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哲學史

公元前 4～前3世紀，古代朝鮮人在關於世界始源問題上的哲學思維，已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古代朝鮮哲學主要是圍繞着主宰天地萬物的是“神”還是“氣”的根本問題展開的。

人們在生產實踐中，逐漸認識了日月星辰風雨雲雪等天體和自然現象同人們生活的密切聯繫。在認識這些天體和自然現象的本質及其變化的過程中，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唯物的自然觀。據《三國遺事》、《三國志·魏書》等記載，他們認為世界是由物質的“氣”組成，並由陰陽兩氣相互作用而發展的。而奴隸主階級為維護奴隸制度、利用原始社會的宗教和迷信思想，神化國王權威，核心的思想是“敬天”。天神崇拜思想在當時佔統治地位。他們認為，主宰自然和人間的是天上的某種最高的、絕對的神。 ^[1] 

1世紀前後，古代朝鮮奴隸制社會漸趨瓦解，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封建國家先後建立。這時，中國的儒家學説傳入朝鮮三國，成了維持和鞏固封建秩序的思想武器。儒學家以家國一致、忠孝一致的思想，把階級支配解釋為近乎血緣關係的社會現象。 ^[1] 

4世紀，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的長期爭霸，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破壞，農民的反抗直接威脅着封建統治。為了麻痹人民，統治階級積極扶持佛教的傳播。佛教在372年首先傳入高句麗，爾後又迅速傳到百濟和新羅。6～7世紀，新羅佛教進入極盛期，出現了圓光、慈藏、勝詮、慧超、圓測、元曉、太賢、義湘等著名佛教思想家，建立了朝鮮獨特的佛教哲學思想。最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是元曉他根據“和淨”的邏輯方法，揚棄三論宗和唯識宗相對立的不同側面，提出了自己哲學的最高範疇“一心”，認為宇宙萬物由 “一心” 的存在而產生和發展。這“一心”不是人的主觀意識，而是某種構成世界始源的超自然、超社會的絕對精神。這就把佛教哲學從主觀唯心主義推向客觀唯心主義。元曉的哲學思想盡管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上，但包含着一些合理的辯證因素。如對“同一”和“差異”的關係，他明確指出：“差異”是對“同一”而言，“同一”是對“差異”而言的；“同一”只有在“差異”之中辨別，“差異”只有在“同一”之中才能明確。

6～7世紀，新羅還有一種影響很大的社會思潮花郎道，即風流思想。它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無為，佛教的積善思想融合成一個有民族特色的倫理道德觀，以此培養忠君思想和陶冶愛鄉愛國情操，以適應新羅進步貴族階級對內鞏固和發展封建秩序、對外統一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的政治需要。從根本上説，花郎道是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壓迫進行辯護的封建意識形態。但它代表了進步貴族階級的利益，對新羅社會的發展和在統一三國的戰爭中起了積極作用。

9世紀初， 中國禪宗開始傳入新羅，逐漸形成一派。到新羅末期，教（禪宗以外的其他佛教宗派）、禪兩宗分庭抗禮，互爭勢力，佛教勢力漸衰。 ^[1] 

10世紀，高麗王朝建立。在貴族統治階級的保護和扶持下，佛教又漸轉盛。 ^[1] 

高麗前半期，天台宗與禪宗廣泛流傳，前者的代表是編撰高麗大藏經的義天，後者的代表是曹溪宗的創始人智訥。智訥的佛教哲學對後來朝鮮哲學史的發展有較大影響，它從禪宗的立場調和禪、教二門教義，既反對教宗的讀經主義和形式主義，又反對禪宗不立文字的“以無念為宗”的“頓門主義”，主張“禪教一致”，“定慧雙修”。這樣，智訥在改造禪宗的基礎上，建立新的佛教教義，創立了有自己特色的佛教流派曹溪宗。他認為“真心”是世界的本原，除了真心之外什麼也不存在，“真心”即世界。智訥的“真心”説，把各種佛教的超自然與超人間的神秘主義範疇溶化在人的主觀意識（心）之中，進一步把佛教哲學推向主觀唯心主義。

13世紀，高麗王朝漸趨衰落，統治階級墮落腐敗，爭權奪利，政局動盪；大土地兼併使社會矛盾激化，農民起義接連不斷；蒙古兵和倭寇的侵擾使民族倍受蹂躪；佛教腐化墮落，日益喪失其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統治地位安、白頤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從中國元朝引入朱子學（見朱熹）。到14世紀，朱子學廣泛傳播，為重整封建秩序、實現李朝取代高麗王朝提供了思想武器。李穡、 鄭夢周、鄭道傳等人是此時期朱子學的代表人物。他們利用朱子學，在政治上標榜“王道”，要求維護和加強以王權為中心的封建專制體制，建立代表中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新政權朝鮮王朝；在經濟上揭露大土地兼併的弊端，要求改革田制，廢除私田，推行科田法；在思想路線上以客觀唯心主義反對佛教主觀唯心主義。朱子學的傳播客觀上推動了當時朝鮮社會的進步。

