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瓖大同反正

山西省的復明運動是以大同總兵姜瓖反清揭開序幕的。姜瓖，陝西延川縣人 ^[6]  ，原是明朝掛鎮朔將軍印大同總兵官。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太原後，他主動派人聯絡，投降了大順政權。同年五月，傳來了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放棄北京的消息，姜瓖又發動叛亂，殺害大順軍守將張天琳，歸附了清朝。由於他在起兵叛亂奪得大同的時候並不瞭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圖，擁立了一個名叫朱鼎珊的明朝宗室（代藩棗強王后裔）“以續先帝之祀”，被清廷斥為“大不合理” ^[7]  。七月十五日，姜瓖不得不上疏請求原諒自己“不學無術之罪”，並且要求“解臣兵柄，另選賢能”，讓自己“休息田間，從此有生之日皆歌詠太平之年矣” ^[8]  。清攝政王多爾袞一面讓他繼續充當大同總兵，一面警告他“洗心易慮”，“倘仍前不悛，越分干預，國有定法，毋自取戾” ^[9]  。 ^[10] 

這年十月，他奉命抽調大同地區的精鋭兵馬跟隨英親王阿濟格西征，在鎮壓陝北大順軍高一功等部時頗為賣力。沒想到次年（1645，順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由大學士剛林秉承攝政王多爾袞的意旨進行質訊，指責他順治元年六月初八日上表歸順清廷，七月間卻用明朝崇禎年號發給文武官員劄符，又擁戴明朝宗室棗強王，“此罪不小”。姜瓖跪在地上解釋清兵入關之初人心未定，不得不採取一些權宜之計，“原不敢有二心”。剛林又無中生有地斥責他“去年冬英王西征路出大同，你心生疑慮”。最後，才宣佈：“今大清恩寬，王上令旨許功罪相準，往事並不追究。着你仍鎮大同，洗心滌慮，竭力盡心，以報國家大恩。”姜瓖自以為不費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區拱手獻給了清廷，接着又在陝西榆林擊敗大順軍，不僅功高無賞，反而備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氣，但又不得不“叩頭謝恩” ^[11]  。這以後的三年裏，清廷對陝南、四川用兵，曾多次徵發山西的人力、物力，加重了官民的負擔。 ^[10] 

1647年（順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員三品以上，在外官員總督、巡撫、總兵”各“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衞，以習滿洲禮儀，察試才能，授以任使”。這顯然具有人質的用意。姜瓖接到兵部傳旨後不敢怠慢，把長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12]  。 ^[10] 

1648年（順治五年）十一月，蒙古喀爾喀部二楚虎爾犯邊。清攝政王多爾袞召集諸王、大臣會議，決定派英親王阿濟格、端重親王博洛、承澤郡王碩塞、多羅郡王瓦克達等領兵戍守大同，加強這一地區的防務。姜瓖對清朝統治者崇滿歧漢政策早已心懷不滿，這時又正是在江西金聲桓、廣東李成棟反清之後，清廷對手握軍權的漢族將領猜忌甚深，他判斷滿洲大軍雲集大同將對自己不利。大同地區的清朝官員又奉命徵集糧草，急如星火，百姓怨聲載道。於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總督耿焞等人出城驗草的機會，突然關閉城門，下令“易冠服”，自稱大將軍，公開揭起了反清的旗幟 ^[13]  。耿焞逃往陽和，家屬被姜瓖處死。阿濟格聞訊，連夜進兵，於初四日到達大同城下 ^[14]  。姜瓖反清以後，“飛檄安官，朔（州）、渾（源）一帶俱受偽札” ^[15]  。阿濟格在十二月間的報告中説：“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14]  大同舉義後，山西各地的漢族官紳紛紛響應。 ^[10] 

晉西北一代，原來在明朝時期荒廢的邊關，姜瓖重新利用起來，還提拔了一些將領，委以重任，加強山西周邊的戒備。 ^[16]  關於劉遷的情況，順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撫祝世昌塘報中説：考慮到雁門關和大同之間的地理關係，應該加強代州一代戒備，但是逆賊劉遷率兵圍攻代州，希望派遣軍隊前來抵禦。 ^{[10]  [17]} 

