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聖山學社

卓越的朝聖山學社社員中有很多人身居要職，其中包括：前西德總理路德維格·艾哈德、意大利總統魯伊奇·伊諾第、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亞瑟·伯恩斯、美國國務卿喬治·普拉特·舒爾茨、英國外交部長傑弗裏·豪、意大利國防部長安東尼奧·馬提諾、智利財政部長卡洛斯·卡瑟斯、新西蘭財政部長魯斯·理察森和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八位學社社員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爾頓·弗裏德曼、喬治·斯迪格勒、莫里斯·阿萊斯、詹姆斯·布坎南、羅納德·科斯、加里·貝克和弗農·史密斯。羅納德·里根1980年競選顧問團的76位經濟顧問有22位是朝聖山學社社員。第一位加入該學社的來自大陸的經濟學家是鄒恆甫（第一個進入世界銀行研究部的中國高級經濟學家），他於2008年受該學社（Mont Pelerin Society）大會組委會主席邀請加入。

凡是遊覽過朝聖山的人都會立刻被這裏令人摒息的壯觀的景色所陶醉。從廣闊的走廊可以眺望到日內瓦湖和阿爾卑斯山脈的Dents du Midi，這裏是個半農業地區，不僅適合於沉思默想，也適合徒步旅行。從火車站步行10分鐘，站在農田中，環繞着奶牛和鬱鬱葱葱的綠草。事實上，最初的會員，包括哈耶克，都熱衷於遠足和爬山。

Pelerin 是法語朝聖的意思。與會的美國記者約翰·達文波特（John Davenport）評論説，“朝聖常常是對他們希望達到哪兒已經有了明確的方向，儘管朝聖者對如何達到這一目標通常有不同看法。他們一般也不知道旅途將碰到哪些麻煩。”這次也不例外。學社第一次會議的與會人物來自方方面面，融合了美國自由至上主義（libertarian）經濟學家與歐洲温和的自由市場主義者。討論中的分歧是明顯的，一類是芝加哥學派貨幣主義者與奧地利學派之間的爭論，另一類是有神論者（theist）與不可知主義者的分歧（agnostic）。1984年，學社在英國劍橋開會，達文波特會心地笑了，因為他發現，朝聖山學社會員（Pelerinians）已經就所有問題達成一致，唯一的例外是上帝與黃金（金本位制）。

學社創始會員包括哈耶克和奧地利學派的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還有Wilhelm Rpke，他與奧伊根（Walter Eucken）一起在1948年德國貨幣大改革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後者則曾因反納粹而在戰爭期間被蓋世太保通緝。與會的還有哲學家卡爾·波普，美國記者Henry Hazlitt，倫敦經濟學院的Lionel Robbins。新成立的經濟教育基金會（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FEE）派出Leonard E. Read、F.A. "Baldy" Harper和V. Orval Watts參加。新興的芝加哥學派與會者則有弗裏德曼（Milton Friedman）、Aaron Director、奈特（Frank H. Knight）和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

奧地利學派也出現在學社的第一次會議上。奧地利學派經濟學的掌門人當時是米塞斯，他也是從納粹極權主義統治下逃亡出來的。他的觀點與芝加哥學派和弗賴堡學派截然不同。

米塞斯是第一個論證社會主義由於缺乏價格體系而不可能正常運轉的經濟學家。在《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核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1920）一文中，他論證説，由於沒價格體系的引導，社會主義國家根本沒有辦法明智地配置其稀缺資源。米塞斯是政府幹預經濟行為的毫不妥協的批判者，這種堅定立場使他與很多與會者發生衝突，尤其是在黃金在貨幣體系中的作用問題上。

在米塞斯看來，由政府控制、建立的法定紙幣基礎上的貨幣制度是危險的，是對政府幹預經濟企圖的妥協，相反，他主張金本位貨幣制度，由此與芝加哥學派的貨幣主義者發生了激烈論戰。根據達文波特的報道，作為在金本位制下長大成人、並親眼看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由於無限制發行紙幣對經濟的破壞力的人，米塞斯“未免有點過於尖刻地奚落了那些懷疑黃金作為交換中介及價值保存手段的效力的傢伙。”

米塞斯也與那些樂意政府幹預某些領域比如收入再分配的人士發生了衝突。這一論題引發了更為激烈的辯論，據弗裏德曼説，在一次討論會上，米塞斯憤而宣稱“你們都是一羣社會主義者”，退出會場。

