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劉易斯·史汀生

亨利·劉易斯·史汀生出生於美國東部紐約州長島的貴族莊園中。他的一生經歷美國世紀中的幾個重要轉換階段。他出生在的學生生涯是在美國幾個名牌大學中渡過的，後涉足司法界，但大多數時間還是留給了政界。1881年，在紐約取得律師資格。1906～1909年西奧多·羅斯福任命他為紐約州南區美國地方檢查官。1910年，代表共和黨參選紐約州長落敗。1911～1913年，任威廉·霍華德·塔夫脱總統政府陸軍部長。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負責幫助比利時的人民。當美國成為交戰國，他在法國當炮兵長，軍銜中中校升為准將。

1927年，奉卡爾文·柯立芝總統之命，赴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調停國內糾紛成功。他認為當地人“未適合有自己的政府”。1927～1929年任菲律賓羣島總督。也是因為這個原因反對當地獨立要求。1929～1933年，在大蕭條時期出任赫伯特·克拉克·胡佛總統政府的國務卿。兩人性格並非很合拍，但在處理拉美問題上卻很默契，1930年他宣佈，拉美國家是否民主選舉上台並非很重要，只要一個政權控制了國家生活並願意履行國際義務，美國就承認它 ^[1]  。他以不干涉主義代替過去的大棒政策，這種以不干涉為名而行控制之實的做法對以後美國的拉美政策影響深遠。同年他下令關閉雅德利主持的密碼破譯處，他解釋説：“君子不讀他人之信。”（後來他改變態度。）

曾於1930年率美國代表團出席倫敦海軍裁軍會議。後來又當上日內瓦裁軍會議美國代表團主席。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並佔領中國東北後，曾於1932年1月向中國和日本發出同樣內容的照會，宣佈不承認遠東由武力引起的損害中國獨立與行政完整的變化，史稱“史汀生主義”。

1933年富蘭克林·羅斯福入主白宮後，他因為和新任國務卿科德爾·赫爾兄弟般的情誼，作為新國務卿的特別顧問，指導着新國務卿熟悉外交事務，一時傳為佳話。日本和德國成為亞洲和歐洲的戰爭策源地後，曾呼籲美國放棄孤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積極鼓吹乾涉主義，主張支援反法西斯國家。1940～1945年，連任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總統和哈里·S·杜魯門總統政府的陸軍部長，富有成效的對美國軍隊進行改組和整頓，動員美國國民經濟轉入戰時軌道，主張儘早開闢第二戰場，協調民主、共和兩黨對政府外交政策的支持。他和國務卿赫爾、海軍部長弗蘭克·諾克斯經常舉行協調會議，他的對日強硬態度直接影響這美國的對日戰略。他反對財政部長猶太人小亨利·摩根索徹底肢解德國，將德國變為農業國的摩根索計劃。

同時，他還是兩位總統核政策的主要顧問，負責監督原子彈的研製，是曼哈頓計劃的領導人萊斯利·理查德·格羅夫斯將軍的直屬上司。在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死後，是他向繼任的總統杜魯門通報了研究原子彈的消息，使得初知此項計劃的杜魯門大為震驚，他曾向杜魯門建議對日本的主要城市投擲原子彈。後來，以人道主義為理由為在日本廣島和長崎實施核突擊辯護，認為原子彈的使用加速了日本投降，從而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1945年9月退休。1950年 10月20日，史汀生以83歲的高齡離開了人世。

遺有自傳《在和平與戰爭中服役》。

1932年1月7日，中國九一八事變發生後，美國國務卿亨利·史汀生向日本和中國發表照會，宣佈日本對滿洲的侵略是對中國領土內政的干涉，違反了凡爾賽和約，因此美國政府對此不予承認。這被稱為“史汀生主義”。中國和當時歐洲各國對此都普遍表示贊同，但是日本卻無視這一通告。

“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即”指不承認因違反《國際聯盟盟約》和《巴黎非戰公約》的行為而產生的任何情勢、條約或協定。”美國中立政策的具體表現。30年代初，遭受經濟危機深重打擊的美國，為避免在爭奪國際市場的外交活動中陷於失敗，決定實行以孤立主義為標誌的中立政策。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的東北。美國不但不譴責這一侵略行動，反而與日本密商諒解。1932年1月3日，日本侵佔錦州，進逼中國關內。7日， 美國國務卿史汀生照會中國和日本政府，對日本強佔中國東北的局面和足以損害美在華權益，違反“門户開放”及中日間的任何協定、條約，美國均不予承認。但在次日，美國國務院又表示美無意干涉“日本在滿洲的合法條約權利”。此即史汀生主義，其實質是企圖以犧牲中國東北來維護美在華的權益。它是此後一個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方針。