晉中地區，《定襄縣誌》記載：“五台、忻州、盂縣皆授姜瓖偽劄，轉相煽惑，醜類尚累數萬，旗幟隊伍蟻聚蜂屯。寧武已附姜瓖。兵備道藺與太原參將李好賢住劄忻州、定襄，每偵賊警則引兵救援。至九月，宣府總兵李剛奉旨剿擒高鼎，鼎負隅，每夜出，恣其劫掠。後聽撫，賊眾漸散，鼎復據曹家寨，……倏招倏叛。” ^[18]  《靜樂縣誌》也説：“時三晉草寇轉相煽惑，驅逐長令，賣降恐後。……太原一郡全城自守者惟榆次、平定、樂平、太原、崞縣、盂縣而己。” ^[19] 

晉東南地區，“汾、潞、澤、遼等郡邑小丑乘時蜂起，偽帥胡國鼎嘯聚潞安，禍連沁屬” ^[20]  。“偽將”陳杜、張鬥光等領兵攻克澤州（今晉城）。 ^[21]  平順有姜瓖所“遣賊將牛光天破城劫庫，男婦擄掠甚多。至十月，原任賴知縣請兵恢復，賊始滅”。 ^{[10]  [22]} 

晉西南蒲州到黃河西岸屬陝西的韓城一帶有虞胤、韓昭宣、李企晟等聞風響應，他們“私立偽韓王，行偽永曆事” ^[23]  。清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向朝廷奏報：姜瓖一夥人設立偽機構，舉重達二十八萬人之多。 ^[24] 

在很短的時間裏，山西全省除了省會太原和少數城池外，差不多都被義師佔領。而山西的反清復明運動又迅速波及陝西等西北地區。

從地理位置來看，山西緊靠畿輔，形勢的風雲突變對滿洲貴族的統治中心威脅極大。不過，山西距離永曆朝廷控制的地區相當遠，其間又被清統治區隔斷，雙方的聯絡自然比較困難。許多南明史籍都不講以姜瓖為代表的晉、陝等地的反清復明運動，或者只是在講時代背景時一帶而過。 ^[10] 

姜瓖起事後立即“易冠服”，各地聞風響應的軍民都以割辮為標誌 ^[25]  ，軍隊“以明旗號”相號召 ^[26]  ，發佈文告遵用永曆正朔 ^[27]  。這些都説明姜瓖等人領導的晉、陝反清運動是以恢復明朝為宗旨的。他們同永曆朝廷也有聯絡。 ^[28]  1649年（順治六年，永曆三年）八月，永曆朝廷“遣太監馬鳴圖齎敕聯絡山西總兵姜瓖。鳴圖漆身吞炭而行”，攜帶“以黃絹五寸方用御寶為敕書，外用黃蠟封固為藥丸” ^[29]  。1653年（順治十年）清廷緝獲“叛黨”呂肖渠的罪狀就是“先投山西姜逆營內搶擄，帶有永曆偽劄前往河南”散發 ^[30]  。這些零星材料 ^[31]  證明姜瓖等人的反清不是孤立的。

姜瓖起事以後，清廷最初企圖採取招撫政策加以解決。多爾袞當時已經自稱為皇父攝政王，想以最高統治者的身分勸説姜瓖回心轉意，他在十二月初十日派使者向姜瓖解釋阿濟格等領兵往大同是北方蒙古問題，並不在意你， ^[32]  故意把姜瓖起兵反清説成只是誤解了清廷意圖，給以下台的機會，接着宣佈若能悔罪歸誠，仍將“照舊恩養” ^[14]  。然而，姜瓖反清的導火線固然同阿濟格重兵迫境有關，根本原因在於滿漢民族矛盾。舉事之前既已遭到清廷猜忌，反清之後再圖歸順好比覆水難收，前途更不堪設想，因此他對多爾袞的安撫置之不理。多爾袞見解釋無效，決心武力解決。 ^[10] 

1649年（順治六年）正月初四日，他派敬謹郡王尼堪等統兵入山西。二月間，多爾袞親自帶領軍隊往徵大同。在攻克渾源州、招降應州和山陰縣後，突然接到北京傳來消息，他的同母弟輔政德豫親王多鐸染上天花，病情危在旦夕。多爾袞無心戀戰了，三月間在趕回北京的途中，他來到大同城下，希望憑藉自己的最高權威勸説姜瓖投降。在諭旨中説：“如果別人來招降你，你可以不給面子，但是今天我屈尊來勸降你，你可要歸順呀，如果歸順了，不計前嫌，以往的罪責一律赦免，如果不歸順，恐怕你就沒有後路了，想你這樣反覆無常之人，天下還有誰會相信你呢？” ^[33] 

