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順

“大順”國號的來源有多種説法，從字面上看，“順”含有順應、順從之意，古代舉兵者常以“順天”、“順民”為號召。李自成以“大順”為國號，可能也含有“順天應民”之意。但更傾向於“大順”國號的直接來源很可能出自民間流傳的一則劉伯温作的讖語“遇順則止”。在李自成的決策班子中，宋獻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他“精於六壬、奇門遁法及圖讖諸數”，被“奉為軍師”。李自成對宋獻策極為器重，李自成選取“大順”為國號，很可能是接受了宋獻策等人的建議，以應讖語“遇順則止”。 ^[3] 

明朝末期，天災人禍不斷髮生，階級矛盾日益尖鋭。明廷面對皇太極在邊外的威脅和內地的災荒，為了節省開支，精簡機構，明廷被迫對驛站進行改革，而陝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只有鋌而走險。明末農民起義首先爆發於陝北。這裏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賦税和徭役嚴重，加之連年發生災荒，所以率先引起農民起義。 ^[4-5] 

崇禎二年（1629年）甘肅鎮邊軍因扣餉之事發動兵變，殺參將王國和榆中縣令，把總李自成加入王之爵部起義軍。

崇禎三年（1630年）李自成轉投張存孟（不沾泥），擔任隊長。 ^[6] 

崇禎五年（1632年）張存孟被俘殺，李自成投奔闖王高迎祥，稱“闖將”。 ^[7] 

崇禎九年（1636年）高迎祥犧牲後，李自成被推舉為闖王。 ^[8] 

崇禎十三年（1640年）李巖加入李自成起義軍，提出“均田免賦”等口號，獲得廣大百姓的歡迎，部隊發展到百萬之眾，成為起義軍中的主力軍。 ^[9] 

崇禎十四年（1641年）正月，義軍克洛陽，福王朱常洵被殺。十一月，義軍克南陽，唐王朱聿鏌被殺。 ^[10]  崇禎十五年（1642年）十一月，義軍克汝寧，崇王朱由樻被俘。十二月，義軍克襄陽。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義軍克承天，李自成自稱“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自稱“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 ^[11]  同月，義軍克南陽，殺唐王朱聿鏼。三月，李自成改襄陽為襄京，稱“新順王”，同時在政治上、軍制上和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為建立全國政權奠定了基礎。同月，李自成殺羅汝才和賀一龍。 ^[12]  四月，李自成命李過殺叛將袁時中。 ^[12] 

崇禎十六年（1643年）九月，義軍與明軍對壘於郟縣，時值大雨滂沱，明軍糧運不繼，在汝州兵敗，義軍一日內追殺四百里地，直攆孟津，明軍四萬餘人戰死，損失大量兵器輜重。 ^[13]  十月，義軍破潼關，殺孫傳庭。 ^[14]  同月，西安守將王根子開東門迎降，義軍入西安，俘秦王朱存極。 ^[15]  十一月，義軍克延安。李自成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脂曰天保縣，清澗曰天波府。同月，義軍先克平涼，俘慶王朱倬紘，再克寧夏，殺韓王朱亶塉，完全控制了除西寧之外的陝西三邊各地。 ^[16]  同月，李自成遣前鋒渡過黃河，進入山西，陷平陽。同月，克蘭州，肅王朱識鋐被殺。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建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 ^[17]  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 ^[18]  ；以明秦王府為宮殿。追尊其曾祖以下為皇帝，母呂氏為太后，冊封高氏為皇后，陳氏為貴妃。 ^[17] 

永昌元年（1644年）二月初二，大順軍渡黃河，克汾州、陽城、蒲州。初五，克太原，晉王朱審烜被俘； ^[19]  十三日，克潞安，沈王朱迥洪被俘。克彰德府，趙王朱常㳛被殺。克懷慶，鄭王朱翊鐸不知所蹤。三月，大順軍克寧武關，殺山西總兵官周遇吉。 ^[20]  同日，姜瓖獻大同城降，殺代王朱傳㸄。 ^[21]  十五日，大順軍抵達居庸關，監軍太監杜之秩、總兵唐通不戰而降。 ^[22]  十六日，大順軍過昌平，抵沙河。十八日，大順軍攻佔外城。十九日，李自成由太監王德化引導，從德勝門入，經承天門步入內殿。二十二日，李自成得知崇禎已死，下令禮葬，在東華門外設廠公祭，後移入佛寺。二十七日，葬朱由檢于田貴妃墓中。 ^[23] 

