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培植

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東閭村一個小康之家。

1906年到保定府官立中學堂讀書。參加同盟會，積極進行反清的活動。

1909年（清宣統元年）被清政府逮捕，作為“要犯”押解北京審訊囚禁。

1912年1月被營救出獄後，和同盟會成員一起謀炸刺殺袁世凱。炸袁失敗，返回保定繼續讀書。

1914 年，學完中學課程，北京協和醫學院學醫。

1919 年，組織愛國同學參加天安門前的“五四運動”遊行示威，被校方開除學籍。到同仁醫院當藥劑師。

1922年9月，和胞弟張國鍾，同鄉友好李東園等共同籌劃謀炸直係軍閥曹錕，被通緝逃至北京直至曹錕下野。

1926年，接應轉運天津地下黨組織的印刷設備，在保定開辦保定協生印書局、恆昌照相館等，傳播馬列主義。

1932年，轉運接收高蠡暴動武器物資，保護轉移地下黨主要領導。

1934年，被國民黨保定行營逮捕兩次，判刑七年救助獄友齊慶祥。

1936年，“西安事變”後，被提前釋放。出獄後，在北平多次尋找黨組織，但沒有接上關係。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送兩子參軍入黨抗日。多次在日軍統治下代買轉運物資至晉察冀邊區支持抗日鬥爭。

1939年，為晉察冀邊區拆運印刷設備途中，被特務逮捕，遭日寇殘殺壯烈犧牲。 ^{[3]  [4]} 

張培植，名國卿，號文樵，1891年出生在河北省清苑縣東閭村一個小康之家。1895年父親病逝，家道中落。1899年，席捲華北、東北的義和團運動爆發了，當時在張培植的故鄉清苑縣東閭村，天主教勢力極大。教堂神甫在當地作威作福，與地主勾結，利用各種特權魚肉人民，參與鎮壓義和團。童年的張培植目睹了義和團的反帝愛國運動，對其充滿了同情，對帝國主義入侵中國，鎮壓義和團極為憤慨。觸目驚心的變故，在他幼小的心靈裏播下了反帝、愛國的朦朧意識。此後，張培植追隨着每個時期的革命先驅，默默地、鍥而不捨地工作着。

1906年，張培植十四歲時，在親友的幫助下得以到保定府官立中學堂讀書。同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其機關報《民報》發行。不久，《民報》到了保定，同盟會的組織也發展到保定。張培植參加同盟會，並積極進行反清的活動。1909年，張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為“要犯”押解北京審訊囚禁。1910年，清朝政府把粵漢、川漢鐵路權利賣給帝國主義，激起全國人民的反對，紛紛成立保路同志會，保定府官立中學堂的學生曾罷課聲援。因參加同盟會反對清政府封建統治的革命活動， 張培植被清政府逮捕，作為“要犯”押解北京囚禁。1911年清帝退位才恢復了他的自由。

1911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政制度。日本為獨霸中國，以支持袁世凱稱帝為誘餌，向他提出了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勾結下，袁世凱竊國稱帝，將中華民國5年（1916年）改為洪憲元年。1912年1月被營救出獄後，年輕的張培植投入到反對袁世凱的鬥爭，曾和同盟會暗殺團共謀炸袁世凱。當袁乘車從東華門出來，經丁家街茶館時，突然從茶館樓上飛來一顆炸彈落在馬車旁邊爆炸，袁驚慌逃走。在這次行動中他負責配製炸藥，但炸袁沒有成功。炸袁失敗，返回保定繼續讀書。

張培植從北京返回保定，入校繼續學習十分刻苦。1914年，張培植以優異的成績學完中學課程。他痛感中國人民體質孱弱，深以“東亞病夫”為恥，決心學醫，為富國強兵盡力。經本人申請，學校保送進入北京協和醫學堂學習。在北京期間，他積極參加了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的活動。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的醜劇，使他痛心疾首。1919年，他該畢業了，即將到手的大學畢業文憑並沒引起他的注意和關心，他關心的是巴黎和會的協議要將青島割讓給日本，帝國主義拿着中國的權益在做骯髒交易了。秉性謙和的張培植怒不可遏，他不顧校方的警告、親友的勸阻，毅然參加了天安門前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愛國運動。就這樣，他在畢業前夕，被學校以“製造騷亂”的罪名開除了。

經師友引薦，張培植到同仁醫院當了藥劑師。他利用德國人開設的同仁醫院做掩護，在教會的地下室秘密印刷宣傳品，巧妙地將傳單夾入傳教士散發的《馬太福音》中，散發到羣眾中去。他如飢似渴地閲讀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編輯出版的《新青年》、《每週評論》注視着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以及革命者與改良派的鬥爭。他開始懂得了革命靠個人暗殺是不行的，必須有人民羣眾參加才能勝利。

