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發源於17世紀和18世紀，也因此，它通常被視為由於工業革命和隨後的資本主義體制而產生的一種意識形態。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自我負責，和自由市場等概念最先也是由古典自由主義所提出，後來才陸續被其他政治意識形態所採納的。古典自由主義反對當時絕大多數較早期的政治學説，例如君權神授説、世襲制度和國教制度，強調個人的自由、理性、正義和寬容。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都受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影響。

古典自由主義認為政府的干預經常是阻礙了經濟的增長，因此主張將政府排除出經濟領域，讓經濟生活自行其是，讓追求自身利益的無數的個體理性的計算來引導經濟生活的調整，即“社會應當儘量從政府幹預中擺脱出來，儘量的自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古典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是亞當·斯密。

古典自由主義哲學特別重視個人的主權，認為“國家和社會是所有個人的總和，國家利益是其所有公民的合法利益的相加”，因而必須尊重所有人的個人基於平等的自由 ^[1]  ，只有這樣才能維護國家利益。個人財產的所有權被視為個人自由最重要的部分，強調自由放任的政策。古典自由主義並不必然支持民主的原理，這是因為尊重和保護個人財產權的法律，比民主裏的多數決原則還要重要。舉例而言，詹姆斯·麥迪遜主張共和立憲制以保護個人的自由，他擔心純粹民主制可能會造成“公共的情緒和利益被多數派掌控，而卻沒有半點避免少數派被犧牲的機制存在”。在經濟上，古典自由主義堅持一個“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才能有效滿足人類的需求、並且將資源分配至最合適的地方。他們對於自由市場的支持是因為“假定個人都是理性的、追求私利的、並且會有計劃的追求他們各自目標的。”他們不相信個人權利是由政府所“創造”的（在道德層次上），而相信道德權利是獨立於政府之外存在的。托馬斯·傑斐遜稱呼這些是“無法被分割的權利”，並且也指出古典自由主義所相信的理念：亦即權利並非來自法律、相反的法律的唯一目的便是用以保護個人的權利，他宣稱“正當的自由，指的是個人有絕對權利依照他們自己的意志做出任何行動，唯一的限制便是不違反其它人的相同權利。我不會加上‘以法律為限’，因為法律經常只是專制者的工具，這在法律侵犯個人權利時尤其明顯。”對於古典自由主義者而言，個人的權利是消極本質—亦即權利是以不受其它人（以及政府）侵犯的個人自由為基準。相反的，社會自由主義（又常稱為“現代自由主義”）則主張權利是由其它人提供的某些利益或服務所構成的。因此古典自由主義在本質上是徹底反對福利國家等政策的。古典自由主義強調“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卻不主張在物質上的平等。古典自由主義認為社會自由主義所追求的那些“積極權利”反而會侵蝕原本消極的個人權利。因此，古典自由主義支持以憲法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免受多數統治的干擾，並認為人民投票僅僅是為了選出官員，而不是為了創造法律。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指出古典自由主義有着兩種不同的流派：“英國的流派”以及“法國的流派”。哈耶克認為英國哲學家大衞·休謨、亞當·斯密、埃德蒙·伯克等人代表了經驗主義流派的思想，注重普通法，並且遵循長期自然發展下來的傳統和思想。而法國的流派如讓-雅克·盧梭、百科全書派、以及重農主義則相信理性主義、認為理性的力量是毫無限制的，並且有時會對傳統和宗教表現出敵意。哈耶克承認國籍的分類是和流派的分類不同的，有些哲學家並不一定符合國籍的分類：哈耶克認為法國的孟德斯鳩屬於“英國的流派”，而英國的托馬斯·霍布斯、威廉·葛德文、約瑟夫·普里斯特利、和托馬斯·潘恩則屬於“法國的流派”。哈耶克也否認“laissez faire”這一詞是源於法國的傳統，並將其歸功於英國的休謨、斯密、和伯克。

古典自由主義是政治和經濟的一種哲學，最早的根源可以溯及古希臘。在16世紀初啓蒙時代由西班牙的薩拉曼卡學派提出早期的論述。而在蘇格蘭哲學家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1776）中，他反對了主張由國家干預經濟並實行貿易保護的重商主義，認為重商主義只富裕了那些擁有特權的精英分子，而沒有顧及廣大平民。芬蘭議員安德斯·屈德紐斯（Anders Chydenius）也是另一個提出早期古典自由主義論述的重要人物。古典自由主義試着限制政治權力的界限，以保護個人的自由和財產權。古典自由主義一詞也常被使用於描述早期的自由主義，以免與新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混淆。

亞當·斯密於1776年所出版的國富論成了自由主義的理論根基，亞當·斯密提出了關於自由主義和經濟的解釋，在法律和哲學上的理解則經由約翰·洛克、托馬斯·傑斐遜、詹姆斯·麥迪遜等人。而在伊曼努爾·康德的著作，《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中，他假設了一種國際性的自由體制，以維持世界的和平。