李自成入住紫禁城之後，封宮女竇美儀為妃。大順軍入京之初，李自成下令：“敢有傷人及掠人財物婦女者，殺無赦。”京城秩序尚好，店鋪營業如常。但從二十七日起，大順軍開始拷掠明官，四處抄家，規定助餉額為“中堂十萬，部院京堂錦衣七萬或五萬三萬，道科吏部五萬三萬，翰林三萬二萬一萬，部屬而下則各以千計”。

大順政權堅持“三年免徵”賦税政策，通過沒收明朝內帑、宗室、勳戚、太監的家產和對明朝官員實行追贓助餉的辦法，來解決財政問題。就戰略而言，大順軍在進入北京以後，大規模地實行追贓助餉是不合時宜的。並且，李自成沒有考慮到進入北京後客觀形勢的變化，政策上沒有作出相應調整。在大順政權統治地區地區內普遍地推行追贓助餉，使各地官紳人人自危，造成樹敵過多的局面。當然，其間最大的失誤就是造成了吳三桂的倒戈。 ^[24] 

李自成佔領北京後，距離北京不遠的山海關，還駐紮明寧遠總兵、平西伯吳三桂率領的精鋭兵力，直接威脅着北京的安全。因此，李自成準備招撫吳三桂後再行登基，再派大軍南下以完成一統大業。但由於吳三桂一再拒撫轉為公開對抗，李自成決定東征，以剷除吳三桂的勢力。 ^[25]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一日，李自成率軍到達山海關與吳三桂部展開了激戰，由於清軍突然從陣中衝出，大順軍措手不及，大敗。李自成率騎兵數千急忙退至永平。 ^[26]  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紫禁城武英殿內即皇帝位，行代明稱帝儀式，立妻高氏為皇后，追尊七代祖妣為帝后。次日，撤往西安，由山西、河南兩路撤退。臨行前，火燒紫禁城和北京的部分建築。 ^[27]  五月，蘄侯谷英率兵在慶都阻擊，被清軍擊敗，谷英陣亡。接着，清軍又在真定再次獲勝。大順軍在畿輔已無法立足，經井陘退入山西，留精兵扼守固關。 ^[28]  六月，李自成留陳永福部守太原，將主力收歸於陝西。同月，李自成疑殺制將軍李巖，內部失和，士氣大衰。 ^[29]  十月，清軍克太原，分兵南下晉東南，長治守將劉忠不敵，率部轉入河南。至此，山西全省僅剩西南一角為大順軍控制，李自成山西防線基本瓦解。同月，李自成為扭轉在山西、河南的頹勢，組織大順軍在河南懷慶發動了局部的反攻，連克濟源、孟縣，在柏香鎮大敗清軍。懷慶戰役雖然取得了局部的勝利，卻改變了整個戰略態勢，把兩路清軍主力都吸引到針對大順政權的方面。

永昌元年（1644年）十二月，清軍出擊潼關，大順軍列陣迎戰，劉宗敏先戰不利。 ^[30] 

永昌二年（1645年）正月，多鐸在潼關擊敗大順軍，李自成率主力連夜撤回西安。清軍阿濟格部進入陝北後，以部分兵力圍攻榆林、延安的大順軍李過、高一功部，親自領兵南下西安。自此，李過、高一功部被切斷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棄陝北，取道漢中，由四川入鄂。在清軍兩路重兵合擊下，李自成不得不放棄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轉入湖廣襄陽。 ^[31]  二月十八日，清軍佔領西安，二月十四日，清軍招降了駐守河南府（即現在的洛陽）的大順軍平南伯劉忠。三月，大順軍逼走南明將領左良玉，佔領武昌，李自成計劃乘舟東下，奪取東南作為抗清基地。但大順軍尚未準備充分，清軍分水陸兩路突然襲來，李自成倉促棄武昌向東南轉進。 ^[31]  四月，清軍在湖北陽新、江西九江接連大敗大順軍，切斷大順軍東下去路。李自成見東下已無可能，便掉頭向西南進軍，準備穿過江西轉入湖南。五月，李自成率兵退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時，遭當地地主武裝襲擊，不幸犧牲。 ^[32] 

