來。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以珍珠衫作為線索，通過寫蔣興哥、王三巧、陳商、平氏四人之間的分分合合，塑造了各具特色的人物形象。

襄陽府棗陽縣王家女兒王三巧受到過良好的家教。自幼喪母，九歲起便經常隨父親走廣東經商做買賣的蔣興哥因自幼與三巧兒定有婚約，十七歲時父親因病身亡，便託媒人慾求完婚，王父卻認為守孝一年期限未滿不可完婚，自己也沒有時間準備妝奩，未能應允。王父如此看重守孝禮儀，從側面反映出王家家風甚好。另外，作品裏描述有三巧兒因看到蔣興哥涉人命官司的卷宗而捨命求後夫相救之事，由此可知，三巧兒是自幼便讀過書。三巧兒不僅能夠識文認字，而且青春美貌。棗陽縣流傳有一首童謠：“天下婦人多，王家美色寡。有人妥着她，勝似為駙馬。”王家兩位大女兒美貌之名早已遠揚，蔣興哥之父憑藉自己打拼來的殷實家底，在兒子七八歲時，便將彩禮送至王家，替兒子與三巧兒定下婚約。蔣興哥因此才娶到三巧兒這一如花美眷。三巧兒自身青春美貌，丈夫蔣興哥不僅是英才俊傑，而且對自己知冷知熱，噓寒問暖，有情有義，更兼少年多歷練，言辭多敏捷，處事有分寸，三巧兒因此內心自是歡喜不盡，對興哥敬愛有加。婚後因夫妻恩愛難捨。蔣興哥屢屢耽誤經商行程。四年之後因怕坐吃山空，為生計蔣興哥下定決心出門經商。得知丈夫即將遠行的三巧兒雖然內心難受，但賢淑的她也明白，不能再阻礙丈夫遠行了，畢竟有蔣家祖上傳下來的衣缽，更有丈夫自九歲起就開始追隨父親開始歷練的事業。温柔多情、安分守己的王三巧與丈夫蔣興哥離別之時，她輕聲問此去幾時可回。丈夫未登程自己就先問歸期，令讀者怦然心動。她手指樓前椿樹對丈夫説“明年此樹發芽，便盼着官人回也”。巧兒以椿樹榮枯而設約更是一種純情詩意行為。三巧兒依依不捨地再三叮屬遠行的丈夫，一定要“好歹一年便回”，更表達出她對丈夫強烈的謄戀之情。無論是從蔣興哥私自安排遠行還是從鄰居薛婆設計售賣珠寶首飾等事件來看，胸無城府的王三巧在待人接物方面從不設防。安分守己的王三巧，打內心深處是不願意與丈夫蔣興哥分開的，但她並沒有哭鬧不休，只是心酸流淚，面對丈夫“耐心度日，莫在門前窺瞰，招風攬火”的囑咐，她深情款款地答應丈夫自己一定會足不下樓等待丈夫的歸來。由薛婆對陳大郎之言“（王三巧兒）足不下樓，甚是貞節”等話中可知，王三巧確實是這樣做的，連請到家裏的問卦之人也是讓人捎話過來問卦，自己未曾露面。薛婆初進蔣門之時，賣珠飾不僅不討價論價，而且説可以先只收半價最後還藉口説有急事需將自己的珠寶首飾箱鎖放於蔣家，再次進門時還自攜酒食，表明自己不差錢兒以及與王三巧的知遇之情。缺少社交經驗的王三巧未起半點疑心，未加任何防範還滿心歡喜地以為碰上了知己，盼着其再次登門。這些細節描寫無不揭示出三巧兒自身的純真與善良。明代中後期在平民階層的思想觀念中已經有了不同於以往的新的思想觀念，王三巧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既象徵着封建女子敢於衝破思想枷鎖的精神與勇氣，又象徵着市民階層女子形象的自我個性張揚。但在當時，這些新觀念與舊的思想觀念發生鬥爭，又無法徹底地擺脱儒家思想的影響，整個社會中人的價值觀念出現偏差。在這些思想的對抗中，作者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響，採取了一些矯枉過正的方式，導致人物形象在體現先進社會思潮的同時也無法擺脱侷限性和落後性，從而使人物體現出一種進步性和落後性相交織的特點。