1920年和1922年，直係軍閥打敗皖系和奉系軍閥控制了北洋政權。曹錕賄選為總統。張培植的胞弟張國鍾痛恨北洋軍閥在保定作威作福，魚肉人民，到北京與乃兄商量，共謀用炸彈炸死坐鎮保定的北洋軍閥頭子曹錕。張培植用自己的化學知識並參照民間配方，配製了炸藥。同鄉友好李東園負責製作炸彈殼及裝配，張國鍾執行爆炸。炸彈響了，曹錕未死，張國鐘被捕，張培植、李東園被通緝。1924年馮玉祥法定北京政變，曹錕下野後，張國鍾才被釋放，通緝令才取消。

1926年，中共天津地下黨組織辦的協成印刷廠目標暴露需要轉移，經人聯繫，張培植將其機器設備運到保定，開辦協生印書局，附設中國書店。同時，還開設了恆昌照相館、中華鞋店等店鋪。從此，張培植以實業家、商界名流的姿態出現，公開印刷教學課本、教學參考資料和《河北日報》、《民聲日報》、《振民日報》及表冊、信箋、廣告等，以其收入給中共保定地下黨組織提供經濟援助。同時利用這些店鋪收容安置了許多革命骨幹分子，建立革命秘密聯絡點。在這些店鋪中，“化真照相館”存在時間最長，“協生印書局”的貢獻最大。

協生印書局有32開手搖印刷機網台，16開腳踏印刷機兩台，另有石印機、鑄字機等。用工人二十至三十名，是保定當時較大的印刷廠，張培植親任經理。原第六中學教師、共產黨員趙雲弢被學校解聘後，張培植安排他當了協生印書局的編輯兼中國書店的經理。協生印書局公開以印刷學生補充讀物、教學參考書為主，同時承攬廣告、表冊、信箋之類的零活，秘密印刷大宗的馬列主義書刊和進步文藝作品。二十年代，張培植與保定早期的共產黨人張廷瑞、劉憲增等交往密切，負責承印他們需要的印刷品。三十年代初期，中共保定特委領導王宇斧同志主持的北方人民出版社的印刷業務，都是協生印書局擔負的。在秘密工作條件下，所謂北方人民出版社，其實就只王宇斧一人，他承擔着編審、校對、發行、聯絡的全部工作。可以協助王宇斧搞些編輯、校對工作，並負責組織印刷裝訂的，只有張培植、趙雲弢。王宇斧對協生印書局只與張、趙聯繫，內容只是出版、印刷的業務關係，“心照不宣”彼此不發生組織聯繫。一兩年間，協生印書局承印北方人民出版社的馬列主義書籍多種，據王宇斧《為馬克思逝世百年祭而憶寫》的回憶文章中開列的部分書目，就有：

（1）《各時代社會經濟結構元素表》（張伯簡譯）

（2）《社會科學研究初步》（布浪得爾著，楊霞青譯）實際是《社會科學概論》（瞿秋白著）

（3）《土地農民問題指南》（包括中共六大決議案和五次勞動大會決議案等）

（4）《蘇維埃憲法淺説》（附錄：“一蘇”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

（5）《馬克思主義的基礎》（包括《共產黨宣言》及《僱傭勞動與資本》）

（6）《資本主義之解剖》（即《共產主義A、B、C》）

（7）《中國革命論》即《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決議案》

（8）《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國際代表在中共六次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9）《國家與革命》（列寧）

（10）《左派幼稚病》（列寧）

（11）《蘇聯革命過程中底農業問題》（列寧）

（12）《論反對派》（斯大林）

（13）《世界經濟地理概要》（哈拉賓著）

（14）《孫文主義之理論與實際》（即《民眾革命與民眾政權》，選輯的《紅旗週報》論著）

（15）《藝術論》（即《武裝暴動》）

（16）《政治問題講話》（即”聯共”十六次大會斯大林的政治報告）

（17）《國際政治法典》（即《第三國際議案與宣言》新訂本）

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擔着極大的風險，協生印書局夜間突擊排版、印刷、校對、裝訂。爾後，這些書籍經王宇斧巧妙地郵寄出去。寄往的地方有：北京大學的“開拓社”、“轉換社”；清華大學的“北方青年社”；北京師範大學的“摩爾讀書會”；當時北平黨組織的收件人、清華大學的張清一；上海暨南大學的“東方青年社”；還有正定河北第八師範、邢台河北第四師範、大名河北第七師範、泊鎮河北第九師範。

這些馬列主義書籍廣為傳播，給革命人民輸送了精神食糧，在廣大青年學生中播下了革命火種。

1931年至1932年，任共青團保屬特委發行部長的齊慶祥同志與張培植成為忘年摯友，他經手印刷、分發、運送、郵寄、售賣的進步書刊和部份黨內資料，大部分是協生印書局印刷的。