永昌二年（1645年）八月，大順軍餘部會師於松滋草坪；九月，復立李自成弟李自敬為主。與南明達成抗清協議，西路大順軍餘部改編為忠貞營，東路 大順軍餘部與其他南明義軍混編為忠武營。 ^[33] 

隆武二年（1646年）正月，忠貞營攻荊州，二月，清軍八旗主力忽至，忠貞營倉促應戰，大敗，劉芳亮戰死。三月，李自敬、田見秀等降清後被殺。忠貞營餘部遂以李過為主。 ^[34] 

永曆元年（1647年）七月，忠貞營餘部攻長沙，遭到清軍主力攻擊後，被迫退入廣西。忠貞營餘部開始改用南明永曆年號，並保持着一定的獨立性。 ^[34] 

永曆二年（1648年）十一月，李過病逝於南寧，忠貞營餘部繼由李來亨、高一功統領。 ^[34] 

永曆四年（1650年）十二月，李來亨率忠貞營餘部出廣西入湖南，至湖北興山，建立了較為穩固的抗清根據地。 ^[35] 

永曆十二年（1658年）十一月，夔東明軍為挽救南明危局，再攻重慶，譚弘、譚詣殺譚文降清，夔東明軍反攻重慶藉以拖住由川入黔清軍後腿的計劃化作泡影。 ^[36] 

永曆十六年（1662年）七月，清廷在歷次圍剿失敗之後，組織了對夔東十三家的三省聯合圍剿。劉體純自縊，郝搖旗、袁宗第、洪育鰲、朱盛蒗被俘後慘遭殺害。 ^[37] 

永曆十九年（1665年）二月，清軍圍李來亨部於茅麓山。八月五日，大勢已去，李來亨攜全家自焚，大順軍餘部最後一支隊伍最終被消滅。 ^[37] 

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在攻佔北京的同時，繼續分兵略地，委派地方官吏，建立基層政權。北直隸、山東、河南、蘇北、皖北各地州牧縣令紛紛上任。降將馬科則率軍進攻四川，川北州縣也多降附置官。

大順版圖，東自山東，西至甘、寧，北沿長城，南達淮河、長江以及川北一帶，掩有山東、山西、河南河北(僅山海關除外)、陝西整個北方五省。再加上西北方面的甘肅、青海、寧夏一大片，與川北的保寧地區，湖廣省荊州、襄陽承天、德安四府，以及江北、徐淮地區，佔有了當時中國的一半以上。故大順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是大順政統治的全盛時期。 ^[2] 

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李自成在襄陽置上相、左鋪、右弼、六政府侍郎、郎中等官，地方設防禦使、府尹、州牧、縣令。 ^[39]  以張國紳為上相，牛金星為左輔，來儀為右弼。 ^[40]  其下有吏、户、禮、兵、刑、工六政府；以喻上猷為吏政府侍郎；蕭應坤為户政府侍郎；楊永裕為禮政府侍郎；丘之陶為侍郎兵政府；鄧巖忠為刑政府侍郎；姚錫胤為工政府侍郎。 ^[41]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京設天佑殿大學士，由牛金星充任。 ^[42]  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弘文館、文諭院、諫議、直指使、從政、統會、尚契司、驗馬寺、知政使、書寫房等官。以宋企郊為吏政府尚書、陸之祺為户政府尚書、鞏焴為禮政府尚書、張嶙然為兵政府尚書。 ^[43] 

