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

1937年8月16日（農曆7月11日），白先勇出生於廣西南寧，此時正值全面抗戰爆發之初。未滿週歲，便被家人送回故鄉桂林。白先勇在十個兄弟姐妹當中排行第五，父親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6歲時，白先勇就讀於桂林中山小學，7歲時因戰事逃難至重慶，後因患有肺結核，被迫中斷了學業，並被暫時隔離，因此白先勇的童年顯得孤獨且漫長。

1946年，隨家人前往南京，後暫居上海虹橋一座德式洋房裏養病，不能上學；1947年，隨家人搬至畢勳路，並進入徐家彙南洋模範小學念書 ^[47]  ；1948年，離開上海，次年暫居漢口、廣州，後赴香港。 ^{[49]  [18]} 

1950年至1952年，白先勇就讀香港九龍小學，之後進入英文學校喇沙書院（LaSalle College）念初中。 ^{[49]  [18]} 

1952年，赴台灣省與家人團聚，並就讀於台北建國中學。

1956年，在台北建國中學畢業，由於懷揣參與興建三峽大壩工程的夢想，遂以第一志願考取台灣成功大學水利工程學系。

1957年，學習一年水利之後，發現與其志趣不合，遂轉學考取台灣大學外國文學系，改讀英語語言文學。

1962年，畢業於台灣大學，按照要求參軍服役；同年12月，母親馬佩璋去世，白先勇曾在自傳文章《驀然回首》提及，白母下葬後，按回教儀式白先勇走了四十天的墳，第四十一天，便飛往美國了。

1963年1月，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愛阿華作家工作室學習文學理論和創作研究，這一時期的學習對其小説創作技巧和藝術風格成長產生了影響；在赴美國之前，其父白崇禧到台北松山機場前來送行，這也是父子倆最後一次會面。 ^{[20]  [49]} 

1965年，以八則短篇小説獲得美國愛荷華大學碩士學位 ^{[49]  [18]} 

2009年，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2] 

2013年，獲得香港理工大學榮譽文學博士。 ^{[9]  [11]  [21]} 

1965年9月，白先勇開始了其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長達三十餘年的教學生涯，教授中國語文及文學，並從此在那裏定居，直至從該校榮休。白先勇將其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貢獻給了加州大學，而加州大學也為他提供了一個穩定的生活環境，使其能夠在教學之餘安心寫作。

1994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芭芭拉分校正式榮休。 ^{[49]  [32]} 

2008年，任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文學院榮譽院長。 ^[9] 

2011年，獲聘為香港中文大學偉倫人文學科講座教授。

2012年，任香港中文大學“崑曲研究推廣計劃”榮譽主任。

2015年，獲聘為南京大學台港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中心顧問。 ^[5] 

2017年8月，任香港中文大學博文講座教授。 ^[2] 

1958年，白先勇在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發表了小説處女作《金大奶奶》，從此逐漸走上文學創作之路。

1961年，與歐陽子、陳若曦、王文興等創辦《現代文學》雜誌，介紹西方現代派作家及其作品，如卡夫卡、福克納、喬伊斯等，並在該刊物上發表《月夢》《玉卿嫂》《寂寞的十七歲》等多篇小説。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省，在國民黨當局封殺大陸二三十年代文學的情況下，當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洶湧而來，許多台灣作家對彼時刻板的“戰鬥文學”極為不滿，他們懷揣革新之熱情，學習西方現代派文學，尋求新的創作內容與表現形式。《現代文學》譯介了比較多的現代派作品，產生了積極影響，併為一批文壇新秀提供了一個展示文學才藝的舞台。

1964年，創作發表《芝加哥之死》 ^[33]  ，主要描寫留學生們留在美國還是回台灣的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因為那一代都面臨這個問題，目標是變成新移民，所以心態不是留學生的心態，而是“移民”心態。 ^[52] 

1965年7月，《謫仙記》發表於《現代文學》 ^[50]  ，該作講述了幾位“貴族”小姐經歷時代變革後，在異國他鄉的命運沉浮。 ^[53] 

1966年，創作完成舞台劇《遊園驚夢》，該作以“夢中夢、戲中戲”的敍述方式，講述了崑曲名角藍田玉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將傳統藝術崑曲的節奏與詩意融於現代戲劇的語境和韻律之中。 ^{[33]  [2]  [44]} 

1968年，創作完成短篇小説《金大班的最後一夜》，該作敍述的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從上海百樂門到台北夜巴黎的一段風花雪月的故事。 ^[17] 

1971年，創作完成短篇小説《國葬》，即取材於白崇禧的葬禮，寫的是國民黨潰敗場景；出版短篇小説集 《台北人》，白先勇在 《台北人》的創作中顯示着他迴歸現實主義藝術手法，力圖找回小説中的歷史感。

1976年，編著出版小説集 《寂寞的十七歲》，集結了 《月夢》 《玉卿嫂》、《青春》等短篇小説；同年，創作完成同志戀情題材小説《孽子》，《孽子》的主題 “傳達了作者對人的同情” “不單是描寫青少年的問題，全書的大架構是中國的父權中心社會以及父子——不只是倫理學上的，而且也是人類學、文化學和心理學上的父子——的關係”的寫作目的。這也是華文文學同性戀書寫的開山之作，是劃時代的作品；另發表論文 《流浪的中國人——台灣小説的放逐主題》 ^[6]  ；同年，《現代文學》雜誌復刊，任雜誌社社長 ^[32]  ；1977年，長篇小説 《孽子》在 《現代文學》復刊號連載。《孽子》是白先勇從現代到現實主義道路上的里程碑，同時也是他人道主義情懷的表達。

