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爾特·李普曼

李普曼是德國猶太人的第二代後裔，1889年9月23日生於美國紐約。在哈佛大學時他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成為一名社會主義者，並與他人共同創立哈佛大學社會主義學社，同時擔任哈佛月刊的編輯。讀大學的時候就被同學戲稱是“未來的美國總統”，唸完學士後，李普曼繼續留在哈佛攻讀研究生，在此期間，任桑塔亞納教授的助手，協助講授哲學史。 1910年夏末，著名“耙糞記者”林肯·斯蒂芬斯來哈佛招助手，經過與哈佛教授磋商後，選擇了李普曼。從此李普曼涉及新聞工作，此後供職於多家媒體。 1912年他辭去一切職務，前往緬因州，撰寫《政治序論》。《政治序論》出版後獲得成果成功，西奧多·羅斯福對此書推崇備至。有一次他碰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總統笑着説，“我早就知道你了，你是全美三十歲以下最著名的男士”。

1914年《趨勢與主宰》問世，它和《政治序論》一道引起人們廣泛注意。同年與人合辦《新共和》雜誌，任副總編。1917年任陸軍部長助理。1918 年出席巴黎和會，任駐巴黎的陸軍情報處上尉。1919年回到《新共和》工作。1921年至1931年，任紐約《世界報》編輯、主編，10年間為其撰寫了大量社論(後匯為10卷出版)，享譽一時。 力主美國倍守中立並推行以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和平主義”。

青年李普曼(4張)

有人貶低新聞記者尤其是時事評論工作的意義，説這些記者或評論家，作為“局外人”，不能“看到從世界各地雪片般飛到國務院的電報”，對國內事務的瞭解也遠不及當局者，卻還到處對美國的外交政策或者公共政策大加評論、橫加指責。針對這樣看似有理的批評，李普曼説：“這些批評事實上否定了民主原則本身。因為人民也是知之甚少的‘局外人’，但是他們仍然有權對當局者的作為做出評論”，並且人民還是這個國家內外政策的最終決定者！“如果國家是在人民的贊同下，得以管理的，那麼人民對於當局者要求人民贊同的事情必須形成見解。人民是怎樣做到這一點呢？”李普曼開始闡述新聞工作尤其是時事評論工作的重要意義：“他們是靠收聽廣播和閲讀報紙，看看記者們對於在華盛頓、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發生的事情是如何報道，然後形成他們的見解的。所以，記者的作用舉足輕重！在興趣所及的某些領域，記者們以由表及裏、由近及遠的探求為己任，去推敲、去歸納、去想像和推測內部發生什麼事情，它在昨天意味着什麼，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麼。記者所做的只是每個主權公民應該做的事情，只不過他們自己沒有時間和興趣去做罷了。這就是我們的職業，一個不簡單的職業！我們有權為之感到高興，因為這是我們的工作！”

1931年《世界報》停刊後，在《紐約先驅論壇報》上開設“今日與明日”專欄，所寫專欄被國內外250家報刊轉載。九一八事變後，向國務卿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建議拒絕承認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所獲的權益。1936年他與妻子菲耶離了婚，娶了好友阿姆斯特朗的妻子海倫。這時李普曼47歲，海倫40歲。後隨着法西斯國家的擴大侵略，主張援助英法抗擊德國，反對孤立主義和綏靖政策，抨擊《慕尼黑協定》是“一次巨大的失敗”；支持修改中立法和通過《租借法案》；1942年8月，當李普曼抵達倫敦時，他已經一腳跨入戴高樂的陣營了。49歲的夏爾·戴高樂將軍十分清楚李普曼在美國民眾之間舉足輕重的地位，於是把這位專欄作家奉為上賓。他對李普曼玄乎其玄地侃侃而談達一個多小時，大展自己廣博的歷史知識和語言天賦。這次會見給李普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確信法國找到了一位不負於其高尚品質的代言人。温斯頓·丘吉爾聞訊後也特地約見李普曼，他弓着背坐在那裏，一隻手伴着句子中的停頓揮舞荇威士忌和蘇打水，一隻手熄去丁害茄煙。他告訴李普曼，即使“槍林彈雨日夜向我們襲來，把死亡和毀滅佈滿人地”，依舊也只會增強他們爭取勝利的意志。