“自由主義”一詞在此時開始出現分歧（大約在18和19世紀）。原先的自由主義主張個人自由、經濟自由（包括自由市場），和有一定權力限制的代議制政府。到了18世紀這層原先代表的意義僅在少數國家仍然完整存在，大多數國家裏自由主義一詞都已經偏離了最初的軌道（例如社會福利、關税、政府對經濟的介入和規定、薪水和物價的控制）。在許多國家自由主義一詞大多用以形容處在古典自由主義至美國自由主義之間的立場，只有少數幾個主要政黨仍然支持古典自由主義，大多數的自由主義政黨都接受了政府對經濟進行干預的概念。

近代工業革命大幅提升了人類的物質文明，但也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浮上台面，例如污染、童工，和都市人口過於擁擠等。物質和科學上的進步增長了人類的壽命，減少了死亡率，也因此人口爆炸性的增長。而這造成了勞工過多的問題，減低了平均的工資。米爾頓·弗裏德曼指出這個時代造成的現象不是貧窮人口增加，而是“貧窮現象更顯而易見”了。古典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家，如約翰·洛克、亞當·斯密、威廉·馮·洪堡則認為這些問題將會由工業社會自身進行修正，而無須政府的干預。

在19世紀，多數的民主國家都延伸了選舉權，而這些新獲得選舉權的公民往往傾向支持政府幹預的政策，由識字率的提高和知識傳播的發達產生了在社會上各種形式的行動主義。19世紀產生的社會自由主義（Social liberalism）成了第一個從古典自由主義裏分裂出來的重要流派，社會自由主義主張立法禁止童工和規定勞工的最低工資，而這些都是主張自由放任經濟的自由主義者所視為妨礙自由的政策，更認為這些政策會影響經濟的發展。

到了19世紀末，這些從自由主義產生的分裂已經逐漸擴大，他們認為為了要達成自由的目標，個人必須得到為達成目標的條件，包括教育和免於受剝削的保護。在1911年由霍布豪斯（Leonard Trelawny Hobhouse）所着的自由主義一書裏，他總結了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的概念，也就是主張政府介入經濟，並應確保每個人在貿易時的平等權利。由於霍布豪斯的自由主義與古典自由主義的差異實在太大，哈耶克甚至指出那應該被稱為“社會主義”比較正確（霍布豪斯的確曾自稱他的理論為“自由社會主義”）。

古典自由主義相信自由的哲學應該在每個領域都同等擴大（而不是在某些領域受到侷限），他們非常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如槍支管理法、平等權利法（Affirmative action， 鼓勵錄用女性和少數族羣的政策）、高税收、社會福利和支持公立學校，這些都是古典自由主義者所認為侵犯了個人自由的政策。

在美國“自由主義”一詞早已改變了原意，哈耶克認為涵義的改變是從富蘭克林·羅斯福任內開始的，羅斯福實行的新政在當時被貼上社會主義和左翼的卷標，由於擔心這些標籤的負面影響，羅斯福於是改自稱為自由主義者。自從那時開始，“自由主義”一詞在美國改變了涵義，與原本18和19世紀的自由主義完全不同了。

自由主義一向定義自身為自由的一方，而不是隨心所欲的專制和極權主義。極權主義這一名稱是由意大利哲學家秦梯利·金蒂勒（Giovanni Gentile）最先使用的，用以描述貝尼託·墨索里尼所建立的法西斯政治和社會系統。約瑟夫·維薩里奧諾維奇·斯大林和納粹德國也同樣適用此名稱，在戰後此名稱成了對法西斯主義普遍的形容詞。極權主義政權主張並且實行對整個社會的中央集權控制，以達成理想中繁榮和穩定的目標，極權主義通常宣稱其國家和人民正受到其它威脅，以替獨裁政權辯護。對極權主義的反抗成了自由和民主思想的重要部份，極權主義政權也常被描繪成試圖摧毀自由民主。

在意大利和德國，民族主義的政府連結了國家與大企業間的關係，並且宣傳自身國家民族在文化和種族上的優秀，而侵略他國將能使他們獲得應得的“陽光之土地”。在這些極權主義國家裏，宣傳機器通常宣稱民主是軟弱而無法達成大成就的，只有非凡的領導人才能帶來他們必要的紀律。

極權主義的崛起成了自由主義的反照面，許多自由主義者開始分析極權主義及其追隨者的信仰和理論，他們最後推論出，極權主義能崛起的原因在於人們身處太過惡劣的環境，因此轉向支持極權主義以尋求解決辦法。由於這樣的結論，一些人開始認為國家應該有保護經濟情況的職責，如同以賽亞·伯林所説的：“狼羣的自由就意味着羊羣的死亡”，也因此越來越多自由主義者開始主張政府應該扮演穩定經濟發展的角色。