1978年，完成散文集 《驀然回首》。

1979年，短篇小説《永遠的尹雪豔》發表刊登於《當代》雜誌，這篇作品在當時被譽為“台港文學一隻報春的小鳥”“台港和海外華文文學的發展”；同年，發表論文《社會意識與小説藝術——五四以來中國小説的幾個問題》。 ^[15] 

1984年，《孽子》第一次以正式長篇小説出版物的形式出版，該作描寫“在最深最深的黑夜裏，獨自彷徨街頭，無所依歸的孩子們”，描述“同性戀者的世界”，表現“父子間的衝突和愛，以及各種關懷”，也寫出“整個社會加在同性戀者身上的歧視造成的創傷” ^[40]  。《孽子》是白先勇唯一的也是最後的長篇鉅作，小説中那種悲憫情懷、那種歷史的沉重感、小説藝術技巧都顯示了白先勇小説藝術的成熟。在創作這部小説之後，白先勇開始沉澱自己的文學藝術素養，對崑曲藝術開始了長達30餘年的經營。 ^[60] 

1987年，編著出版《白先勇自選集》《骨灰》，這個階段創作呈現出一種對小説歷史感的追求，關心人的命運，反映時代變遷和社會重壓下人的生存境遇，從而達到了藝術創作道路上的第一個高峯。 ^[60] 

1999年11月，在中國台北《當代》發表《養虎貽患—父親的憾恨（一九四六年春夏間國共第一次“四平街會戰”之前因後果及其重大影響）》一文，為父親白崇禧立傳。 ^[18] 

2001年，小説《Danny Boy》發表於《中外文學》。

2004年，編著出版作品集《青春·念想—白先勇自選集》，以及新作《奼紫嫣紅牡丹亭》。 ^[38] 

2011年，開始整理父親白崇禧的傳記資料；6月，創作出版《Tea for Two》。 ^[9] 

2012年5月，編著出版《父親與民國：白崇禧將軍身影集》。 ^[47] 

2014 年，出版《止痛療傷： 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紀錄了二二八事件之後，蔣介石特派時任國防部部長的白崇禧赴台灣省宣慰，處理善後之事。 ^[49] 

2016年7月，新作《白先勇細説紅樓夢》在台北發行，該作中白先勇從小説家的角度去“細讀”，深入解析小説中的人物塑造、文字風格、神話架構、敍事手法、對話技巧、象徵隱喻、平行對比、千里伏筆等藝術技巧。 ^[19] 

2019年4月，編著出版小説散文精選集《我的尋根記》，該作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白先勇經典作品集，懷抱着一份對文學、對故園的眷念，展示着白先勇個人色彩的文學、藝術軌跡和生命歷程，集結了近年來演講、訪談、文論，可一窺白先勇的文學觀與個人體驗，也相當全面地呈現了白先勇這些年的文學活動。 ^[51] 

2020年，創作出版新作《美的復興》，此書是理解和體悟白先勇文藝脈絡極其完整的一部文化散文集，主要收錄關於文學、藝術活動的新篇章。白先勇在書中談小説的創作經驗，談崑曲的美學價值，談《紅樓夢》的前世今生，談文化經典的保存與流傳以及如何復興中國傳統文化。 ^[41] 

1945年，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劇院觀看了一折崑曲，曲目是《牡丹亭》的一個片段，主角是梅蘭芳和俞振飛，“雖然不懂，但印象深刻”，崑曲在自此在少年白先勇心中紮下了根。15年後，白先勇完成了一部小説，名字就是當年上演的崑曲——“遊園驚夢”。白先勇承認，崑曲是那部作品的靈感來源。

1982年，將小説《遊園驚夢》改編為舞台劇在台北演出，很受歡迎。 ^[40] 

1983年，在台灣省參與《牡丹亭》其中兩折摺子戲的製作。

1987年，在上海，上海崑劇團的《長生殿》喚起了白先勇一直做着的崑曲夢。此前雖然台灣也有一些曲社劇團，但讓白先勇接觸崑曲的機會卻不多。這一番熱愛一湧起便一發不可收拾。同年，在南京看了張繼青的《牡丹亭》，這一次他和崑曲再一次結上了緣，便不想再鬆開。

1992年，發表論文《讓〈牡丹亭〉重現崑曲風華》。

1994年，退休之後，全身心地投入到防治艾滋病的公益活動和振興崑曲的文化事業之中。 ^[49] 

2001年，發表論文《我的崑曲緣由——憶梅蘭芳與俞振飛》。

2003年，白先勇有了改編《牡丹亭》想法，後又結識蘇州崑劇院的兩位青年演員——俞玖林與沈鳳英。經過籌備，一部青春、美麗、嶄新的崑曲《牡丹亭》誕生了；同年，發表論文《與餘秋雨論 〈遊園驚夢〉所涵蓋的文化美學》 ，這些都促進了他的崑曲藝術觀。 ^[60] 