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更定六政府，使大順政權機構進一步健全。改內閣為天祐殿，牛金星繼任首輔。六政府尚書分別為吏政府尚書宋企郊、户政府尚書楊玉休、禮政府尚書鞏焴、兵政府尚書喻上猷、刑政府尚書安興民、工政府尚書侯恂，又改翰林院為弘文院，六科給事中為諫議，十三道御史為直指使，尚寶司為尚璽司，通政司為知政使，主事為從事，廢詹事府。太常、鴻臚司屬禮政府。 ^[44]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增授府同、理刑、州判、縣佐等官。三月，李自成在襄陽以孟長庚為荊州防禦使，張虞機為荊州府尹，陳藎為揚武防禦使，姚錫胤為安陸府尹，李之綱為襄陽防禦使，朱銓為襄陽府尹，吳大雁為南陽防禦使，劉蘇為南陽府尹，黃閣為信陽防禦史，金有章為汝寧防禦使，鄧璉為汝寧府尹，劉懋先為均平府尹。同月，李自成“移文於偽防禦使，考取生員，一二等者，送偽吏政府選官”。 ^[45]  十一月，李自成遣試郡縣諸生，上等任六政府從事，次任守令，又次任佐貳。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根據開國需要，不僅“命偽官試州縣生員”，“檄各府舉人赴西安候選”，同時對八股取士的考試製度進行改革，改八股文為論文。 ^[46-47]  三月，李自成改巡撫為節度使，布政司為通會，兵備道為防禦使，知府為府尹，知州為州牧，知縣為縣令。 ^[48]  四月，大順禮政府開科取士，出題“天下歸人也，蒞中國而撫四夷也”，錄武十名，送吏政府選用，又示“各省直鄉試侯旨定期，即於中秋舉行”。

《大順律》是明末農民戰爭中李自成大順政權頒佈的法律，各種史料中均未見記載。當《大順律》殘本的出現，引起了收藏界和學界的普遍關注。

《大順律》半葉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存卷十四全及卷十五半葉。推測《大順律》沿用《大明律》的編纂方法，其所收的法律條文也照搬了《大明律》的內容，而且從條目到行文內容與註釋文字全文照搬《大明律》，只是《大明律》為三十卷，相同的工律內容被編排在第二十九卷和三十卷。由於工律是明律中的最後篇目，由此可見《大順律》應當只有十五卷，《大順律》或是在沿用《大明律》的基礎上對《大明律》加以壓縮編排的結果。 ^[49] 

大順在軍制方面，隨着組織上的統一而作了重大的整頓和改革。其主要措施是：一、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把起義軍劃分為擔負攻城野戰的五營和鎮守重要城市和戰略要地的地方軍；二、授予各級將領以正式的職稱。

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改前明武官之稱，改五軍都督府為五軍部，仍設左右都督。又改總兵為總權，副將為副總權，守備為守旅，把總為守旗。但職名並未統一，有的仍沿用總兵、副將等稱。其專事征伐的有：權將軍，一品；副權將軍，二品；制將軍，三品；果毅將軍，四品；威武將軍，五品；都尉，六品；掌旗，七品；部總，八品；哨總，九品。 ^[50-51] 

中營，旗纛為青色；權將軍劉宗敏，權將軍田見秀，制將軍賀錦，前果毅將軍任繼榮；後果毅將軍吳汝義，正威武將軍張鼐，副威武將軍黨守素，左威武將軍辛思忠，右威武將軍李友。

左營，旗纛為白色；制將軍劉芳亮，副制將軍劉希堯，左果毅將軍馬世耀，右威武將軍劉汝魁。

右營，旗纛為紅色；制將軍袁宗第，左果毅將軍白鳴鶴，右果毅將軍劉體純。

前營，旗纛為黑色；制將軍谷可成，左果毅將軍謝君友，右果毅將軍田虎。

後營，旗纛為黃色；制將軍李過，左果毅將軍張能，右果毅將軍馬重僖，賀蘭，路應標，高一功。

中軍資料缺，或由李來亨直接指揮；左軍為左都督騎威將軍、左都督忠威將軍高國玉、左都督驃騎將軍王學禮、左都督騎武將軍李可明、左都督龍驤將軍王希忠；右軍為左都督威崇將軍張盡孝、威略將軍郭升、虎驤將軍楊山、右都督武懷將軍李玉、都督同知湘雄將軍、都督同知湘滕將軍李學秀；前軍為左都督驃威將軍佘加日、左都督驃驃武將軍王從新、左都督忠義將軍、左都折衝將軍梁國運、右都督崇懷將軍周士貴；後軍為左都督贊懷將軍侯應照、右都督鑲懷將軍高凌雲。 ^[53] 

