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霍布斯

霍布斯在1588年4月5日生於英格蘭威爾特郡的馬姆斯伯裏（Malmesbury）。他的父親擔任鄰近教區的牧師而不得不離開小鎮，將他的三名子女都寄託給他哥哥法蘭西斯照顧。霍布斯從四歲開始在馬姆斯伯裏的教堂接受教育，接着他前往私人學校就讀，由一名自牛津大學畢業的年輕人羅伯·拉蒂默教導。

霍布斯是一名天賦極佳的學生，在大約1603年時他被送至牛津的摩德林學院（Magdalen College）就讀。當時摩德林學院的校長是嚴格的清教徒John Wilkinson，年輕的霍布斯也受了他的影響。在大學裏，霍布斯顯然依着自己的規劃學習；他很少被其他正規的學校課程所吸引。他直到1608年才取得了學位，但在這段期間中他曾經由院長James Hussee爵士的推薦，擔任哈德威克男爵卡文迪許之子威廉的家庭教師（亦即後來的德文郡公爵），霍布斯一生中和這一家族的緊密關係也因此展開。

霍布斯在1610年陪伴年輕的威廉遊遍歐洲大陸，霍布斯也因此有機會比較他在牛津所接受的經院哲學教育、與歐洲大陸科學而具批判性的研究方式有何不同。當時霍布斯關注的研究領域是古希臘和拉丁文的著作，在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後，他在1628年完成了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翻譯，成為第一個將其從希臘文原稿翻譯為英文的人。霍布斯認為修昔底德對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紀錄清楚顯示了民主政府是無法打勝戰爭和維持長期穩定的，也因此他認為民主制度並不可取。

雖然霍布斯當時曾與一些文藝人士和思想家如弗蘭西斯·培根交往，但他在1629年之後才開始擴展自己的哲學研究領域。他的贊助人——德文郡公爵卡文迪許在1628年6月死於瘟疫，公爵夫人不再僱傭他。不過霍布斯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擔任喬維斯·克利夫頓爵士（Gervase Clifton）之子的家庭教師。霍布斯為了這份工作而長時間留在巴黎，一直到1631年卡文迪許家族又再次僱傭他，不過這次教導的對象改為威廉之子了。接下來七年裏霍布斯在教學的同時也不斷拓展自己的哲學知識，思考一些主要的哲學辯論問題。他在1636年前往佛羅倫斯旅行，並在巴黎加入了馬蘭·梅森等人的哲學辯論團體。從1637年起他開始自稱為哲學家和學者了。

霍布斯最初有興趣的研究領域是物體的運動原理，儘管他對這一現象有高度興趣，但他卻不屑以物理學的實驗方式進行研究。他自行構想出了一套物理運行的原理，並且終身都在研究這套虛擬的原理。他首先寫下了幾篇論文闡述這套原理的架構，證明其原理在物理現象的運動上都是可以解釋的——至少在運動或機械運行上可以解釋。接着他將人類與自然界分隔開來，在另一篇論文裏顯示了哪些肉體的運動會牽涉到特殊的知覺現象、知識和感情，以此證明人類的特殊之處。最後他在總結的論文裏闡述人類如何形成和參與社會，並主張社會應該避免人們退回“野蠻而不幸”的原始狀態。因此他主張肉體、人和國家這三者的現象應該要被一起研究。

霍布斯在1637年回到了祖國英國，當時英國的政治和社會局勢動盪不安，霍布斯也無法再專心的進行哲學的研究了。不過，在他回到英國的最初幾年裏所寫下的論文集The Elements of Law裏，清楚顯示了當時他的政治思想還沒有被大幅度改變，一直到1640年代英國內戰爆發為止。

1640年11月，英國長期國會取代了短期國會，國會與國王間的衝突迅速惡化，霍布斯覺得他的著作可能會招致政治迫害，因此很快便逃往巴黎，在接下來11年內都沒有再返回英國。在巴黎他重新加入了馬蘭·梅森的辯論團體，同時期他也寫下了一篇對於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一書的批評。

他也逐漸回覆原先的研究工作，開始撰寫研究的第三部分De Cive，並在1641年11月撰寫完畢。雖然他最初只打算私下傳閲，但這本書最後仍廣泛流傳。他接着重新着手研究的前兩個部分，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研究上，那幾年他除了一篇有關光學的短文（1644年）外便很少發表其他作品。他在哲學界建立起了良好的名聲，並在1645年和笛卡爾等人一同被選出以調解有關化圓為方的學術爭議。