協生印書局還先後翻印過《吶喊》、《蘇聯紀行》、《鴨綠江上》、《衝出雲圍的月亮》、《寄小讀者》、《從軍日記》、《在黑暗中》等進步小説。

為準備高蠡暴動，中共河北省委在天津從吉鴻昌處搞到一批槍支，走水路由天津運出，途經白洋淀時被國民黨水上公安局查出扣留了。經過在安新同口擔任國民黨區長的李致光同志活動，設法從公安局領出，裝入夾層蜂箱，運至保定劉守廟，交張培植接收轉運。

高蠡暴動時，省委組織了輸送大隊，建立了三個輸送站，三個接收站，負責人員、槍支、物資的接轉運送。清苑縣東閭村張培植家是接收總站。

高蠡暴動失敗之後，白堅、齊慶祥、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等同志，先後到了東閭村張培植家，由那裏轉赴唐縣、滿城。團省委巡視員白堅，是張培植親自用轎車送到保定轉走的。

三十年代以來，直至張培植犧牲，化真照像館的櫃上，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手條取錢、“借錢”。恆昌照像館實際上是秘密書庫，也經常有人憑張培植的條子取書。當時黨處在秘密狀態，經費不充裕，同志們都到張培植那裏“借用”。張培植則是有求必應。化真照像館實際上成了同志們的“後勤處”。

1934年5月，張培植被國民黨軍委保定行營傳訊，第二天查抄了協生印書局。印書局的存書在搬運工人的協助下，一夜之間搶運出去。反動當局只抄到了一些小學補充教材、教學參考書，再有就是一些黃色書刊的樣本。“恆昌照相館”的書庫，沒有被發現。張培植清楚，存在“恆昌”的書一時轉移不出去，就乘夥友送飯的機會秘密囑咐把書燒掉。看書庫的張同錄將書全部燒掉，一連燒了三天。

反動當局沒有抓到證據，將張培植扣押了三天，假意同意取保釋放，“欲擒故縱”，他們加強了對協生印書局的監視。七月初，張培植再次被逮捕，罪狀有三：一、窩藏二師學潮的指揮者，收留被開除人員；二、掩護高蠡暴動的策劃者；三、印刷、發行共產黨的報刊、傳單，毒害青年。前兩條沒有真憑實據，張培植矢口否認，巧妙地應付敵人的審訊。

反動當局在這次搜捕中抄出了一汽車革命書刊。於是張培植被關入了保定行營監獄。張培植被捕入獄後，與受中共河北省委派恢復保屬特委而被捕的齊慶祥同志同監。在同監難友四十多人中，張培植年齡較大，鬥爭經驗較豐富，他積極為難友出謀劃策，編造口供；組織難友向監獄爭足夠的水喝，爭傷病員託難友代領食物的權利。還為難友用土法醫治刑傷。齊慶祥後來説：“要不是老張，我早死在監獄裏了。”

齊慶祥瞭解張培植以前的工作，又看到張在監獄中的表現，向張培植談起介紹張培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事。張培植笑了，他問齊慶祥：“高蠡暴動失敗後，你跑到我家都見誰來?”齊答:”我見過白堅、李永茂、劉子玲、李學敏他們。”張又問：“李永茂沒給你説什麼嗎?”（李永茂是保屬特委委員，高蠡暴動時參加蠡縣縣委，是宋洛曙的主要助手，1932年10月與保屬特委書記李亞克一起犧牲了）齊慶祥恍然大悟。

1934年10月，張培植被判處七年徒刑，押解北京陸軍監獄監押。

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用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多種手段，步步向華北進逼。愛國學生抗日救亡運動日益高漲，反動的北平當局對內對外窮於應付。1936年底“西安事變”後，全國政治形勢突變，國民黨釋放政治犯。張培植於被提前釋放了。出獄後，他住在北平沙灘的一家公寓，聲稱在獄中得了關節炎，需要水療，每天到浴池沐浴，實際上是等黨組織聯繫人接頭。等了一個多月，接頭人沒來，春節已經過了，他才回到家鄉。家中人埋怨:“七十多歲的老母親日夜懸念，出獄後不馬上回來，也不該春節不回家。”他婉言解釋:“受人之託，忠人之事，難友困難有事，託帶的東西沒交出去，不好早回家，以免錯過機會。”他將獄中帶出的偽裝成紙煙的密信展開，珍重的藏入線裝《三國志》的夾層中。3月，他帶上《三國志》去白洋淀，關係沒接上，《三國志》又原封帶回來了。

張培植以他的身份、地位、技術，做了一般共產黨員無法做到的工作。

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張培植把大兒子張林池、二兒子張英池叫回家，各給以路費:“大敵當前，去走自己的路吧!”張林池改名張衝，到冀西山區找黨去了。張英池改名張帆，輾轉到了延安。

1937年9月29日，日本侵略軍侵佔保定。張培植回到清苑東閭老家。

1937年10月，聶榮臻同志率領八路軍一一五師一部，創立了以山西五台山為中心的敵後根據地。11月7日，成立了晉察冀軍區。1938年1月15日，晉察冀邊區在河北阜平縣召開軍政民代表大會，民主選舉了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1938年初，張培植由清苑回到保定。他抑制不住內心喜悦，對家人説:“八路軍來了，已到了××地方了，打了一仗。先遣人員已與地方聯繫上了，××有信找我!”

