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橋榮記

文本的敍述者老闆娘就是一個從桂林流落到台灣的婦女，由於丈夫“下落不明”，她“四處打聽”也沒有結果，只好自己打算，她想方設法拼湊了一點本錢在長春路上開起了一家小食店。在老闆娘的店裏來吃飯的多半都是窮顧客。老闆娘首先為讀者介紹了兩個包飯的顧客：一個是曾經在柳州做大木材生意的李老頭，到台灣後被兒子遺棄在台中，七十大壽後上吊而死；另一個是秦癲子，掉到長春路的大水溝裏很長時間後才因為意外原因被打撈出來。在這兩個悲劇小人物之外，老闆娘重點敍述了小人物主人公盧先生的悲慘命運。盧先生是老闆娘的桂林小同鄉，盧先生的家世是顯赫的：他的爺爺以前在湖南任過道台，在桂林辦了一所培道中學。在桂林時他們居住在很體面的盧公館裏。家道中落後，盧先生沒有怨天尤人，還是“安安分分，一句閒話也沒得”，他省吃儉用，勤勞本分，積攢下來的錢起碼有四五萬。老闆娘很中意盧先生，希望把盧先生與她先生的侄女兒秀華配成一對。但是老闆娘的好意卻遭到了盧先生決絕的推辭。因為盧先生始終在等着他在桂林的未婚妻羅家姑娘。

盧先生拒絕了秀華，為此老闆娘生了很長時間的氣。終於，皇天不負苦心人，盧先生在香港的表哥終於和羅家姑娘聯繫上了。盧先生的表哥向盧先生索要五萬五千塊錢，以便委託偷渡的黃牛帶羅家姑娘入境。然而令盧先生絕望的是，所謂的偷渡入境只是為了騙錢的謊言。盧先生的表哥把盧先生辛辛苦苦積攢了十五年的五萬五千塊錢吞掉了，然後矢口否認有這回事。此事給予盧先生沉重打擊，“大概有半年時間，盧先生一直茶飯不思”，人變得更加沉默了，身體也更差了。接着盧先生與一個台灣人阿春同居了，阿春以洗衣服為生，與盧先生同居後，阿春也不洗衣服了，盧先生把她捧在手上，每天洗衣做飯，伺候阿春。即使盧先生對她百般伺候、遷就，阿春還是在盧先生房裏與一個擦皮鞋的馬仔私通，盧先生跑回去捉姦，被馬仔踢倒在地上逃跑了。盧先生爬起來之後打了阿春兩個耳光，這遭到了阿春猛烈的回擊。如果不是房東跑到街上喊救命，盧先生很可能被打死。此次事件過後，盧先生總認為別人在恥笑他。終於，可憐的盧先生死了，由於找不出毛病來，死因一欄填寫為“心臟麻痹”。 ^[2] 

盧先生是在“花橋榮記”長期包飯的客人，是老闆娘的桂林同鄉。盧先生出身大户人家，家境富庶，在大陸有個青梅竹馬的戀人羅家姑娘。後來由於歷史原因不得不背井離鄉來到台灣，在長春國校做國文先生。盧先生來台多年，卻緊抱“過去”，一心一意要和留居大陸的羅家姑娘成親，這一理想成為他生命的全部意義，並支撐着他在台北的全部生活。但後來，盧先生的表哥偽造羅小姐的信件，捏造了羅小姐計劃來台的謊言，騙取了盧先生十五年的積蓄，也擊碎了他長期堅守的理想。人生支柱的坍塌使他的精神陷入了空虛頹唐，在“肉彈彈”阿春的誘惑下，盧先生最終走向靈與肉的沉淪，最後心力交瘁，死於“心臟麻痹”。

“花橋榮記”店的老闆娘是故事的敍述者、旁觀者，在小説中的地位不容忽視。和盧先生不一樣，她性格外向，熱情隨和，喜歡和人搭仙聊天，而且喜歡評頭論足，説人是非。她是個精明務實的生意人，和盧先生不肯屈服命運不同，她更多的是接受現實、順應生活。然而，當她以擁抱現實、樂天隨和的形象出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依然能感受到她內心隱秘的痛楚與憂傷。她炫耀從前爺爺家的花橋榮記店的生意興旺，對比着如今台北的花橋榮記店的經營慘淡;她炫耀着家鄉桂林的青山綠水，對比着眼前台北惡劣多變的氣候;她炫耀當年的年輕美貌，對比着如今的年老色衰，她炫耀着當年做營長夫人時的風光自得，對比着如今丈夫下落不明後的孤苦伶仃。如今，那些美好的過去己隨着歲月的流逝，變成了一場夢，遙遠又清晰，恬美又感傷。 ^[3] 

小説中的老闆娘、盧先生、李老頭、秦癲子等都是生活在社會中下層的小人物。他們有着相似的經歷，相近的處境，卻有着不同的人生態度和生活準則，有的隨遇而安，有的沉溺過去，有的無奈沉淪，人物之間相互對比、相互映襯，構成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藝術世界。白先勇以細膩寫實的筆觸深入到人物的現實生存空間、深入到人物複雜微妙的內心世界，通過人物的今昔之變和靈肉之爭，多方位地呈現出在歷史變遷中失根的一代人悲苦飄零的處境和內心無法擺脱的鄉愁，通過他們與命運抗爭的悲劇書寫，道出了生命的虛妄和命運的無常。 ^[3] 