其它支持自由市場的古典自由主義者，則主張極權主義的崛起正是因為越來越多政府管制造成的。哈耶克在他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一書中，主張極權主義獨裁者的崛起是由於政府對市場進行了太多幹預和管制，造成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喪失而導致的。哈耶克也對英國和美國因為受到凱恩斯學派影響而建立的經濟控制制度提出警告，認為那將會導致相同的極權主義政府產生—而那正是凱恩斯學派所極力避免的。哈耶克認為極權主義政權如法西斯、納粹、和共產主義都是同樣的極權主義流派；因為這些政權都試着抹滅經濟的自由。對哈耶克而言他認為抹滅經濟的自由即代表抹滅政治的自由，因此他相信納粹和共產主義間的差別僅僅是名稱上的不同罷了。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和米爾頓·弗裏德曼主張，經濟上的自由是公民和政治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哈耶克認為，只要政府試着以政策來控制個人的自由（如杜威、凱恩斯和羅斯福主張的政策），相同的極權主義後果也可能發生在英國（或任何其它地方）。

奧地利經濟學派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擁護者，如米爾頓·弗裏德曼、路德維希·馮·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對於現代自由主義的反駁，即代表了古典自由主義的持續發展—也就是所謂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佛利民説：

“從19世紀晚期開始，尤其是在1930年後的美國，自由主義一詞改變了涵義，變成了另一種涵義非常不同的東西，尤其是在經濟政策上完全不同。這一名詞變成用以形容那種依靠國家機器管理、而不是個人自發行動去達成目標的政治，口號變成了社會福利和平等，而不是自由。19世紀的自由主義將自由的擴大看作是促進社會福利和平等的最有效方法，而20世紀的自由主義則將社會福利和平等兩者看作是自由所不可或缺的要件。在打着福利和平等的旗號下，20世紀的自由主義竟然開始支持國家的干預和專制作風—而那都是原先古典自由主義所奮力對抗的。如果將時間倒轉回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那些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恐怕都會被打成現代的反動派了！”

也因此新古典自由主義者認為他們才是真的古典自由主義的繼承人。舉例而言，哈耶克主張他並不是所謂的保守主義，反而他才是真的自由主義者，而那些新自由主義者只是冒充者，他也因此一直拒絕放棄這種稱呼。

約瑟夫·熊彼特則指出：“最重要的是，如果這不是一場預謀，那麼私人企業制度的敵人們或許會覺得他們盜用了這一稱呼是相當明智的舉動”，意味着現代自由主義者們“偷走了”這一詞、並且還將這一詞冠上與之原義完全相反的解釋。

不過，有些人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主張，仍稱之為“右翼經濟的自由主義者”、“自由保守主義”或直接稱之“右翼”，並認為他們自行增添其它稱呼的做法是無視於古典自由主義在政治面的部分，而且他們只專注於斯密和大衞·李嘉圖的經濟學説。除此之外，他們認為哈耶克對於古典自由主義的看法相當奇怪：“他忽略了其它更早的傑出思想家例如洛克和密爾”。

古典自由主義(16張)

自由意志主義者通常認為“古典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兩詞是可以互換的。例如美國的卡託研究所（CATO Institute）認為古典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三者都是源於同一意識形態組羣。卡託研究所更喜歡自稱為“自由主義者”，因其自認為他們才是正當的自由主義繼承者。自由意志主義確實與古典自由主義有非常多相似處，包括哲學、政治、經濟方面，同樣主張自由放任的政府、自由市場、和個人的自由。古典自由主義一直主張為了保護個人的自由，必須儘量限制政府的權力。自由意志主義政黨則進一步主張對政府權力更多的限制。

比薩大學政治學系的教授Raimondo Cubeddu就説：“我們很難分辨‘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之間到底有何差別。這兩種稱呼在用以形容那些‘自由意志主義’的‘小政府主義’流派時幾乎是可以替換的：也就是用以稱呼那些認同洛克和羅伯特·諾齊克，認為國家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保護個人財產的學派。”

自由意志主義認為他們繼承了古典自由主義。不過，一些人仍然認為兩者存在着分離、甚至互相沖突的理論。美國大法官塞繆爾·佛裏曼·米勒（Samuel Freeman Miller）便認為：“自由意志主義只是表面上類似自由主義。自由意志主義者拒絕了自由主義所必要的制度。正確的説，自由意志主義假冒了一種觀點，而那種觀點正是自由主義依據歷史角度所反對的—那就是認為個人的政治權利處於封建制度之下。如同封建主義者，自由意志主義者構想出一種架構在個人契約連結上的政治權力。而自由主義理念所不可或缺的，便是主張政治權力乃是公眾的權力，應該公平的為公眾的利益所服務。”

強調兩者間存在差異的人則主張，自由意志主義和古典自由主義間有着根本的矛盾，因自由主義裏為了檢查和平衡而使用的手段，與自由意志主義所支持的完全解除經濟管制有着衝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