姜瓖在回信中先列舉了自己為清廷立了大功，“未有毫髮罪過”，然而不僅“未蒙升賞”，跟隨他降清的百姓也流離失所，還要遭到滿族貴族的欺壓，不分青紅皂白就屠戮漢人。 ^[34]  接着，他針對多爾袞的諭旨表示，全城之人，上下一心，絕不束手就擒。 ^[35]  姜瓖要求多爾袞“指以全活之方”含意是什麼，史無明文，按當時情況推測是讓清廷退兵，使大同地區的軍民有實際的安全感。而且，當時晉、陝反清義師風起雲湧，姜瓖的回信也可能是一種緩兵之計。 ^[10] 

自從山海關戰役以來，執掌清廷最高權力的攝政王多爾袞沒有親自統兵出征過。究其原因，一是進入北京之後，百務叢集，他難以分身；二是滿洲貴族內部權力之爭一直在進行；三是他的健康狀況不佳 ^[36]  。這次親征大同實在是迫不得已，山西全省一旦失陷，必然引起連鎖反應，且不説南方大片地方尚未平定，在姜瓖反清後不僅山西各地紛紛響應，陝西、甘肅等地反清運動勢若潮湧，連畿輔和山東也竟然也有反清的舉動 ^[37]  。滿洲貴族遇到了入關以來最大的挑戰。 ^[10] 

到1649年 ^[78]  （順治六年）四、五月間，山西的局勢對於清廷來説已經十分嚴重。阿濟格等率領的軍隊圍困着大同，並且挫敗了來自長城外助馬路（今助馬口）、得勝路（今得勝堡）來援和姜瓖派出接應的軍隊，切斷了大同和其他山西抗清力量的聯繫，儘管調來了紅衣大炮，大同的防守依然堅固得很。阿濟格、尼堪等部頓兵堅城之下，毫無進展。山西其他地區的反清運動卻好比烈火燎原，迅速席捲全省各地。 ^[10] 

清政府能夠控制的只是省會太原、晉南平陽（今臨汾）幾座孤城 ^[38]  ，其他府、州、縣差不多全被反清復明武裝佔領。這年四月山西巡按蔡應桂揭帖中説：“先是，石樓、永和、交城相繼告陷。……乃各州縣報賊者日常數四，此煽彼惑，已遍滿三晉矣。”四月初一日“又接撫臣祝世昌會揭，逆賊劉遷聚眾謀攻代州；又云寧武賊眾攻圍忻州等情”。陝西義軍也利用木筏、牛皮渾脱等物渡河入晉，“該職看得，三晉自三邊以至省城、汾（州）、平（陽）一帶，遍地皆賊，偽牌偽示，絡繹不絕。民如鳥獸散，勢若土崩瓦解，無論郡邑之城池不能保守，而省城之重地患切垂危” ^[39]  。就在這個月裏，義軍佔領汾州府城，清山西巡撫祝世昌報告：“四月十三日，賊眾至汾州府，……賊眾兵寡，退而守城，則城關大開，合城喊起，鄭名標率軍民割辮。”清分守冀南道許養高領着永寧知州、平遙、介休二縣知縣、汾州營參將等人倉皇逃往平陽 ^[40]  。《五台縣志》記：“順治五年冬，姜襄（瓖）踞大同，送偽劄於台人，率眾攻城。時有劉永忠等至忻州，擁眾至台，不啻十餘萬。” ^[41] 

晉東南的長治地區也全部易幟，“潞安之變，蓋因姜逆首禍，叛黨四起，一府八縣，相繼淪陷” ^[42]  ，省會太原岌岌可危。巡撫祝世昌向朝廷求援道：“_{值今偽督撫姜建勳、偽劉總兵、偽司道等賊眾，秦晉合夥，失陷汾州府，擁聚十數萬，截斷省南平陽、潞安兩府大路，分賊安官，附近各州縣破竹瓦解，勢已決裂，此省南之賊景如此。又省之東北五台、繁峙，劉遷、張五桂等勾連寧武眾賊盤踞忻口，攻圍崞縣，北路堵塞，音信已絕。今晉之西北寧武、偏關、河曲、興、嵐等州縣至汾州府屬延袤千里，悉為賊據。今省城孤懸一土，勢切危急。……懇乞皇父攝政王俯念三晉百萬田賦之區，生靈湯火之日，危亡目下，速賜急發大兵，或敕英王、敬謹王兵馬星馳前來撲剿逆賊，尚可恢復殘疆。稍若遲延，全晉俱隳矣。}” ^[43] 