朝聖山學社的遺產是豐富的。會員中哈耶克、斯蒂格勒、弗裏德曼和布坎南（及其他四人）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還有很多人在勸告全世界的政府使其經濟邁向自由市場理想的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有人問如何評價學社的歷史地位時，弗裏德曼回答説“這是一個無法回答、也的永遠沒有答案的問題……它當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它的確發揮了作用。朝聖山學社在其50華誕之際，正在越來越強大，它為自己的會員擁有經濟學領域中最出色的思想家而自豪。我相信，在其傑出的前輩們的激勵下，他們將使明燈繼續放光彩。

原題：The Mont Pelerin Society's50th Anniversary ，Reprin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Freeman, a publication of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June 1997, Vol. 47, No. 6. 本文初次發表時，Greg Kaza供職於密歇根州眾議院（第42區），兼任Northwood大學助教。

1.據弗裏德曼説，最初出席會議的36人中，目前只有三人尚在世：美國的弗裏德曼（已逝）和Aaron Director及法國的Maurice Allais。

2. Friedrich Hayek, Opening Address to a Conference at Mont Pelerin. 1947年4月1日,哈耶克在會議的第一天發表了這份致辭。收入哈耶克的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and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7).

3. 同上。

7. 與會的其他人士包括：

Carlo Antoni, Rome;

Hans Barth, Zurich;

Karl Brandt, Stanford, Calif.;

Stanley R. Dennison, Cambridge;

Erick Eyck, Oxford;

H. D. Gideonse, Brooklyn, N.Y.;

F.D. Graham, Princeton, N.J.;

T.J.B. Hoff, Oslo;

Albert Hunold, Zurich;

Bertrand de Jouvenel, Chexbres, Vaud;

Carl Iversen, Copenhagen;

John Jewkes, Manchester;

Fritz Machlup, Buffalo, N.Y.;

L. B. Miller, Detroit, Mich.;

Felix Morley, Washington, D.C.;

Michael Polanyi, Manchester;

William E. Rappard, Geneva;

Herbert Tingsten, Stockholm;

Francois Trevoux, Lyon;

Miss C. V. Wedgwood, London.

各大學中譯版本：

芝加哥大學的哈耶克、

巴黎大學的Maurice Allais、

羅馬的Carlo Antoni、

蘇黎世的Hans Barth、

斯坦福大學的Karl Brandt、

紐約大學的John Davenport、

劍橋大學的Stanley R.Dennison、

芝加哥大學的Aaron Director、

弗萊堡大學的Walter Eucken、

牛津大學的Erich Eyck、

芝加哥大學的Milton Friedman、

布魯克林大學的H.D.Gideonse、

普林斯頓大學的F.D.Graham、

紐約的F.A.Harper、

紐約大學的Henry Hazlitt、

奧斯陸大學的T.J.B.Hoff、

蘇黎世大學的Albert Hunold、

Vaud的Bertrand de Jouvenel、

哥本哈根的Carl lversen、

曼切斯特的John Jewkes、

芝加哥大學的F.H.Knight、

巴富羅大學的Fritz Machlup、

底特律大學的L.B.Miller、

紐約大學的Ludwig von Mises、

華盛頓大學的Felix Morley、

曼切斯特的Michael Polanyi、

倫敦經濟學院的Karl R.Popper、

日內瓦大學的 William E.Rappard、

紐約的L.E.Read、

倫敦經濟學院的 Lionel Robbins、

日內瓦大學的Wilhelm Ropke、

羅得島的 George J.Stigler、

斯德哥爾摩大學的Herbert Tingsten、

里昂大學的Francois Trevoux、

紐約的V.O.Watts、

倫敦經濟學院的C.V.Wedgwoodo

哈耶克發起召開“朝聖山學社”大會的目的，乃是通過鼓勵諸多不同學科和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代表就公共的和國際的重大問題進行交流而與學術專業化取向作鬥爭，一如他在1956年慶祝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研究大樓落成二十五週年的慶典上發表題為《專業化的困境》（The Dilemma of Spe-cialization）的演講中所指出的，“我們當然應當對那些思想成熟的學者致以敬意，他們為了從事可能是任何人都無力宣稱完全勝任的工作，而甘冒極大的風險，無視專業化的一切藩離”（Studies in Philosophy，Politics，and Economics，p.127）。哈耶克在“朝聖山學社”第一次大會上為大會構畫出了兩個核心論題：一是自由企業與競爭秩序之間的關係和自由經濟政策方案的具體內容的論題；二是對反自由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相對主義的觀點展開討論，前者否認人的能動作用並主張一種宿命論取向，而後者除了成功的標準以外否認任何道德標準的意義。