崇禎十六年（1643年）正月，李自成建立政權之後，即分兵據守防地，其初，李自成攻城掠地多不守，及渡漢江，長驅入荊，見無一兵，遂有據志。先據荊襄，次及承天、德安，漸及汝南，分設衞兵：通達衞制將軍任榮光以兵六千守荊州；通達衞左威武將軍蘭養成以步兵八百守夷陵；通達衞右威武將軍牛萬才以騎兵六百、帥標都尉張禮以水兵六百，分守夷陵；帥標威武將軍王文耀以兵六千守澧州；揚武衞果毅將軍白旺以兵三千守安陸；都尉董雲林以兵六百守荊門；帥標威武將軍謝應龍以兵三千守漢川衣馬家隔；左衞都尉馬世泰以兵六百守顯陵；襄陽衞左威武將軍高一功、右威武將軍馮雄各領兵二千；汝寧衞威武將軍韓華美以兵八百守信陽；均平之果毅將軍周鳳梧以兵二千守禹州、鄭州。 ^[54] 

佔領北京後，李自成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不足以抵禦清軍大規模的進犯。大批主力部隊分佈在西北、湖廣襄陽等四府、河南等地；進佔山西、畿輔、山東以後，兵力進一步分散。這種部署對於穩定大順政權統治區的局勢雖然有積極作用，但是分兵駐防的結果勢必造成在京師和京東地區缺乏足夠的兵力。例如，李自成在湖廣荊襄地區部署了以大將白旺為首的七萬兵馬，當大順軍向北京推進時，明軍左良玉部乘機進攻湖廣承天、德安；河南劉洪起等地主武裝也同左良玉相呼應，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白旺上書請援，李自成當即決定派綿侯袁宗第帶領一支相當龐大的軍隊由陝西奔赴湖廣先擊敗左良玉部，隨即北上河南平定了叛亂，直到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袁宗第和白旺的軍隊仍滯留於河南與湖廣。這種局部的勝利只是導致了全局的失敗。白旺七萬之眾完全可以牽制住左良玉部，不在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袁宗第所統右營為大順軍攻城野戰的五大主力之一，本應調到北京地區，等到穩定遼東局勢以後再回頭收拾左良玉等手下敗將，是易如翻掌。李自成計不出此，説明他對用兵的輕重緩急缺乏戰略頭腦。 ^[91] 

大順在軍隊中實行五等爵制。權將軍、制將軍封侯；果毅將軍以下封伯、子、男。

汝侯劉宗敏、澤侯田見秀、蘄侯谷可成、亳侯李錦、磁侯劉芳亮、英侯張鼐、綿侯袁宗第、淮侯劉希堯、絳侯賀錦；光山伯劉體純、太平伯吳汝義、巫山伯馬世耀、武陽伯李友、平南伯劉忠、文水伯陳永福、桃園伯白廣恩、確山伯王良智、京山伯陳藎、鄢陵伯劉蘇、伯爵任繼榮、伯爵辛思忠、伯爵黨守素、伯爵劉汝魁、伯爵白鳩鶴、伯爵張能、伯爵牛萬才、伯爵藺養成、伯爵左光先、伯爵牛成虎、伯爵馬科、衡山伯、繁峙伯、寧陵伯田虎、臨胊伯高一功等。

王爵李自敬，國公田見秀、國公李過、義侯李雙喜、趙侯 ^[55]  、襄南侯 ^[55]  、嶽侯劉世俊、侯爵宋獻策、伯爵牛金星。 ^[56] 

太子朱慈烺為宋王 ^[57]  、定王朱慈炯為定安公、崇王朱由樻為襄陽伯 ^[58]  、邵陵王朱在城為棗陽伯 ^[58]  、保寧王朱紹圮為宣城伯 ^[58]  、肅寧王朱術（木受）為順義伯 ^[58]  。

李自成制定了三條最嚴格的軍法。第一條是前者返顧，後者殺之。 ^[59]  第二條是有一馬儳行列者斬之，馬騰入田苗者斬之。 ^[60]  第三條是民盜一雞者死。 ^[61] 

戰爭期間，在義軍控制的地區裏，李自成採取了一些安定人民生活和發展社會生產的措施。如沒收南陽、襄陽一帶地主的“莊田”，進行耕種。同時招撫流亡的貧苦農民，“給牛種，賑貧困，畜孽生，務農桑”；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由於流動作戰，這些措施不可能完全執行，但這些政策的本質，卻同封建皇朝的繁重盤剝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62] 