首先，小説採用了第一人稱，敍述者也就是老闆娘春夢婆“我”。“我”與丈夫失散，撤到台灣後就開了這家小食店，也因此見到了很多流落台灣的大陸人。這些人大多生活窘困，像是李老頭、秦癩子等更是惡形惡狀，也因此，同為桂林人又知禮識數的盧先生也就分外特別起來。盧先生是一個熱愛生活，充滿希望的人，他兢兢業業，補課養雞，增加積蓄，從老闆娘的眼裏，我們開始看到的是一個温文爾雅的，有着愛與希望的讀書人，他雖然落魄，但並不像其他人一樣自甘墮落。這樣就使讀者一開始便對盧先生抱有好感，也對之後盧先生的沉淪更為同情。另外，作者藉助第一人稱真切地講述了漂泊人的心聲：對故土的懷想，對親人的思念，對往昔不可追的淡淡惆悵。這都更增加了小説的真實感，引起讀者的共鳴。同時，小説將“我”的故事輕描淡寫地掠過，詳寫盧先生的遭遇，暗含了一種不動聲色之中的對比：老闆娘與丈夫也是在戰時失散，在她的夢中有丈夫遇難的身影，自己也隱隱感覺到丈夫已然去世。然而，她卻沒有被這樣的命運壓倒，而是重開了花橋榮記，在這陌生的土地上繼續堅強地生活着，她對丈夫的愛也沒有淡卻，這與盧先生受到打擊後一蹶不振自我沉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另外，“我”在故事中是一個特殊而邊緣的存在。春夢婆只是一個米粉店的老闆娘，她與盧先生雖然有着同鄉之誼，但關係也並不緊密。作家採用了外視角，這樣讀者就能站在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上全面客觀地看到盧先生的一生。盧先生被人騙去錢財，失去與未婚妻見面的希望後，“他的頭一點，一頭花白的頭髮亂蓬蓬”，之後也“一直茶飯無思”，“一張臉瘦得還有巴掌大”，藉助老闆娘的眼睛，我們能看到一個因巨大的打擊失去全部希望與生活的熱情的可憐人，這樣的淒涼讓人更加同情不忍。另外，讀者可以見到盧先生所言所行，可並不知道盧先生所思所想，盧先生遇到打擊之後的鉅變也是從房東顧太太的敍述中表現出來，這就造成了一種疏離感，形成了一種獨特而真實的藝術效果。而且，“我”在全文中一直是用一種淡然的語氣敍述，表面上冷靜客觀，看似始終沒有流露出強烈的感情，然而就是在這種淡然之下，我們可以讀出滲透在字裏行間的一種暗含的同情，一種同命相連的惆悵與淒涼。 ^[4] 

從敍述時間的角度看，小説中多次運用插敍，或是藉助回憶，或是藉助人物的對話揭示人物的過去，靈活多變，一步步揭示盧先生的過去與現在。這篇小説在時間上其實是沒有明天的，有的只是小説中的人物對去過去無盡的追憶。事實上無論是老闆娘，還是盧先生，都是生活在過去之中的：“我”對自己的丈夫和桂林的花橋榮記的念念不忘，盧先生對自己未婚妻的依依不捨、牽腸掛肚，都顯示出他們都沒有真正從過去中走出來，他們牽掛的還是在桂林的舊時光。這些舊日的時光被作家巧妙地運用插敍，安排進了小説之中。白先勇尤其擅長濃縮時間，在小説的最後，“我”在盧先生家見到的照片上，年輕的盧先生與美麗的未婚妻，“兩個人，肩靠肩，緊緊的依着，笑眯眯的，兩個人都不過是十八九歲的模樣”，彷彿時光回溯，定格在了好的曾經，這是盧先生美好的少年時代，而老闆娘看到照片的時間是他淒涼而不堪地死去之後，這人生的無數大起大落、悲歡離合都被濃縮在了這一刻，今昔對比之鮮明更讓人不由唏噓。照片是可以定格時間的，這些舊照片其實才是他們真正生活的時光，也正是小説中不斷追述的時間。

從敍述的地點來看，小説中出現了一種現在與過去的分離。整個小説的發生地點是在在台灣的長春路，而盧先生的愛情故事卻發生在桂林。事實上，不止是盧先生，“我”的思念與愛也同樣在無比遙遠的桂林。這就造成了過去與現在在空間上的分離。同時，桂林是故鄉，是靈之所在，而台灣是肉的寄居之處。兩地的距離暗示着靈與肉之間的距離，他們的身心永遠無法統一，所以對於外鄉人來説，台灣永遠有一種疏離感，永遠不是真正讓人安心的故園。這種陌生感與不認同感，也真切地表現出了異鄉人心中的悽惶與不安，也因此，小説有了潛在的敍述對象。 ^[4] 

白先勇，作家、評論家，生於1937年。著有短篇小説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紐約客》、長篇小説《孽子》、散文集《樹猶如此》等。近年來致力於崑曲的復興與古典名著《紅樓夢》的重新解讀與推廣，重新整理了明代湯顯祖戲曲《牡丹亭》和高濂《玉簪記》等。曾獲第28屆上海白玉蘭戲劇獎特殊貢獻獎。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