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親王

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出生於明建州左衞的費阿拉 城（今遼寧省新賓縣），十三歲父舒爾哈齊去世後，由伯父努爾哈赤收養，自此跟隨努爾哈赤、皇太極南征北戰。

濟爾哈朗從青年時代起就追隨努爾哈赤南征北討，因戰功受封為和碩貝勒。

後金天命十年（1625年）冬，努爾哈亦為爭取蒙古早日歸附，消除來自西北的威脅，決定征伐原來追隨察哈爾部林丹汗之蒙古各部，派濟爾哈朗等人率領後金大軍前往征剿。

天命十一年（1626年）四月至十月先後征服喀爾喀、巴林、扎魯特等部，使之脱離林丹汗的控制，為清王朝統一漠南蒙古掃清道路。

天聰元年（1627年）正月初八日，皇太極命貝勒阿敏、濟爾哈朗等率領大軍，往徵駐朝鮮明將毛文龍。十六日，克朝鮮義州城，殺明兵一萬，朝鮮兵二萬。隨後，攻取鐵山、定州，克郭山、漢山城，繼而攻克安州，直至平壤城下，渡過大同江。時朝鮮國王逃亡江華島，遣使迎師議和。皇太極命出征貝勒與朝鮮國王盟誓，隨後撤兵。阿敏拒絕議和，企圖佔領平壤，大肆掠奪。濟爾哈朗堅決反對，對阿敏説，“我等統朝廷重兵，不可久留於外，且蒙古與明逼近我國，皆敵人也，宜急歸防禦”，他明確指出：“吾觀情形，不可深入。”但阿敏不聽其勸。於是，濟爾哈朗、嶽託等主持召開八旗大臣會議，會上七旗大臣都同意議和，唯阿敏反對。為此，濟爾哈朗等人以大局為重，不再遷就阿敏，斷然移師平山，派人前往江華島與朝鮮國王商議和約，提出要朝鮮斷絕與明朝的關係，每年向後金進獻大批財物等。朝鮮政府在後金的軍事壓力下，終於被迫簽定了《江都和約》，為後金政權取得了戰略後方，表現了濟爾哈朗的政治才幹。

天聰元年至四年（1627年至1630年），濟爾哈朗率軍隨皇太極伐明，先後攻取錦州、寧遠城及永平，戰爭中他身先士卒，大敗明軍。皇太極派濟爾哈朗駐守，在駐守期間，他“查倉庫，閲士卒，置官吏”，任用漢官，致書招撫附近各州縣，致使永平所屬灤州、遷安等縣相繼投降。一時間，後金控制了薊東廣大地區，切斷了山海關與北京的通道。

天聰二年（1628年）五月，濟爾哈朗偕豪格征伐蒙古固特塔布囊，收其眾。

天聰六年（1632年）五月，濟爾哈朗率領右翼四旗大軍，隨從皇太極徵 伐察哈爾部，很快佔領歸化城(今呼和浩特)，收復黃河一帶察哈爾部千餘里。

清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晉封為和碩鄭親王；

崇德四年（1639年），皇太極為了進取中原，發動了松錦之戰。濟爾哈朗領兵略錦州、松山，九戰皆勝。

崇德五年（1640年）三月，濟爾哈朗督兵修整義州城，屯田駐守。

崇德七年（1642年）四次圍攻錦州，於松山俘洪承疇，並迫使錦州祖大壽投降。

崇德八年（1643年）濟爾哈朗率軍攻明寧遠衞。隨後，連克明中後所、錦州等城。

順治帝即位後，濟爾哈朗及和碩睿親王多爾袞輔政。

順治元年（1644年)正月，濟爾哈朗諭各部院官員，凡事先啓睿親王，而自居其次。十月，封信義輔政叔王，參加議政。

順治四年（1647年）九月，受命定遠大將軍，率師徵湖廣，先後收六十餘城。

順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奏疏順治皇帝：奔馳天下，莫要於信詔令，並要順治帝效法太祖、太宗，凡事要與大臣商量。請設起居注官置之左右。順治皇帝採納施行。

是年(1655年)五月，濟爾哈朗病重，順治皇帝親臨探望，並問他有何要叮囑的話。濟爾哈朗説：“臣受三朝厚恩，未及答，願以取雲貴，殄桂王，統一四海為念。”可見他臨終關心着清王朝統一全國的大業。五月初八，濟爾哈朗於北京病故，享年五十七歲。

康熙十年（1671年）六月，追諡獻。

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以佐命殊功，配享太廟。

在清初愛新覺羅皇族中，濟爾哈朗的家世很特殊。他的父親舒爾哈齊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親弟弟，但舒爾哈齊本人以及濟爾哈朗的三位兄長，卻先後為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所害。兩個家庭，本為骨肉至親，卻形成父一輩子一輩的積怨。濟爾哈朗12歲時被努爾哈赤收養，對於他來説，努爾哈赤既是伯父兼養父，又是加害父親的仇人。面對兩個家庭間的情與仇，濟爾哈朗如何做出自己的選擇，實際決定了他後來的命運。

努爾哈赤兄弟5人，他居長，和三弟舒爾哈齊、四弟雅爾哈齊為同母所生。還有庶弟穆爾哈齊，幼弟巴雅喇，為繼母和庶母所生。舒爾哈齊生於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比努爾哈赤小5歲。他的幼年同努爾哈赤有着相近的經歷，5歲喪母，受繼母那拉氏虐待，青少年時代經常隨兄出外謀生，歷盡艱辛。但在這過程中他也鍛鍊了體魄，增長了智能。