2004年，任總製作人參與制作的崑曲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並引起轟動，此後，青春版《牡丹亭》在兩岸四地多次上演，於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美國、英國、希臘等地巡迴演出逾200場。這個時期白先勇把自己的藝術目標鎖定在追求中國傳統藝術的美感上，用自己的人生經驗、社會閲歷和人際關係重新發掘和肯定中國傳統戲劇文化，特別是崑曲的藝術價值和魅力，取得了藝術人生新的高度。 ^{[38]  [60]} 

2008年，製作新版《玉簪記》，獲得好評。這兩部戲，不僅為“崑曲新美學”樹立典範，也培養了青年演員與數十萬計的青年觀眾。 ^[2] 

2009年12月，牽手北京大學啓動崑曲傳承計劃，該計劃第一階段計劃將用五年的時間，從“學研”“新知”“推鑑”三個方面入手，通過在北京大學開設崑曲公選課，舉辦崑曲文化周，優秀崑曲項目展演、推動數字崑曲工程，成立百位名人崑曲倡議大聯盟，建立崑曲傳承扶持基金等內容。 ^[45] 

白先勇是“名門之後”，他的家族始祖伯篤魯丁為元代進士、詩人，第十五代先祖白榕華於清朝乾隆甲午科中舉，被賜予進士及第，祖上白佩、白玉等人也都出身科甲。白先勇的父親白崇禧是中國國民黨高級將領，母親馬佩璋系當時興安縣令、清末出身科甲的馬健卿（馬維麒）之女，曾就讀於女子師範學校，所以從父系傳承與母系傳承兩大基因傳承系統而言，白先勇家族堪稱書香門第、文化世家。可以説，深厚的文化底藴與源遠流長的家族文化傳統，對白先勇人文素養形成和文藝實踐成果的取得，有着深刻的影響。 ^[30] 

白先勇兄弟姊妹共十人，他排行第八，大哥先道，二哥先德，三哥先誠，四哥先忠，六弟先剛，七弟先敬，大姐先智，二姐先慧，三姐先明 ^[47]  。白先勇7歲時，經醫診斷患有肺結核，不能就學，因此他的童年時間多半獨自度過。抗日戰爭時他與家人到過重慶、上海和南京，1948年遷居香港，1952年移居台灣省。 ^[18] 

白先勇曾在香港公開表示自己為同性戀者，但在中國台灣公開場合極少提及自己的性傾向。白先勇曾説，他相信父親知道他的同性戀傾向，但並沒有真正和他談論過此事 ^[29]  。關於白先勇的戀情，更能表達他自己的是那篇感動千人萬人的“以血淚、以人間最純真的感情去完成的生命之歌”——《樹猶如此》。這篇散文，是為紀念他的同性戀人、生死之交王國祥而作。白先勇説，他和王國祥的感情裏，“包括朋友、愛人、兒時默契的夥伴等多重含義。” ^[6] 

2003年，白先勇與江蘇省蘇州崑劇院共同打造青春版《牡丹亭》。2004年，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此後，又造訪美國、英國、希臘等國家，更多次走進全球和全國高等學府。時至今日，青春版《牡丹亭》即將步入第20個演出年頭，已累計演出400餘場。 ^[63] 

2008年，白先勇製作新版《玉簪記》，並獲得好評 ^[2]  ；2009年，《玉簪記》亮相第七屆北京國際戲劇·舞蹈演出季閉幕式 ^[65]  ；2014年，《玉簪記》亮相上海天蟾逸夫舞台。 ^[64] 

2019年4月4日，由白先勇與蘇州崑劇院合作的新版崑劇《白羅衫》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上演，這部有着悲劇氣質的作品，是白先勇以崑曲新美學吸引當代觀眾的又一嘗試。 ^[66] 

從青春版崑曲《牡丹亭》合作開始，白先勇與蘇州崑劇院多次合作，分別出品除《牡丹亭》《玉簪記》《白羅衫》之外的《義俠記》《西廂記》《長生殿》等崑曲曲目。 ^{[63]  [66]} 

白先勇作品《台北人》中14位主人公來自社會不同階層，但卻有着共性之處，即不斷追憶過去生活，不斷思念家園，身份認同感的喪失讓他們無法直視現實生活。在這個意義上，“台北人”並不是真的指“生活在台北的人”，而可以指每一個具有身份認同焦慮的“跨文化旅行者”。《台北人》作為離散文學，在文化多元的21世紀仍有重要意義，文中體現的“跨文化旅行者”尋求身份認同的社會心態，對於在全球化格局裏喪失身份認同感的離散者來説，具有借鑑意義。從文化離散的視角看，文化的多樣性和異質性能促生讀者的好奇心和吸引力。 ^[57] 

在翻譯策略上，白先勇作品中均有文化負載詞（culture-loaded words），即指在某種語言中體現了濃郁而鮮明的民族色彩和文化個性的詞、詞組和習語，反映了特定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逐漸積累的、有別於其他民族的、獨特的活動方式。 ^[57] 

在對世界華文文學的討論中，“中國性（Chineseness）”是一個重要概念，它是對華文文學作家文化身份的指涉，也是對作家作品分析與內涵提煉的依託。白先勇“中國性”認知來源，集中於兩個方面：其一，個人遷徙經歷引發的外在空間變動，引發認知主體身份認同的變遷，“離散”身份使主體更為自覺地尋求國族的聚合，並實現對以中華民族為主體的民族國家的心理依附；其二，由台灣省有關文化傳統的論爭與合流引發的認知主體對於文化傳統作為國族發展之根性的強烈認同，並被納入主體的文化傳統理念與實踐行為之中。總之民族身份與文化身份的尋求與建構，構成白先勇“中國性”認知的來源。 ^[58] 