張衝進入冀西山區，在黨的領導下組織羣眾抗日，擔任唐縣抗日政府的縣長。初創時期的抗日根據地，各種物資都很缺乏，張衝經常派人秘密回家，要張培植代買藥品、電料、文具。張培植買到後，先送到東閭，再轉送唐縣。

1938年秋，鄧拓同志在晉察冀邊區主管宣傳工作，印刷文件、資料，出版報紙，急需印刷設備和器材。鄧拓請彭真同志轉告張衝，希望張衝動員他父親張培植把協生印書局的設備運來抗日根據地，為抗日鬥爭服務。張衝派張蘭池（張衝的堂兄，當時給張衝當警衞員）秘密返回東閭，轉達了上述意思。張培植欣然答應，先派張國旗押運，張興昭趕車，運去了一車藥品、紙張、油墨。年底又運出了一批醫療器材、石印機和鉛塊等。1939年春，日軍封鎖一天比一天嚴緊，原來的道路已無法通行，張培植將16開印刷機拆卸包裝，連同鉛字、銅模，計劃從水路運到白洋淀，再經旱路轉運。因漢奸陳雨田告密，裝上船的設備在保定南關被日本憲兵隊扣下了。張培植也被憲兵隊逮捕。憲兵隊用酷刑追問這些東西準備運往何處，張培植一口咬定：“生意不好，運到天津拍賣。”

日寇妄想收買張培植為他們工作，向張提出：“把你兒子張衝叫回來，我們給他事做。”張回答：“我沒有張衝這個兒子，我兒子張林池在德國上大學，學化學。”“你可以當商會會長，願做別的事也行。”張答：“我閒散慣了，不願做事，也做不了事。”他以陶淵明《歸去來辭》表示自己要回家種田。憲兵隊給他一個月的時間回家考慮。

張培植回到家中感到事情麻煩了，準備運走的東西，必須加緊啓運，經過一番緊張的籌劃，直運滿城的安排快就緒了，張培植正考慮自己脱身前往根據地的辦法，不料，1939年5月30日，張培植被日本桑木特務機關的便衣特務逮捕了。

張培植從此再沒有回來，多年後才知道他被日本特務放出的狼狗活活咬死了。

保定市第一批中共黨員安志成的日記中説，他和張培植都是以國民黨名義參加中共組織活動的。這份日記由他女兒安靜（原一機部幹部）保存着。

高蠡暴動領導人之一齊慶祥説，1934年張培植被保定行營逮捕入獄，不久他也被捕‚兩人同在一個牢房。他説：“你父親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在獄中傷口化膿，是他想方設法幫助我殺菌、滅蛆治好的，不然我早死在保定行營獄裏了。”齊慶祥回憶説：“從我與他相處中，憑他在工作上、戰鬥中的表現，可以肯定張國卿（即張培植）同志是一名堅定的有馬列主義修養的共產黨員。他的聯繫人應是高蠡暴動的領導人之一李永茂同志。”

前中共特委領導王禹夫（宇斧）同志從他的藏書室拿出《新三民主義宣傳提綱》説：這是張培植手刻油印的文件，給他留作紀念。當時孫中山先生逝世後，為反對西山會議派，他親手刻印的，也是他早期的作品。“他是一名共產黨員，我們合作得很好。他壯烈犧牲了，我要寫張培植傳。”

原中組部副部長楊士傑在北京醫院治療期間，曾對張培植家人説“你父親創辦的協生印書局印刷發行過許多黨刊、文件和進步書籍。我在保定第二師範上學時經常去閲讀。”

保定育德中學老師和培元在1938年擔任毛主席的秘書時説：“協生印書局是黨在北方的印刷出版據點。”

王禹夫、齊慶祥等同志一些熟悉協生印書局情況的人士都認為協生印書局確實是早年中共北方組織的印刷據點。張培植為協生印書局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最後為革命、為黨的事業獻出了生命，至1985年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原中國新聞社副社長，張英池（即張帆）於1999年在文化部主辦的《新文化史料》雜誌發表《黨早年在北方的印刷據點——記張培植烈士和保定協生印書局》上下兩期文章，採訪多位革命前輩回憶父親張培植的人生事蹟。 ^{[3]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