1958 年獲普利策新聞獎。1961年1月，“今日與明日”轉到《新聞週刊》刊載，由《華盛頓郵報》辛迪加向國內外轉發，直到1967年3月最後一期。

1964年9月，林登·約翰遜總統在李普曼75歲生日前授予其總統自由勳章。授勳書上寫道：“他以精闢的見解和獨特的洞察力，對這個國家和世界的事務進行了深刻的分析，從而開闊了人們的思想境界。” 1967年退休，繼續為《新聞週刊》等撰寫評論。1974年85歲生日時，紐約市授予他最高榮譽青銅獎。他一生持續寫作數十餘年，創作1000餘萬字。他並不指揮千軍萬馬，然而他確實有左右輿論的巨大力量。他是美國時代最偉大的新聞記者。

李普曼曾做過12位美國總統的顧問。於1974年12月14日逝世。李普曼的著作頗豐，著有《美國外交政策》、《冷戰》、《政治序論》、《輿論》、《孤立與聯盟》等。其中最為著名、流傳最廣的是1922年出版的《輿論學》。這部著作問世以後，得到了美國乃至資本主義世界的新聞學界和政治學界的極大推崇。半個多世紀以來，不僅連續再版，而且許多美國大學的新聞傳播院校一直將它的有關章節作為教材編入新聞傳播學的教科書。英國企鵝圖書公司出版了這本書的普及本，並在書上讚揚它是新聞學的“標準理論著作”。前些年，美國傳播學教授韋爾伯·施拉姆來中國講授新聞傳播學時，曾把李普曼奉為美國新聞傳播學的奠基人之一，並把《輿論》列為新聞傳播學的奠基作品。

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眾傳播對社會的巨大影響，因此，在《公眾輿論》和《自由與新聞》等著作中，他不僅對新聞的性質及其選擇過程進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一個是“擬態環境”(pseudo environment)；另一個就是“刻板成見”(stereotype)。

李普曼在其名著《輿論學》中，針對大眾傳播可能會“歪曲環境”的負功能，提出過警世之言，這就是頗有名的“兩個環境”理論。按他的見解，我們人類生活在兩個環境裏：一是現實環境，一是虛擬環境。前者，是獨立於人的意志，體驗之外的客觀世界；而後者，是被人意識或體驗的主觀世界。與此相聯繫，能被人自身直接體驗的環境，叫“直接環境”，而需要通過他人才能間接體驗的環境，叫“間接環境”。他的“兩個環境”理論的創造性在於，強調指出了大眾傳播的作用。即：現代社會中，“虛擬環境”的比重越來越大，它主要由大眾媒介造成

而“刻板成見”指的是人們對特定的事物所持有的固定化、簡單化的觀念和印象，它通常伴隨着對該事物的價值評價和好惡的感情。刻板成見可以為人們認識事物提供簡便的參考標準，但也阻礙着對新事物的接受。個人有個人的刻板成見，一個社會也有其社會成員廣泛接受的和普遍通行的刻板成見，因而它也起着社會的控制作用。李普曼特別強調大眾傳播的力量，認為大眾傳播不僅是“擬態環境”的主要營造者，而且在形成、維護和改變一個社會的刻板成見方面也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此外，議程設置的研究最早也起始於李普曼的《公眾輿論》，雖然書中沒有使用議程設置這一名詞，但是，他表達了這樣的基本思想：媒體創造了我們頭腦中的象徵性的想像，這些想像有可能與我們經歷的“外在”世界完全不同。他論證了大眾媒體是現實世界的某個事件和我們頭腦中對這個事件的想像之間的主要連接物。議程設置過程描繪了輿論在一個民主制中如何發揮作用。40年後，科恩繼續為議程設置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他指出新聞界在告訴人們“怎樣想”方面都不大成功，但是，在告訴人們“想什麼”方面卻異常有效。當然，直到1972年麥庫姆斯和肖的文章發表在《輿論季刊》上，議程設置才被命名。李普曼作為最早探討了大眾傳播的宏觀效果的學者之一，對該理論的產生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的經典論著《公眾輿論》也因為對上述傳播學問題的精闢論述而經久不衰。