相較於散文中情感的熱烈、批評文章中思想的深刻，白先勇的“中國性”表達在其小説創作中最具典型意義，形式最為豐富，也最為人熟知。白先勇在創作中提煉中國經驗，並不斷開拓出新的表達方式。引領文學發展方向的重任使白先勇在創作中傾注了極大的熱情，而他對人與歷史的發現，則構成其“中國性”表達的核心主題。與通過小説展現的“中國性”不同，白先勇實踐性質的“中國性”處於動態的展演與呈現之中它既以藝術行為的形式參與到社會整體建構之中，同時也是藝術品的表現主體，因此承載着藝術、社會、文化、大眾等多重內涵。對於白先勇來説，藝術實踐充實了其“中國性”認知也使其藝術生命更為豐盈。 ^[58] 

白先勇藝術實踐的“中國性”表達，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第一，以古典與現代的結合為出發點，在傳統戲曲的變與不變中，發揚傳統藝術的現代魅力；第二，發揮大陸藝術創作場域的特殊性，注重“本土化結構”的發掘，倡導“新的中國性”；第三，展現“中國性”表達的高級形態，即以藝術理念與形式的創新，推動戲曲藝術中國氣韻的發現，實現中國傳統藝術最高層次的美學理想。 ^[58] 

白先勇的批評文章可分為三種類型：一，絕大多數是為一些作家作品所寫的序和自己閲讀作品的讀後感；二，在不同場合就小説藝術與別人的對談；三，一些學術性較強的論文等。白先勇的文學批評表現出視野的廣闊性，在一些文章中就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外國作家作品以及中國現代作家作品發表了見解，就其所評論的作家作品來説，文體是多樣化的，小説、詩歌、戲劇、散文無不涉及。 ^[56] 

白先勇的批評文章是建立在文本細讀基礎上的感性領悟帶鑑賞性，體式自成一格。這特別表現在他為一些作家作品所寫的序及讀後感之類的文章中。白先勇的文學批評具有善於把握作品總體風格特色、偏重作品藝術技巧、藝術表現的分析以及富於“創作室批評”特徵的特點，有較強的主觀性，在理論上、系統上有嫌不足之處。但他的那種追求直觀感悟，注重文學藝術本體特徵的批評思維方式，卻樹立了一種清新健康的文學批評觀。而其“創作室批評”特點則為尋求白先勇的文學理念和美學趣味提供了一條線索。白先勇的文學批評本身就是其文學世界的一部分。 ^[56] 

2011年，白先勇在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開設“崑曲之美”課程，主講“崑曲與抒情詩的意境：從平面到立體”“崑曲新美學：傳統與現代”等講座 ^[2]  ；另在中國台灣大學開設“紅樓夢導讀”課程。 ^[14] 

2009年12月，白先勇牽手北京大學啓動崑曲傳承計劃，該計劃第一階段計劃將用五年的時間，從“學研”“新知”“推鑑”三個方面入手，通過在北京大學開設崑曲公選課，舉辦崑曲文化周，優秀崑曲項目展演、推動數字崑曲工程，成立百位名人崑曲倡議大聯盟，建立崑曲傳承扶持基金等內容。 ^[45] 

白先勇指導培養的學生有美國漢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艾朗諾（Ronald Egan）等。 ^[10] 

20世紀初，崑曲“非遺”命名，迎來了發展契機。而正是此時，白先勇吹來了一股清新的崑曲“東風”。他以蘇州崑曲劇院為班底，先是打造了青春版《牡丹亭》，接下來還有《玉簪記》《白羅衫》等崑曲名劇，風靡國內，唱響校園，登上國際舞台，颳起了一股白先勇崑曲旋風。青春版《牡丹亭》等崑曲名劇在把握崑曲古典精神、處理好傳統與現代關係上做出探索，主創者一方面較為完整地繼承了崑曲精華，另一方面探討了名劇改編被當代觀眾特別是年輕觀眾接受的審美心態。 ^[55] 

白先勇版《牡丹》對於戲曲的當代傳承發展、對於崑曲美學復興意義重大。青春版《牡丹亭》是白先勇崑曲復興美學結晶，也為當代崑曲復興提供了成功經驗。找準美學方向，巧用現代技術，突出表演風采，彰顯崑曲魅力，鑄就既古典又現代的崑曲體系，是當代崑曲復興成功的關鍵。這是白先勇的做法，也是他的經驗，是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大方向”，更是當代崑曲復興的美學原則，不僅可供從事崑曲復興者鑑，也為當代戲曲藝術的傳承創新提供經驗。 ^[55] 

崑曲進校園一直是白先勇在努力實施的。崑曲的傳承需要青年觀眾，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讓崑曲優秀劇目進校園演出，培養更多的戲迷觀眾。白先勇有一套完整的傳習計劃，首先在北京大學實施，培養了很多大學的崑曲戲迷。白先勇的崑曲復興不是他心血來潮的臨時之舉，崑曲復興也不是一年兩年的事情，而是一項有計劃、有系統、長期的工程，崑曲才能真正復興起來。崑曲復興，白先勇厥功至偉。 ^[55] 