1642年，英國內戰爆發。當保王派的局面於1644年中旬開始惡化後，許多國王的支持者開始流亡歐洲。當中許多逃至巴黎的人都與霍布斯相識，這使得霍布斯開始對政治產生興趣，同時他的De Cive一書也重新發行並且廣泛流傳。

在1647年的一次偶然機會里，霍布斯成為了威爾斯親王查理斯的數學教師，當時查理斯正於7月左右前往澤西島旅行。兩人的師徒關係一直維持到1648年查理斯前往荷蘭為止。

在許多流亡的英國保王派同鄉的影響下，霍布斯決定撰寫一本書以闡述政府的重要性和政治混亂所造成的戰爭。全書架構是根基於1640年所寫的一篇未發表的論文上。在霍布斯看來，國家就像一個偉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維坦）一般，它的身體由所有的人民所組成，它的生命則起源於人們對於一個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則社會便會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斷動亂的原始狀態。全書以一篇“回顧與總結”作終，霍布斯總結道“人民無論如何都不能違背與國家簽下的社會契約”，然而，霍布斯也討論到了當利維坦無法再保護其人民時，這個社會契約便等於無效。由於當時英國的局勢縱容對於宗教教條的批判，霍布斯的理論也因此更無所忌諱。利維坦的初版名為Elementa philosophica de cive。

在撰寫《利維坦》的期間霍布斯一直留在巴黎。1647年，霍布斯染上了一場大病，使他卧病在牀長達6個月。在病情恢復後他又再度開始撰寫，並保持穩定的進度直到將近1650年才完成全書，同時也將許多他之前的拉丁文作品翻譯成了英文。

1650年，在等待《利維坦》出版的期間，他允許出版商將許多他早期的論文分為兩本小冊子出版。

1651年，他又出版了他所翻譯的De Cive。《利維坦》的印刷工作花費了不少時間，最後終於在1651年中期上市，當時的書名是《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初版的封面卷頭插畫也非常知名，描繪出一個戴着王冠的利維坦巨人，一手持劍、一手持仗，巨人的身體則由無數的人民所構成。

這本書剛一出版便造成了轟動。很快霍布斯便接到了大量的讚美和批評，遠遠超出當時所有其他的思想家。不過，這本書的出版卻迅速使他與其他逃亡的保王派關係決裂，迫使他不得不向革命派的英國政府求取保護。當時保王派試圖殺掉他，因為書中的現實主義內容不但震怒了信仰聖公會的保王派、也震怒了信仰天主教的法國人。霍布斯逃回了英國，在1651年冬天抵達倫敦。在他向革命派政府表示歸順後，他被允許在倫敦的福特巷過着隱居的生活。

除了出版大量論述欠佳而又飽受批評的數學和幾何學著作之外，霍布斯也繼續撰寫並出版他的哲學著作。在1660年英國王政復辟後，“霍布斯主義”這一詞開始被用於稱呼那些“反對熱愛道德和信仰”的態度。剛復辟的年輕國王查理二世幼年時曾經是霍布斯的弟子，在他想起霍布斯後，將霍布斯召至王宮並賞賜他￡100的退休金。

1666年，英國下議院通過了一項對所有無神論者和“不敬神者”不利的法案，這時國王查理二世再次保護了霍布斯免受迫害。當時霍布斯的《利維坦》被視為是無神論和褻瀆的代表作，霍布斯很擔心會被貼上異教徒的標籤，於是他燒掉了許多可能會對自己不利的文稿。這次危機也使霍布斯開始檢視異端的真相，他將研究結果集合於三篇簡短的論文上，並將其收錄至Appendix to his Latin translation of Leviathan一書裏，於166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在這幾篇論文中霍布斯指出，除了違反尼西亞信經以外其他的理論都不能被視為異端，並且主張《利維坦》一書仍然符合尼西亞信經的原則。

由於國王的保護，下議院通過的法案最後並沒有對霍布斯造成太大傷害，不過霍布斯從此不能在英格蘭發表任何有關人類行為的著作了。他在1668年的著作由於無法通過英格蘭的出版物審查機構，只得改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其他的許多著作則要直到他死後才得以出版。有時候霍布斯甚至被禁止回覆他在學術辯論中遭受的批評。儘管如此，霍布斯在國外的名聲非常高，當時前往英格蘭旅遊的學者和名人都會抽空拜訪霍布斯，向這位老哲學家表達敬意。