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復明義軍在佔領晉西北、晉南大片地區 ^[44]  後，會同晉中、晉東南的反清力量迅速接管各地政權。四月二十六日，佔領祁縣，二十八日接管武鄉，同日“沁州偽官請本州鄉紳士庶皆服明季衣冠，同詣關聖廟共議戰守。每垛口守夫三名，十垛口生員一名。又稱賊頭賞軍，每丁五錢，用銀五萬，未曾賞遍（可見參與沁州起義的當在十萬人以上）。其中賊丁搶掠者梟首一十三名，當時嚴肅。凡有投營，即賜偽職”。二十九日，佔領榆社縣。五月初一日，義軍進入清源縣，清太原駐防滿軍曾一度來援，見兵勢浩”，被迫帶着知縣攜印退回省城。初二日，義軍佔領徐溝。初五日，“西路賊大營由清源縣擁眾北來，至太原縣境晉祠，離省城四十餘里；又據報東路賊由徐溝犯省” ^[45]  。當時，清政府駐守太原的兵力相當有限 ^[46]  。一旦省會失守，不僅政治影響極大，清廷在山西設置的政權幾乎全部瓦解。何況，山西的抗清運動很快波及鄰省，如 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山西義軍魏世駿等派出一支軍隊進入河南，接管了武安、林縣、涉縣，任命了知縣、守備等文武官員 ^[47]  。

多爾袞深知局勢的險惡，他不敢撤出包圍大同的兵力來鎮壓遍及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匯成一片，只好從京師抽調一切可用的滿、蒙、漢軍投入山西戰場。除了英親王阿濟格、敬謹親王尼堪領軍圍困大同外，被調往山西作戰的還有端重親王博洛、承澤親王碩塞、多羅親王滿達海、多羅郡王瓦克達。至於康熙初年專政的鰲拜不過是隨軍偏裨而已。此外，陝西方面還有平西王吳三桂、固山額真李國翰、陝西三邊總督孟喬芳等人領軍配合作戰。 ^[10] 

多爾袞決心孤注一擲，精兵猛將幾乎全部派往山西。入關以來的領軍統帥豫親王多鐸在順治六年三月病死，肅親王豪格已經罪廢幽禁，鄭親王濟爾哈朗在姜瓖反清以前同勒克德渾統兵往徵湖南，到七年正月才返回北京。其他能帶兵的親王、郡王幾乎全部帶領八旗子弟雲集山西。值得注意的是，阿濟格、博洛、尼堪等人都曾經是獨檔一面的統帥，而在山西戰場上扮演的只是前線指揮官。留守北京的卻是剛從江西凱旋迴來的譚泰、何洛會兩名固山額真。六年八月，多爾袞感到京師地區兵力過於單薄，下令端重親王博洛“酌撤閒駐兵還京”。博洛報告：太原、平陽、汾州三府屬州縣雖然收復了，但是沒有收復的還很多，如果這時候退兵，恐怕敵軍乘虛而入，所以還應該留守。 ^[48]  多爾袞勉強同意了。

歷來治史者談及南明，大抵着眼於南方，對姜瓖、王永強等人的反清復明運動注意不夠，很可能是受南明史籍影響過深。永曆朝廷雖然在口頭上以復明自任，但情報不明，從來沒有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計劃。在南明方面的史籍裏除了看到幾條姜瓖的記載以外，對山、陝各地風起雲湧的大範圍、大規模反清運動顯得非常隔膜，對清廷的精兵猛將全部調往山西、其他地方兵力單薄的窘境更是一無所知。永曆朝廷在全國反清復明運動處於高潮的時候，只知道江西、湖廣戰局逆轉，金聲桓、王得仁、李成棟、何騰蛟遇難，陷於張皇失措之中。 ^[10] 