白先勇吸收了西洋現代文學的寫作技巧，融合到中國傳統的表現方式之中，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和生活，富於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感 ^[9]  。其作品具有現代派作家共有的特點，注重“描繪人與人性，注重發掘人的內心世界及其複雜性。在藝術上，從西方輸人虛無主義，存在主義，意識流，廣泛採用意識流，暗示，象徵等手法。”總體而言，白先勇小説有三個創作特色：中西合璧，悲劇色彩，感傷主義。具體來説：1、白先勇的個人經歷對其小説創作有很大影響，使其在繼承傳統技法的基礎上融傳統於現代；2、在小説的情節和人物的悲劇性方面有着濃郁的悲劇色彩；3、在歷史流變下的“對命運的感悟和思索”以及異域文化下的生存和放逐的視角下，白先勇小説富有感傷主義色彩。 ^[28] 

在選材上白先勇常會選取日常生活中很細小的事情來刻畫各色人物，揭示重大的主題。在刻畫人物上白先勇筆觸細膩，塑造了自“上”到“下”眾多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他善於對人物所處的環境、外貌衣飾、言談舉止進行描繪，寥寥幾筆就使人物栩栩如生；白先勇的小説在繼承中國傳統小説技法的基礎上也將西方現代小説的表現技巧融入其中。他在注重對現實的描繪的同時，還十分注重對人物內心世界的刻畫，從而將角色的心態表現得淋漓盡致，有時是內心獨白；其小説適當地運用了西方現代派小説的意識流的表現手法。除了意識流外，白先勇在其作品中還運用了象徵、意象、暗示、精神分析等現代派技巧；白先勇的小説用一種個人生命的悲劇，從而來向讀者展示的是一種歷史的悲劇，是在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個人無法掌控自身命運，隨波逐流的內心掙扎。 ^[28] 

白先勇的小説中有很多地方描寫了中國台灣人民和海外華人所共有的“鄉愁”，——懷念祖國，故土，親人的哀愁。白先勇是所謂“無根的一代”，中國台灣並非故土，美國並非天堂，他們常會懷念童年時代的祖國、親人、故土，而這種從內心深處產生的無限寂寞孤獨的“鄉愁”，在客觀的歷史條件下這種“鄉愁”又始終不能得到疏解，於是便有了感傷情緒參雜其中，但也曲折地反映了愛國主義思想和深沉的民族感情，這也是白先勇作品中的一種可貴的特色。 ^[28] 

女性佔據作品的中心位置，是白先勇早期小説的特色之一。這些性格鮮明的女性形象本身就體現了當時的社會意識。由於長期的封建社會以及婦女所處的社會地位，她們的命運常常是社會的晴雨表。以女性為中心寫小説，其實就是從婦女角度藝術地剖析社會。白先勇一些早期小説，非但不是以女性為中心，甚至連女性形象都沒有。如前所説，這些小説裏常有替代女性的變態男性，他們的本來的性別特徵如同虛設與女性的藝術形象相比較，這些同性戀的“女性”要單純得多，甚至帶有虛幻和傳奇的色彩；以青春作為小説的貫穿線索，是白先勇早期小説的另一特點。性慾，性衝動，是白先勇早期小説經常觸及的問題，但從藝術描寫的效果看，卻不曾流為色情小説。白先勇透過性慾現象的描寫來反映青春這個實質問題。 ^[32] 

在白先勇的小説語言中，有着從中國古典文學（詩詞、小説、戲曲）承繼而來的典雅含蓄，也有着中西現代文化衝擊與陶冶出的彈性和多元。他的小説語言是漢文學語言從青澀走向成熟，從古典脱胎為現代的一個例證。 ^[23] 

長句是白先勇比較喜歡的語句類型，無論敍事、寫景、寫人，都多有采用。白先勇所運用長句都是現代漢文學語言，它們不但善用新式標點符號，善於吸納現代生括詞彙和現代人的生活用語，同時還保存了純正的漢文學語言的造句習慣。白先勇小説的造句藝術卻也不是“變化無方”，他在小説語句運用中有意造成一種兩兩對立、相反相成、偶散交錯的流動狀態，不但有許多長句與短句的交錯，就是在長句之中，也每每錯落有致、交迭迴旋。除了長與短的對比，還有長與長的交錯。白先勇小説造句除了善用對比之外，尚多回旋反覆。 ^[23] 

白先勇小説的語句因流貫、交疊而富於吟誦詠歎的聲氣節奏，其小説造句還能根據具體的語境，提煉出相應的內在節奏。在運用現代中文表達現代人的生活和情感上，白先勇形成了自己的文字風格，這種風格葆有漢語特有的美學特質而不被惡性西化的浪潮裹挾而去。 ^[23] 

白先勇在小説中常常引用歌曲名稱或歌詞內容，化用音樂典故，借音樂來抒情、烘托氛圍、象徵暗示人物的心境與命運，音樂參與着白先勇小説意義與形式的建構，使小説呈現出含蓄藴藉的朦朧美，成為小説富有表現力的有機成分之一。白先勇小説中的音樂種類涵蓋古今中外，某種程度上，小説中的音樂書寫從側面反映出白先勇跨地域、跨文化的流動變遷。從中國大陸走向中國台灣再到美國定居、執教，時代和地域的印記很多時候是以流行音樂為媒介的。白先勇的小説籠罩在一片音樂聲中，來自不同時空的音樂在其小説中匯聚成一支“交響樂”，音樂兼具象徵與寫實的作用。它可以作為一種藝術手段，參與小説意義與形式的建構，音樂隱藏在字句中，與小説文本達成一種“潛對話”，使小説的敍述更有深度，形式更有韻味。 ^[24] 

