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朝節

舊街花朝節起源於南宋淳熙年間的慶福寺（又稱大廟）廟會，時間為農曆二月十五。場所為先以慶福寺為中心，後來轉移至三廟河河灘。花朝節的民俗活動最初為燒香祭神、許願祈福、訪友踏青和看戲遊樂等，後來逐漸具有了廟會的性質。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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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武漢市新洲區舊街花朝節，起源於南宋淳熙年間。

舊街花朝節產生於“慶福寺”廟會，此廟原名“東獄廟”，始建於南宋乾道至淳熙年間（1165－1189），宋時香火旺盛，遠近知名，至元朝末年遭徐壽輝兵毀。到明末隆慶初至萬曆二年（1574年）由舊街所屬地區五十三族祠堂出資共建，名曰“慶福禪寺”，亦名“東獄行祠”，俗稱五三公廟。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修建戲樓一座。慶福禪寺自建成起於每年農曆二月十五花神生日為期舉辦盛大的花朝廟會，雖廟一再遭損壞重建，但這一廟會習俗卻一直延續。

南宋景定年間，棉花種植傳入新洲，人們企盼棉花收成好，在每年二月十五“花朝節” 時用湯圓祭棉花神，民間舊有“湯圓大，棉花球子大”的説法（新洲“花朝節”早餐有吃湯圓的習俗）。在每年花朝節，清晨吃過湯圓的善男信女結伴到大廟禮拜神靈，企求保佑，時香火旺盛，遠近聞名。後隨着南宋滅亡，大廟亦毀於戰火。至明代萬曆年間，舊街大廟逐漸得到修復，一年一度的廟會也就隨之又盛行起來。由於舊街地處大別山山腳的古驛道旁，是山區與平原的交匯處，舊志載有“河頭山尾，堡埠共生”之稱。東可進大別山腹地、西直下武漢、北可達豫皖、南至江西，素來是商賈雲集，為鄂東一大集市。農曆二月十五正值春耕生產前夕，由於每年廟會人多，就出現了小買賣生意。後來，參加廟會的人們發現此舉有利可圖，就順便帶來了農業生產用具和山裏自產的竹木器到廟會時出售，廟會的生意因此越做越大，後來過往的客商和鄰近州、縣商家每年也趕來參加廟會，這就是民間俗稱的“趕會”。

農曆二月十五是中國民間一個很浪漫的傳統節日——花朝節，相傳，其形成始於唐武則天執政時期。

原來，這武則天不僅政治開明，皇帝當得好，而且生活也很有情趣，嗜花成癖。仲春時節，春暖花開，出外踏青賞花是她一大愛好。這時候，農忙還沒有開始，春節餘興未盡，且氣候適宜，也正是一年中借遊樂與羣臣進行一些政事活動的好時機。活動中內容既有用花作配料製成的糕點等食品賞賜，還有一些輕鬆的娛樂活動。後來上行下效，從官府到民間，與元宵節、中秋節一起，便形成了一年中又一個“月半”節，並將這天定為百花仙子的生日叫花朝節。從此，過花朝節，踏青遊春，成為民間傳統習俗，流傳至。

南宋乾道淳熙年間，舊街慶福寺（後俗稱大廟）舉行落成開光儀式的。慶福寺現存的古井口石璧上還有“淳熙七年鑿於花朝會”的字樣。處於大別山南麓的舊街，背靠刀樓山，古來即有“河頭山尾，堡埠共生”之稱，是山區與平畈的交接處，自古即為鄂東交通商埠重鎮。那裏佛教文化濃厚，其附近的一條河流沿河除了慶福寺（大廟）外，還有二廟和三廟兩座廟宇，長年香火旺盛，這條河的名字也因之叫三廟河。當年慶福寺開光那一天，三廟河兩岸以及周圍幾十裏地的信眾雲集，放鞭奏樂，頌神祈福，很是熱鬧，後來每到這一天，人們不約而同上街趕集，便形成慣例。花朝會期間，正值春節結束備耕開始之際，首先，有些精明的莊稼人乘赴廟會之機，自發地帶些日常耕作用具作點交易。隨着時代的延續，其影響漸大，以至鄰近的黃陂、黃岡、麻城以及安徽、河南等地農民也慕名而來，順便帶些竹木器、銅鐵製品等來出售，形成一種習慣，後演繹成俗。