明萬曆十一年（1583年）起兵時，努爾哈赤還不過是建州女真中一個噶柵（村屯）的首領。外有強敵環峙，內有宗族戚友的迫害，處境極其險惡。當時成為他得力助手的，只有幾位胞弟。雅爾哈齊去世早，舒爾哈齊被努爾哈赤依為臂膀。

在以後的十餘年裏，舒爾哈齊經歷了數十次戰鬥。清朝史書説他「自幼隨徵，無處不到」。因作戰英勇，頗得部眾擁戴，人們尊稱他為「達爾罕巴圖魯」。巴圖魯，蒙古語，意為「勇」、「勇士」，一向是蒙古族中勇武者的美號。「達爾罕」，原為漠北遊牧民族的武職官號。元代，蒙古人只有大汗本人或其子孫有特殊貢獻者始有榮受此號的資格，且享有種種特權。明代，蒙古對建立軍功的勇士，才頒給此號。舒爾哈齊的雙重勇號雖然都是借自毗鄰的蒙古，卻足以説明他的勇武及其在部落中的崇高地位。

努爾哈赤兄弟同仇敵愾，加快了戰爭勝利的步伐，而戰爭的順利發展，也加強了兩兄弟的權勢。16世紀末，他們在撫順以東蘇子河畔的煙囱山麓（今遼寧省新賓縣舊老城）佔山為王。努爾哈赤擁有萬餘眾，酋長150餘名，戰馬700匹；舒爾哈齊擁有5000餘眾，酋長40餘名，戰馬400匹。兩人平日各聚屬下着甲練兵，出征時分別召集兵丁。當時的舒爾哈齊雄心勃勃，躊躇滿志。訪問過當地的朝鮮使者曾記載説，在舒爾哈齊的家門上，貼着一副「跡處青山，身居綠林」的對聯。這個小小的細節説明，舒爾哈齊經常往來漢人地區，對漢人的文化相當瞭解，他大概熟讀《水滸》、《三國演義》之類的演義小説，不僅以綠林豪傑自詡，且以「跡處青山」的處境解嘲。

但是，隨着勢力的發展，兄弟間的裂痕開始出現。努爾哈赤不希望弟弟的勢力過於強大，威脅自己的地位；舒爾哈齊也不甘心永居兄長下風，而希望獨立發展自己的力量。萬曆三十七年（1609年）初，舒爾哈齊決心離開努爾哈赤。他串通好了長子阿爾通阿、次子阿敏、三子札薩克圖，攜部出城，前往一處叫做黑扯木的地方另造新城。努爾哈赤聞訊大怒，預先派人截斷道路，設計將舒爾哈齊囚禁。他還不善罷罷休，又下令將兩個侄子——舒爾哈齊的長子阿爾通阿、三子札薩克圖處死。據説，本來還想處死阿敏，只是由於皇太極等人極力勸阻才免其一死。舒爾哈齊被囚禁2年後死去，時年48歲。

關於舒爾哈齊的死因，清朝史籍諱莫如深，但同一時期的明朝與朝鮮史書都有記載，證實是被努爾哈赤所害。舒爾哈齊死後43年，即順治十年（1653年），這時濟爾哈朗已是清朝輩分最高、地位最顯赫的親王，年輕的順治帝福臨顯然考慮到了這一點，不僅恢復了其父舒爾哈齊的名譽，還追封他為和碩莊親王。

舒爾哈齊共有9子，除長子、三子被害，其餘諸子均被努爾哈赤收養。父親被囚時，次子阿敏25歲，四子濟爾哈朗12歲。一個已是成人，一個還是孩童，從後來的結局看，父兄的死，對他們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舒爾哈齊被害19年後即後金天聰四年（1630年），在兩個家庭間，又爆發了新的衝突。天命十一年（162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死，八子皇太極受諸貝勒推舉繼承汗位。4年 後，他基於加強汗權（皇權）的需要，斷然幽禁了濟爾哈朗的哥哥阿敏。事情的起因，還要從頭説起。

阿敏生於明萬曆十四年（1586年），父親被囚時他僥倖免於一死，從此跟隨伯父努爾哈赤南征北戰。阿敏作戰勇猛，戰功卓著。天命元年（1616年），努爾哈赤稱汗建國（大金國，史稱後金），封阿敏為和碩貝勒，參與國政。在四大和碩貝勒中，依齒序阿敏位居第二，稱二貝勒，地位僅次於努爾哈赤的次子大貝勒代善。

對於父親的死，耿耿於懷。努爾哈赤生前，阿敏畏於伯父的威嚴，不敢流露異志，一旦堂弟皇太極繼位，他便無所顧忌。有一次，他居然對皇太極説：「我與眾貝勒共議你為汗，你即位後，讓我出居外藩就行了。」阿敏的要求令皇太極頗感震驚。由於皇太極和眾貝勒的一致反對，阿敏的謀劃沒有得逞。阿敏還在眾貝勒中揚言：「我怕誰？他（指皇太極）能把我怎麼樣？」這些桀驁不遜的言語，矛頭直指皇太極，其間還夾雜着對先汗的宿怨。