白先勇的小説創作受古典寫作理論中虛實相生的藝術辯證法理論的影響，其在小説創作中對虛實相生的藝術手法的採用，取得了藝術效果，並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他的風格。 ^[27] 

通常意義的情景交融在白先勇小説中運用廣泛。其中更具創作個性的“以樂景寫哀”的虛實相生的藝術辯證法也被白先勇使用於創作中。在樂景寫哀的反襯法中，一般説來樂景是描寫之實，哀情是藝術效果之虛。從白先勇的藝術創作目的看，樂景也是虛，是藝術表達藉助的形象；哀情也是實，是白先勇真正要表達的悲劇主題。因此樂景寫哀既可以看成是化虛為實，化情感為實景，也可以看作是化實為虛，化樂景為哀情，化直接正面的“情哀則景哀，情樂則景樂”為曲折反村的景樂而情哀。 ^[27] 

烘雲托月是用於人物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以虛村實的藝術辯證法。此法用於人物塑造，指設置人物的主賓關係，虛設次要人物，在對此映村中突出主要人物，達到以賓形主，以虛村實的目的。當二者是同類相關的人物時，是正襯，二者相輔相成。當二者是對立相反的形象時是反襯對比，相反而相成。虛設的人物不是作者最終所要塑造的形象，這看似矛盾，但就藝術效果説又是虛實相生、對立統一的。 ^[27] 

白先勇幾乎不寫完整的大故事，往往只截取生活的橫斷面，寫幾個故事片斷，然後在作品主體部分寫一個相對完整的故事，構成整散（碎）相間的情節格局，來塑造人物，揭示主題。而故事片斷間並無情節發展上的前後順承關係，顯示出形式上的零、碎、散、斷的特點。 ^[27] 

白先勇之所以要選擇“虛者實之、實者虛之”的辯證法則，作為對題材主題的辯證處理態度和創作方法，根源於他的文學觀。他認為作家不是政治家、改革家，文學不是政治工具，不是哲學社會學，而是藝術。白先勇曾説，文學之所以可貴是因為表現永恆的人性，這比時代意義和政治家、改革家，文學不是政治工具，不是社會意義更重要，因為文學最重要的還是表現人。 ^[27] 

白先勇的小説創作既賡續了古典文學傳統的詩性，又顯示出對現代小説技法的沿習，以傳統詩意和現代美學的交構生成了個人化美學風格。他的文學創作受到古典文學和現代思潮的雙重滋育，小説中潛隱着古典的悲情，流露出感時憂世的纖細情感，在敍事技法上進行了變革，形成了先鋒性藝術風格，具有美學特質和獨特價值。白先勇對古典文學傳統的賡續體現在其小説的意象建構中，藴藉着創作主體的主觀情思，以有形之物表無盡之意，言有盡而意無窮。傳統意象的纏綿悱惻與愁思無限將白先勇的小説與平鋪直敍、言傳意表的現代白話文學區別開來，彰顯出個性特徵。白先勇深受古典詩學中“含蓄”美學的影響，擅於在小説中以具體的物象創設朦朧的意境，完成古典悲劇內核的現代轉化。擅長把握色彩引發的感官體驗，將豐富的文化密碼寓於意象的顏色之中，使古典意象在現代表述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25] 

白先勇的小説運用了西方意識流小説的創作手法，以人物意識的流動串聯情節的發展，運用時空的跳躍轉換將畫面壓縮至有限的篇幅中，使回憶與當下、想象與現實交織並現，共構藝術世界。白先勇也吸收了西方現代小説中的空間敍事理念，顛覆了傳統以時間延展或因果關係為導向的線性敍事邏輯，轉而以空間流變為線索編織小説的經緯。現代敍事技法的融入豐富了白先勇小説創作的維度，使他的小説展現了對人的意識層面和心理世界的開掘及其與傳統現實主義文學迥異的新質。白先勇的小説呈現出對敍事視角的多元運用。他常依據小説內容表達的需要裁度擇取不同的敍事視角。敍事視角的靈活轉換使白先勇的小説呈現出駁雜而圓融的特質。不同視角下的講述雖敍事效果各異，卻無不契合小説的內容，使故事的敍事形式與敍述內容相互契合，臻至和諧完滿的藝術境界。 ^[25] 

白先勇的作品有比較濃厚的宗教情結，洋溢着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他的作品中融人了濃厚的佛教意味、道教色彩和基督教情懷，在多種宗教色彩的相互滲透中，他試圖從宗教的視野關照生命的本相，他總是自覺不自覺地帶着宗教情緒進行自己的文學選擇和文學創作。 ^[59] 

在各種宗教中，白先勇受佛教影響較深。白先勇作品中的“人生如夢，一切皆空”“人生是痛苦不幸”的思想，實際上是來源於佛教“色空”“四諦”“十二緣生”“八正道”等思想以及因果報應、生死輪迴等觀念。小説中的宗教意藴實際上飽含着關懷人生的情感，洋溢着東方式的智慧。白先勇作品中的佛教思想和感傷情緒，應作具體分析，看到它的積極的一面。 ^[59] 