隨着花朝會的日趨昌盛，趕會的人也日漸增多。花朝節廟會期間，正是年節閒日已盡，春耕開始之際，鄉民們大都不願單純地玩會，除燒香許願和遊玩外，還順便帶一些山貨和春耕農用品進行商品交易。早先在舊街花朝節廟會上進行交易的多半是一些字畫、繡屏和帶民俗風格的花木編織，到了清朝，鄰縣的黃岡、麻城等地農民慕名前來，順便帶些山裏竹、木器等土特產交易。

明末清初，武漢、黃陂、安徽和河南等地的銅鐵器皿也紛紛運來銷售。民國期間，江蘇的綢緞、湖南的湘繡、江西的木耳和香菇等都來趕會。會期搭台唱戲，玩打賣藝，盛況空前；商販貨客，討價還價，自願成交，生意極其活躍，使整個花朝節充滿商貿色彩。

舊街花朝節實景民國時期，舊街花朝會的影響越來越大，這種交易活動的規模也越來越大，江蘇的綢緞、湖南的湘繡、豫皖等省的名特產品都來舊街趕會，使“花朝會”逐步演變成為地方物資交流會，以至當地人將花朝會就俗稱為“交流會”，或乾脆叫“玩交流”。會期也隨着物資交流的需要，由二月十五一天改為農曆二月十二日——十八日，其中農曆花朝節二月十五日最為熱鬧。無論是太平盛世，還是戰亂之年，都一樣照常進行。抗日戰爭時期，當地人一面在舊街附近的刀樓寨設了望哨監視新洲日軍，一面在沙灘上舉行集會。1946年國民黨軍33師營長牛心志部駐舊街，修建了三座碉堡，並用鐵絲網將路口圍住，不準隨便出入，更不準舉行大型集會，但人們在舊街東北一公里的楓樹崗照樣集會不誤。就這樣從花朝會形成，餘年從未間斷，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效益越來越高，影響也越來越深遠。以至與舊街相臨的徐古、張店兩個集鎮也仿而效之，依次在舊街花朝會前後時間集會，形成初八至初十在徐古（十一休會一天），十九至二十一日在張店的花朝會佈局。雖然也是一樣盛況，但商品交易會更濃些，沒有舊街正宗“花朝會”那樣有特色。

因太平盛世而興的舊街花會，卻屢因戰亂而遭禁。舊街人民為保護花朝會的進行，曾同日本侵略軍及國民黨反動派作過不屈不撓的鬥爭。抗日戰爭期間，日寇強據新洲城時，嚴禁羣眾集會，但是，舊街人民不畏強暴，仍年年在河灘上舉辦花朝會，從未間斷。為預防日寇掃蕩，他們設哨崗於刀樓寨，監視日軍動向。1946年國民黨33師某營營長牛心志船踞舊街，不準鄉民集會，人們則暗遷會址於楓樹崗，照常集會。

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將這一廟會改為“舊街物質交流大會”，會期從農曆二月十五一天延長為二月十四至十六三天，這對活躍舊街市場經濟起到了促進作用，在黨和政府的引導下，舊街花朝會逐步摒棄了封建迷信成分，使之成為廣大羣眾進行遊樂和物資交流盛會，成交物質以土特產品、木料、耕牛、手工製品、小型農具為主。

80年代以後，交流規模不斷擴大，武漢、黃石、鄂州等城市的有關商業部門，也驅車運貨前來赴會交易。副食、匹頭、五金、交電、農用機具等工業品、高檔商品個大型生產資料，在交流市場上佔的比重相繼增加。

