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饋

鄧拓

（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現代雜文家、政論家、新聞工作者）

鄧拓（1912年2月26日—1966年5月18日），原名鄧子健，福建閩侯人，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國現代雜文家、詩人、政論家、歷史學家、新聞工作者，筆名有鄧雲特、殷洲、狄曼公、卜無忌、於遂安、馬南邨、向陽生。^[15] 曾任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席，晉察冀日報社社長、總編輯，人民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1-2] ^[23] ^[32]

1912年，出生於福建福州烏石山麓。^[1] 1929年夏，鄧拓從福建省立第一高中畢業。^[16] 1937年，出版史學專著《中國救荒史》。1945年5月，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革命歷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48年12月13日，被任命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協助市委宣傳部長趙毅敏工作。1949年2月2日，協助彭真、趙毅敏等人一起審定《人民日報·北平版》創刊號。1957年6月，吳冷西到人民日報任總編輯，鄧拓任社長。^[3] 1961年3月19日，開始以“馬南邨”為筆名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8] 1962年9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上開設專欄《三家村札記》撰寫雜文。^[22] “文化大革命”期間，鄧拓被迫害致死。1979年，獲得正式平反。^[10]

中文名: 鄧拓
別名: 鄧子健（原名）、馬南邨（筆名）
國籍: 中國
民族: 漢族
出生地: 福建閩侯

出生日期: 1912年2月26日
逝世日期: 1966年5月18日
畢業院校: 河南大學
職業: 雜文家、詩人、政論家、歷史學家、新聞工作者
代表作品: 《中國救荒史》《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

鄧拓人物經歷

鄧拓的書法作品(6張)

1912年，出生於福建福州烏石山麓。1919年，進入閩侯小學就讀。1923年，升入三牧坊中學。1926年冬，與同學傅衣凌等人組織了“野草社”，並自費出版了他們自己編著的刊物《野草》。^[1]

1929年夏，鄧拓從福建省立第一高中畢業；同年秋，考取上海光華大學政治法律系。1930年6月，離開光華大學，前往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同年冬，參加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後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夏，參加了上海法政學院的一次考試，後又插班進入上海政法學院政治經濟系。入黨後，鄧拓一面在法政學院學習，一面積極的從事左翼文化活動，擔任了中共上海法南區宣傳幹事、宣傳部長和中共南市區工委書記等職。^[16]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法政學院成立了“抗日救國會”，學校組織抗日演講隊，分赴盧灣、八仙橋、龍華路等地進行抗日形勢的宣傳，鄧拓作為學生會幹部，出面參加了一些會議組織的接待工作。1932年12月11日，鄧拓因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週年中被捕。關押期間，鄧拓遭受殘酷迫害。^[16]

1933年春，鄧拓父親託人將鄧拓保釋出獄，鄧拓有感，作《出獄》詩一首；同年秋，回到福州，拜訪了一些同學和老師；10月，以“鄧雲特”的署名發表了題為《形式邏輯還是辯證法》一文；12月，參加了人民政府文化委員會的工作，負責宣傳聯絡工作，白天外出，晚上走訪一些工人家庭。1934年春，抵達上海，在六里橋一箇中學任教員，並通過友人介紹參加了“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同年秋天，西行北上，前往開封，進入河南大學經濟系。^[16] ^[17]

1935年，一二·九運動展開後，平、津學生聯合會成立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同年10月，以“鄧雲特”筆名發表了《中國社會經濟長期停滯的考察》一文。1936年暑假後，鄧拓在開封參加了“民先”，並先後擔任河南大學支部、開封“民先”運動支隊長，進行散發傳單、聯絡工友、進行愛國救亡的宣傳，並創作了專著《中國救荒史》，分析了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災荒發生發展的歷史。^[17]

1937年春，在一次“民先”活動中，被國民黨藍衣社特務逮捕，關進了監獄。不久，全面抗戰開始，國民黨當局迫於抗戰的形勢，釋放了一批政治犯，鄧拓在關押一個月後出獄。出獄後，他曾作為“戰地服務團”一員到河北束鹿一帶前線慰勞抗戰的軍隊；9月，在一位朋友的安排下，奔赴晉察冀根據地。為了表示要開拓新的生活，開創新的天地，他的名字由鄧子健、鄧雲特改為鄧拓。鄧拓到邊區後首先在邊區省委工作，12月，省委成立軍政幹校，鄧拓被安排到幹校當政治教員。^[17]