霍布斯最後的作品是在1672年出版的一篇拉丁文自傳，同時他還將《奧德賽》翻譯為四本“粗劣的”英文譯本，並在1675年完成了整套《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的翻譯。

霍布斯在1679年染上了膀胱疾病，並且死於接踵而來的中風發作，享年九十二歲。他被葬在德貝郡一座教堂的墓地裏。 ^[3] 

在回到英國之後，霍布斯重新開始進行他的哲學原理研究。他在1654年出版了De Corpore，同年也發表了一篇短論文Of Liberty and Necessity，由一名與霍布斯熟識的主教約翰·布蘭豪（John Bramhall）出版。布蘭豪是一名忠誠的阿米紐教派信徒，他在認識霍布斯之後便經常與之辯論，兩人以書信私下往來的方式進行辯論和交換意見，不過霍布斯並沒有公開這些信函。後來一名霍布斯的法國友人偶然間發現了一封霍布斯回信的抄本，便將其公開出版並附上“豪華的讚美言詞”。布蘭豪對此相當不滿，於是在1655年將所有兩人來往的書信都公之於世（以A Defence of the True Liberty of Human Actions from Antecedent or Extrinsic Necessity為標題出版）。接着霍布斯在1656年寫下了“論點石破天驚”的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回覆主教，這封信或許是第一篇詳細闡述了決定論的心理學原則的文件，霍布斯的理論也成為了自由意志爭論的歷史中重要的一部分。主教在1658年以一篇Castigations of Mr Hobbes's Animadversions回覆，不過霍布斯並沒有注意到這份回覆。

除了與布蘭豪的爭論外，霍布斯自從1655年出版De Corpore開始也與其他學者產生不少衝突。在《利維坦》中他挑戰了當時的學術界。1654年，牛津大學的天文學教授塞思·沃德（Seth Ward）在一篇名為Vindiciae academiarum的文章中回覆了霍布斯對於學術界的挑戰。霍布斯在De Corpore哲學原理中的許多錯誤——尤其是在數學上的錯誤也招致了幾何學教授約翰·沃利斯的批評。沃利斯在1655年出版的Elenchus geomeiriae Hobbianae中詳細解釋了霍布斯哲學原理的錯誤，他批評霍布斯以邏輯推理的方式作為數學演算的主軸，並揭露了霍布斯在數學上的許多漏洞。由於霍布斯在演算上缺乏精確的計算，造成他經常使用證據不足的假設來解決原理的問題，由於他的興趣只限於幾何學上，因此他對於數學的整體領域並沒有非常清楚的概念。這些問題都使得霍布斯的哲學原理遭受大量批評。最後霍布斯在1656年發行英文版本的De Corpore時便刪除了一些被沃利斯揭發的嚴重錯誤，但他仍然在1656年的Six Lessons to the Professors of Mathematics一系列文章裏反駁沃利斯的批評。沃利斯接着寫了一篇論文反駁霍布斯的論點，並趁着霍布斯發行De Corpore英文譯本的期間繼續批評他在數學上的錯誤，霍布斯則以數篇論文反擊。但沃利斯輕易的以一篇回覆（Hobbiani puncti dispunctio, 1657）擊倒霍布斯的論點。最後霍布斯拒絕再回復沃利斯，兩人的爭論暫時停息。

霍布斯在1658年發表了他的哲學原理的最後一個部分，將他已經計劃二十年之久的整套原理加以總結。他在De Homine一書裏闡述了整套原理的運作，這套哲學原理也與他在政治哲學上的主張相連。同時期沃利斯則發表了微積分的一般原理（Mathesis universatis, 1657）。這時研究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的霍布斯決定再度挑起爭論，他在1660年春季再度發起攻勢，將六篇論文以Examinatio et emendatio mathematicae hodiernae qualis explicatur in libris Johannis Wallisii為標題出版，批評當時新的數學分析方式。不過這次沃利斯並沒有上當，選擇沉默以對。霍布斯接着試着提起另一個古老的數學問題——加倍立方體問題（Doubling the cube），他私下從法國一位匿名人士信中得知了問題的解答，試圖以這個問題混淆他的批評者。但很快沃利斯便公開的駁倒了這個解答。霍布斯在1661年底重新以拉丁文出版了這一系列論文（並稍微修改之）並加上替自己辯護文章，在這本名為Dialogus physicus, sive De natura aeris的書中霍布斯還攻擊了羅伯特·波義耳及其他沃利斯的朋友。這次霍布斯改變一貫論調，主張波義耳等人的實驗紀錄——1660年的New Experiments touching the Spring of the Air只不過是證實了他早年提出的推測理論，他並且警告這些新生代的“學者”必須接手他早年未完成的研究進度，否則既有的實驗結果便會毫無進展。然而波義耳等人很輕易地便駁倒了這種站不住腳的批評，緊接着沃利斯寫了一篇名為Hobbius heauton-timorumenos（1662）的諷刺作品來挖苦霍布斯。在這次慘痛教訓之後霍布斯便不再參與科學界的爭論了。 ^[2] 