1985年，舊街交流會，集會達10萬人眾，附近三、五里，可聞會上喧鬧之聲，交易品種繁多，攤販貨架數以百計，三天成交額達35萬元。

借重“文化搭台，經濟唱戲”，2003年新洲區政府在舊街正式舉辦了第一屆花朝文化旅遊節，並將會期順延為五天。舊街花朝節朝着文化旅遊的方向發展，增開了新洲特色農副產品交易物資交流項目：推出徐古蘑菇、雙柳蔬菜、陶河炒鴨、汪集雞湯、張店魚面等30多種新洲特色農副產品大大增強了花朝市場的經濟含量。開展文化旅遊活動，吸引力和輻射力更強，物資交流大規模提升。閩、粵、豫、皖、湘、贛等省的香客商人，如潮水湧至，日進出集鎮多達十餘萬人之多。

連續11年來，都由新洲區政府牽頭主辦花朝節。新洲區實行節儉辦節，“品民俗文化、趕鄉村大集、賞田園風光”，讓花朝節迴歸民間民俗活動本色。新洲區舊街主辦方透露，節省資金達20多萬元。

開場的花朝節，主辦方為商户免費提供400個嶄新的大棚，日用百貨、手工藝品、名優土特產、農資、農具、耕牛、藥材、花卉苗木等各種商品琳琅滿目，楚劇、黃梅戲、地方歌舞、龍船會、鄂東民俗精品節目輪番上演。

當地家家户户邀親友逛花朝，舊街推出賞花春遊活動，周邊5000畝油菜花盛開怒放，吸引了眾多遊人賞花踏青。 ^[6] 

這是舊街花朝大道一年最熱鬧的時候。2400多個攤位沿着花朝大道兩側一字排開，綿延5公里。農副產品、服裝鞋帽、苗木花卉、特色美食等，吃、穿、住、用、行，各式商品琳琅滿目，讓穿梭其中的遊客目不暇接。花朝節期間，花朝集市上日均人流量高達16萬人次，單日人流量峯值超過20萬人次，是歷屆花朝節人流量最大的一屆。 ^[9] 

花朝節在舊街的興盛離不開它獨特的地理位置。 舊街，位於大別山南端與平原交會處，地處武漢市的東北，屬丘陵地帶，旱路，東可進入大別山腹地、西下武漢、北達豫皖、南至湘贛；水路，穿街而過的三廟河入舉水直通長江。這種“山之尾，河之頭”的地域為平原與山區之間的貿易提供了條件，素來是商賈雲集，為鄂東地區一大集市(山貨集散地)，舊志載此地有“河頭山尾，堡埠共生”之稱，獨特的地理環境造就了舊街花朝節獨特鮮明的地方民俗風韻。

花朝節期間，舊街的街道至三廟河河灘及沿岸，帳篷、攤鋪綿延數公里，突出“農”字特色，形成耕牛、農資、農機具、特色農副產品、農民生活用品等六大市場羣落。花朝會期間，穿舊街而過的三廟河河灘，兩岸延綿幾公里，帳篷千頂，商攤互連，依俗自發分成木器、竹器、鐵器、生資電器、日用布匹、耕牛畜禽等六大市場羣落。改革開放前，傳統的手工農用生產工具在整個廟會市場佔有很大比重。如適合一人一牛耕作的木犁、木耙、耖子、宰輥等；傳統排灌農具水車；田間管理用的薅扒、板鋤、秧扒、抓鈎、耳耙、鐵鍬等；收穫工具沙鐮、草鐮、鐵鈎、鋤頭、扒鋤、鐵鍬、連枷、石磙、揚叉、木齒耙、木鍁、風簸、簸箕、篩子刮板等；還有些日常生活所需的木船、划子、囤盆、扁擔、衝擔、繩索、水桶、糞桶、竹製的籮筐、菀箕、筧簍在市場上佔很大比重。80年代後，隨着機械化的普及，傳統農用生產工具減少了一些，如傳統的水車和木犁已消失，但仍保留了一般耕作所需的農具，只是農產品的材質逐漸被鐵器取代。花朝市場上售賣的手工產品，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如竹掃把，竹簸箕，木質粗糙簡單的桌椅板凳傢俱用品；耕牛市場也是舊街花朝節的一個特色，舊街每年於二月花朝節開展耕牛交易活動。附近村鎮農民紛紛前來進行耕牛買賣；隨着經濟的發展，花果林木的交易也逐年興盛，越來越多的羣眾意識到農副產品的創收的重要性，積極購買花果林木，政府也自印講授科學種植花樹果木的小冊免費分發。