1938年2月，邊區黨刊《戰線》創辦，鄧拓參加了編輯工作；4月，抵達晉察冀邊區進行《抗敵報》工作，擔任報社編輯部主任，開啓了新聞生涯；4月中旬，《抗敵報》（後於1940年12月改為《晉察冀日報》）由軍區政治部劃出改為邊區黨的機關報，鄧拓擔任主任，負責全面工作；7月3日，以殷洲為筆名在《抗敵報》上發表詩作《歷史的壯觀》；10月1日，因日寇入侵，報社在鄧拓的領導下，分成兩個梯隊，從五台山往阜平方向轉移。抗戰期間，鄧拓堅持同日寇進行鬥戰，克服印刷條件辦報。^[17] ^[18]

1939年2月26日，在晉察冀邊區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題為《三民主義的現實主義與文藝創作諸問題》的長篇報告。1940年12月11日，發表《一黨專政還是民主憲政》的社論，對國民黨少數人搞專政獨裁，妄圖破壞民族統一戰線的伎倆進行了揭露。^[18]

1941年2月，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論民族氣節》的社論，深入論述了發揚民族精神的問題；3月，鄧拓以狄曼公筆名發表《唯物辯證法簡編》（連載）的文章，此後一共發有8篇文章。^[18] 1942年，《晉察冀日報》發表了鄧拓執筆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毛澤東主義》，社論系統的評價和論述毛澤東思想。^[19]

1944年後，《晉察冀日報》在中央指示下檢查工作，鄧拓多次在報社工作會議上檢查了領導工作的缺點，並遵照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全黨辦報”的方針，在《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貫徹執行全黨辦報》的社論；4月3日，在邊區通訊工作會議中，作了《改造我們通訊工作的報道方法》的報告。^[19] 1945年5月，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的領導下，主持編輯出版了中國革命歷史上第一部《毛澤東選集》。^[19]

1948年6月，隨着解放區形勢的發展，《晉察冀日報》奉命與晉冀魯豫的《人民日報》合併，作為“十年患難與共”的報社主要負責人，鄧拓賦詩一首，題為《晉察冀日報終刊》；12月，隨彭真、劉瀾濤等領導同志從平山縣前往北平西山；^[18] 12月13日，被任命為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協助市委宣傳部長趙毅敏工作。^[3]

1949年2月2日，協助彭真、趙毅敏等人一起審定《人民日報·北平版》創刊號。^[3] 3月，隨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大隊人馬進駐北平西山，協助參加城市的接管工作；3月15日，《人民日報》的北平版即停刊，改出《北平解放報》，鄧拓任社長；6月，由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任命鄧拓為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鄧拓作為解放區新聞工作者的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同年秋天，出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同時兼任北京市委的宣傳部長。^[20]

1949年年底，為市委起草了第二期工作決定《中共北平市委關於加強城市管理與生產建設的決定》，對建國後城市的社會治安、經濟管理和建設、黨的領導、思想文化的教育以及職工紀律等作了認真的分析；12月6日，北京大學法學院委任鄧拓為兼職教授。^[20]

1950年6月12日，前往燕京大學作了題目為《談科學態度和科學方法》的報告；6月17日，在北京向民主促進會的部分政協人士宣講《中國革命前途問題》，分析了實行共同綱領，恢復生產，爭取和平轉變的問題；6月18日，他前往清華大學作題為《新革命中黨的領導和建設的問題》的報告；^[20] 同年，創作了《是誰領導五四運動》《中國五四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等文章。^[21]

1952年，為紀念蘇聯《真理報》出版40週年，寫了《為新生活而鬥爭的有力武器》的文章，介紹了中國報紙的在新生活鬥爭中的作用；^[20] 6月，範長江調離人民日報，鄧拓作為總編輯主持人民日報全面工作。^[3]