出征朝鮮，欲行分裂。天聰元年（1627年），阿敏奉命率師徵朝鮮，直逼朝鮮王京，朝鮮國王被迫求和。阿敏往徵朝鮮，真實的用意可能在於自立門户，所以當朝鮮國王接受和議條件後，他並不急於退兵，而是對隨行的諸貝勒説：「你們願意回去就自己回去，我是打定了主意要進朝鮮都城，我一向羨慕明朝皇帝與朝鮮國王居住的宮殿，無緣得見，現在既然來了，一定要進去看看。」他甚至打算在朝鮮屯居久住，不再歸國。但他的意圖遭到其它貝勒的一致反對，其中包括他的親弟濟爾哈朗。阿敏欲留不能，怒不可遏，縱兵擄掠三日而歸。

心懷異志，態度專橫。阿敏生性鹵莽，口無遮攔，常在大庭廣眾中散佈怨言，諸如：「我何故生而為人？」「還不如山上的一棵樹，或者坡上的一塊石頭」，「即使被人砍伐為柴，甚至被野獸澆上一泡尿，也比現在的處境強」。這些話不僅是牢騷，也是對皇太極的影射，説明阿敏心懷不滿，態度跋扈。阿敏還向叔父貝和齊説，自己在夢中被努爾哈赤捶打，但是有黃蛇護身。這顯然是在暗示自己是真命天子，包藏着篡奪汗位的野心。

帶兵出征，兵敗棄城。天聰三年（1629年）十月，皇太極親統大軍徵明，攻克了山海關內的永平（河北盧龍）、灤州（河北灤縣）、遷安、遵化四城。次年三月，皇太極派阿敏率軍前往駐守。阿敏到永平不久，明兵反擊，後金軍隊連戰失利，損失慘重，阿敏驚慌失措，棄城而逃。逃跑前，他下令將城中漢族降官降民全部屠殺，財產洗掠一空。

阿敏平日妄自尊大、專橫跋扈，積怨甚多，這次大敗而歸，受到舉國上下的譴責。皇太極乘機利用此事，拔除了這個眼中釘。

皇太極在精心羅織的16條罪狀中，首先列出的一條大罪是：「（太祖在時）挑嗾其父，欲離兄汗。」其它重罪還有「自視為汗，欺凌在下諸貝勒」「丟棄永平，殘殺降民」「使惡名揚於天下」等等。經議政王大臣會議，阿敏應當處斬。皇太極則下令免死，改為囚禁。3年後，有漢官以阿敏「自怨、自艾，悔不可及」為由，奏請皇太極效法周文王，赦免阿敏，讓他戴罪立功。但皇太極沒有接受。阿敏被囚，客觀上為皇太極加強汗權掃清了道路。這個事件，實際是雙方矛盾逐步激化所致。阿敏被囚10年後，死在獄中，終年55歲。他的命運，與其父簡直如出一轍。

父親舒爾哈齊被囚時，濟爾哈朗只有12歲，實際是在伯父家長大的。他不僅對伯父的養育感恩戴德，與諸位堂兄堂弟也親如手足。

另外，阿敏性情暴躁，為人專橫，濟爾哈朗卻生性寬厚，處世謹慎。由於秉性不合，濟爾哈朗與阿敏的關係日益疏遠。有兩件事可以證明：

天聰元年（1627年）徵朝鮮，阿敏想久居朝鮮自立，濟爾哈朗不贊同其意見，而是與其它貝勒一起堅持戰前的決策，與朝鮮議和盟誓後罷兵回國。這年濟爾哈朗28歲，在大是大非上已有獨立的判斷。

天聰四年（1630年）皇太極命阿敏率兵替代鎮守永平的濟爾哈朗，阿敏卻節外生枝，請求與濟爾哈朗同駐永平。皇太極以濟爾哈朗「久駐當地，辛苦可念」為由而婉拒。為此，阿敏大為不滿，對送行的諸貝勒説：「先汗（努爾哈赤）在時，曾命我弟與我同行，今上（皇太極）即位，乃不令與我同行。我到永平後，一定留他同駐。若他不從，我當用箭射他！」送行的貝勒趕忙予以制止，他卻越説越氣，最後乾脆抬起胳膊大聲説：「我自己殺我弟弟，誰能把我怎麼樣？」這一方面反映了阿敏的專橫，另一方面也説明他對濟爾哈朗早有不滿。

阿敏獲罪後，其名下的鑲藍旗轉歸濟爾哈朗所有，濟爾哈朗由此成為地位最高的八大和碩貝勒之一。他還繼承了阿敏的龐大家產和人口。可見，阿敏的獲罪，對濟爾哈朗不僅沒有傷害，反而成為最大的受益人。不久，濟爾哈朗率領諸弟和子侄輩一同發誓：「我父、兄行為有罪，自遭報應。如果我們認為有罪的父、兄做得對而產生異心，一定不得好死！」這確實不是他希圖自保的無奈之舉，而是發自肺腑的誓言，印證了他一貫的態度。

崇德元年（1636），清太宗皇太極把國號“大金”改為“大清”，濟爾哈朗晉封和碩鄭親王。與其父、兄的悲劇命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濟爾哈朗在皇太極執政的17年中從未受到過責罰，在政治上也是一帆風順，這種情況在他的同輩兄弟中也不多見。這可能得益於他處事的精明和審慎，當然也可能是由於堂兄皇太極對他的信任。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極在盛京（瀋陽）清寧宮猝死。關於他的死因，朝鮮史書披露説，他得的是“風眩症”，症狀為肝鬱不舒、易於發怒、血流上湧，導致頭腦昏眩，引發中風症、高血壓。從皇太極的死亡之速看，很可能是腦血栓引起的腦溢血。