永曆君臣完全不瞭解譚泰、何洛會在穩定江西局勢後不敢深入廣東而撤兵北返，濟爾哈朗、勒克德渾出兵湖南原定目標是追剿李錦等為首的忠貞營，由於明督師閣部何騰蛟為爭功而瞎指揮，糊里糊塗地被清軍擒殺，濟爾哈朗等趁勢暫時穩定了湖南局勢，顧不上原定目標就匆忙回京 ^[49]  的原因。兩路清軍的北撤很明顯是清廷為了加強京畿根本之地，永曆朝廷沉浸於金、王、李、何覆亡的悲痛之中，慶幸清軍未乘勝直下廣東、廣西，不知道這時正是清廷最吃緊的時刻。在將近一年時間裏，朱由榔、瞿式耜、杜永和、陳邦傅等人又過起太平生活，侷促於兩廣之地勾心鬥角 ^[50]  。直到清廷派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率軍南下，才如夢初醒。

姜瓖、劉遷、王永強、虞胤等人的抗清鬥爭一方面證明清朝在北方的統治遠未穩固，另一方面又證明滿洲八旗兵的作戰能力相當有限。從江西、廣東反正後永曆朝廷及時封爵拜官，而山西、陝西的各支義軍首領大抵是遙奉明廷，自稱大將軍、大學士、巡撫、總兵，永曆朝廷似乎只知道姜瓖在大同反清，其他就不甚了了。山河阻隔固然是原因之一，但後來孫可望、李定國、魯監國、鄭成功等經常派密使深入清統治區聯絡各地潛伏的義士，相形之下永曆朝廷的目光短淺實在令人驚異。 ^[10] 

永曆朝廷既這樣無能，清廷才能放心大膽地集中兵力鎮壓晉、陝義軍。姜瓖反清後，清廷歸罪於宣大總督耿焞未能事先防範，把他革職 ^[51]  ，由佟養量接任。佟養量帶領所部山東兵進攻代州一帶的劉遷部，先後在平刑（平型關）、雁門擊敗劉軍，劉遷率領部眾退入五台山區扼險據守。清軍憑藉優勢兵力在降將引路下翻山越嶺逐寨進攻，把劉遷部壓縮到一個狹小的山區 ^[52]  。最後在黃香寨激戰，劉遷父子陣亡 ^[53]  。代州地區復明武裝的覆敗，解除了圍困大同清軍的背面威脅，初步使山西戰局變得對清方有利。 ^[10] 

到1649年（順治六年）六月，清軍雖然攻克了山西部分州縣，形勢有所好轉，多爾袞耽心在山西被牽制的兵力太多，曠日持久必將影響全國，於是他決定再次親征大同。離京前夕召集朝廷各衙門滿、漢官員作了一番解釋説：我之所以要親征，不是將士們不能勝任，而是怕將士們騷擾百姓而已。 ^[54]  這種不成理由的説法只是為了掩蓋他內心的焦慮。多爾袞的第二次親征歷時一個多月，八月間回京時他本人並沒有取得什麼戰果。但是，清廷差不多把全部精鋭兵力投入山西戰場，當地的復明勢力終於招架不住了。大同城裏的糧食消耗已盡，軍民傷亡慘重 ^[55]  。在外援無望的情況下，姜瓖部下的總兵楊振威變節，暗中派人出城向圍城清軍接洽投降。八月二十八日，楊振威帶領六百餘名官兵叛變，殺害姜瓖與其兄姜琳、弟姜有光，持首級出城投降 ^[56]  。次日，清軍入城。多爾袞得到報告後，下令除楊振威的官兵家屬外，大同城內的“官吏兵民盡行誅之”。由於圍攻八月之久始終攻不下這座堅城，多爾袞傳諭把城牆高度拆除五尺，藉以泄憤。 ^[10] 