1954年2月，率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莫斯科。1955年，受聘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的學術委員，並承拍了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專題。1956年春，率中國新聞代表團訪問波蘭；^[20] 7月，在鄧拓的具體指導下，《人民日報》進行了改版；8月15日，在黨總支會上作了《關於編委會的領導工作問題》的發言，就思想領導和業務領導方面發表一些意見。^[21]

1957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成立，鄧拓任主席；^[20] 4月，因在《人民日報》排發了《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等社論，遭受了“書生辦報，死人辦報”等不公正的錯誤批判；^[4] 5月11日，在《人民日報》上以“卜無忌”的筆名發表雜文《廢棄“庸人政治”》；^[21] 6月，吳冷西到人民日報任總編輯，鄧拓任社長；^[3] 同年夏天；將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中國救荒史》作了“技術性修改”後重新出版，由文言體改為白話體；同年年底，沿着新修的寶成鐵路南行，寫下了《英雄的路——寶成路正式通車有感》和《陳倉道上》兩篇散文。^[21]

1958年4月21日，鄧拓在人民日報社編委會召開的擴大會上，作了講話，對報紙在建國以來執行黨的宣傳方針中的經驗教訓作了回顧，檢討了一些問題；^[21] 8月，任命為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1960年12月，在北京市歷史學會成立大會上作了關於反對用學術問題搞政治陰謀的報告。^[21]

1961年3月19日，應《北京晚報》之約，以“馬南邨”為筆名撰寫《燕山夜話》專欄雜文，其中對大躍進政策做了含蓄的但是尖鋭的批評，並迂迴地為當時被打倒的彭德懷辯護，試圖為彭爭取公正的待遇。^[4] ^[8]

1962年2月，在北京市委召開的關於歷史學報告會上，作了《毛澤東思想開闢了中國歷史科學發展的道路》的長篇發言；^[21] 8月，在北京市委召開的學校政工幹部學習會上對“大躍進”運動進行了分析；9月，與吳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線》雜誌上開設專欄《三家村札記》撰寫雜文；11月，收結了《燕山夜話》最後一集，交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2]

1964年3月，前往到內蒙古召開會議，多次同《包頭日報》社和有關同志談報道宣傳堅持實事求是的問題。1965年，寫下《記夢——用毛主席〈答友人〉七律原韻》詩作；12月，以“向陽生”的筆名在《北京日報》上發表了《從〈海瑞罷官〉説到道德繼承》。^[22]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澤東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談話，點名批評《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9] 4月16日，《北京日報》刊發了《關於“三家村”和〈燕山夜話〉的批判材料》和《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這是最早公開批判“三家村”的文字，文章發表後，鄧拓被勒令在家停職檢查。^[10]

1966年5月8日，江青發表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開火》，誣衊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為資產階級復辟鳴鑼開道”，指責《燕山夜話》“是地地道道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同日，關鋒發表了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誣衊北京市委“包庇”“三家村”。^[11-13]

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發表《評“三家村”——〈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文章誣衊鄧拓、吳晗、廖沫沙的寫作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5月16日，戚本禹發表《評〈前線〉〈北京日報〉資產階級立場》，誣衊鄧拓是歷史上的叛徒。^[11-13] 自此，報刊上批判“三家村”的文章越來越密，各個省市、各條戰線、各界人士舉行集會聲討鄧拓“黑幫”的消息連篇累牘。^[10]

1966年5月17日深夜，在經歷了大量莫須有的批判後，鄧拓寫下遺書；5月18日，服安眠藥自盡，終年54歲。^[10]

1979年，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決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北京市委在《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誣衊鄧拓（原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兼北京市委黨刊《前線》主編）、吳晗（原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三同志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劃地製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10]

鄧拓生活照

鄧拓個人生活

情感生活

1941年初的一天，鄧拓從處理來稿中發現了一篇題為《血的控訴》的文章。寫的是邊區平山縣的一個童養媳因積極參加村裏的抗日活動，被公婆和丈夫害死後屍體也被燒紅的鐵棍燙得慘不忍睹的事實。多年來，在邊區個別地方，曾發生過抗日積極分子遭迫害的事件。這篇署名“路羣”的作者就是以親眼見到的“珠妮事件”，投書報社，為抗日積極分子和婦女們伸冤。

