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一悟

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張一悟的父親張繼祖考中舉人，在京城任禮部主事，還曾給攝政王載灃教書。

1904年，張繼祖因看不慣朝廷的腐敗，辭官回鄉。張繼祖眼見家鄉教育落後，回鄉第二年即在增秀書院的基礎上創辦了金縣小學堂（現榆中縣文成小學前身）。

1916年，張繼祖又創建了甘肅省公立圖書館（現甘肅省圖書館），並於1918年8月起任館長，達十年之久。 ^[5] 

張一悟自小學習成績優異：3歲接受啓蒙教育，7歲進入學堂讀書，12歲考入甘肅法政學堂，不久又轉入甘肅文高等學堂。

張一悟在蘭州上學期間，正值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鬥爭風起雲湧的時期。1911年4月，黃花崗起義失敗，10月辛亥革命爆發，全國紛紛響應，校園裏傳播的宣傳民主共和思想、抨擊清政府統治的書刊，影響了張一悟，他萌生了走出去的願望。

1918年深秋的一天，張一悟從甘肅省立第一中學畢業後，和同學張亞衡乘坐羊皮筏子，穿越桑園峽，順流而下，經銀川、內蒙古，於當年初冬抵達北平。

不久，二人一同考入北京大學預科班。在北大求學期間，張一悟閲讀了大量進步書刊，結識了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釗，並初步認識到馬克思主義是拯救中華民族的革命真理。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張一悟、張亞衡與已在北京大學讀書的同鄉丁益三參加了五四運動，以“甘肅代表”的身份到段祺瑞官邸請願，強烈要求廢除“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還通過書信，把革命鬥爭的消息傳回蘭州，動員家鄉人民奮起反抗，使新思想、新文化在榆中開始傳播。

張一悟、張亞衡、丁益三，經常在革命鬥爭中活躍在第一線，因而被隴籍旅京學子親切地稱為“榆中三傑”。

五四運動後，張一悟等人在北京受到北洋軍閥政府追捕。為了安全，經李大釗推薦，張一悟與張亞衡南下武昌；不久，二人又同時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在這裏，他們又認識了惲代英。

惲代英在武昌創辦了利羣書社，公開銷售進步書刊，張一悟便常去書社讀書。新思想的衝擊，加之惲代英等同志的影響，張一悟進一步深刻認識了馬克思主義，逐步確立了革命的人生觀。

“三載同窗情深，那堪一朝話別。想來年豪談痛飲，轉瞬都成陳跡。鴻印等閒記，聽悲歌初歇，不甘作新亭泣。願猛擊中流楫，他日天涯重聚首，應問成何事業？揮手各西東，欲挽人天浩劫。”1922年3月，從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之際，張一悟和好友在校園抱冰堂合影留念，想着動盪不安的社會、人民流離失所，張一悟在合影照上揮毫寫下這首《調寄離亭燕》詞。字字句句，生動映照着張一悟的豪情壯志和遠大革命理想。 ^[5] 

1923年，張一悟從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回到蘭州，在蘭州一中和蘭州女子師範（今蘭州三中）任教。在教學中，張一悟自編教材，推行白話文，廢止經學，積極傳播進步思想，並用從武昌帶來的革命書刊對學生和青年進行民主革命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教育。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師生掀起了反封建學潮，同以楊漢公為代表的封建頑固實力發生衝突，不久後張一悟被指責為“不守規矩的人”、是“異教的傳播者”，被迫離開講台。

1924年，張一悟在李大釗和惲代英的介紹下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張一悟已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分析甘肅實際，並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確定革命的對象、革命的中堅力量和革命的統一戰線，由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完全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4年，張一悟攜家眷去往武威，在省立第二師範（今武威第十八中學）任教，擔任教務主任兼國文、歷史教員。這所開明的學校，為張一悟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提供了有利時機。張一悟自編《我之文學觀》，向青年學生介紹俄國和法國的革命文學，並將《新青年》《覺悟》《先驅》等刊物介紹給學生閲讀，引導青年走革命道路，他緊密團結在校師生，廣泛聯繫社會人士，努力擴大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部分教員受到張一悟的薰陶和影響，也開始在課堂上講授勞工神聖、介紹蘇聯的社會制度。

在此期間，張一悟還受聘於涼州鎮守使馬廷勷部，講授《步兵操典》，張一悟利用授課的便利條件，向官兵傳播革命思想，使官兵傾向於國民革命。

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張一悟在武威組織召開悼念活動，並作了《中國時局問題》的講演，號召大家繼承孫中山遺志，關心時政，振興中華，為解放勞苦大眾而奮鬥。