皇太極突然駕崩，最高權力一下子出現真空，在皇位繼承問題上，皇室內部發生激烈的衝突。其中，皇太極的長子肅親王豪格與十四弟睿親王多爾袞，是帝位的主要競爭者。皇太極領有的兩黃旗大臣力主立豪格為帝，多爾袞與其同母弟阿濟格、多鐸擁有的兩白旗則堅決擁戴多爾袞。雙方發生尖鋭對立，劍拔弩張。濟爾哈朗一向為人謹慎，在繼統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同樣不願捲入太深。他先是贊同立豪格為帝的意見，繼而看到兩種勢力勢同水火，又轉為調和的立場。爭鬥的最後結果是雙方妥協，立皇太極的第九子、6歲的福臨登極，由多爾袞和濟爾哈朗共同輔政。

福臨即位，以明年為順治元年（1644）。他雖然君臨天下，畢竟只是一個幼童，國家大事全委託給兩位叔父多爾袞和濟爾哈朗。在此後的12年中，濟爾哈朗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輔助多爾袞，處理朝政。福臨即位時，濟爾哈朗45歲，多爾袞32歲，濟爾哈朗年長13歲，兩人同為輔政王。濟爾哈朗的排名本來在前，但論才智、經驗、氣魄、眼光，他都不如多爾袞，所以不久，濟爾哈朗就不得不提出讓賢，他諭令部院各官，以後有事先啓知睿親王，把自己的名字放在後頭。從此，多爾袞排名在前。

濟爾哈朗能力固然有限，但辦起事來一向兢兢業業。擔任輔政王后 ，他在盛京盡心輔佐幼帝，多爾袞則率領大軍攻明，直搗北京。順治元年九月，濟爾哈朗護駕進入北京。福臨首先加封多爾袞為叔父攝政王，接着封濟爾哈朗為信義輔政叔王。

短短几個月間，清朝的形勢已經發生巨大變化，多爾袞統率的清軍，一路勢如破竹，他的威望也如日東昇。歷史的機遇，把多爾袞推向了前台，使他成為眾人景仰的大英雄，清王朝無往不勝的象徵。與此同時，濟爾哈朗卻在幕後做些日常性工作。一個在前台發號施令，一個在後台默默無聞，兩個人在眾人心目中的差距越拉越大了。

多爾袞為人專擅，權力慾極強，濟爾哈朗卻一事當前，首先考慮如何明哲保身。這種性情的差異，決定了濟爾哈朗在處理與多爾袞的關係時，總是一味退讓，甘居下風。順治四年（1647），由濟爾哈朗領銜，與其他王公聯名上書多爾袞，稱國家已經安定，享有昇平，都是由於蒙受皇叔父攝政王的福澤，考慮到攝政王素有風疾，跪拜不便，請求在皇上面前免於跪拜。對於這樣的請求，多爾袞竟也恬然受之。

濟爾哈朗一再退讓，不惜阿諛奉承，固然為了避免矛盾，維護皇族內部的團結與統治集團的最高利益，同時也助長了多爾袞的野心，促使他不斷以合法方式加強自己的權力。多爾袞先是稱叔父攝政王，接着稱皇叔父攝政王，又稱皇父攝政王，大權獨攬，專擅自恣，最後連皇帝的印璽也搬到自己的家中。

濟爾哈朗雖一再隱忍退讓，卻沒能維護住自己的權位。濟爾哈朗請準多爾袞免於跪拜不久，多爾袞就唆使親信大臣鞏阿岱檢舉濟爾哈朗，説濟爾哈朗在福臨即位後，曾向他表示：“皇子即帝位，順理成章，只是擔心有人篡奪帝位。”言外之意，這是在影射多爾袞。濟爾哈朗因此獲罪，罷輔政。次年，又有人揭發他在皇太極死後，曾迎合兩黃旗，贊同立肅親王豪格為君。為此，他的爵位從親王降為郡王。後來，雖然恢復了他的親王爵，但他在朝中已威信掃地。接着，多爾袞將濟爾哈朗徹底排除出權力中樞，委派他為定遠大將軍，率師下湖廣，與南明軍隊作戰。濟爾哈朗在湖南等地整整作戰一年，順治七年（1650）正月才凱旋迴師。

第二件事，定罪多爾袞，還政於順治。順治七年十二月，多爾袞病死，只有39歲。多爾袞年紀輕輕，已成就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他的早死，無疑給自己留下了許多遺憾，但對他的堂兄濟爾哈朗來説，卻是人生一次難得的轉機。

在此前的7年裏，濟爾哈朗在多爾袞面前，唯唯諾諾，加倍小心，仍免不了受排斥受打擊。一旦多爾袞撒手塵寰，他成為朝中資歷最老、地位最高的親王。於是，他審時度勢，聯合諸王參劾多爾袞一黨，將大權歸於順治帝。這成為他一生中最光輝的業績。

多爾袞攝政7年，重用親信，誅除異己，在朝中形成盤根錯節的關係。濟爾哈朗清算其黨羽，採取了循序漸進，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策略。