“路羣”就是後來與鄧拓結為伴侶的丁一嵐的筆名。當時，她在平山縣邊區四分區救國會做宣傳工作。丁一嵐出生在天津一個鐵路職工的家庭。《血的控訴》一文寄出後，6月中旬，在這件殘害事件發生四個多月之後，邊區平山縣政府作出正式判決，將兩名主犯執行槍決。幾天後，丁一嵐收到了一封信。這是《晉察冀日報》社長鄧拓的親筆信。信中，鄧拓很客氣地對她的文章給予稱讚，並鼓勵她多向報社反映婦女工作的情況，多采寫稿件。丁一嵐十分友好地給鄧拓回了信，這成了他們相識、結合的最初緣由。

1941年12月，丁一嵐的好友任敏和另一位女同志安排了她與鄧拓的會見，在瓦口川邊晉察冀邊區保育院朋友家中，這兩位通信達一年之久的“有情人”終於相見。1943年初，鄧拓和丁一嵐向邊區黨組織遞了結婚申請書，經聶榮臻司令員批准後，於那年3月7日舉行了婚禮。結婚後，丁一嵐仍在四分區工作，過了一段時間後，才調到報社。1944年，鄧拓與丁一嵐同時進了中央局學校學習班。在這裏，他們認真讀了一些革命理論的書籍，受到了馬列主義教育。^[22]

鄧拓與丁一嵐

筆名由來

馬南邨是鄧拓的筆名，馬南邨取馬蘭村的諧音，馬蘭村位於河北省阜平縣城南莊鎮，是太行深處一座小村莊，在河北省地圖上都找不到。但這裏是原《晉察冀日報》根據地，第一部《毛澤東選集》誕生的地方。^[14]

1943年秋，一股日寇進犯馬蘭村，企圖一舉消滅報社。在鄉親們的掩護下，報社安全隱蔽，敵人在馬蘭村一連折騰了7天，一無所獲。馬蘭村的遊擊組還運用地雷、冷槍殲滅了不少敵人。日寇喪心病狂地進行報復，抓來了40多名馬蘭村的鄉親嚴刑逼問報社的去向和機器器材的下落。馬蘭村的鄉親們寧死不屈，14人為保護報社獻出了生命。後來，鄧拓採用馬蘭村的諧音“馬南邨”為筆名撰寫文章，以此表達對馬蘭村鄉親們永誌不忘。^[24]

親人家屬

鄧拓的大女兒是鄧小嵐，1943年生於河北阜平，大學畢業後曾到山東工作，退休前在北京市公安系統工作。鄧拓的三女兒是鄧小虹，1952年生於北京，曾任北京市衞生局副局長，婦產科專家。鄧拓的四子是鄧壯，1953年生於北京，曾任中國文聯出版社主任編輯、副社長。^[25]

鄧拓主要作品

名稱	時間	體裁	出版社
《中國救荒史》	1937年	史學著作	商務印書館
《論中國歷史的幾個問題》	1959年	史學著作	三聯書店
《燕山夜話》	1963年	雜文集	北京出版社
《三家村札記》（與吳晗、廖沫沙合著）	1979年	雜文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鄧拓詩詞選》	1979年	詩詞選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鄧拓散文》	1980年	散文集	人民日報出版社
《鄧拓詩文選》	1986年	詩文選集	人民日報出版社
《鄧拓文集》（1—4卷）	1986年	文集	北京出版社

參考資料：^[2]