但張一悟的共產黨員身份又一次引起當地政府注意。無奈，張一悟輾轉張掖，再回蘭州。儘管張一悟在武威活動的時間只有一年多，卻把共產主義思想的第一粒火種，播撒在武威這片熱土上。 ^[3-4] 

武昌起義後，甘肅進入軍閥割據時期。西北邊防督辦兼甘肅督辦馮玉祥為了擴大根據地，接受了李大釗“圖甘援陝、聯晉圖豫”的發展戰略，於1925年9月，任命國民軍第一軍第二師師長劉鬱芬進駐蘭州，代行甘肅軍務督辦；李大釗則選派宣俠父、錢崝泉隨軍赴蘭，與先期抵達的張一悟取得聯繫。

1925年12月，經中共北方區委批准，中國共產黨在甘肅的第一個組織——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在蘭州正式成立，張一悟任書記，宣俠父、錢崝泉任委員。從此，甘肅的革命鬥爭開始了有組織的活動，也為建立黨在甘肅的統一戰線打開了局面。

中共甘肅特別支部利用宣俠父、錢崝泉擔任國民黨黨務特派員和政治宣傳員的身份，改組臨時省黨部，加強黨部中的左派力量；除在國民軍中開展宣傳外，還重點在蘭州各大學校、工廠、郊區農村等進行廣泛宣傳；創辦《革命青年》《醒獅》等刊物，組織建立青年社、工會、農會等羣眾組織，凝聚思想，開展鬥爭；在“平甘援陝”戰役中，組織市民構築工事、運送糧草、維護治安、穩定民心、補充兵源，使甘肅真正成為國民軍聯軍東進北伐的後方軍事基地；利用各種機會，發展吸納黨員，培養黨務幹部，大大加強了黨在甘肅的組織力量，為鞏固國共合作、領導民眾革命運動提供了可靠保障。

甘肅特支開展的一系列有效工作，引起了國民黨右派勢力的極大不滿，向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發起攻擊。

1927年2月4日，皖江會館事件後，省、市黨部的領導權基本掌握在了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手中。國民黨右派分子隨即電報馮玉祥，誣告他們在蘭造反，破壞統一戰線。

不久，馮玉祥電令將錢崝泉等押解赴陝，嚴辦其餘人員。至此，中共甘肅特支的活動被迫停止。 ^{[3]  [5]}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在甘肅成立“清黨委員會”，開始搜捕共產黨員。

1927年11月，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張一悟召集在蘭州的30多名共產黨員，在蘭州五泉山嘛呢寺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立即疏散黨員，轉入地下秘密工作。會後，他和秦儀貞、王陶、談仲瑜、王有章等8人化裝成商人，前往西安。此後，張一悟化名章子文，或以陝西華縣高塘小學教員的身份，或化裝成車伕、或以濟南第一女子師範教務主任的身份，或領導渭華起義，或智送情報，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還多次在學校、街頭宣講，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惡陰謀，痛斥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

1929年3月，中共陝西臨時省委成立，張一悟被選為省委常委。9月，陝西省委派遣張一悟去上海參加黨的會議，由於常年四處奔波，他腸胃病突發，大量吐血、便血，到上海時會期已過，張一悟便輾轉到北平治病。

1930年，他與中共北平黨組織接上關係，被安排到鐸民小學任教務主任，以此為掩護秘密從事黨的工作。

1931年8月，他奉組織之命，離開北平前往濟南，參加山東省委的工作，其公開身份為濟南第一女子中學教務主任。

1932年3月24日，由於叛徒出賣，張一悟等74人被捕，被關押在山東濟南第一監獄。在獄中，敵人殘酷地施用皮鞭抽打、壓槓子、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要他供出組織和同志，但張一悟始終堅貞不屈，還寫下了“無話可説，速我一死”的豪言壯語，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氣節。國民黨山東高等法院在取不到任何證據的情況下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張一悟死刑，後經鄧寶珊營救改判無期徒刑。在獄中，為了抗議敵人對“犯人”的迫害和虐待，張一悟鼓勵難友們一起開展絕食鬥爭。他説：“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但生命是有限的，真理是永存的，為了捍衞真理，生命又算得了什麼！”在他的鼓勵下，難友們團結一致，絕食鬥爭堅持了7天，終迫使敵人讓步。艱難的監獄生活並沒有使張一悟喪失信心，他反而把監獄當作鍛鍊革命意志的戰場、學習知識的場所，經常託人買來一些醫藥書籍，刻苦鑽研，以充實自己的醫學知識，提高醫學水平。