洞溝李自成義軍礦冶遺址位於欒川縣陶灣鎮紅洞溝村委所在處，遺址南北長160米，東西寬60米，大致呈長方形。該遺址區被村民採礦所出礦渣填埋覆蓋。過去曾在該遺址內發現了許多煉鉛、煉銀遺留下來的爐渣、鉛塊、鉛餅等。遺址西邊山坡上有一洞口，洞內曾經堆放大量的鉛鋅礦石。

該遺址為明末李自成義軍採礦和就地冶煉提取鉛、銀的地方，對研究古代採礦、冶煉歷史有着極其重要的價值。 ^[63] 

李自成在經濟上剝奪明朝官府和富人的財物，號召農民起來進行“割富”鬥爭，平均賦役負擔，平買平賣，公平交易。 ^[62]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二，李自成頒諭開二十四局，鑄永昌錢。 ^[64] 

“永昌通寶”面文楷書直讀，光背無文，有小平、折五、折十共3個種類，其中折十雖然史料有記載，但迄今為止沒有發現實物。“永昌通寶”細辨版式很多，但最大區別是“永”字的兩種不同書法風格。試鑄小平版，“永”字是點直角永，與明錢錢文書法相仿。這與李自成反明理念相悖，錢出爐後即遭到棄用。李自成認為既然建立了新朝，有了自己的錢幣，所鑄用的錢幣文字應該有新的行文標準。因為他信服五行之説，認為大明屬火，大順就應以水滅火。便將“永昌通寶”的“永”字書寫為二字和水字以上下結構排列，既保持了“永”字的原形，又順應了以水滅火，以大順取代大明的理念。所以鑄量較大，“永昌通寶”多為二水永，正常永字的“永昌通寶”較為少見。

李自成的“均田免賦”思想，完全不同於地主階級的所謂“均平”思想。它是在此以前的歷次起義農民經濟思想的發展。封建社會前期和中期起義農民要求劫富濟貧和爭取平等生存權利所體現的“等貴賤，均貧富”思想，發展成為直接反對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賦役的思想，表明明末大起義的農民已經認識到地主階級佔有土地並實行田租剝削，是使廣大農民貧困的根源。 ^[62] 

曹樹基認為永昌元年（1644年）實際人口約有1.5247億人。1.5247億人是對大明和大順統治地區的人口總推測。 ^[65] 

永昌元年（1644年）大順建國後各項制度逐漸完備，其官制仿效明代官制。李自成為避其父名“印家”之諱，其政權印信不稱“印”，稱“契”、“符”、“卷”、“章”等。銅柱鈕“遼州之契”即李自成建“大順”國號當年所頒行的地方官印，是“大順”政權最早的官印。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九，大順政權鑄九璽。 ^[66] 

梆子腔產生以後，有兩次大型的全國範圍的傳播。其中一次大型的傳播是由山陝商人的商貿活動帶動的，主要發生在乾隆嘉慶年間。關於山陝商人及山陝會館對梆子戲傳播的貢獻，學術界已達成共識。而梆子戲另外一次大型的傳播活動是明末農民起義部隊的流動所引起的。關於明末農民起義對梆子戲的傳播的重要意義，已逐漸被學術界所重視，也多有學者提及。 ^[67] 

明末農民起義部隊中時常有演劇活動。李自成軍中即有戲班，帳中常有演戲，如吳偉業所説：“車優與女陬者，……常在帳中供奉。”1640年（崇禎十三年）河南義軍將領袁時中被明軍將領黃得功打敗之後，與李自成合營。李自成為了拉攏袁時中，將義女李慧梅許配給袁時中。為了慶賀女兒的婚事，李自成下令城外豎高台十座，列綺張繡，“徵梨園伶人十部台，並奏樂技演曲其上。”李自成進了北京城，“即搜縫人優人，”可見他對觀劇演劇的愛好。李自成掠得陳圓圓後，命陳圓圓獻藝，陳圓圓“奏吳歈”，而聽慣了西北“秦腔吼”的李自成當然聽不習慣陳氏的吳儂軟語，皺着眉頭感嘆緣何如此美貌之人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己拍掌以和之”。西調繁音激楚、酣暢淋漓的風格，才能讓李自成有“熱耳酸心”的審美享受。 ^[67-68] 

李自成侄子李過後裔保存有大順政權的諭旨、詔書、敇封、塘報、密報、奏疏、告示、曉帖、檄文、典章、祭文、守則、軍令狀、協約、借據、信札、日記、大事記、試卷、判讞、詩賦、圖冊、宗教、雜錄等，已整理出3543件。 ^[69] 