在此次大會上，哈耶克當選為主席，並在此後的12年中，一直擔任主席。在這一期間，“朝聖山學社”在自由主義者中的影響頗盛而且成員也有了很大的擴展。在Hunold博士的幫助下，哈耶克幾乎每年都在一個國家召開一次大會：僅根據1947年到1976年29年的記載，“朝聖山學社”就在12個國家先後召開了27次會議（奧地利、比利時、法國、德國、危地馬拉、意大利、日本、荷蘭、英國、美國和瑞士）。的確，在“朝聖山學社”的組織工作方面，哈耶克實際上完全依賴Hunold博士的努力，但是後來Hunold博士卻越來越關注其他事物，最終使哈耶克認為與他喪失了合作的可能性。正是在這種情形下，哈耶克認為有必要堅持他同Hunold博士一起辭職，為選擇新的領導人提供空間；結果，哈耶克在1960年正式辭職，但同時又被選為名譽主席。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弗裏德曼也曾在1970年到1972年間擔任該學社主席。

在大約40多年的歲月中，“朝聖山學社”一直忠實信奉它自己所宣稱的諸目標，沒有采取任何行動，沒有做任何公共性的公告，也沒有進行宣傳。

（摘自：鄧正來著《自由與秩序——哈耶克社會理論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

《哈耶克傳》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8章 朝聖山學社（1）

哈耶克一直非常在意經濟學和政治學理論對實際生活的影響。實際上，歸根到底，他之所以進行理論研究，就是為了影響公共政策。1944年2月23日，他在劍橋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會發表講話《論成為一名經濟學家》，他説，研究社會問題的學者“不應當直接追求當下的轟動和對公眾的影響”，而為了“做好事”“企圖”通過權勢“獲得影響力”，這正“是思想上妥協的根源之一”。從這段話中我們既可以看出他對如何最有效地獲得影響力的技術性觀點，也可以看出他一直深切地希望獲得偉大的影響力。他相信，在“探尋真理的過程中”，經濟學家或政治哲學家如果致力於創造知識而不去從政，他們做出的貢獻將會最大。

早在1933年春天的一份備忘錄中，哈耶克就把納粹等同於社會主義。他本來想幫助英國政府對抗德國的戰爭宣傳，但被拒絕了，這一想法就是來自於利用自己的知識的力量去實現美好目標的決心。戰時他也通過羅賓斯滿懷信心地向英國政府建議，戰後應當創建一所社會研究學院，用來對德國領導人進行再教育。不過，他的建議無人考慮。

哈耶克開始寫作《通往奴役之路》時，並不僅僅針對納粹德國，像後來人們所認為的那樣。本書是將納粹德國與蘇聯相提並論的。事實上，在本書四年後再版時的一篇後記中哈耶克就提到，他最初寫作《通往奴役之路》，就是要反映納粹德國、蘇聯（當時兩國是策略性盟友）這些東方的極權主義強國，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之間的鬥爭。不過，由於1941年6月德國入侵俄國，俄國後來與英國結盟，他就沒有怎麼從負面涉及蘇聯。由於蘇聯壓制不同意見，所以哈耶克認為，蘇聯比納粹德國還惡劣。

在對倫敦經濟學院學生會宣讀《論成為一名經濟學家》後五天———英國出版《通往奴役之路》不到兩週———哈耶克又對國王學院政治學會宣讀了另一篇論文《歷史學家與歐洲的前景》。在這篇文章中，哈耶克討論了歷史學家在“對德國領導人進行再教育”的過程中能夠發揮的作用。在他的文章中，歷史學家是指“一切認真研究社會的人士”。他跟很多人一樣擔心德國會重新走向極權主義，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覆轍。他將這篇論文廣泛散發給很多學者及其它方面的人士，正是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成立朝聖山學社的最初想法。

哈耶克最初的想法是組織一個學會，讓德國學者重新回到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主流中來，跟他想成立一個學院重新教育德國領導人的想法同出一轍。擬議中的這個團體的倫理標準是決心“獻身於真理”，堅持“普遍的道德標準也適用於政治活動領域”———從德國的經驗看，這些信條可決不是陳詞濫調。哈耶克也提出，這個團體應該對“最廣泛的政治理想達成最低限度的共識”，包括“一致信仰個人自由的價值，對民主制度持肯定性態度，但也不是迷信它的教條形式，最後，要一致反對形形色色的極權主義，不管是來自右翼，還是源於左翼”。他在這篇文章的結尾中説，他的目的不是“懇請讓大家對一項明確的設想表示支持，而只是提出一個試探性的建議，供大家批評”⑦。