李普曼在新聞傳播領域的集中論述，可歸納為“第七部分報紙”，表述如下：

報紙的運營模式

報紙依靠廣告收入維持生計抑或盈利，而不是發行。“我們希望報紙給我們提供真實情況，而不管提供這種真實是多麼賠錢。我們承認這種供應是非常重要的，但對這種艱難而且常帶有危險性的供應，直到最近，我們只願意用鑄幣廠製造的最小的硬幣付給報紙。”（《輿論》，P212）因此，李普曼認為“讀者們與報刊之間的這種臨時的和單方面的關係是我們文化的一種異常現象。”

“報刊不是一種純粹的和單純的企業，原因之一就是這種產品的售價經常低於成本，但主要是因為社會一種倫理的尺度來衡量報刊，而用另一種倫理尺度去衡量商業或製造業。”（《輿論》，P213）

“真正的問題是一張報紙的讀者不習慣於支付新聞採訪的費用，只能被利用來作為銷路賣給製造商和商人。那些最有錢購買東西的人就是最重要的可以利用的人。這樣的報刊必定尊重買主的觀點。報紙就是為這些買主而編輯和出版的，因為沒有那種支持，報紙就不能生存。”（《輿論》，P215）

“如果我們要評價一張報紙，我們每一個人都注意通過與我們有關的那部分新聞的處理情況來評價。……一個人在早餐桌上除了用自己的觀點與報紙的觀點相核對以外，還能有更好的尺度嗎？所以，有能力要求報紙擔負最嚴格的報道義務的，多數不是普通的讀者，而是那些專門為他們自己的經驗辯護的人。”（《輿論學》，P217）

李普曼認為新聞事業違反了所謂的“才能的租金”這種經濟原則，“致使新聞採訪並不像它的社會重要性那樣，對一些受過訓練的和有能力的人具有吸引力。我認為有能力的人帶着儘快離開的想法來從事‘正直的報道工作’這個事實正是為什麼它從來沒發展到足以使那些工頭的傳統給予它一種專業的特權和一種唯恐失掉的自尊的主要原因。”（《輿論學》，P221）

1.“報紙並不想要注意全人類的事。它們有值守人員駐在某些場所，如警察局、驗屍所、區事務所、市政廳、白宮、參議院、眾議院等處。”（《輿論學》，P224）

2.“新聞首先並不是社會情況的一面鏡子，而是一種突出的事實的報道。……任何偶然發生的事能被確定、具體化、衡量和定名稱的越多，則能報道的新聞也越多。”（《輿論學》，P226）

“要獲得讀者的注意力……要激起讀者的感情，要引誘他在閲讀時就產生與新聞相一致的感情。……為了進入新聞，在新聞報道中他必須找到一個熟悉的立足點，而這個立足點是由固定成見提供的。”（《輿論學》，P234）

“新聞的作用是突出的表明一個事件，而真實的作用是把隱藏的事實顯露出來……”（《輿論學》，P237），但是李普曼認為新聞之所以達不到真實的程度在於記者“在應用心理學中沒有專業的訓練”，“他越瞭解他自己的弱點，就越承認沒有客觀檢驗的標準，他自己的意見主要由他自己的成見，根據他自己的準則和他自己迫切的興趣所形成的。他知道他是通過主觀透鏡在觀察世界。”（《輿論學》，P238）

至此，李普曼持的悲觀主義態度已經得到了淋漓盡致的表現，他已經完全陷入了個人的悲觀情緒和深淵之中。他對報刊相當失望，他説報紙“脆弱的難以實現人民主權論的全部義務，難以自發地提供民主主義者所希望的天生的真實。”（《輿論學》，P239）他用了一個比喻來闡述他認為“報刊不能代替一些機構”的想法：“它（報刊）就像探照燈的光束一樣，不停地照來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從黑暗處帶到人們的視域內。人們不能夠單憑這種光線來從事世界上的工作。……他們……只能憑他們自己堅定的見解，當報刊的見解與之相符時，就展現出一種清楚的情況足以作出為一般人能接受的決定。”（《輿論學》，P2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