首先，清算多爾袞的親兄阿濟格。阿濟格一向恃功自傲，在朝中積怨甚多。他聽到多爾袞死訊後，首先想到的是承襲攝政王位。他私下派人往召自己的兒子勞親，讓他多帶兵前來。多爾袞靈車到京，福臨親迎，阿濟格父子分左右坐在福臨兩旁的首座。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濟爾哈朗等人早已暗中伏下甲兵，一舉擒獲了阿濟格父子。接着，以阿濟格身帶佩刀、“舉動叵測”等罪名，將他削爵幽禁。阿濟格爭取攝政王不成，反而落得人財兩空，身陷牢獄，性情越發狂暴。順治八年（1651）十月，福臨賜阿濟格自盡。

其次，整肅多爾袞的親信。拜音圖、鞏阿岱、錫翰是努爾哈赤幼弟巴雅喇之子。皇太極時，拜音圖任鑲黃旗固山額真，封貝勒，弟鞏阿岱、錫翰封授輔國將軍。皇太極死後，鞏阿岱、錫翰、拜音圖隨同兩黃旗大臣，堅決擁立皇太極長子豪格為嗣君。鞏阿岱和錫翰還是前往豪格家中密議立汗大事的八大臣之一。當豪格即位失敗，他們又與兩黃旗圖賴、索尼、譚泰、鰲拜四人共立盟誓：“誓輔幼主（福臨），六人如一體。”後來他們看到多爾袞權勢日益強大，就將誓言置之腦後，賣身投靠新主。他們把當初擁立豪格的責任完全推給兩黃旗大臣，乞求多爾袞寬恕。多爾袞為了分化兩黃旗大臣，對鞏阿岱等投附者也予以提拔重用。

鞏阿岱、錫翰為了博得多爾袞歡心，不惜反咬故主，甚至主張將肅親王豪格的兒子全部斬草除根。當多爾袞令兩黃旗大臣商議如何撫養豪格幼子富綬時，鞏阿岱竟冷酷地説：“這種苗裔，不全除滅，養他有什麼用？”鞏阿岱還曾出面告發鄭親王濟爾哈朗，使其獲罪降爵。在風雲多變的政治舞台上，鞏阿岱左右逢源，背主賣友，一味鑽營，得封固山貝子，官至吏部尚書。他在多爾袞面前，最受信任，也因此積怨甚深。一旦冰山傾頹，鞏阿岱等人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了。

多爾袞死後，濟爾哈朗先是利用鞏阿岱兄弟反戈一擊，將多爾袞定罪，繼而清算了他們的老賬。結果，鞏阿岱、錫翰以“黨附睿王，媾陷忠良”等16條大罪伏誅；拜音圖也受到牽連，被削爵、幽禁，黜去宗籍（廢除宗室資格）。直到嘉慶四年（1799），嘉慶皇帝才下令恢復鞏阿岱後裔的宗籍。鴉片戰爭後代表清政府與英國簽署《南京條約》的雲貴總督伊里布，就是鞏阿岱的七世孫。

再次，爭取理政三王。多爾袞主政，在打壓濟爾哈朗的同時，重用依附自己的巽親王滿達海、端重親王博洛、敬謹親王尼堪。三王都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孫輩，多爾袞、濟爾哈朗的侄輩。滿達海是禮親王代善的兒子，博洛是饒餘郡王阿巴泰的兒子，尼堪是廣略貝勒褚英的兒子。順治七年，多爾袞任命三人為理政三王，協助自己處理朝政。多爾袞死後，濟爾哈朗首先拉攏三王聯名追論多爾袞的罪狀，三王深知多爾袞一派大勢已去，就順水推舟，在伯父濟爾哈朗主持下聯名向福臨舉發多爾袞。

清算多爾袞一派，是濟爾哈朗一生最大的貢獻。此舉結束了自皇太極逝世以來、長達數年之久的皇室內鬥，還大權於皇帝，使清朝在入關之初、百廢待興的關鍵時期實現了政治穩定，對以後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第三件事，急流勇退，保持晚節。福臨親政時只有14歲，鄭親王濟爾哈朗通過清算多爾袞一系，地位尊顯，一時權勢集於一身，但他並沒有去追求多爾袞生前那樣炙手可熱的權勢，而是選擇了功成身退。所以在福臨親政後，他的稱號也只是“叔和碩鄭親王”，不再主掌朝政。福臨對這位伯父則非常尊敬，凡他的上疏、建議，福臨都認真對待，積極採納。

濟爾哈朗晚年，身體日漸不支。順治十二年（1655）五月初，病情加劇。福臨在他臨終前親往探視，流着淚問：“叔王還有遺言嗎？”濟爾哈朗老淚縱橫地回答：“臣受三朝厚恩，未能仰報，不勝悲痛。只希望早日取雲貴，滅桂王，統一四海。”濟爾哈朗到臨終，惦念的還是國家的統一大業。福臨聽了伯父這番話，更加悲痛，仰面大呼：“蒼天啊！為什麼不讓朕的伯父長壽呢？”説罷又大哭。羣臣急勸福臨回宮。福臨出房門，又坐在王府院內大哭，許久不忍離去。初八日，濟爾哈朗病逝，葬在北京西直門外的白石橋。福臨對濟爾哈朗的死，悲痛不已，詔令休朝七天，贈祭葬銀萬兩，置守陵園十户，併為他立碑紀功。

縱觀濟爾哈朗一生，可謂是跌宕起伏。他因為從小與太宗一起長大，所以在父親反叛後得以倖免於難，而且一直深受信任和重用。太宗即位後，他更是多次擔當重任，仕途也是一路通順。但是隨着多爾袞的得勢他的命運又有所轉變，所幸的是他並沒有和多爾袞有直接衝突，最終依靠軍功東山再起。順治掌權後更是禮遇有加，官位也是越來越高，直到死後也極盡哀榮。子孫有由此繁榮昌盛，成為舒爾哈齊一支中最強盛的一支。他經歷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到57歲壽終正寢時，其他同輩諸王早已先他而去。濟爾哈朗的晚年，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生前死後，備極榮光。在清初諸王中，他雖不是最耀眼，但至少是最幸運的一位。