在隨後的三年中，設想中的這個學會的具體結構一直在變，但其基本目的沒有變，哈耶克也一直是其推動力量。哈耶克有了名氣之後，在各地旅行期間，結識了很多跟他具有相同觀點、但在當地環境中相當孤立的人士。所到之處，他幾乎都會“遇到一些人，他們告訴我，他們跟我的觀點完全相同，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覺得，他們的看法是完全孤立的，沒有人可以與他們交流”。這讓哈耶克產生了召開一次會議的念頭。由於戰時旅行受到限制，由於20世紀30年代經濟動盪，多年來，分佈在不同國家的學者之間見面的機會非常有限；當然，由於技術進步，這種聯繫也沒有以前那樣重要了。

1938年4月，巴黎曾經舉辦過一次會議，討論與會者所説的“自由主義的危機”。這次聚會被稱為“沃爾特·李普曼討論會”，討論的重點是李普曼在1937年出版的一本書《美好社會》，米塞斯、哈耶克、李普曼及其它23位學者與會。這次會議或許可以算是朝聖山學社第一次會議的一次預演。會議結束的時候，計劃成立一個“振興自由主義國際研究中心”，由哈耶克負責組織該機構在英國的分部。不過，1938年8月，成了這個國際性組織的計劃泡湯了。

戰爭結束後，還有其它一些學術界的自由主義者要想搞某種國際性聚會，但只有哈耶克的想法結出了果實。他最初的想法是創建一個國際性學會，讓德國學者重返自由主義思想主流，後來的目的變為維護古典自由主義本身。儘管如此，哈耶克覺得，德國經濟學家瓦爾特·奧伊根參加朝聖山學社第一次會議、併成為會議的“明星”，也是這次會議的一大成就，因為這“多少有助於德國學者重返國際舞台”。

當時，另一位學者也在非常積極地提議召開一次自由主義學者的會議，他就是奧伊根的同事威廉·勒普克。跟奧伊根一樣，他也屬於經濟學中的弗賴堡學派成員，該學派對於西德戰後走上自由市場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整個戰爭歲月，勒普克都流亡在日內瓦國際問題研究生院（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Geneva），30年代後期，米塞斯曾在那裏任教，哈耶克也曾在那裏發表過《貨幣民族主義與國際穩定》的演講。跟哈耶克一樣，勒普克也在戰後向很多志同道合者和參加過沃爾特·李普曼討論會的人士散發了一篇文章，呼籲召開一次自由主義者的國際性會議。勒普克提議，自由主義學者除了定期舉行會議外，還應該出版一本自由主義學報———這件事後來在朝聖山學社中引起了相當大的爭論———而要實現他的計劃，需要籌措一大筆錢。

據理查德·考奇特的記載，跟國際問題研究生院有關係的瑞士商人阿爾貝特·胡諾爾德博士邀請哈耶克於“1945年11月給蘇黎世大學學生髮表演講，並宴請哈耶克與一羣瑞士實業家和銀行家，席間，哈耶克告訴他們，他計劃召集一批跟他志同道合的知識分子討論並重新界定自由主義。哈耶克提出，‘如果要讓這樣一批人聚集到一起，在瑞士某個旅館住上一個星期以討論基本的理念，就需要大家經濟上幫幫忙’。胡諾爾德和幾位商人許諾從財政上支持這個計劃，決定把原來準備給勒普克用來出版期刊的資金撥給哈耶克，因為他們發現，勒普克的計劃成本太高了。1946年一年，哈耶克在歐洲和美國進行試探，在胡諾爾德的財政和道義支持下，他決定於1947年春天在瑞士實現召開一次會議的夢想”。