史汀生不承認主義，它構成了對於外國侵略或以其他非法行為造成的事態，無論其以新國家還是新政府的面目出現，國際社會均不得承認其為合法的國際法規則的基礎。後來，許多普遍性和區域性的國際文件以及國際組織決議和國家的實踐都充分肯定了“不承認主義”的立場。

1945年7月2日，還在國內的時候，史汀生呈交給杜魯門一份《對日本作戰計劃的建議》。建議中評述了日本的情況，裏面包括了當時尚恪守中立的蘇聯有可能參加太平洋作戰的問題。史汀生對日本的判斷是：日本已沒有盟國。 它的海軍已近於全軍覆沒，它很容易受到海上和陸路上的封鎖，這可以使它得不到足夠的糧食和供應來養活自己的百姓。 美國全力以赴對它過分擁擠的城市以及密集的工業和食品資源地的空中攻勢，已經使它變得越發脆弱。它不僅要對付英美部隊，而且還要對付日益增強的中國軍隊的威脅。美國有用之不盡、未受戰爭觸動的工業資源，可以用來對它日益削弱的潛力施以壓力。美國是它第一次偷襲的受害者，因此有很大的道義上的優勢。

史汀生在建議中還着重講了另外一面：日本人有極高的愛國心，肯定容易接受瘋狂抵抗入侵的號召。如果美國試圖攻入的話，也許會經歷比在德國所經歷的更為殘酷的最後一戰。十分明顯，史汀生不主張美軍登陸日本，他想走另外的一條道路：日本在這樣的危機中會比當前的報紙和當前的其他評論所指明的更加理智得多。日本這個民族並非完全由瘋子組成，它的心理狀態並不是完全有別於。相反，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它孕育出極其出色的人民，能夠在前所未有的短時間內不僅採納了西方文明的複雜技術，而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吸取它們的文化和它們的政治、社會思想。它在這些方面的進展。是歷史上民族進步的最令人震驚的壯舉之一。

因此，史汀生的結論是慎重選擇一個時機給日本發出一個警告。史汀生認為，如果提出這樣的警告，應該補充一點，即並不排除在它當今的皇朝下實行君主立憲制，這將大大增加被接受的機會。陸軍部長知道，有一個“無條件投降”的約定。這個約定產生於1943年。那年1月，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北非的卡薩布蘭卡會晤，主題是勸説法國抵抗法西斯的實力派人物吉羅和自由法國領導人戴高樂將軍實現聯合。會晤中兩國首腦還討論了德國和日本的投降條件的問題。當時，討論中出現過“無條件投降”這一概念，但最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並沒有使用它。1月24日，羅斯福和丘吉爾共同會見記者，羅斯福向記者即興講道：“只有完全消滅德國和日本的作戰力量，全世界才有和平”他接着補充説：“消滅德國和日本的作戰力量，那就意味着德、意、日的無條件投降。” 當時，丘吉爾就在羅斯福的身邊，羅斯福的話他聽得清清楚楚，這使他他大吃一驚。

後來羅斯福對哈里·霍普金斯説，臨時突然插進這句決定對方命運的話，是因為他腦子裏總想着勸説吉羅先生和戴高樂將軍坐到一起的事，結果，思想一下子被攪亂了。羅斯福對霍普金斯解釋説：“我們想把這兩位將軍拉到一起，費了好大的周折。我心裏暗想，這真和當年人們安排格蘭特會見李將軍一樣困難。後來要出席記者招待會了，温斯頓和我都沒有時間準備，我忽然想到過去人們曾稱格蘭特為‘無條件投降先生’，於是，不知怎的，我一下子就冒出了這句話。”

但問題是，羅斯福講後，丘吉爾立即就表示了與羅斯福的一致性。丘吉爾説他當時是這樣考慮問題的：“我們之間的任何分歧，即使是一個漏洞，在這種場合也會對我們的作戰努力造成損害甚至危害。” 這樣，“無條件投降”成了一個約定，同時成了一項政策。在這樣的背景下，史汀生在建議中多處把自己關於日本可保留天皇制實際上是有條件投降的建議描述為“等同於無條件投降”，以避免看上去與既定政策相背離。 但是，這並未能遮住人們的眼睛，而其他的人並不這樣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