道教是糅合儒（孔孟思想體系）道（老莊思想體系）兩家思想而產生的宗教。在白先勇筆下，無常與虛空幾乎觸目皆是：從荒園草家到遲暮老人，從今不如昔的時代感慨到顧影自憐的悵惘情結。縱觀白先勇小説，可以看出他的小説世界記錄了主人公逃離、棲居、浪跡的漂泊歷程。作為一個“台北人”，他的根在大陸，作為一個“紐約客”，他的根在中國，然而兩岸三地的政治氣候所造成的現實隔膜和文化衝突又使其真正屬於“無根的一代”。於是作品從地點來講，包括了大陸、台灣、美國三點，就時間來講，大陸代表過去，台灣代表現在，美國代表將來；就歷史變遷來看“過去”輝煌燦爛，“現代”沒落沉淪，“將來”或是死亡的地獄，或是虛幻的空想。可見白先勇的整體創作歷程就寓言式地指出了人類歷史的滄桑以及隨之產生的無常和虛幻。 ^[59] 

對白先勇影響最大的兩位作家是福克納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白先勇接受了他們的基督教人道主義思想和博愛精神，同情一切弱小和不幸的人，包括被時代拋棄和一切失敗了的人。白先勇的基督教情懷在作品中很多時候都表現為一種憂國憂民的思想，對一切人，包括對犯有嚴重罪惡的人實行寬恕的基督教人道主義精神和博愛思想。白先勇描寫了許多在政治上已經失去了顯赫地位的上層社會人物，“失勢”是這一羣人物最突出的精神特徵和現實地位。那個曾經給予他們幸福的年代已成明日黃花，留下的只有斷壁殘垣、夕陽西下的悽側的人生晚景。白先勇是歷史感很強的作家，但他的歷史感不是停留在表層的歷史描述，而是撥開了政治、個人偏見等等非人因素造成的重重阻礙去探尋人的生命本相。 ^[59] 

白先勇在崑曲創作實踐中提出了“崑曲新美學”概念，其目標是“讓崑曲的古典美學與現代劇場接軌”，核心是“古典為體，現代為用”。白先勇的“崑曲新美學”在創作實踐中發揮了主導作用，撣去了傳統文本的灰塵，重新發掘傳統故事的現代意藴，按照當代審美觀念的要求改造傳統崑曲的舞台呈現方式，從而讓崑曲的古典美學與現代劇場接軌。“崑曲新美學”以崑曲美學為出發點，在兩方面創新，一是傳統與現代融合，二是傳統與傳統融合。其主要用力於崑曲傳統中的可變部分——舞台美術傳統與表演傳統，通過創新元素的加入，讓舞台呈現符合現代審美觀念，對崑曲傳統中的不變部分——文本、聲律與美學原則沒有做改變。 ^[26] 

從美學的角度來認識白先勇的“崑曲新美學”，可以稱之為一種舞台美學。這種舞台美學並不等同於“崑曲美學”。白先勇的“崑曲新美學”是從創作實踐中提煉出來的一種創作觀念，目的是創作符合現代審美觀念的戲曲作品，這不僅可用於崑曲，也適用於其他戲曲劇種。當代崑曲創作的主流觀念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傳統與現代的關係，在創作實踐中經常被理解為一種比例關係，“崑曲新美學”中“傳統為體、現代為用”的理論表述，對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的理解較為全面與深入，為當代崑曲創作的現代化指出了方向。 ^[26] 

2015年6月23日，“白先勇文化基金”設立儀式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舉行，設立文化基金旨在以獎學金方式鼓勵南京大學研究生從事與白先勇文學、歷史、戲劇、影視等文學創作和文化實踐相關的研究 ^[8]  ，幾年來基金已資助南京大學舉辦系列學術研討會、專題徵文等活動，形成了良好的學術成果和社會影響；2018年7月23日，南京大學白先勇文化基金捐贈簽約儀式在南京大學仙林校區舉行，本次捐贈支持的項目主要包括設立“南京大學白先勇文史獎學金”“南京大學白先勇學術獎”，設立有關民國史和台灣文學的橫向課題，資助出版民國史和台灣文學相關領域的優秀研究成果，同時開展“青年學術營”、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術工作坊等兩岸青年學人交流活動等。 ^[5] 

2019年，桂林白先勇文學館布展完畢，並免費對外開放。早在2017年2月20日，白先勇重返故鄉桂林時就有了籌建文學館的計劃。白先勇文學館位於桂林市榕湖北路16號榕湖飯店內。現存主樓建築面積872平方米，為中西結合風格磚木結構二層建築，為桂林市級保護文物。文學館內的陳設是民國風貌，民國風格的地磚，淡雅的黃色牆壁，簡約古典的燈飾，厚重的朱漆門窗。館內還珍藏了民國時期古董傢俬、古董鋼琴、留聲機、座鐘等。大廳、走廊、房間、樓梯間的牆壁上，展示了白先勇的人生經歷和文學創作歷程，通過珍貴老照片、實物、書籍、作家名言等形式，呈現了白先勇在文學、崑曲、電影、紅學等領域取得的成就。 ^[48] 

白先勇曾透露，他與已故作家三毛有過一段淵源，當年是他第一個發現三毛的文學才華與天賦。大約1961年間，白先勇的一個朋友找到他説，他有一個學生叫陳平，有自閉症，不願意上學，就跟他學畫畫，可是她的畫畫得也不好，文章倒是寫得不錯，問白先勇能否給予指導。後來白先勇看了三毛的幾篇作品，故事講得生動，文字也很漂亮，行文中隱約流露出非凡的文學潛質。白先勇很喜歡，稍做改動後就刊發在《現代文學》上，這篇名叫《惑》的小説就成了三毛的處女作。白先勇自豪地認為，他應該是三毛文學道路上第一位啓蒙老師。 ^[46] 