在這前後，徵西大將軍和碩親王滿達海軍攻克朔州、馬邑等處，明寧武總兵劉偉等投降。定西大將軍端重親王博洛軍攻克孝義、平遙、遼州、榆社等處。陝西總督孟喬芳和户部侍郎額色帶領滿漢兵渡過黃河攻克蒲州、臨晉、河津、解州、猗氏等處，義軍首領白璋在榮河陣亡 ^[57]  。九月二十二日，陝西清軍攻克運城，明義軍元帥韓昭宣陣亡，戰死官兵一萬餘人，“屍滿街衢”；另一位首領虞胤乘亂逃出 ^[58]  。同月，博洛、滿達海二親王會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間，用紅衣大炮猛轟北關，第二天從城牆坍塌處衝入城內，義軍所設巡撫姜建勳、布政使劉炳然突圍出城後被清軍擒殺。由於清軍攻破汾州後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嵐縣、永寧州（今離石縣）紳士惟恐同歸於盡，把義軍委派的知縣、知州綁赴軍前，開城投降 ^[59]  。十月初四日，滿達海軍用紅衣大炮攻破太谷縣；初十日佔領沁州，接着又攻克潞安（今長治市） ^[60]  。十一月，博洛率領鎮國公韓岱、固山額真石廷柱、左夢庚等部在澤州（今晉城）擊敗反清義師，義軍部院陳杜、監軍道何守忠、守將張鬥光等被擒殺 ^[61]  。這時，山西大勢已定，多爾袞才決定諸王統軍回京，只留下多羅郡王瓦克達繼續清剿山西未平各地 ^[55]  。十二月，陝西清軍吳三桂、李國翰部擊敗榆林義軍，殺劉登樓、任一貴、謝汝德等首領人物。吳三桂平定該地後，分兵渡河進攻山西偏關，義軍總兵賀國柱見大勢已去，為清軍充當內應，義軍總督萬鏈自焚而死 ^[62]  。

山西曲沃人李建泰曾任明崇禎朝和清順治初年的大學士，平陸人原明朝寧夏巡撫李虞夔都積極參加了反清運動。李建泰在晉陝復明鬥爭中，大約和姜曰廣在江西金聲桓、王得仁起事中扮演的角色基本相同。有的史籍説“姜瓖起兵，又召為相” ^[63]  ，詳細情況已經難以查考。只知道他不僅在家鄉曲沃一帶組織抗清，還曾經親筆寫信策動翼城等縣鄉紳共襄義舉 ^[55]  。後來，在太平縣扼守二十多天，無援出降，被清廷處死。李虞夔在山西反清運動失敗後逃到河南永寧縣龍溝山林內潛藏，1651（順治七年）六月被清政府緝獲遇害 ^[64]  。晉、陝反清復明運動最大的特色是當地百姓廣泛參與，上自文武高官，下至普通軍民幾乎都自願地奮起反抗，這正是清廷難於對付的主要原因。 ^[10] 

姜瓖在大同反正，卻迎來了清軍對大同進行了最野蠻的屠城，除殺獻姜襄人頭的楊震威等23員及其家屬外，其他所有官司吏兵民盡行殺戮，並將大同城牆拆去5尺。大同變成一座荒城，大同廢，不立官，府移治陽和衞，名陽和府。大同縣移治懷仁縣西安堡。直到順治九年（1652）府縣才復還故址，從附近移民逐漸復興。 ^[65] 

清軍實施大同大屠殺後，全城只剩下5個重案犯。滿清派來的大同知府，上書順治，稱既然沒有了苦主，就可以釋放這5個人了。這份奏摺，至今保存在第一歷史檔案館！ ^[65] 

清軍在鎮壓山西反清復明運動中不分青紅皂白，濫殺無辜老弱，表現的野蠻殘酷令人髮指。清代官書雖然盡力遮蓋真相，從一些檔案和地方誌裏仍然可以窺見血跡斑斑的歷史場面。大同城破以後根據多爾袞的命令實行屠城，執行得相當徹底。大同和大同左衞兩座城裏的監獄關有重犯五名，由於“城破盡屠，無憑究擬”，人都殺光了，無法找到原告和證人，新任地方官只好題請銷結案件 ^[66]  。

順治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總督佟養量揭帖中報告：“大同、朔州、渾源三城，已經王師屠戮，人民不存。”隨之而來的是大片耕地荒蕪，“如渾源州原額地（指明代冊額）七千九百九十五頃四十九畝零，除先任宣大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之後，屠戮復荒無主地四千八百餘頃，見今成熟地八百三十二頃三十六畝。朔州原額地三千二百六十五頃八十八畝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復荒無主地一千六百八十一頃，見今成熟地三百八十九頃七十二畝。大同共額地一萬三千七百二十一頃七十六畝八分零，除耿部院題免無主荒地外，又姜逆叛後，人民屠戮復荒無主地七千一十八頃零，見今成熟地二千四十五頃四十六畝六分零”。“實核三州縣户口之死亡者一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丁，而見存者五千四百七十九丁，所遺荒田一萬三千五百頃餘，該糧二萬七千八百三十餘兩” ^[67]  。《朔州志》記：“城破，悉遭屠戮。” ^[68]  《五台縣志》記：“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蕪，迄今三十餘年，流亡尚未全復，土田尚未盡墾也。” ^[41] 