濟爾哈朗 死後，由其次子濟度襲爵，改封“簡親王”。乾隆四十三年（1778），弘曆追念濟爾哈朗的功勳，命將其子孫世襲的“簡親王”封號恢復為“鄭親王”。鄭親王一共承襲了17次（其中，第一次襲至第九次襲為簡親王），除了咸豐十一年至同治二年（1861—1863）數年間，因鄭親王端華被賜自盡而受到革爵處分外，該封號一直持續到清朝結束。

鄭親王一系在清朝出過不少有影響的人物，如濟爾哈朗的兒子濟度，孫子喇布、雅布，曾孫德沛、奇通阿，四世孫豐納亨，七世孫端華、肅順等等。

這裏只講兩個在近代史上具有悲劇性的人物——端華（？—1861）和肅順（1816—1861）。

愛新覺羅·端華，滿洲鑲藍旗人，其父鄭親王烏爾恭阿。道光六年（1826）封三等輔國將軍。道光二十六年襲爵鄭親王，授總理行營事務大臣及御前大臣。道光帝旻寧臨終時授為顧命大臣。

當時，軍機大臣穆彰阿權傾朝廷，任軍機大臣二十餘年，深得道光帝寵信。他結黨營私，排斥異己，門生故吏遍天下，當時人稱為“穆黨”。新繼位的咸豐帝奕詝對其權勢深感不安，即位初特頒詔旨，嚴斥穆彰阿罪狀並罷其職。咸豐帝調整了道光時重文輕武，好用翰苑清班的用人政策，拔擢任用“經世致用”的人才，對鄭親王端華日漸倚重。端華又向奕詝薦舉了他的六弟肅順。

肅順，機敏多謀，敢於任事，頗得奕詝器重，很快升至禮部尚書、户部尚書、內務府大臣。鄭親王端華和怡親王載垣雖位居肅順之上，但才智平庸，生性優柔寡斷，遇事常由肅順做主。如此一來，肅順逐漸握有重權。

在後來的記載中，肅順長期被指為“奸臣”一類人物。這主要是因為他在慈禧太后和恭親王發動的“辛酉政變”中被殺，而歷史總是由勝利者來寫的。其實，肅順是晚清貴族中少有的幹練之才。他為政很有識見，身為皇室貴胄，卻十分卑視滿洲親貴的庸碌。他常説：“滿人糊塗不通，不肯為國家出力，惟知要錢。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重用漢人不可。”在當時的滿洲貴族中，肅順獨具眼光，知人善任，敏感地意識到起用漢族官員的迫切性，他的主張影響了咸豐帝的決策，使清朝的政治格局發生了明顯變化。在鎮壓太平軍過程中，肅順極力主張破除滿漢畛域，放手任用漢人領兵握符，建立湘軍等地方武裝。曾國藩、左宗棠等漢族“中興名臣”，都是經他推薦提拔的。因為他器重漢人，引起滿族親貴對他的嫉恨。

清朝後期，官員昏庸腐敗，國勢日衰。肅順大權在握，為了扭轉頹風，加大整飭吏治的力度。他持法嚴厲，好用重典，有兩個案例可以證明：

一個是處理耆英失職案。耆英也是宗室，道光年間任廣州將軍。此前曾與另一宗室、雲貴總督伊里布代表清政府到江寧（南京）與英軍“議和”，簽訂了《南京條約》（1842）。耆英因此成了清廷辦理“夷務”的專家。咸豐七年（1857），耆英與英法聯軍在天津談判時陷入困境，他未奉旨即返回北京。九卿奉旨議罪，由於肅順的力主，耆英被處死。

耆英先後在道光、咸豐兩朝做過高官，在罷官家居後，他曾大書一對聯懸掛在客廳裏，上聯“先皇（道光帝）獎勵有為有守”，下聯“今上（咸豐帝）申斥無才無能”，故意讓來客觀看。此聯褒貶二朝，對當今皇上流露不滿，結果被人密報，據説這也是他自取殺身之禍的原因。

再一個是處理“戊午科場案”。八旗子弟平齡素嫺曲詞，常走票演戲，後應咸豐八年（1858年，按干支紀年，是年為戊午年）順天鄉試，名列前十名。京師輿論大譁，傳言“優伶亦得中魁矣”。御史彈劾此事，咸豐帝命端華、載垣、肅順查辦。在審理過程中，又查出主考官內閣大學士柏葰（jùn）的家人受刑部主事羅鴻禩（sì）囑託，撤換試卷，取中其弟羅鴻繹的舞弊情節。柏葰，蒙古旗人，在朝為官32年，是朝中資望很深的老臣。端華、肅順等人一查到底，將柏葰等與此案有牽連者全部逮捕入獄。雖然滿朝文武大臣為柏葰求情，咸豐帝也有寬免之意，肅順卻力主殺柏葰。經過肅順等人力爭，咸豐帝頒發上諭，內有柏葰“情有可原，法難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的話。柏葰終以科場舞弊之罪被押赴北京南城的菜市口刑場。行刑之日，肅順親自擔任監斬官。臨刑前，他見柏葰刑車到了，還向前寒暄説：“七哥來得早啊！”隨即凜然升座，催促用刑。