早期慶福寺廟台戲是花朝節羣眾趕會的一個重要娛樂項目。近代因廟台的毀壞，當地的鄉紳每年自己出錢將戲台搭在河灘，請鄉間劇團來演出楚劇、黃梅戲。河堤邊也有不少民間藝人趕會送來皮影戲、武術、雜耍，踩高蹺等傳統民間活動讓趕會羣眾充滿興致。解放後，唱戲主要由政府和個單位出錢籌備，更加註重演員的正規，大多請的是省市的專業戲劇班，戲劇的表演曲目也大大增加。80年代後，不少外地的歌舞團、馬戲團也來演出，吸引了不少當地及附近羣眾趕會。90年代後由政府出面組織增加開幕式舞台表演活動，邀請省內著名的表演藝人，現代歌舞紛紛登台，其中湖北大鼓及鄉間小調十分受歡迎，清早人羣便擁擠在舞台前等待觀看。表演結束後，便上演一週的戲劇。由此可見，花朝節的娛樂活動在與時俱進的同時，更注意貼近趕會羣眾的生活和口味，讓趕會羣眾欣賞到平日難得見到的高水準表演，一年的操勞得以放鬆，在津津有味回顧廟會所見所聞中期盼着來年的更精彩的表演。

花朝節期間，大大增加了婦女與人交流的機會。無論是本村還是鄰近村莊的婦女都結伴前往，各色人等匯聚於廟會。在村裏有些平時較少謀面的女性大都可在廟會上相見並結伴拜祭，年輕的女性互結金蘭，年老的則圍在一起拉家常，成了花朝節最常見的景象。還有些婦女借趕會之隙走親串友，省親看女，共敍離別之情。在這有限的幾天內，女性終於有機會互訴衷腸，説東道西了。她們都將自己打扮一番出現廟會上。這也讓花朝節比平日見到更多美麗的婦女，許多年輕小夥更是乘機在人羣穿梭，想結識異性。花朝節的舉辦，也為鄉村年輕人的姻緣提供了許多機會。

當然，花朝期間最熱鬧的莫過於當地鎮上的居民都紛紛設宴款待賓客。在花朝期間，家家殺雞宰鴨，都以好菜好飯上桌，甚至許多人家將過年的節日食品特地留有一部分用作花朝節待客。當地居民以能請到客人為自己的榮耀，以顯示自己的經濟實力和人緣交際的良好。自家的親戚，朋友，臨村的長輩甚至親戚的親戚，朋友的朋友，凡是相熟的都會被邀請來家裏作客。甚至有在街上買賣遊玩時結識的人，都會熱情請到家中作客。這來源於當地羣眾純樸的思想，廣結人緣，一年的操勞換得可以體面待客來充分體現自己的價值。

花朝節得以在八百年不間斷的流傳發展，是因為花朝市場成為當地村民及附近羣眾日常經濟的重要補充，花朝節的存在，不僅滿足當地羣眾民眾的購買需要，也提供給民眾難得的旅遊休閒機會，更帶動了周邊地區的經濟發展。由最初的花朝廟會發展到物質交流會至如今的旅遊文化節，這得益於當地政府的積極宣傳和引導，當地羣眾的積極配合，使它在歷史的發展中不斷演變，充滿着生命力。花朝節的流傳發展已不僅僅是廟會的市場，更在當地成為一種民俗習慣，成為一種節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