在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後，霍布斯又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三階段的爭議行動，並且一直維持至他九十歲為止。第一份引發爭議的文章是在1666年發表的De principiis et ratiocinatione geometrarum，霍布斯以此攻擊當時的幾何學界教授。三年之後他將他的三篇數學論文集中於Quadratura circuli, Cubatio sphaerae, Duplicitio cubii發表，很快的這些文章再度被沃利斯駁倒，但霍布斯仍不放棄，又出版了迴應批評的版本，但沃利斯仍在當年年底再次駁倒新的版本。這一系列的爭論一直要維持至1678年為止。 ^[1] 

《利維坦》一書寫於英國內戰進行之時。在這書中霍布斯陳述他對社會基礎與政府合法性的看法。在人類的自然狀態下，有一些人可能比別人更強壯或更聰明，但沒有一個會強壯到或聰明到不怕在暴力下死亡。當受到死亡威脅時，在自然狀態下的人必然會盡一切所能來保護他自己。霍布斯認為保護自己免於暴力死亡就是人類最高的必要，而權力就是來自於這種必要。在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下，每個人都需要世界上的每樣東西，也就有對每樣東西的權力。但由於世界上的東西都是不足的，所以這種爭奪權力的“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戰爭”便永遠不會結束。而人生在這種自然狀態下便是“孤獨、貧困、污穢、野蠻又短暫的”（xiii）。

但戰爭並不是對人最有利的。霍布斯指出人因着自利和對物質的欲求會想要結束戰爭——“使人傾向於和平的熱忱其實是怕死，以及對於舒適生活之必要東西的欲求和殷勤獲取這些東西的盼望”（xiii, 14）。霍布斯指出社會若要和平就必需有社會契約。霍布斯指出社會是一羣人服從於一個人的威權之下，而每個個人將剛剛好的自然權力交付給這威權，讓它來維持內部的和平、並抵抗外來的敵人。這個主權，無論是君主制、貴族制或民主制，都必須是一個“利維坦”，一個絕對的威權。對霍布斯而言，法律的作用就是要確保契約的執行。

利維坦國家在防止侵略、發動戰爭對抗他人、或是任何有關保持國家和平方面的事務上是有無限威權的。至於其他方面，國家是完全不管的。只要一個人不去傷害別人，國家主權是不會去幹涉他的（不過，由於在國家主權之上並沒有任何更高的權力，沒有人可以防止國家破壞這規則。）在事實上，這種主權的行使程度是以主權對自然法的責任為限的。雖然主權並沒有立法的責任，但它也有義務遵守那些指定了和平界線的法律（自然法），也因此這種限制使得主權的權威必須遵守一種道德責任。一個主權也必須保持國內的平等，因為普通人民都會被主權的光輝所掩蓋；霍布斯將這種光輝與太陽的陽光相比，既然陽光耀眼無比，普通人也會因此褪色。在本質上，霍布斯的政治原則是“不要傷害”，他的道德黃金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xv, 35）。也是從這裏霍布斯的道德觀與一般基督教的黃金律“己所欲，施於人”產生差異，霍布斯認為那隻會造成社會混亂罷了。

利維坦寫於英國內戰期間，書裏的大多數篇幅都用於證明強大的中央權威才能夠避免邪惡的混亂和內戰。任何對此權威的濫用都會造成對和平的破壞。霍布斯也否定了權力分立的理想：他指出主權必須有全盤控制公民、軍事、司法、和教會的權力。在利維坦中，霍布斯明確地指出主權擁有改變人民信仰和理念的權威，如果人民不這樣做便會引起混亂。霍布斯也呈現了自己的宗教理論，但宣稱他會願意服從主權的命令改變信仰。

