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普拉特·舒爾茨

喬治·普拉特·舒爾茨出生在紐約一個富裕家庭，父親伯爾·舒爾茨是一位歷史學博士，小舒爾茨出生時，他正在一家公司擔任人事部主任，兩年後，創辦了紐約證劵交易學院，專門培訓證劵業務人員。小舒爾茨在富足的紐約郊區恩格爾伍渡過青少年的大部分時光。

當他從康涅狄格州私立的盧密斯學院畢業後，進入普林斯頓大學大學攻讀經濟學，課餘時間積極參加橄欖球和棒球比賽，1942年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旋即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為一名炮兵軍官服役於太平洋戰場。

1945年退役時晉升為上尉。戰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深造，1949年獲得工業經濟學博士學位。

1946年-1959年，任馬薩諸塞理工學院教授；他的興趣在於探討勞工關係和就業問題，還在讀研究生時，他便在校內兼任數學助理和講師；取得博士學位後，舒爾茨留校擔任助理教授， 主講企業關係，隨後又晉升為副教授。

在1953-1968年的15年中，舒爾茨除從事學術研究之外，還積極參與勞資糾紛和仲裁，企業領導人讚賞他提出的政府儘可能少干預的主張，而工會領導人也歡迎他有關堅持罷工和與資方討價還價權利的見解，舒爾茨越來越多的參與政府工作，在艾森豪威爾任職的最後一年，他成為勞工部長詹姆斯·米切爾的顧問，雖説舒爾茨是位共和黨人，但肯尼迪和約翰遜的兩屆政府都邀請他參與政事。

1955年，他向麻省理工學院請了長假，到艾森豪威爾政府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擔任高級經濟顧問。

1957年，舒爾茨離開了麻省理工學院，到芝加哥大學擔任教授，任然主講企業關係。

1961年，約翰·肯尼迪任命他為總統勞工管理政策顧問委員會顧問，隨後，林登·約翰遜又任命他為美國就業人員特別工作小組組長。

1962年，他被任命為芝加哥大學研究生院的院長。

1969年12月-1970年，舒爾茨被當選總統理查德·尼克松任命為美國勞工部長，勞資雙方都對此比較滿意，不走運的事，舒爾茨任內發生了一系列勞工運動，包括東海岸碼頭裝卸工人6星期的罷工，通用電器公司工人3個月罷工和郵電工人罷工，舒爾茨積極奔走，竭盡全力調解糾紛，勸説勞工支持白宮為對付通貨膨脹而放慢經濟的對策。擔任尼克松政府勞工部長期間，舒爾茨調解了多起勞資糾紛。任管理和預算委員會主任期間，參與制定了尼克松的新經濟政策。

1970年6月-1972年，尼克松任命舒爾茨為新成立的管理和預算委員會主任，這一委員會取代了原來的預算局。1971年8月，舒爾茨與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瑟·伯恩斯、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一起，參與制定了尼克松提出的新經濟政策。

1972年5月-1974年，任美國財政部長。1972年5月，他成為新的財政部長，並且在尼克松再次當選總統時繼續擔任這一職務，同時還擔任了部長級經濟政策委員會主任，當時，他的主要精力在控制通貨膨脹上，1973年3月，舒爾茨作為財政部長出席了再巴黎召開的國際會議，那次會議取消了固定匯率制度，允許匯率自由浮動。因他他登上了時代週刊封面（圖1），頭像是破碎的美元。

1982年-1989年，任第60任美國國務卿。里根政府期間，接替了辭職的亞歷山大·梅格斯·黑格的職務，擔任了7年的國務卿，任內推行里根的“以實力求和平”政策，推動美蘇恢復進行裁軍會談和進行首腦會議，促成中導協議的達成；支持里根出兵格林納達和空襲利比亞；主張重視中國的作用，推動美國政府放寬對華出口高技術的限制。卸任後，他重新回到大學任教，並在一些商業公司擔任高級顧問 ^[1]  。舒爾茨曾在里根政府期間擔任國務卿，其間藉助外交手段推動冷戰走向終結，並致力於讓美國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改善關係。據美國媒體POLITICO報道，前總統里根在1989年1月時表示：“舒爾茨讓世界更加自由、和平”。在百歲生日前，舒爾茨在《華盛頓郵報》刊發一篇名為《我在100年中學到的10件關於信任的事》的專欄，他表示：“只要存在信任，在任何環境下都會有好事發生；如果沒有信任，不會發生任何好事。除了信任之外，一切都是細節。” ^[5] 

1974年3月，舒爾茨離開政府，來到舊金山的貝克特爾公司擔任副總經理，以後，他又成為貝克特爾公司的總經理兼董事，這家企業在世界各地承攬大型建築工程，如華盛頓特區，舊金山地鐵項目，沙特阿拉伯綜合工業區建設，舒爾茨在那裏收入頗為豐厚。與此同時，他還在斯坦福大學兼任教職。

當地時間2021年2月6日，美國前國務卿喬治·舒爾茨逝世，終年100歲 ^[4]  。

羅納德·里根當選總統以後，人們預料舒爾茨可能出任國務卿，然而，由於里根任命了也出身於貝克特爾公司的卡斯帕·温伯格為國防部長，因而不宜再起用出自同一家大型公司的人擔任高級官員，加上當選總統顧問中的強硬派人士要求一位比舒爾茨更強硬的人出任國務卿，里根最後選擇了亞歷山大·黑格上將。 1982年6月黑格辭職，舒爾茨應招接任國務卿，作風低調的他很快使的國務院和白宮之間的緊張關係得到緩解，與黑格始終是里根政府的局外人不同，舒爾茨很快就成為一個局內人。