戊午科場案，柏葰是否該斬？當時的官私記載，幾乎都説，柏葰與肅順等人平素不睦，肅順將他問斬，是挾嫌報復。因為慈禧太后後來認定柏葰是冤案，為他平了反，諸書如此記載不足為奇。事實上，柏葰作為主考官，犯有嚴重失察、收受家人囑託二宗罪，按清朝律例，罪當斬首，並不存在量刑過當。

一品大員柏葰因嚴重失職而遭殺身之禍，成為菜市口刑場的鬼魂。這是有清以來的一大奇聞。但是，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三年後，監斬官變成伏法人，煊赫一時的肅順，竟也同樣落得在菜市口引頸受戮的下場。

咸豐十年（1860）夏，英法聯軍再次向中國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由天津進抵北京通州，清軍一敗塗地。咸豐帝驚慌失措，在載垣、端華、肅順等親信大臣扈從下，倉皇逃奔熱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山莊），留恭親王奕訢在京與洋人周旋、議和。

《北京條約》簽訂後，英法聯軍逐漸退去，在北京主持和議的恭親王奕訢多次奏請咸豐帝迴鑾。咸豐帝在熱河咯血病重，肅順等人一再勸阻暫緩回京。咸豐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豐帝病危，在病榻前遺命立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任命載垣、端華、肅順等八大臣為“贊襄政務大臣”，在載淳未成年前共同輔政；同時授予皇后鈕祜祿氏“御賞”章，皇太子載淳“同道堂”章（實際由其生母葉赫那拉氏掌管），作為符信。同時規定，經顧命八大臣草擬的諭旨，必須加蓋兩印章後，方為有效。咸豐帝這樣做的本意，是在確定輔政大臣的同時，加強對他們的制約，以防止大權旁落，重蹈康熙初年輔政大臣鰲拜欺君專權的覆轍。但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這種精心安排反而加速了皇室內部的爭鬥。

咸豐帝一死，肅順等顧命大臣權勢更加擴張，引起載淳生母那拉氏（慈禧太后）的強烈不滿。那拉氏有着很強的權力慾，而她在咸豐帝病重期間替他批閲奏章的經歷又使她有了干預政務的能力。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為此加意防範那拉氏干政，大大加深了雙方的惡感。另一方面，權勢日重的肅順在兩宮太后面前顯出的妄自尊大的態度更深遭忌恨。在慈禧的提議下，兩宮太后暗中發懿旨往召唯一有力量可以對抗顧命大臣的恭親王奕訢赴熱河行在“籌諮大事”。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恭親王奕訢為了探聽虛實而一再請求赴熱河叩謁梓宮（皇帝的棺材）。肅順等顧命大臣沒有理由駁回奕訢這個合情合理的請求，又對自身的權位過於自信，認為奕訢即便到了熱河也興不起什麼風浪，於是同意他赴熱河叩謁梓宮。

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奕訢到達熱河，在澹泊敬誠殿叩謁梓宮之後立即受到兩宮太后的單獨召見。八月初六日，奕訢再次晉見兩宮太后。雙方密談，顯然達成了推翻“顧命大臣”的默契，而肅順等人卻完全矇在鼓裏。

在此前後，還發生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情。八月初六日，御史董元醇上疏，奏請由“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並“另簡親王（意指奕訢）輔政”。從而挑起了“垂簾聽政”與“贊襄政務”之爭。兩宮太后召見顧命八大臣，商議“垂簾聽政”的奏請。端華、肅順等人勃然抗命，説“臣等系贊襄幼主，不能聽命於皇太后”。據説聲震殿宇，嚇得小皇帝驚怖不已，大聲哭泣，以致尿濕了太后的衣袍。端華等退朝後，立即草擬諭旨，內有“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的話，對該御史予以痛斥。皇太后將擬旨留中不發，拒不鈐印。次日，八大臣又晉見太后，以罷政相威脅。兩宮皇太后被逼無奈，將擬旨發下照抄頒佈。

那拉氏曾與她的妹夫、醇郡王奕譞密議制服肅順等八大臣的良策。奕譞説“此事非恭王不辦”；恭王則認為“非還京不可”。兩宮皇太后與奕訢合謀，乘梓宮還京，一舉廢除顧命大臣，奪取政權。

九月二十三日，咸豐帝的梓宮由熱河啓運回京，由肅順親自護送。那拉氏則抱着幼帝載淳同端華、載垣等一起，由小道先行，在京迎候梓宮。九月二十九日，皇太后與小皇帝返抵北京，向迎候的王公大臣哭訴載垣、肅順等要挾無禮，欺侮之甚。大學士周祖培建言，先令解任，再行拿問。

九月二十八日，領兵在外的兵部侍郎勝保奏請“皇太后親理大政，另簡近支親王輔政”。同時，在京王公大臣聯名上疏，請皇太后親政。兩宮太后隨即宣佈，將載垣、端華、肅順等解除贊襄政務大臣任，革職拿問。

十月初三日，兩宮太后命羣臣議載垣、肅順等罪。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均令自盡，肅順斬立決。其他顧命大臣或革職、或發遣。