鄧拓主要成就

鄧拓新聞思想

求真務實

鄧拓在求學中沒有學過新聞學，也沒有從事過這個行業，他所有的新聞理論和思想都是他實踐得出來的真知。多年的新聞工作實踐使鄧拓積累了豐富的新聞工作經驗，實踐提出了理論要求，實踐需要發展理論。正是這種從實踐中探討和提煉理論問題，用來指導實踐，使鄧拓新聞思想呈現出求實的特點。在去晉察冀邊區工作之前，鄧拓沒有任何新聞工作經歷和經驗。主持《晉察冀日報》工作時，鄧拓是邊幹邊學，通過實踐摸索出辦報的思想和方法，在實踐過程中得出了許多獨特的辦報思想，如“遊擊辦報”。實踐出真知，由實踐得出來的真理尤其符合當時客觀的生產生活環境，對實踐有着指導作用。理論和實踐相輔相成，指導實踐向前發展。在領導《人民日報》時，從戰爭轉向和平建設，隨着環境的變化，辦報的思想和方法也要隨之改變，鄧拓從實際工作中提煉出一些求實的新聞思想，如加強報紙的宣傳，加強與人民羣眾的聯繫，加強社論的編髮。《人民日報》改革後，提倡走出報社大門到生產建設中去，寫作反映建設者的建設工作和生活的文章。新聞理論也要不斷創新，鄧拓在之後的社論寫作有新的變化，轉向撲捉新生活的素材，客觀反映社會生活的面貌，他的社論報道着眼於羣眾的實際工作和生活，都是針對事實來理論，而不是空論，泛論。^[29]

史家辦報

鄧拓擔任《人民日報》總編時曾説過：“新聞工作就是治當代史”。鄧拓從小就開始接觸中國傳統古典文化，熟讀史書，在史學研究方面也做出卓越的成就。他深厚的史學修養和高深的史學造詣，都體現在他的新聞思想當中。鄧拓的史家辦報又有兩個特色，一是敢説真話，表達對國家、對人民的關注，對歷史、對社會及人民的責任心。二是在新聞評論中融入史識，借古諷今。《晉察冀日報》“三千頁戰史”真實客觀全面地記載了晉察冀邊區的革命鬥爭和生產生活，他曾經説過要使該報成為“晉察冀邊區廣大人民抗日武裝鬥爭的新時期的奮鬥的標準。”在主持《人民日報》期間，鄧拓撰寫60篇社論，這些評論以“敢説真話”而著稱，表露他史家辦報的鋒芒。鄧拓敢於在社論中用史識借古諷今，對生活中不良的思想問題加以針砭。《燕山夜話》合集談古論今、旁徵博引，體現了鄧拓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的史家辦報的特色。他把新聞的反映客觀現實、注重實踐精神和史籍相結合，借一些典故和史實，總結歷史上和現實生活中的經驗教訓，以史為鑑。《燕山夜話》中對歷史人物的評論並沒有沖淡對現實的關注，而是更能體現出他對現實國家和民生的關懷。這些都體現了鄧拓史家辦報的風格。^[29]

現實指導

在整個新聞工作生涯中，鄧拓一直注意對實際問題的研究，注重理論聯繫實際，他的文章把高度的理論水平同實際生活中的問題聯繫起來，把深奧的理論同實際生活中的思想問題聯繫起來，即深刻又通俗，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性。鄧拓在晉察冀邊區工作時，他主持《晉察冀日報》真實反映客觀現實，服務於戰爭現時狀況，邊區反“掃蕩”形勢緊張，羣眾中和幹部中的思想問題、工作問題很多，就越需要及時解決。每年反圍攻、反“掃蕩”大戰以前，報社差不多都發表幾篇甚至十來篇社論後，才緊急轉移，幾乎被敵人圍住。如此拼命的目的之一是，爭取把最急迫的迎戰工作問題，用社論這種重要形式指出來，出建議，引起各方重視，及時發揮指導作用。他的社論，旗幟鮮明的宣傳黨的方針和政策。他把社論作為引導和教育羣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有力的思想武器。他的社論主要是兩類，一是生產方面的，關於農事生產及邊區建設和戰爭的關係等問題的論述。根據戰爭形勢的發展變化，指導人們在黨的路線方針下組織春耕生產和反掃蕩時堅壁清野工作。二是關於戰爭下的民眾工作，包括戰時宣傳動員、揭露敵人鞭笞醜惡，鼓舞人民革命鬥爭的決心和勇氣。正是這種宣傳羣眾、武裝羣眾、鼓舞羣眾的新聞思想，體現了人民羣眾的願望，對現實的革命鬥爭和生產具有指導作用。正由於鄧拓新聞思想的這個特點，《晉察冀日報》成為晉察冀邊區的一面旗幟，民族的號筒。^[29]