“抑佛揚儒”，確立和鞏固朱子學的統治地位成了當時朱子學者在思想戰線的主要任務。幾乎所有朱子學者都從道德、政治、經濟和哲學等不同角度對佛教展開了批判，其中尤以金貂樸礎和鄭道傳的排佛論為烈。鄭道傳撰文《佛氏雜辯》，全面批駁佛教教義。他以“氣之凝聚者，為形質，為神氣”的唯物觀點，説明形體關係，否定“靈魂不滅”；以天地萬物都有其發生、發展、消亡的必然過程為例，否定“定數輪迴”；以可知論反對佛教的“虛幻”説。鄭道傳的排佛思想包含了某些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因素，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唯物論思想的發展。 ^[1] 

1392年李朝開國。朝鮮王朝建立後，朱子學由論證舊政權的不合理性轉為歌頌新政權的合理性， 它在14世紀末所表現出來的進步性日見消失。李朝統治者實行 “獨尊儒術” 的政策，從李朝開國到1876年日本勢力入侵朝鮮的近 500年間，朱子學在意識形態領域佔絕對統治地位。這一時期的哲學分歧和論爭都以朱子學內部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甚至同朱子學對立的學説也只有藉助朱子學的外衣才能存在。 ^[1] 

15世紀初，朱子學的代表人物是權近。他認為理是第一性的，是構成世界萬物的本原；提出“天理人慾”説，要求人們服從天理，節制物慾，維護封建秩序。權近的思想經金宗直、金宏弼、趙光祖等人傳到16世紀。這一時期的獨尊儒術政策，為朱子學的研究和發展提供了條件，但也禁錮了人們思想，摧殘了學術思想的爭鳴和發展。

與當時“理一元論”相對立的是金時習的唯物論。他以物質的“氣”解釋宇宙萬物的生成發展，主張“天，積氣耳、日月星辰、積氣中有光明者”；認為陰陽兩氣是事物運動變化發展的原因；反對迷信鬼神，提倡無神論。金時習的思想是13～14世紀唯物論的繼承和發展。 ^[1] 

16世紀是朝鮮哲學史上的重要年代。這個時期圍繞“理”、“氣”問題的爭辯，把哲學思維水平推進到了新的階段。在前人唯物主義“氣一元論”的思想基礎上，徐敬德最早提出了“氣不滅論”。他以“元氣”的聚散離合解釋物質的運動變化，認為物質的存在變化是一個無始無終的過程。在發展觀上，他提出“機自爾”的觀點，認為事物的發展是由其內部陰陽動靜的推動而引起的。在認識論上，他主張可知論，認為學習的目的就在於把握事物本質。徐敬德的唯物宇宙觀對朝鮮唯物主義哲學的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此時期的唯心主義代表是李和李珥。李持“理一元論”觀點，強調世界萬物產生於“理”，“凡事皆能然必然者，理在事先”。在理氣關係上，他主張“理為氣之帥，氣為理之卒”，“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氣何自而動靜乎”。在認識論上，他主張“先知後行”，強調“性”有純善無惡的“本然之性”和善惡不定的“氣質之性”之區別，提出“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發”的觀點，開了朝鮮數百年“四端七情理氣之爭”之先河。在李理論的打擊排斥下，徐敬德的唯物論以及其他哲學思想都遭到了嚴重的壓抑。在社會倫理觀上，李為封建專制與封建倫理道德辯護，維護封建秩序的“永恆性”和“絕對性”，提倡“三綱五常”。李哲學帶有濃厚的保守性，是李氏王朝從發展頂巔開始跌落時的產物。他的思想對後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日本的朱子學始祖藤原惺窩和著名朱子學者齋；山崎齋也受到他的思想影響。

李珥提出“理氣二元論”，認為“非理則氣無所根柢，非氣則理無所依著”，主張理氣“渾然無間，無先後，無離合”，同為世界萬物之源。但他又認為如論理氣先後之分，則“理是樞紐根柢,故不得不以理為先”。在認識論上，他強調感官在認識事物中的作用，反對李在“性”、“情”上的“四七説”，提出“四端理髮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的觀點，認為七情以外無四端。在社會觀上，他主張變革舊法，要求緩和階級矛盾，反映了當時統治階級中進步階層的利益。李珥思想從認識論、辯證法方面豐富了朝鮮哲學。