有些史家常常把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描繪成殺人不眨眼的賊匪，而對清朝“大兵”備加歌頌，説成是“出民於水火”的“仁者之師”。這完全顛倒了兩者對普通百姓的態度。康熙《靜樂縣誌》記：“甲申（1644）逆闖設偽官第五浪，民無大害。受害惟己丑（1649）為甚。” ^[19]  乾隆《汾州府志》收錄了胡庭作《李節婦傳》，摘錄如下：

_{節婦居郡城之南郭，奇妒，夫畏之過於嚴父。甲申（1644），賊自成陷郡城。李舍舍賊可五六十輩，紛紛託索器物肆媟嫚。李察其為首領者招之曰：“我夫遠出，諒不肯相免，幸禁士卒，夜靜暗中來，勿使張揚，去與我留少顏面。”首領亦幸其秘密，喜甚。迨夜，李與妾及一女奴升屋脊，去梯，俟首領入，遽亂聲鑼。巡捕者逮詣自成，斬以殉。李不肯退，曰：“為一婦人，誅一將，部曲誰肯甘心？雖畏法，臨啓行時，何難戕害？”自成發令箭，驅眾賊出，封其門。己丑（1649，順治六年），城屠，被虜，至濠次，撲馬下，擊石碎首死。} ^[69] 

這個發生在汾陽的故事真切具體地證明李自成領導的大順軍紀律極為嚴明，而博洛、滿達海兩個清朝親王攻破汾州，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殺一空，女子、財物成了滿洲貴族軍隊的戰利品。二者相較，何啻天淵。儘管作者把明清之際汾陽發生的變故記載下來是為了表彰“節婦”，但是他無意之間提供了清兵屠城的第一手材料。 ^[10] 

大同一失，山西各地出現連鎖效應，諸城不守，汾州、運城、太谷等地相繼淪陷。清軍每攻一城，皆把當地人殺光，製造了一個又一個“無人區”。 ^[65] 

山西大規模的反清運動被清軍鎮壓下去之後，剩下的復明勢力仍然利用險峻山區堅持鬥爭。如從運城地區突圍出來的虞胤率領殘部進入華山，自稱陝西總統。1650年（順治七年，永曆四年）虞胤親赴貴州安龍朝見永曆帝，同年十月接受指令後由陝西秘密返回山西陽城、沁源山中聯絡各地抗清武裝 ^[70]  。姜瓖的部將牛光天進入太行山區，自稱山西總統 ^[71]  。高鼎等人則盤據於五台山。直到1655年（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他們不僅互相串連，“聯絡各處賊頭”，還派使者前往湖廣均州郝永忠營中領取永曆朝廷印劄，“商議聯絡內外兵馬”，並且由郝營派人引導赴雲貴同永曆政權直接聯繫 ^[72]  。次年（1656，永曆十年）五月初一日，朝廷封虞胤為萊國公，仍以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總督軍務的官銜深入敵後組織抗清鬥爭 ^[73]  。1658年（順治十五年）五月，牛光天在直隸長垣（今屬河南省）被保定巡撫派兵擒獲 ^[74]  ，這已經是姜瓖反正差不多十年之後了。

山西、陝西等地的大規模反清復明運動堅持了一年之久，終於被佔壓倒優勢的清軍撲滅。儘管由於所見史料的限制，這場抗清鬥爭的全貌和組織情況比較模糊，但已經可以從中看出北方漢族百姓為反對滿洲貴族的暴虐統治而展開的殊死鬥爭，絲毫不遜於南方 ^[75]  。

然而縱觀全局，清初的復明運動並不能侷限於南方，姜瓖等人領導的反清決不是一般的兵變或叛亂，而是北方復明勢力同清朝的一次大規模較量。 ^[10]  同時還是以擁護南明永曆朝廷為宗旨遍及全國的復明運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清史稿》説，“其無所附麗而以叛聞者為姜瓖” ^[76]  ，是完全錯誤的。 ^[10] 

山西人民的反清鬥爭高潮的興起，是清朝統治集團實行嚴酷統治的必然結果；山西人民的反清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實行一些讓步政策。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