羣眾路線

在新聞實踐中，鄧拓將家國情懷的價值理念和實事求是的辦報規律落實為具體的新聞生產流程，就是堅持“羣眾路線”的辦報方針，並將能否堅持這條方針視為決定報紙存亡的生命線。但鄧拓的“羣眾路線”與西方的言論自由權、知情權、接近權等現代性觀念是不同的。鄧拓認為，是否真正踐行羣眾路線是由報紙的版面決定的，媒介的公信力是在與羣眾的不斷互動中建立起來的，真實的羣眾內容才是通訊的惟一生命。為此，記者要走出社門，深入基層，深入羣眾，傾聽他們的呼聲，聽取他們的意見，理解他們的意願，真實、全面地呈現廣大羣眾的生活狀態和情感需求，揭露和批判各種損害人民羣眾利益的行為。同時，鄧拓認為，黨報是與廣大人民羣眾相聯繫的，新聞也是要講給廣大羣眾聽的，這就要求黨報工作者擯棄虛情假意的“歐化腔”“文藝腔”和各種高高在上的“官腔”，講真話，吐真情，採用羣眾所喜聞樂見的方式報道新聞，用樸實無華的語言闡釋黨的方針政策，體裁要通俗，文章結構要通俗，語彙、語法通俗，在讓羣眾聽得懂的同時，感覺到黨對廣大人民羣眾的關懷與温暖。在1956年的《人民日報》改版中，他也反覆強調，羣眾中“絕大多數人很難有時間看長文章，因此，除了很少的例外，報紙上的文章總是越短越好。”^[30]

輿論引導

輿論引導是黨報的核心功能。毛澤東認為鄧拓“優柔寡斷”，是“書生辦報”。實際上鄧拓是非常重視黨報的輿論引導工作的，只是他作為黨報工作領導者，要遵守黨的宣傳紀律和程序。在鄧拓看來，黨報的輿論引導能力源於它對新聞傳播規律的尊重，及由此而來的公信力和影響力，關鍵就是要堅持黨的領導，遵守黨的宣傳紀律。作為中共黨員，他要遵守組織紀律，保持高度的政治警覺；作為新聞人，他要守住真理原則，遵循新聞規律。否則，“鑼鼓一響”，報紙就“跑到街上來”，無組織，無原則，在損害黨報公信力的同時，最終也會喪失它對羣眾的輿論引導能力。面對變幻莫測的政治風雲，他始終堅持先請示，得到批准後再穩步行事的宣傳紀律。對於重大報道任務，他帶領報社人員，制訂詳細、具體的宣傳計劃。如果宣傳計劃沒有得到批示，就硬着頭皮按兵不動。這種政治上的忠誠、組織上的慎重和對黨報工作的嚴謹，體現了鄧拓對黨報權威的愛護。鄧拓提出，社論要“落地”，就必須落實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從分析當前形勢和羣眾生活中，提出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意見，這樣才能有的放矢地對羣眾進行輿論動員，引導廣大羣眾投身於黨所領導的各項工作中來，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力量，這才是真正的大局意識和中心任務。如此，黨報在服務大局、關心羣眾中進一步提升輿論引導能力，在提升輿論引導能力中更好地服務大局和關心羣眾生活，按照羣眾路線進行新聞生產，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黨報的輿論引導能力。^[30]

鄧拓文學創作

救荒思想

1937年，鄧拓發表了研究中國曆代災荒的專著《中國救荒史》在寫就《中國救荒史》之前，鄧拓已經在各大報刊上發表了近十篇十幾萬字研究歷史的學術論文。在《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停滯”的問題》《再論中國封建社會“停滯”問題》中，鄧拓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分析了大量的歷史材料，反駁了當時史學界“幾乎都一致認為，中國沒有走上產業資本主義道路以前，有一個‘長期停滯’的狀態”，“它和其他社會形態一樣，曾經有過許多發展變化”，但依然是封建社會，在當時史學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動。上述這些歷史學術文章，為鄧拓寫作《中國救荒史》打下了研究基礎。