1937年12月27日，日寇佔領濟南，國民黨軍政機關倉皇逃走，濟南監獄也放鬆了看守，一片混亂中，張一悟與難友們趁機逃了出來。

1937年12月底，張一悟出獄後，衝破敵人的層層封鎖，輾轉回到西安，找到中共黨員羅傑三、侯理哉等人，並在他們的幫助下，見到了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工作的老戰友宣俠父。當時，張一悟身體非常虛弱，宣俠父即派李屏堂夫婦將他護送回蘭州。1938年1月底，張一悟先後見到甘肅工委書記孫作賓、同鄉陳成義和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人謝覺哉、伍修權等人，如實地彙報了自己的情況。1938年初，中共甘肅工委委員鄭重遠為張一悟恢復了黨組織關係，並安排他在蘇聯駐蘭州領事館任中文教師。

張一悟是一個職業革命家，沒有工資收入和經濟來源，還要拿一部分錢來治病，生活十分拮据，回到蘭州不久，國民黨甘肅省政府主席朱紹良便力圖以高官厚祿拉攏張一悟，利用與張一悟之父同為清朝舉人的國民黨省政府秘書長廖元佶出面做張一悟的工作，張一悟果斷拒絕。此後張一悟將父親分給他的一院住房賣掉，以解決家庭困難，並接濟革命同志。

1939年，蘇聯駐蘭州領事館撤銷。1940年6月，中共甘肅工委遭到破壞，工委主要負責人羅雲鵬、李鐵輪、惠光前等同志被捕入獄，環境異常險惡。張一悟以行醫和家庭教師作掩護，秘密從事革命活動。

1941年，國民黨加緊了對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的迫害。為了保護大批幹部，根據中央指示，甘肅工委和各地的一些主要幹部，先後於1941年底撤離甘肅，前往延安，而張一悟仍留在甘肅為黨工作。為了避開敵人的糾纏和迫害，張一悟很少在家裏居住，又留着長鬍子，經常化裝成道士、醫生、算卦相面先生，往返奔波於蘭州、榆中等地，從事革命活動。因張一悟的舅舅是榆中縣城有名的郎中，張一悟從小跟着舅舅學醫，酷愛醫道，這一時期，張一悟為羣眾免費治病的同時，廣泛宣傳革命思想。

1948年8月，黨組織派人護送張一悟到陝甘寧邊區，當他們經平涼到達元城子之後，國民黨馬繼援部前來偷襲，轉移時，組織上考慮到張一悟虛弱的病體，給他備了一匹馬，可當張一悟看到轉移人羣中的老人、婦女和孩子，卻將馬匹讓給了羣眾。到達三道川時，敵人的騎兵快追上來了，張一悟見情勢危急，自己又病勢沉重，難以脱身，便要求同志們為他留下一支手槍，然後催促其他同志火速突圍。同志們不忍心將他留下，便由張友三、趙子明等十餘人輪換背扶着他突圍脱險，到達革命聖地延安。

張一悟到達延安後，黨組織對他的健康和生活給予細心的關懷和照顧。1949年5月西安解放後，黨組織安排張一悟先後到臨潼養病。伍修權到東北任職後，考慮到東北醫療條件較好，有蘇聯專家和醫療設施，便邀請張一悟到大連療養。 ^{[3]  [5]  [7]} 

張一悟非常重視青年工作，對要求進步的青年更是關懷備至，給予及時的指導和幫助。青年們都願意與他談心、交朋友、不時請教問題。經他宣傳、幫助的人都親切地稱呼他為“鬍子大哥”，説“鬍子大哥身上都是火，多厚的冰都能融化”。在張一悟的影響下，陳成義、陸長林、李屏唐、陳生蕃、趙定九、張遜之等先後走上革命道路。被稱為西北花兒王的張亞雄在張一悟的鼓勵下，潛心研究西北民歌“花兒”。後張亞雄成為研究西北“花兒”的專家，並出版了《花兒集》。竇時尋在張一悟的幫助和引導下，加入共產黨，在中共豫陝區委的領導下從事兵運工作。1931年，竇時尋與谷雄一、赫光發動了山西平定起義，成立了紅24軍，竇時尋任副軍長，8月，由於作戰失利，被敵人殘害於石家莊，時年僅36歲。1939年春節，司國權等青年學生慕名拜訪張一悟，他熱情地講述抗戰的大好形勢，鼓勵他們到延安投奔革命，還在自己生活十分拮据的情況下，為青年們湊了90塊大洋，並親自送他們啓程。1940年，甘肅工委遭到敵人的破壞，在形勢十分不利的情況下，張一悟以行醫和做家庭教師為掩護，秘密進行工作，更廣泛地接觸、聯繫羣眾，特別是團結教育了一大批革命青年，如裴羅克、陳瑛、柴仁山、金焯三、陸善亭等，鼓勵他們走上革命道路。