崇禎十六年（1643年）十一月，李自成攻克西安。對於西安城內的耶穌會士，大順軍以禮相待，加以保護。破城後“被獲”的傳教士郭納爵、梅名高曾被農民軍的負責官員訊問，得知他倆是“遠道來華，惟為闡明真教，因即命釋放，並禁騷擾教堂。”耶穌會在北京傳佈的規模，遠勝西安。永昌元年（1644年）三月，大順軍攻克北京，朱由檢懸屍煤山，明朝覆亡。在大順軍進入北京之前，外國傳教士決定離開北京。但有位教士繼續留在教堂內，此人即湯若望。這樣，湯若望就成了李自成進京後的歷史見證人。後來，他在自傳《生活回憶錄》中，作了生動的記述。據湯若望記載，大順軍剛進城，有過局部盲目的屠殺行為，湯若望等人因此把教堂大門緊閉。但屠殺旋即被農民軍領導人所制止。教堂的門重新打開。一些農民軍走進去，好奇地看着裏面陌生的一切，沒有發生任何唐突行為。只是經過教堂的允許，他們取走了一條絨氈。第二天，在教堂門口“掛有牌示一方，上書勿擾湯若望的命令”。此後，教堂一直受到農民軍的保護。在李自成進京的三天後，湯若望曾應邀進宮去見了大順軍的一位高級將領，受到他的茶酒款待，並留晚餐。但湯若望沒有記錄這位高級將領的名字。分析當時的情況，很有可能是劉宗敏。因為湯若望在回憶此事時説過，他走進第一間屋子時，瞧見許多明朝的高級官員正在被拷問索炯，而走進召見他的那位領袖的房間時，又看到一些女優伶正在歌舞。當時農民軍負責拷晌追贓的正是劉宗敏，常召女優彈唱侍宴，尋歡作樂的高級將領，也有這位劉宗敏。 ^[70] 

永昌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長安頒佈了《大順欽頒永昌元年甲申歲皇曆》。 ^[71] 

永昌元年（1644年）李自成令其侄李過返鄉將原馬鞍山真武廟改擴建為行宮，並將馬鞍山改為盤龍山。據米脂縣誌載，李自成曾兩次返里，在此居住。 ^[72] 

永昌元年（1644年）四月初一，大順政權更定大順匯典，改大明門為大順門。初五，禮政府頒《永昌儀注》一卷，改前乾清宮“敬天法祖”額匾為“敬天愛民”。

民國十五年（1926年），郭沫若隨軍北伐，到李自成墓憑弔。1955年，通城縣人民委員會在原址重修其墓，陰刻郭沫若親筆所題“李自成之墓”5字，墓東側刻郭沫若所撰墓誌，西側為中共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題詞。全墓用石塊砌成，雄偉挺拔。1997年因公路改造南移500米重修。 ^[73] 

天啓七年（1627年）十一月，揭開明末農民大起義序幕的白水縣王二掀起的暴動，就與這一帶的回民起義有直接關係，王二劫了宜君縣獄之後率眾投入到白水縣苜蓿溝回民起義軍營壘裏去，而白水縣苜蓿溝的回民早在萬曆年間就已經在這一帶堅持抗明鬥爭了。到了崇禎初年，陝西鄜州、中部、雒川、宜川之間的回民便乘機而起，很快就發展到數萬之眾。“老回回”馬守應正是在浩浩蕩蕩的起義洪流裏，湧現出的一位傑出的農民英雄。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李自成起義軍進一步壯大，馬守應率部北上正式併入李自成的闖王旗幟下，主要在湖北西部和湖南西北部一帶活動，攻佔了夷陵、澧州、常德等重要城市，這期間馬守應還率軍在河南配合李自成參加過幾次重要的擊敗明軍主力的戰役，發揮了積極作用。李自成在北上之前曾授予馬守應為“永輔營英武將軍”的稱號。李自成北上進攻北京的時候，馬守應繼續坐鎮承天、荊州、澧州等處。牽制了這一帶的明朝軍隊，成為獨當一面的勢力。 ^[74] 