舒爾茨上任頭幾個月，美國和西歐盟國圍繞天然氣管道的鋪設問題發生了嚴重的矛盾，里根政府認為將西伯利亞的天然氣輸送到西歐的計劃增加了西歐對蘇聯的依賴，而且還會成為蘇聯干涉波蘭的一個不合時宜的獎賞，使西歐感到憤怒的是， 華盛頓禁止使用美國的技術製造管道設施，並且對那些提供部件的公司進行懲罰。舒爾茨竭力調解美歐之間的矛盾，在1982年10月蒙特利爾北約外長非正式會晤中，雙方終於達成協議，美國同意撤去在設置管道問題上的障礙，西歐則同意對蘇聯採取共同的經濟政策。

舒爾茨在提出美國新中東政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82年9月，里根宣佈以以色列“土地和和平”原則為前提的倡議，要求以色列停建約旦河西岸的定居點，承認巴勒斯坦人有權建立自己家園的權利，但反對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里根的這一倡議包括美國軍隊作為維持和平的多國部隊的一個組成部分進駐貝魯特，然而，1983年10月，一次針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恐怖行動造成293名士兵的喪生，這一倡議遭到挫折，隨後，里根下令撤出美國軍隊，舒爾茨對此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這樣做會被視為軟弱的表現，貝魯特事件使舒爾茨成為內閣中最強烈主張採取行動以防止發生類似事件的官員，1985年10月，在恐怖分子劫持“阿基利·勞羅”號遊艇，並殺害一名美國遊客之後，舒爾茨公開表示要對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採取行動，1986年4月，他促成里根總統下令空襲利比亞（黃金峽谷行動），認為卡扎菲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舒爾茨擔任國務卿期間，與里根總統保持着良好的關係，作為總統的得力助手，他每週都要與總統見上幾面，瞭解總統要做些什麼，針對強硬派人士認為他是個空談的自由派的批評，舒爾茨説：“實際上我一直非常保守，我對里根總統的政策非常滿意，否則我也不呆這了。”

舒爾茨與蘇聯談判達成中程核武器條約過程中表現的十分堅決，這也大大的提高了他的威望。舒爾茨對蘇聯的態度一直是比較温和的，1983年蘇聯擊落韓國客機的事件發生後，儘管他與蘇聯外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私下會晤時也曾憤怒的予以譴責，但他還是勸阻里根總統不要採取報復措施，以免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1986年10月，舒爾茨陪同里根總統前往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與戈爾巴喬夫會談，旨在為兩國首腦正式會談鋪平道路，此次會晤之後，舒爾茨奔走努力，在核武器削減問題上取得進展。1987年12月7日，戈爾巴喬夫和里根終於在華盛頓簽署《美蘇中導條約》。條約規定，在生效後的三年內，雙方將全部銷燬這兩種類型的導彈，這是美蘇歷史上第一個真正削減核武器的條約。

為了推動中東問題的和平解決，1987-1988年間，舒爾茨4度出訪中東。1988年初，美國改變政策，由一貫反對到轉而支持召開中東國際會議，但強調阿以直接談判是中東和平的基礎；同時，也開始於巴勒斯坦人士進行直接接觸，這年4月舒爾茨出訪中東前，首先會見了兩名擔任巴解全國委員會的委員的美籍巴勒斯坦人，舒爾茨的顧問班子透露説，他們以得出結論，沒有巴解的同意，阿以問題是不會有和平解決的辦法的。12月，在巴解組織領導人亞西爾·阿拉法特宣佈接受以色列的存在，譴責一切形式的恐怖主義之後，舒爾茨宣佈美國決定同巴解組織展開實質性對話，美巴直接對話是中東和平進程的重大事件，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歡迎。但舒爾茨在解釋美國做出對話決定時表示，這並不意味着美國政策的根本性改變。

在里根任期內，發生了轟動一時的伊朗門事件，里根政府同伊朗進行秘密武器交易，並把部分所得款項轉給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裝。1987年5月，美國國會兩院為此聯合進行了長達三個月的聯合聽證會，舒爾茨作為國務卿也到會聽證， 他在證詞中説，早在1985年事件的當事人威廉·約瑟夫·凱西提出這一武器交易時，他與國防部長温伯格就表示反對。此後，他一直被矇在鼓裏，對事件的詳情毫不知曉，他表示，伊朗門事件的當事人完全繞開了國務院，因此他與此事沒有任何牽連。

1989年1月20日，里根的第二屆任期期滿，擔任了6年多國務卿的舒爾茨同時卸任，此後，他出任貝克特爾公司的高級顧問，並在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兼任教授，他的業餘愛好是打高爾夫球和網球 ^[2]  。

舒爾茨前國務卿是美國資深政治家和外交家，任內為促進中美關係發展作出了積極努力和有益貢獻，離任後繼續長期致力於增進兩國瞭解與互信，推動中美友好合作。（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6] 

舒爾茨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和愛國者，他將被歷史銘記。（胡佛研究所所長、美國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