張一悟對別人以誠相待，真心幫助，大度寬容；對自己的子女則要求格外嚴格。長子張懷清曾跟隨他在蘇聯駐蘭州領事館工作，女兒張凌青在1939年去延安參加革命。1948年，他又讓吳鴻賓同志將次子張華清帶去延安。長女張凌青，12歲就去了延安，因過不慣集體生活，寫信要求回家，張一悟立刻覆信，批評她幼稚的想法和做法，鼓勵她不要留戀家庭，要做一個勇敢的、對社會有作為的新女性。1950年上半年，張一悟的次子張華清在西北人民大學學習工作時，在與父親的通信中彙報了他在革命理論上懂得太少，像幼稚園的小朋友一樣時，張一悟便在回信中鼓勵指導他：“你覺得空洞渺小，不如一個幼稚園的小朋友，你的這種自卑感是好的，是促使你學習進步的動力，要永遠保持這種精神，不使它失去才好。處在今日的客觀形勢飛躍發展的情況下，不但你感到空洞渺小，就是我也感到太空虛無物了，當真連黨內的一些小朋友不如得多。”另一信又告訴他：“《聯共（布）黨史》《列寧主義基礎》兩本書我不日寄出，你收後可精讀。精讀者，不是重視它的詞句，而是要懂得它的精神實質，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你讀黨史時，注意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能把這兩本讀通學懂之後，不愁不會聯繫實際、推動工作。把馬列主義的方法，用到日常生活中去，那就算搞通了該主義。換句話説，日常生活的一切，能用該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處理，才算是真正學會了馬列主義。望你努力去學習，千萬不敢產生一點自滿自足的情緒。”又在另一信中指出：“馬列主義的思想，就是工人階級的思想，亦是黨員思想，每一個問題發生時，你能以辯證的、發展的眼光研究分析，那自然就不會被外面的複雜現象罩住，而能透過現象找到內部聯繫實質。”張一悟不但教育子女學習馬列主義，而且教育他們運用馬列主義的方法論解剖自己、指導工作，這在當時是難能可貴的。 ^[3] 

1949年8月26日，蘭州解放。其時，張一悟在大連療養，醫生診斷出他的左肺葉全部潰爛、右肺葉上有三個空洞，震驚之餘，對其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深感敬佩。張一悟聽到蘭州解放的消息後，心情十分激動，一再請求出院回蘭工作，組織同意了。

1950年12月底， 張一悟從大連回到蘭州，由於長期帶病忘我工作，加上在獄中受到敵人殘酷摧殘，健康狀況非常不好，經長途顛簸，到蘭州後病情突然惡化，1951年1月3日晚10時40分，張一悟在蘭州逝世，終年57歲。 ^[6] 

青山有幸，英魂不朽。甘肅省委、省政府將張一悟安葬在風景秀麗的興隆山西山腳下，立碑紀念。 ^[5] 

張一悟逝世後，黨和人民對他革命的一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評價，稱他是“甘肅最早的共產黨員”“甘肅建黨的創始人”“馬克思主義的播種人”“人民革命的鼓手”“進步青年愛戴的導師”“勞動人民最忠實的兒子”。

在獻給他的輓聯上寫道“忠心共產主義一輩子，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精神長留黨內；獻身人民事業廿五載，艱苦備嚐，酷刑備受，精神永耀人間。”

《甘肅日報》先後刊登了張德生、鄧寶珊及陳成義、孫作賓、高健君、賀進民、吳鴻賓、萬良才等領導的悼念文章，深情緬懷和讚揚這位勇敢無私的共產黨員。 ^[3] 

1951年3月，榆中縣委、縣政府將停放過張一悟靈柩的北關小學改名為“一悟小學”，後又將學校前的馬路命名為“一悟路”。

1986年，榆中縣委、縣政府在興隆山卧龍灣革命烈士陵園中專門修建了張一悟紀念亭。

2009年，張一悟紀念館建成並免費向社會開放。

2011年，張一悟紀念館被命名為甘肅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2012年，張一悟紀念館被命名為甘肅省中共黨史教育基地。

一盞油燈、一本黨史、一副眼鏡，在張一悟紀念館尾廳擺放着的三件革命文物，生動寓意着張一悟及其革命精神，像這永恆的明燈、不滅的火種，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 ^{[5]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