會議於4月1日到10日在瑞士靠近韋維市（Vevey）的朝聖山舉行。哈耶克深信觀念的力量，在會前的一份備忘錄中他寫道，如果要使歐洲不再陷入“另一種奴役之中，就必須要付出巨大的思想、知識努力。我們必須對我們窮畢生之力也不可能完全掌握的社會組織的重大原則和實現個人自由的條件，保持濃厚的興趣———並予以深刻理解。我們必須挺身而出，訓練一支為自由而戰的軍隊。如果面對壓倒性的公共輿論，我們不是袖手旁觀，而是努力地去塑造和引導輿論，那麼，我們的事業就決不是毫無成功希望的。但現在為時已晚，我們已經不能再浪費時間了”。他強調説，這種“努力從根本上説必然是長期的努力，我們所關注的，不是當下的實際效果，而是追求一種信念，如果我們想避免威脅個人自由的危險再次降臨，這種信念就必須重新佔據優勢”。如果信奉古典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還不團結起來，推進他們的願望，人類就必然要墜入又一個千年黑暗中。“除非我們使自由社會的哲學基礎再次成為一個被人們熱烈談論的話題，除非我們能實現這一將挑戰我們中間最聰明的天才人物之才智和想象力的任務，自由的前景確實會非常暗淡。但如果我們能夠像自由主義在其鼎盛時期那樣，相信觀念的力量，則我們不會輸掉這場戰鬥。”

來自10個國家的39人蔘加了朝聖山會議———其中17人來自美國，8人來自英國，4人來自瑞士，4人來自法國，比利時、丹麥、意大利、挪威、瑞典和西德各有1人蔘加。這份名單其實並沒有完全反映出這羣人的多樣性，因為有幾位與會者，比如米塞斯（他這時執教於紐約大學）、波普（在倫敦）和哈耶克本人原籍都在中歐。參加第一次會議的人士，後來有4人———佔到與會者人數的10%以上———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們是哈耶克、弗裏德曼、喬治·斯蒂格勒和莫里斯·阿萊斯。

根據會議的議程，首先是哈耶克對這次會議的目的作了一份報告。在開幕致辭中他特別強調指出：“在我期盼已久的這個時刻終於到來的時候，我必須坦白承認，我對你們大家的強烈的感激之情卻變得有點緩和了，一方面是因為，我竟然魯莽地將這一切付諸實施了，對此我覺得非常驚訝，另一方面又因為，讓你們耗費這麼多時間和精力來進行你們可能覺得過於荒唐的試驗，由此帶來的責任，也讓我驚恐。指導我從事這一切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我認為將我們團結一致的信念———即自由主義，儘管這個詞已經遭到太多歪曲，但仍然沒有比這更好的詞———要想獲得復興，我們就必須承擔起一項艱鉅的知識使命。”跟平常一樣，他強調的仍是知識人士。

第一次會議討論的議題有《“自由”企業還是競爭秩序》、《現代歷史編纂學與政治教育》、《德國的前景》、《歐洲聯邦的問題與機遇》及《自由主義與基督教》。據後來擔任朝聖山學社主席、併為朝聖山學社撰寫歷史的馬克斯·哈特威爾説，哈耶克“覺得有必要解決自由主義與基督教之間的嫌隙”。

弗裏德曼被選入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的執委會，參加這次會議是他第一次到歐洲的旅行。哈耶克追求的是跨學科的研究方法，所以與會者中有經濟學家、政治哲學家、歷史學家、法律家等等（不過哈耶克後來覺得，朝聖山學社中經濟學家太多了）。他堅持，會議一般不對公眾和媒體開放，他相信，向社會開放會妨礙觀念的自由交流。這種政策導致《芝加哥論壇報》在會議開幕第三天發表的一篇文章題目叫做《七國秘密會談籌劃自由之戰》。文章報道説：“在開幕式上，曾經就是否向外界公開的問題進行過辯論。經過一個小時的辯論後，會議決定謝絕媒體採訪，並指定一個六人委員會起草一份聲明，將其交給到處打探消息的記者。哈耶克博士談到會議的時候非常謹慎，根本沒有任何信息。至於為什麼搞得這麼神秘，原因無人知曉。”這篇文章錯誤地説，哈耶克曾擔任過“丘吉爾的經濟事務顧問”，一段的標題是《丘吉爾的顧問作出解釋》———這是因為，艾德禮曾經提到過哈耶克，到現在，人們還記得那檔子事。

阿倫·迪萊克特回憶説，萊昂內爾·羅賓斯是第一次會議上的“重要人物”。羅賓斯起草了《目標的聲明》，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被接納為本學社的指導方針。弗裏德曼回憶説：“在這次會議上，沒有誰能比羅賓斯更好地和那些負責起草聲明的人們中間的分歧了。我們花了好幾天時間討論這件事，並試圖起草一份聲明，後來此事萊昂內爾接手，結果很快就起草出了我們大家都認可的聲明。”