鄧拓在廣泛佔有資料、全面研究歷史之後，在1937年全面抗日戰爭爆發前的一段時間，鄧拓開始寫作《中國救荒史》。全書共計24萬字，用文言文寫成，成稿1937年6月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等到1958年再版之時，改為語文體，由三聯書店出版。《中國救荒史》是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的第一部研究中國曆代災荒的個人專著，奠定了鄧拓在史學研究方面的地位。鄧拓在該書中，客觀真實地對中國曆代災荒進行了梳理，指出“我國的災荒之多，世所罕有”，對歷朝歷代的災害情況作了全面系統的記錄和分析，提出了災荒的成因和影響。在鄧拓看來，很多歷代學者把災荒形成的原因歸結到自然條件上，甚至看成是唯一決定因素，是非常不妥當的。他提出了災荒形成的成因是“駕乎自然條件之上”的“人為的社會條件”，比如戰爭，一方面“可以促進災荒的發展”，另一方面，“可以助長戰爭的蔓延”。鄧拓在對災荒史實的研究和梳理過程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將對自然條件的不受控制引向對人類社會問題和社會關係的追問上，既體現了作者紮實深厚的學術和史學素養，又體現了作者關注民生疾苦，關注人類社會關係，同情和批判社會不公的“士大夫”情懷。“關注災荒，是為了救荒”的鄧拓還在書中研究了歷代救荒思想以及救荒措施的發展，對歷朝歷代的救荒政策進行了反思，並提出真正有效的救荒政策，從根本上説，在過去階級社會的任何時代都是不可能實現的，只有當人民羣眾做了社會的主人，才能在新的歷史時期中揭開救荒史新的一頁。^[26]

詩歌創作

鄧拓的詩歌創作有着深厚的文化基礎和歷史底藴。從少年起，鄧拓在其父親鄧鷗予的啓蒙薰染下，就喜愛寫舊體詩。他的早期詩歌已經開始體現他的世界觀和人生理想的樹立過程。鄧拓創作的早期詩歌，從寫作體例上看一般都是律詩，從風格上看集中體現了凝重深沉的思想感情和典雅謹嚴的藝術風格。鄧拓的詩歌，是和他的世界觀分不開的，他的詩思、他的詩才、他的詩魂、他的詩意，就藴含在他的共產主義世界觀裏，而他不惜生命為之終身奮鬥的理想抱負，又是通過他的詩歌作品呈現出來。^[26]

社論創作

在抗日戰爭期間，鄧拓的社論以鮮明的政治立場和高度的黨性原則作為主要特徵。這也是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報紙區別於其它報紙的重要標誌。無產階級政黨利用自己的報紙作為宣傳羣眾、武裝羣眾、鼓舞人民羣眾進行革命鬥爭的有力武器。鄧拓作為《晉察冀日報》報社及政論文章的主要撰稿人和組織者，為把報紙辦成黨在邊區的喉舌和號角，嘔心瀝血，這在他為報紙撰寫的社論中得到深刻的體現。鄧拓的社論包括有以下幾類內容：第一類社論是迅速及時傳達黨的有關方針政策，主旨集中，文字簡潔流暢。第二類社論從捍衞黨和人民的立場出發，表達鄧拓對某一方面和某一共同性、規律性問題的理解，政治性強，主旨尖鋭。第三類是理論文章，體現了鄧拓較高的馬列主義水平和理論修養。這些文章是晉察冀邊區和中國革命思想理論宣傳中值得重視的文章，代表了當時理論宣傳的高度。^[26]

政論雜文創作

鄧拓在《人民日報》工作期間，在政論寫作方面有了較大的收穫，取得了比較顯著的成就。較之於戰爭年代創作的社論居多的政論寫作來説，這個時期的政論文章則在論述事理上更加縝密，分析問題的角度更加理性。鄧拓通過對社會問題的解剖和探索，力圖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透視一些社會問題，表現出一個宣傳家和政論家的深沉思考。而到了1957年，鄧拓的政論寫作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後，鄧拓重新操筆，寫下了《廢棄“庸人政治”》的政論雜文。文章針砭時弊、筆鋒犀利，體現出鄧拓堅持真理、堅持實事求是的可貴的社會批判精神和科學求真態度。鄧拓在文章開頭直接點題“看到最近發生的一些事情，我突然領悟了一個道理，這就是唐朝’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接下來直接舉例現實中的真實情況來點出“庸人政治”的本質是一種形式主義的領導方法和作風。繼而直接批判其危害性“這種糊塗的領導同能夠害死人的’庸醫’一樣，都是在掃蕩和廢除之列的。”該篇文章是鄧拓在這一時期政論雜感中直接以抨擊社會思想問題為主的唯一文章，是當時政治民主生活化和文章寫作“百家爭鳴”的一個反映。文章代表了鄧拓這一時期深入思考、探求真理的求真精神。但不久後的全面反擊右派活動，阻擋了鄧拓理性探索的腳步，鄧拓不得不重新沉寂起來。^[27]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創作