“白先勇的文學成就極高，他始終保持着對文學的敬畏之心。他書寫時代的更迭，為我們講述時代背後那些不為人知的情感。多年的寫作生涯中，他筆耕不輟，創作了一部又一部經典之作。白先勇的文字影響了一代人的閲讀觀，是半個中國文化圈都鼎力推崇的大家，受到餘秋雨、林青霞、許知遠、曹可凡、葉嘉瑩等一致推崇。他的作品是林青霞、蔡康永的枕邊書，三毛更稱其是自己一生的導師。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這就是白先勇，一個穿行在文學世界裏的智者，一個內心充滿柔情坦蕩的文化大家。”（《楚天都市報》評） ^[7] 

“白先勇小説語言在現代性漢文學語言建設上的獨特貢獻，表明了他是一位善用自己本土語言的美的資源的藝術家。”（《台灣研究集刊》評） ^[23] 

“白先勇是具有世界影響的著名小説家，也是一位熱愛中華傳統優秀文化、擅長編創崑曲的藝術家，並且還是一位喜愛中國書畫文化，能夠充分理解漢字書法文化和創造性地運用書法文化符號進行藝術再造的文藝家。在漢語新文學或中華新文藝的創作領域，作為貫通文學與戲曲、穿行中國台灣和大陸的現代文化名人，白先勇努力貫通文與藝的實踐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華文文學》評） ^[30] 

“白先勇是我們敬仰的大家，在弘揚、傳承中華文化方面做出了傑出貢獻。”（時任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朱慶葆評） ^[8] 

“白先勇在中華文化的傳承以及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方面也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劉俊評） ^[8] 

“白先勇是當代文化名人，是著名作家，在海內外頗具影響，是桂林、廣西的驕傲。”（時任廣西壯族自治區歸國華僑聯合會主席韋幹評） ^[16] 

“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潛心自己藝術進步，想為當今文壇留下幾篇值得給後世朗誦的作品的，有兩位，於梨華和白先勇；白先勇是當代中國短篇小説家中的奇才，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五六人而已。”（旅美學人、文學評論家夏志清評） ^[18] 

“白先勇才氣縱橫，不甘受拘；他嘗試過各種不同樣式的小説，處理過各種不同類式的題材。而難得的是，他不僅嘗試寫，而且寫出來的作品，差不多都非常成功。白先勇講述故事的方式很多。他的小説情節，有從人物對話中引出的《我們看菊花去》，有以傳統直敍法講述的《玉卿嫂》，有以簡單的倒敍法（flashback）敍説的《寂寞的十七歲》，有用複雜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表白的《香港——一九六〇》，更有用‘直敍’與‘意識流’兩法交插並用以顯示給讀者的《遊園驚夢》。他的人物對話，一如日常講話，非常自然。除此之外，他也能用色調濃厚，一如油畫的文字，《香港——一九六〇》便是個好例子。而在《玉卿嫂》裏，他採用廣西桂林地區的口語，使該篇小説染上很濃的地方色彩。他的頭幾篇小説，即他在中國台灣時寫的作品，文字比較簡易樸素。從第五篇《上摩天樓去》起，他開始非常注重文字的效果，常藉着文句適當的選擇與排列，配合各種恰當‘象徵（symbolism）’的運用，而將各種各樣的‘印象（impressions）’，很有效地傳達給了讀者。”（中國台灣籍作家歐陽子評） ^[18] 

“白先勇是二十世紀不多的幾個可以被稱之為天才的作家。”（作家、出版人許知遠評） ^[7] 

“白先勇對中國台灣文學的發展與促進，功不可沒。白先勇的文本主要建立在小説、散文和論文三個領域，這是他成名、立名、揚名和傳名之本，他的氣質屬於温柔敦厚那一種，所以，他的小説敍述起來從容不迫又細膩周到，在《紅樓夢》的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傳統中，他是那種有十分感情，就能用文字能夠表達出十分的人；白先勇的文學創作和文化實踐，迥然不同：文學作品中，他體現了某種文化價值、美的必然的衰亡；然而，在文化實踐中，他試圖走出這種悲劇，重振中國文化的輝煌。他在對古典文化如崑曲、《紅樓夢》的重新詮釋之中，展現了中華文化現代創新的可能；白先勇為讀者構建了一個富有張力的、系統的文學世界。在白先勇筆下，一些看似尋常的話語，因為放在特定的語境中，可以有驚天動地的能量。”（時任世界華文作家協會執行會長潘耀明評） ^[43] 

“白先勇的人生與寫作，都體現出豐厚的戲劇資源。他所體驗的生涯的跌蕩起伏，所觀察的人生的波詭雲譎，生動而深刻地詮釋着人生如戲的哲性理趣。他的人生閲歷中充滿着戲劇接受，戲劇體察，戲劇性省思的意味。”（澳門大學教授朱壽桐評） ^[44] 

“白先勇是當今華語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學家。”（香港中文大學評） ^[2] 

“在文學創作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成就的同時，白先勇在中華文化的傳承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南京大學教育發展基金會評）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