第三部 劍橋（1940-1949）第18章 朝聖山學社（2）

我們這些來自歐洲和美國的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哲學家和其它公共事務研究者……對我們這個時代所面臨的危機展開了討論。我們……就一系列目標達成了共識，特聲明如下：

文明的諸核心價值正處於危險之中。在這個地球上的廣大地區，維繫人的尊嚴和人的自由的根本條件已蕩然無存。在其它一些地方，這些基本條件也處於當前政策取向的威脅之下。專斷權力的擴張正在日益嚴重地侵蝕着個人的和自願性社羣的核心地位。甚至連西方人最為珍視的財富，即思想和表達的自由，也遭到某些信條之擴散的威脅———這些教條在其處於少數地位時聲稱享有被社會寬容之特權———它們千方百計欲獲取權力，以使自己可以壓制和扼殺與自己觀點不合的所有觀點。

本學社成員認為，這些趨勢是隨着某種否認一切絕對的道德標準的歷史觀的發展及種種質疑法治之可取性的理論的發展而逐漸出現的。本學社成員還認為，這些發展趨勢也是隨着人們對私有財產權和競爭性市場的信念之式微而形成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些制度所保障之分散的權力和廣泛的創造精神，我們無法設想一個社會能夠有效地保有自由……

本學社不會進行宣傳，不企圖創造某種正統，不會結黨，也不會與任何一個或多個政黨結盟。其惟一目標是推進那些有志於加強自由社會之原則和實踐、並研究市場導向之經濟體系的運轉方式及其優劣的志同道合的學者進行觀念交流。

第一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與會者同意，應該繼續召開這樣的會議。於是就創建了一個常設學會。應當強調的是，學社的目的並不僅僅提供思想上的交往，哈耶克曾説過，“我們更得彼此學習，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從不同方向努力推動我們所追求的理想的”。芝加哥大學的弗蘭克·奈特曾經反對哈耶克將這個即將成立的學會命名為“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回憶到這件事，哈耶克説：“一個有意思的插曲跟奈特有關。當我決定召集朝聖山的這次會議的時候，我就已經想過我們應該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一個永久性社團，我提出建議，可以用兩位最有代表性的自由主義人物的名字，將其稱為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弗蘭克·奈特最堅定地表示反對，‘你不能用兩位天主教徒的名字來命名一個自由主義者的團體！’而他最終徹底駁倒了我的想法，他認為這根本不可行。”考奇特報道説：“只有很少幾個人支持哈耶克最初提出的‘阿克頓－托克維爾學會’的名字，大部分人都喜歡用柏克和斯密的名字來命名。”

1947年11月6日，學社正式成立，就簡單地稱為朝聖山學社。哈耶克擔任主席，瓦爾特·奧伊根（西德人）、約翰·朱克斯（英國）、弗蘭克·奈特（美國）、W．E·拉帕爾德（瑞士）、雅克·呂厄夫（法國）任副主席。胡諾爾德是秘書，承擔主要的行政管理、籌措資金、組織管理等工作。他後來與哈耶克及學社中的其它成員、尤其是美國人和英國人發生了分歧。學社決定兩年後舉行第二次會議，後來在瑞士的塞利斯堡（Seelisberg）舉行。

尤其是在學社成立初期，英國的與會者中，大部分來自倫敦經濟學院，而美國會員則大部分跟芝加哥大學有密切關係。在英國，來自曼徹斯特大學的會員人數也格外地多，而在美國，設在紐約的經濟學教育基金會（FEE）有四人蔘加了第一次會議。除了胡諾爾德的企業協會之外，美國的威廉·沃爾克慈善基金會（它後來資助了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美國大學中的教學崗位）和英國的國際自由主義交流網絡?鄢也為這個剛剛成立的組織提供了資金支持。

哈耶克把朝聖山學社的創立視為一項真正重大的成就。他後來曾經以非常少見的自豪口吻説“我覺得我有資格説，朝聖山學社的創建和第一次會議是我的主意”，而第一次會議和學社的創建標誌着歐洲自由主義運動的復興。美國人給了我莫大的榮譽，認為《通往奴役之路》的出版是一個重大的日子。但我本人則相信，知識分子開始真正嚴肅地致力於復興個人自由、尤其是經濟領域的自由觀念的活動，始於朝聖山學社的創建，即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