李、李珥的“四七論爭”，開拓了朝鮮朱子學的新領域，使客觀唯心主義體系發展到較完善的程度。爾後，隨着“四七論爭”的繼續，朱子學逐漸淪為煩瑣的經院哲學。17世紀，朱子學經過宋時烈的加工，更趨保守和專制，此時期的其他思潮，如尹的唯物論思想等都被視為異端，遭到壓抑。 ^[1] 

18世紀，朝鮮政治、經濟每況愈下，朱子學同高麗末期的佛教一樣已失去其維繫人們思想的作用。富國強兵、振興經濟已成為時代呼聲，於是，產生了講求實效、反對空理空談的實學思想。實學起源於17世紀，李光、柳馨遠等為其先驅。李光依據當時的自然科學知識，認為世界的始源是物質的氣，明確地把“天”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否定“天”是超自然的存在。他還科學地解釋了月亮與太陽的關係，強調人們必須研究客觀事物，發展規律，指導自己的行動。在經濟上，他提出實行均田和發展工商業的設想。在此基礎上柳馨遠作了進一步的補充，使實學初步形成體系。 ^[1] 

18世紀，實學進入極盛時期，形成了以李瀷為代表的星湖派和以樸趾源為代表的北學派。在哲學基本問題上，兩派都強調“氣”的第一性與不滅性，藉助科學技術發展的新成就，對很多自然現象作出科學的解釋。李提出人的意識與動物心理的差異在於它的能動性的觀點，認為腦是人的感覺器官，心是人的認識器官。這種解釋雖尚缺少科學性，但卻明確表述了人是通過感覺器官來認識客觀事物的唯物論觀點。洪大容提出了地圓地動説，解釋了日食、月食等天文現象的原因。樸趾源進一步闡述物質不滅思想。在經濟方面，星湖派強調經世致用，強調調整不合理的生產關係與上層建築；北學派則在此基礎上又強調向中國學習先進生產技術。實學思想由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丁若鏞集大成。這一時期的唯物主義哲學家還有任聖周、崔漢綺等。 ^[1] 

19世紀中葉，“東學”思想在社會上頗有影響。“東學”思想是崔濟愚針對當時在朝鮮開始傳播的天主教而創立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思想。這種思想主張“人乃天”，要求人的平等。它的哲學觀是以唯氣論為基礎的泛神論，認為“氣”即“神”，神乃自然（氣）的表現形態，天地萬物包括人的動靜、喜悲、善惡都源之於氣運的造化。從而否定存在超自然的“造物主”。東學思想雖然蒙上宗教外衣，但它卻內含着唯物論思想因素。

18世紀70年代以後的哲學：1876年，日本強迫朝鮮王朝簽訂《江華條約》。從此，這個與世隔絕的封建王國大門被叩開了。外來資本主義勢力的日益侵入和國內資本主義商品貨幣關係的發展，從根本上動搖了朝鮮封建制的基礎，也打破了封建制的精神支柱朱子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富國強兵，振興國運已成為當時的歷史使命和時代潮流。順應這種時代要求，產生了“儒教求新論”、開化和文化啓蒙等愛國思想。以李建昌（1852～1808）、金澤榮（1850～1929）為代表的“儒教求新論”派擷取王陽明主觀唯心主義體系中的“實踐”因素，批判傳統朱子學的空洞學説，試圖建立一個適應時代要求的新儒教。這反映了當時漸臻成熟的資產階級的階級要求。開化思想是隨着資本主義萌芽在朝鮮壯大而產生的一種要求採用西方文明，消除封建愚昧，實現富國強兵的改良思想。其主要代表有金玉均、樸泳孝等。它在經濟上要求發展工商業，在文化上要求否定封建意識，在政治上要求逐步建立君民同治的君主立憲政體。這種思想對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發生和發展起了促進作用。文化啓蒙思想包括要求發展科學技術、振興生產、普及教育等內容。它反映了朝鮮民族不甘淪落的氣概。其主要代表有樸殷植、張志淵、申採浩等。20世紀初的朝鮮愛國文化啓蒙運動，廣泛地促進了民族的覺醒，推動了資產階級民主運動的發展，同時也表明了領導這場運動的階級已無力再把朝鮮引向獨立和富強了。 ^[1] 

1910年，朝鮮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以金日成為首的朝鮮共產主義者領導廣大人民進行長期的抗日解放鬥爭，1945年終於取得了最後勝利。光復後，在朝鮮勞動黨的領導下，朝鮮勞動人民在朝鮮北半部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金日成在民族解放鬥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對無產階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統一戰線、階級和國家以及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等一系列重大理論問題作了論述，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理論。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