在英文裏，有時候人們會以“霍布斯主義”（Hobbesian）一詞來形容一種無限制的、自私、而野蠻的競爭情況，不過這種用法其實是錯誤的：首先，《利維坦》裏描繪出了這種情況、但僅僅是為了批判之；第二，霍布斯本人其實是相當膽小而書呆子氣的。此外，在利維坦出版後，霍布斯也經常被人用以形容無神論以及“強權就是公理”的觀念，儘管這些都不是霍布斯的初衷。

由於上述一些原因，霍布斯常被人誤認為無神論者。然而，霍布斯本人並不承認這一點。他宣稱自己亦是一名信“耶穌是基督”的基督徒。對於同時代一些人稱自己為無神論者，他予以批駁––事實上，在霍布斯生活的年代，無神論者（atheist）一詞是具有一定政治含義的。 ^[3] 

1、人在自然狀態下總是處於自然狀態。每個人對一切事物的自然權利會導致戰爭；

2、為了保護自己，個人把自然權利轉讓出來組成政府；

3、這個“主權”有至高無上的地位；

4、如果主權者侵犯了個人經濟權利，個人可以拒絕服從，不過革命是不允許的。

總體上，霍布斯是推崇國家權力，這適應了當時國家統一的要求。 ^[2] 

著有《論公民》、《論物質》、《貝希莫特》、《論政體》、《利維坦》、《論人》、《論社會》、《對笛卡爾形而上學的沉思的第三組詰難》等。

△1629. 翻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1650. The Elements of Law, Natural and Political, 寫於1640年

·Human Nature, or the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Policie

·De Corpore Politico

△1651-8. Elementa philosophica

·1642. De Cive (拉丁文)

·1651. Philosophical Rudiments concerning Government and Society (De Cive的英文譯本)

·1655. De Corpore (拉丁文)

·1656. De Corpore (英文翻譯)

·1658. De Homine (拉丁文)

△1651. 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 Online.

△1656. Questions concerning Liberty, Necessity and Chance

△1668. 利維坦的拉丁文翻譯

△1675. 翻譯荷馬的《奧德賽》和《伊利亞特》為英文

△1681. 死後出版的Behemoth, or The Long Parliament (寫於1668年). ^[1] 

霍布斯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產生過深遠的影響。首先，作為“第一個近代唯物主義者（18世紀意義上的）”霍布斯開創性的將新科學和政治哲學融會貫通。機械唯物論是他研究社會政治問題的理論基礎，他指出一切物體都在按照必然的因果規律運動，國家作為“人造的物體”也受因果規律制約，這種規律就存在與人類的心靈之中，通過觀察可以看到。

其次，霍布斯是西方近代首位徹底貫徹個人主義的思想家。他將自我保存視為個人最基本的自然權利，視為第一條自然法，獨立並優先於其他自然法，這就根本區別了人依附於自然和秩序的傳統自然法觀念，由此，在他那裏傳統自然法實現了向現代自然權利觀念的轉變。再次，霍布斯從抽象人性原則和人的理性概念出發，第一次系統的用社會契約論解釋了國家的產生及基礎，批判了君權神授論，確立了近代資產階級國家學説的基本形態。最後，霍布斯關於國家主權的闡述標緻着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上國家主權説的正式形成。

當然，霍布斯的思想的侷限性也是明顯的。首先，他的人性論是抽象的、機械的。他關於人性的論述實際上是把資產階級的利己本性抽象化、普遍化為人的本性，而他關於自然狀態的描述實際上只是當時英國內戰和歐洲大陸頻繁戰爭所導致的一種混亂的反映。在此基礎上建立的關於國家起源和本質的理論，自然也是唯心的反歷史的。其次，他的權利觀和自由觀是狹隘的、片面的。在他看來，人們在自然狀態下最根本的自然權利便是自我保存，而在國家產生之後，主權者不得侵犯、不得剝奪的基本權利也只有這一項。他的這種權力觀和自由觀忽視了人民應該享有的其他基本權利，沒有考慮到廣大人民羣眾的發展需求和相應的保障。他表達的不過是新興資產階級對國際的根本要求，即保障資產階級的人身安全、財產權利和經濟自由。

最後，他的專制主義主張是保守的、不現實的。儘管霍布斯構造了一套關於個人——契約——國家的學説，但他的結論是“利維坦式”的國家，公然為君主制辯護。他試圖用君主制來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從本質上而言，它反映了英國大資產階級和上層新貴族對人民的恐懼和防範。然而從現實上講，資本主義的發展不能依靠專制政權，結果是他的主張既不為保王派所接受，也得不到資產階級的歡迎，最終被後起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所拋棄。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