1961年至1962年，鄧拓應邀撰寫《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專欄雜文。《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從內容上來看，可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堅持真理，反對錯誤，堅持實事求是的文章。二是尊重知識、尊重文化，談讀書、談學習的內容。三是涉獵廣泛知識領域的科普類文章。這一時期鄧拓的雜文，對現實中的各種不良傾向和錯誤的思想方法、工作作風提出了批評，對社會主義的新人新事給予了讚頌，對青年的學習修養給予了引導，對一些歷史人物和事件給出了評價，對古今中外的文化、科學知識作出了廣泛介紹，對資本主義的腐朽現象和現代社會的醜惡嘴臉給予了揭露和鞭撻。雜文不但形式活潑、內容豐富、文筆流暢、獨具風格，富有思想性、知識性和趣味性。鄧拓在他的雜文中所表達的基本思想是堅持真理、提倡科學精神，堅持調查研究、提倡實事求是、堅持學習、提倡求知精神。《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鄧拓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思想探索的深邃結晶，是特定時代的文字抗爭，折射出作者在追求真理、理性思索過程中人格和思想的光輝。^[28]

“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鄧拓及“三家村”

鄧拓人物評價

鄧拓的雜文重史識、史論，抓住現實，旁徵博引，含蓄委婉，可謂雅俗共賞。（中國新聞網評）^[5]

鄧拓是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政治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作家，是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老新聞工作者，一生寫有許多優秀的作品，也受過錯誤的打擊。在他輝煌而曲折的人生歷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為許多新聞工作者所敬仰。一個共產主義的堅強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一代知識分子的傑出代表，就這樣在他生命的盛年結束了一生。這是他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人民網評）^[10]

鄧拓同志是當代傑出的新聞工作者、著名的歷史學家、書法家、雜文家和詩人。他在抗日戰爭中從事黨的新聞工作，同時又是一位成長於烽煙戰火中的行吟詩人。自抗戰前的學生時代始，他一生留下了近五百首詩詞，用詩詞的藝術形式，記錄下了革命事業曲折發展的軌跡和各時期人民的情感歷程。他的散文作品表現出對革命者高尚情懷的禮讚，對革命前途的一腔激情。（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當代作家鐵凝評）^[31]

鄧拓後世紀念

百年誕辰紀念

2012年3月，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的鄧拓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中國作家協會主席鐵凝出席座談會並講話。袁鷹、劉陳德、王必勝、李玲、馮鵬生、李輝等作家、學者在座談會上發言，鄧拓親屬代表鄧小虹也作了發言。“鄧拓百年誕辰紀念展”同時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揭幕，展出了鄧拓的書畫作品。^[31]

鄧拓百年誕辰紀念

鄧拓故居紀念館

鄧拓故居位於福州烏山北麓天皇嶺東北坡下第一山弄，有一幢清末民國初四扇三間排雙層木結構的小樓房。這裏就是福州市博物館所屬的鄧拓故居。鄧拓紀念館是省級文物保護單位，1996年，福州市人民政府把它命名為“鄧拓紀念館”。鄧拓紀念館館址設在道山第一山弄7號。原為“烏石山第一山房”鄧拓故居，1994年，闢為紀念館，佔地約1015平方米，陳列鄧拓一生革命事蹟。鄧拓紀念館內藏有鄧拓的實物、書信、筆記、詩稿、文件、證件、著作、照片等文物，屬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市級德育基地。^[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