載垣為第一代怡親王胤祥四世孫，康熙帝的後裔，屬近支宗室，排在載字輩。端華為鄭親王濟爾哈朗七世孫，屬遠房宗室，故不排字，但鄭親王爵為“世襲罔替”八大鐵帽子王之一，將端華奪爵賜死，在清朝歷史上也是非同小可的大事。端華死後，王爵降為不入八分輔國公 。同治三年（1864）七月，奉旨賞還鄭親王世爵，由濟爾哈朗的另一支子孫承志承襲。

再説肅順的結局。那拉氏對肅順恨之入骨，政變成功後，決意殺戮不貸。詔書中説：“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尤甚……斬立決。”那拉氏早與肅順結下怨恨。據説咸豐帝曾因那拉氏“忤旨”（違背皇上旨意）事與肅順商議對策，肅順建議效用“鈎弋故事”，剷除那拉氏，僅留其子。西漢武帝喜歡鈎弋夫人之子弗陵，想立為太子，又擔心弗陵幼小，母后專權，為穩定劉氏政權，漢武帝在生前將鈎弋夫人賜死，又將其子立為太子，即後來的漢昭帝。這就是“鈎弋故事”。咸豐帝在位11年，所生皇子，只載淳一人。慈禧敢於頂撞皇上，也是因為恃子而驕的緣故。肅順請咸豐帝效“鈎弋故事”，是他的遠見。但咸豐帝心有婦人之慈，沒有采納肅順的建言。一次酒醉，不慎把肅順的話泄露給那拉氏。那拉氏對肅順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後快。

肅順被押赴菜市口刑場，由睿親王仁壽擔任監斬官。據時人記載：肅順身肥面白，白袍布靴，被綁縛倒置牛車上。車過騾馬市大街，路旁看熱鬧的兒童歡呼：“肅順也有今日嗎？”一些人拾起瓦礫泥土向他扔去，頃刻之間，面目模糊一片。將行刑，肅順仍謾罵不止：“想不到，受了小娘們的算計。”肅順不肯下跪。劊子手就用大鐵柄敲斷他的兩腿。

清朝定製，宗室行刑，在宗人府自盡，不赴刑場公開斬決。肅順因比照叛逆例，所以綁赴菜市口行刑。慈禧、奕訢剪除政敵，逞快於一時，絲毫不顧及天潢貴胄的顏面。

肅順富於權變，任事果斷，最終卻身首異處，栽在那拉氏、恭親王的陰謀之下。肅順被關入宗人府後，與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同聚一室，曾抱怨二王未聽其建議，果斷處置那拉氏等人，以致落得今日下場。二王無言以對。其實，落到如此下場，作為八顧命大臣主心骨的肅順，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其一，恭親王奕訢身為皇叔，在親王中最為顯貴，作為欽差全權大臣簽訂和約，在留京的王公大臣中聲威顯著。肅順等顧命大臣不僅未能爭取奕訢等皇族實力派，反而加以排擠，促使其與那拉氏聯手，釀成了宮廷政變。

其二，肅順鋭意求治，不惜嚴刑峻法，因此積怨甚多。他卻無所顧忌，依仗皇帝的恩寵，為所欲為，在朝中樹立了許多對立面。

其三，肅順忽視了“槍桿子”的重要性，未能得到京畿一帶手握重兵的二大臣僧格林沁和勝保的支持。欽差大臣、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領兵在山東鎮壓捻軍，上奏捷報內有“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鑑”等語，八大臣聯名函告他“不宜書寫皇太后字樣”。僧格林沁覆函反駁，説“嗣後奏報，仍不敢不如此繕寫”。肅順與二大臣本有積怨，明知他們尊奉皇太后，卻束手無策，大權獨攬，卻沒有軍事上的支撐，最後的失敗是很自然的。

其四，肅順對那拉氏與奕訢的聯手缺乏清醒認識。雖有清除那拉氏之心，行動卻不果斷。結果棋差一着，滿盤皆輸。

因為這一年是農曆的辛酉年，所以這次政變又被稱為“辛酉政變”（或“

北京政變”）。從此，確立起兩宮太后（一為鈕祜祿氏，後來尊號叫慈安，又稱東太后；另一為葉赫那拉氏，後來尊號叫慈禧，又稱西太后）垂簾聽政、恭親王輔政的新體制。咸豐帝死後，顧命大臣曾為載淳擬定“祺祥”的年號，至此改年號為“同治”，意思是兩太后一同治政。祺祥年號用了兩個多月即罷廢，在清朝歷史上是最短的。市井中流傳的歌謠這樣唱道：

祺祥坐了不兩天，一個香爐兩蠟杆。

香爐指肅順被殺無頭，蠟杆指載垣、端華自縊而死。此後不久，開始了慈禧太后專權四十餘年的歷史。

末代鄭親王昭煦有五子一女。

承序 ：濟爾哈朗、濟度、德塞、喇布、雅布、雅爾江阿、神保住、德沛、奇阿通、豐訥亨、積哈納、烏爾恭阿、端華、承志、慶至、凱泰、昭煦，歷十代二十六王

鄭親王府位 於北京西城區大木倉衚衕。府邸建成後，歷代襲王有所修繕或擴建。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鄭王府曾一度改換主人，後又失而復得。咸豐十一年（1861）辛酉政變後，十三代鄭親王端華被賜自盡，同時世爵降為不入八分（所謂八分，指八旗旗主有均分財產、人口、土地的特權）輔國公，鄭王府被收回，改賜鍾郡王奕詥。同治三年（1864），恢復鄭親王世爵，同治七年，襲王承志搬回發還的鄭王府。鄭王府現為國家教育部辦公地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