而蔣興哥的光輝，在於他的形象表現為是一位痛失所愛、悔恨交加的男子，而非因妻子出軌而怒氣沖天的丈夫。其中對人物心理描寫絲絲入扣，初見珍珠衫的驚、詢問中的疑、確認後的痛、輾轉反側的惱、被託送信的氣、見物扯書的怒、遙望家門的悔都條分縷析表現出來，躍然紙上的是一個善良坦蕩、有着七情六慾活生生的人，而非夫權的代言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興哥與三巧兒的分離，有精神與物質的雙重原因。從身世來看，興哥幼年喪母，因為絕不得廣東的衣食道路”，父親帶着年僅九歲的他伺行作伴”一十七歲上，父親一病身亡。且喜剛在家中，還不做客途之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認為，人的童年經歷對長大後的一生有重要影響。因此在興哥看來赴粵經商是“絕不得的衣食道路”，是即使千難萬險都不得放棄的。這方面，父親是他的榜樣和人生旨歸，孤身攜子，奔波勞碌，彌留之際，足慰平生之事是沒有客死異鄉。興哥記事成長以來的八年中，他和父親應該基本上都在湖南廣東兩地往返行走。至此不難發現，廣東一行，不僅是蔣興哥的“衣食道路”還是父親留給他的衣缽和回憶，更是伴隨成長、融入血脈的一部分，沒有廣東的商旅生涯，蔣興哥的感性生命便是殘缺的。正由此，無論物質外因，還是潛意識的呼喚，輟商五年後，作為人的本能要求興哥再赴廣東，因此他的決計遠行，並非商人重利輕離別”，而是人性的必然。他對三巧兒的愛“潤物細無聲”，不僅表現在新婚中對其的呵護，更體現在得知真相後的自我譴責追悔、遣歸妻子前夜的彷徨、岳父一再追問下不忍明言的體諒、陪送十六箱嫁妝的寬容、書房相見的抱頭痛哭。“吹盡黃沙始到金”，前事已矣，興哥由愛而衍生的寬容體諒早已再次將情注入三巧兒的生命，如果説三巧兒是由於悔恨內疚而生情的話，那麼興哥的愛則是纏綿不絕、從未轉移的。這種着力表現的男子對女子的痴情，特別是在女子琵琶別抱後仍待之以誠的形象，填補了文學史上的空白；這種建立在一定程度的男女人格平等基礎上的愛，遠不是封建男權欲者所能比擬，也非封建禮教藩籬所能拘囿，三巧兒最後的身心迴歸，是歷經風雨後的水到渠成。

蔣興哥這一藝術形象，反映了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以來，明代市民階層的經濟生活風貌。蔣興哥作為市民階層中的一員，是長期奔波於經商之途、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商人，其成長經歷、人生軌跡均與商業經營活動有關：因其父多年經商，才置下偌大家業，才有機會以豐厚的彩禮聘得美貌妻子王三巧兒；婚後蔣興哥為了衣食之道，為了自己的理想信念，需要下廣東經商，不得已與三巧兒離別因從事經商之事，奔波勞累患病卧牀導致推遲歸期，最終導致愛妻失貞；生活畫面均為以蔣興哥為主的市民階層從事商業經營活動的場景；貫穿於作品之中，推動故事情節發展的各種因素，無一不和各種商業經濟活動有關。因此，馮夢龍在作品中通過塑造蔣興哥這一藝術形象，再現了明代豐富真實的市民階層經濟生活面貌。另一方面，作品通過蔣興哥這藝術形象從深層次反映出明代市民階層的精神風貌、道德價值觀念與審美意識。在婚姻和愛情問題上，寬厚善良的蔣興哥面對妻子失貞，先是自責，又被迫休妻，心中亦是痛苦不堪；怒責拉皮條的薛婆之後，他還處處為三巧兒考慮，同意其改嫁並贈送妝奩。蔣興哥作為一位富商，正因為他對封建禮教的不屑，將擇偶標準定為“不拘頭婚二婚”，只需“人才出眾”，才有緣娶得徽商陳大郎之妻平氏；正因為對封建綱常的不認同，才能夠與已嫁作他人妾的前妻三巧兒夫妻團圓。這種對平氏、對三巧兒的認可正是源於蔣興哥性情的寬厚，以及其對感情的尊重，對女子人格的尊重，更源於他對封建綱常禮教的蔑視。在明代，隨着商品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領域裏也引發了難以阻擋的變革思潮，市民階層的感情、慾望得到進一步彰顯。作品通過蔣興哥這藝術形象，態度鮮明地表達了對失貞女子的同情和諒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對這些女子的行為進行肯定，體現出思想領域中追求情感自由與“存天理、滅人慾”封建禮教的抗爭。作品對蔣興哥能夠接受失貞後再次改嫁的髮妻三巧兒的行為給予了肯定，不僅反映出當時社會輿論對“人慾”的首肯，也反映出市民階層對失貞等違反禮教綱常之行為的寬容，更體現出中國傳統思想道德觀念的歷史進步軌跡。 ^{[1]  [2-3]  [11]} 

中國文學評論家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説導論》：“中國古典小説充滿了荒誕，而《珍珠衫》則是其中經過変異的獨一無二的奇蹟，如果當時沿着它的模式發展下去，中國小説的傳統定會更加優秀。” ^[8-9] 

馮夢龍（1574一1646），明代文學家、戲曲家。字猶龍，又字子猶、耳猶，別號龍子猶等。長洲（今蘇州）人，少為諸生，晚年以貢生歷官丹徒縣訓導、壽寧知縣。倡導言情文學，抨擊偽道學。雖工詩文，但主要致力小説、戲曲及其他通俗文學的研究、整理與創作。小説方面，除編撰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外，還增補羅貫中的《平妖傳》為《新平妖傳》，改寫餘邵魚《列國志傳》為《新列國志》。戲曲方面有《墨憨齋定本傳奇》，其中自撰《雙雄記》《萬事足》二種，改訂湯顯祖、李玉、袁于令諸人之作十餘種。另編有時調集《桂枝兒》《山歌》，散曲選集《太霞新奏》，筆記小品《智囊》《智囊補》《笑府》《古今談概》《情史類略》等。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