崇禎十六年（1643年），制將軍賀錦部攻略甘涼等地，克連城，西寧衞副總兵魯允昌被俘殺；圍東山，西寧衞副總兵李天俞隻身逃西寧。進逼西寧，西寧衞指揮使祁廷諫率子祁興周與義軍作戰，並聯合西寧衞都指揮同知李洪遠於次年誘殺賀錦。辛思忠攻克西寧時祁廷諫、李天俞被俘，執送西安拘禁，李洪遠與妻祁氏及家丁百二十人死於亂軍中。 ^[74] 

崇禎十六年（1643年），制將軍賀錦部進逼西寧時，西寧衞指揮同知祁國屏率軍抗擊義軍。 ^[75] 

在大順建立前後始終針對大明發動戰爭，李自成兵臨北京城下之際，曾讓守陵太監申芝秀由彰儀門縋入明宮“請崇禎遜位”，遭到崇禎帝拒絕。大順餘部後被南明隆武帝招撫，號“忠貞營”。 ^[76] 

在大順攻佔北京之後，與吳三桂對峙作戰之時，才與大清方有接觸。但因大順與大清逐鹿中原之爭，更甚至是竊取了大順政權的勝利果實，故雙方一直處於敵對狀態。雖然順治帝曾發《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及《順治帝招劉體純等詔書》招降順軍，但順軍一直無動於衷。 ^[77] 

張獻忠在崇禎十四年（1641年）九月後至李自成山海關兵敗前，一直是擁戴李自成的，在李自成建國後又奉永昌年號。當李自成山海關兵敗、退出北京，張獻忠所領導的大西軍克成都後方與大順軍兵戎相見。 ^[78] 

李自成建立大順政權後，在逐步完善官制的同時，按照歷朝慣例，也建立並實行了文武官員的服制，大順軍將士的服裝制度是其重要內容。首先，大順服色用藍。 ^[79]  從史載李自成和大順官員的穿着情況看，服用藍色是在建國後付諸實施的。如李自成在西安即位後，“親閲校射，身被藍布袍”；進京時，“氈笠縹衣”，縹衣，是淡藍色的衣服；東征吳三桂出京時，“絨帽，藍布箭衣”。劉宗敏在北京接見聽選明官時，衣着是“方巾藍衣”。其次，對服裝樣式、領子、補子等有明確規定。 ^[80-81]  再次，品級有區別標誌。 ^[82-83]  大順官服上衣補子上有獸，標誌官員品級的雲朵，位在獸的左上角。這與現代軍隊軍官肩章上的軍銜等級標誌，有相似之處。另外，大順軍官服，“先在營者”與“新降臣有別”。“先在營者冠服如品，新降臣止方巾色衣。”品級人流者與未人流者有別。人流者“冠服如品”，“其未人流者箭衣大帽”。有的服裝，軍民有別。“其鄉民不得穿箭衣，以別軍民。”軍官着裝，上朝等正式場合、戰時、平時有別。將軍上朝穿官服，戰時穿箭衣和“箭矢不能人”的“棉甲”。軍官與士兵服裝的區別，只是軍官多一官服，戰時、平時的着裝與士兵無異，即使是李自成，也是如此。 ^[84]  藍色官帽與藍衣協調配套，應是正式場合穿戴，而白帽應是作戰等非正式場合戴用。 ^[85] 

黃陂三鮮是湖北武漢黃陂的傳統名餚，三鮮是魚丸、肉丸、肉糕三樣菜合而為一的統稱。當地有“沒有三鮮不成席，三鮮不鮮不算好”之説，每逢過年或紅白喜事，必有三鮮上席。相傳崇禎年間，李自成率領起義軍攻取了黃陂城，當地百姓拿出過節才用的魚丸肉丸肉糕招待起義軍，並將其合燒，一菜三鮮，味道極美。從此黃陂三鮮逐漸出名。 ^[86] 

武城旋餅製作歷史悠久，源於武城縣郭莊村（今故城縣建國鎮郭莊）。相傳，旋餅技術是明初由山西洪洞縣移民時流傳到武城。明末，闖王李自成進京路過武城時，發現路邊蓆棚內烙制餡餅的工藝稀奇，於是便下馬品嚐，並大加讚賞，遂依其特點賜名：“旋餅”。據旋餅師傅講，叫旋餅的依據主要是因餅先是在手中、鏊子上不停旋轉，再之，就是具有旋吃旋做的特點而得名。 ^[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