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印

關於中國印的起源，我們現今能見到的文字記載是在漢代編寫的緯書《春秋運鬥樞》和《春秋合誠圖》。《春秋運鬥樞》説：“黃帝時，黃龍負圖，中有璽者，文曰‘天王符璽’。”《春秋合誠圖》描繪的更是繪聲繪色：“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授堯，圖以赤玉為匣，長三尺八寸，厚三寸，黃玉檢，白玉繩，封兩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

上述兩種説法，顯然把中國印的起源歸之於神靈的創造與賜予了，看來當然是十分幼稚和荒謬的，但在我國古代，由於社會和文明發展還處於初級階段，人們對於許多問題都不可能作出科學的解釋，所以這樣的説法大家還是篤信不移。

此外，還有把中國印説成是起源於殷墟甲骨的契書和青銅鑄造的銘文，這就比較現實一些。把中國印與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的刻制聯繫起來加以分析，是不無道理的，因為甲骨文、青銅器銘文和中國印三者之間的關係是密切的，從材料的製作、鐫刻一直到書法藝術的表現，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繫。可以這樣説，沒有甲骨文和青銅器銘文，就沒有中國印。但這僅表明它們之間的聯繫，卻沒有闡明作為一種獨立形式出現的中國印究竟是怎樣產生的。此外,還有諸如中國印起源於“徵識圖騰”，起源於“宗教”，起源於“生殖崇拜”和“勞動工具”等諸説，它們都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此問題。

考古證明，中國陶器產生於新石器時代早期，距今有八千多年曆史，而最原始的製陶即模製法，就是在模子裏置竹籃條或繩子，接着用泥塗在模子裏，待半乾後取出，陶坯的表面就留下清晰的籃或繩的印紋。受如此印紋的啓示，先民們後來直接在陶拍上刻紋飾。陶拍原先是以拍打方式彌合泥坯裂縫的簡單工具，其上雕紋飾之後，就成為我國裝飾圖案和中國印藝術的淵源，陶經即由此脱胎而出。陶璽應該有兩種涵義。其一指璽印的質地為陶，由粘土的混合物經成型、乾燥、燒結而成；其二指用以戳壓泥陶上文字或徽記的經印。這些文字或徽記往往是器物主人或家族的名稱或標記。

最早的中國印是印璽，是私有制出現以後的產物，印璽的形成與貨物、與屬於私有財產的奴隸密切相關。《後漢書·祭祀志》指出：“三皇無文，結繩以治，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然猶未有金玉銀銅之器也。”“三王”指夏禹、商湯、周文王。“詐偽”、“奸萌”顯然是私有制出現後的詐騙、冒認、偷盜、侵奪等不正當的行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壓記號，以證明物歸誰主的中國印便應運而生。殷商時代的經印就僅僅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到了西周，隨着“工商食宮”為特徵的商品經濟（即工匠和商賈都是貴族的奴僕，他們主要為封建領土貴族的政治或生活需要而從事工商活動。由於商品經濟不發展，當時獨立經營的手工業和商業極少）的出現，璽印躋身於符節一類行列，才有了憑信的作用。

天安門廣場旁邊的國家博物館，藏着兩方最珍貴的印章，一方是新中國的開國大印，一方是清王朝的御璽。

新中國的開國大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珍藏在廣場東側的中國革命博物館。與金鑄玉製、炫耀家天下威權的封建王朝的御璽相比，這方材質普通的印章彰顯了共和國權力歸於人民的現代國家信念，其設計、鍥刻者是當時名震京城的篆刻大師張樾丞。

張樾丞在北京琉璃廠開設一家圖章墨盒店“同古堂”，名聞遐邇，京津地區的名人都以能擁有張氏刻印為榮。北京大學授學位用的章、中央銀行發行的紙幣上面的“中央銀行總裁印鑑”，均為張樾丞所刻。新中國建立初期，實行集體元首制，即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對外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內領導國家政權”。刻制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大印是籌建新中國過程中的一項重要工作。在周恩來的主持下，設計、鍥刻國印的工作最後交給了具有傳奇色彩的張樾丞。

1949年6月，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期間，籌備會副秘書長齊燕銘拜會了張樾丞。之後，張忙着翻閲資料，找印譜。幾天後，他畫出了四張隸、宋、漢篆、秦篆四種字體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的樣本，送到了北京飯店。周恩來親自策劃審定，毛澤東確定了印鑑的字體。後經參加籌備會的代表們討論、常委會最後研究確定用宋體字的印樣。張樾丞知道這一消息，很是激動，説：“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歷朝歷代的國印都是篆書體，他卻定為宋體。宋體字好哇，老百姓都能看得懂，容易認。共產黨的心裏果真是念着老百姓的。”

兩天後，國印鍥刻好了。這方新中國的第一方國印是普通的銅印，印面方形，方9釐米，厚2.5釐米，圓柄長10.9釐米，比政務院、中央軍委、高檢、高法等印都要大。按照特殊規定，不許打樣留底，而且印章的四個角都留有高台，待正式使用時磨平，即開封。國印的印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背款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之印，1949年11月1日第一號”。

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國印與其他數百枚國家機關、地方政府印章一起，按規定上交了新的中央政府—國務院，並於1959年成為新落成的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館藏文物。第一屆人代會之後，國務院及其他國家部委、人大、政協的章統一改採中間帶國徽的圓形章。

革命博物館保管部副主任季如迅介紹説，第一方國印以銅為材，新中國這股樸素之風由來已久。1933年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的章，就是用當時江西出產的普通白銀刻制，印章把還是木製的，外面覆着一層銀皮。長征時毛澤東把這枚印帶在身邊，為了行軍方便，把木頭把也給撅了。

象徵着當年清廷帝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威儀與氣勢的御璽，陳列在故宮博物院珍寶館，珍寶館原名皇極殿，位於由乾清門廣場出發的故宮內廷外東路景區。參觀珍寶館在故宮門票40元之外還要單獨買10元門票，並穿上泡沫鞋以免磨損地面。

與一般人的想象大相徑庭，御璽並不是一方，而是由25方印章組成的25寶璽。25方寶璽中，有23方是玉製，包括青玉、白玉、碧玉、墨玉，另兩方一為檀香木，一為金制。歷經百年歲月，寶璽不失尊貴厚重。只是上面繫着的黃色絲絛已不復當年尊貴的明黃，甚至有些破損。

秦代實現大一統之後，“書同文，車同軌”，規定“天子之印獨稱璽，又獨以玉製，其餘皆用銅稱印”。漢武帝時才規定了官印的等級制度，諸侯王用金印駝鈕，稱璽；列侯用金印龜鈕，稱印；丞相、大將軍金印龜鈕，稱章。到武則天時，這位聰明的女皇認為“璽”諧音“息”，從此改稱寶。清代的25寶璽是乾隆11年時欽定的，其中只有用於文教的“欽文之璽”稱“璽”，其餘都稱“寶”，所以號稱25寶璽。方斌介紹説，“25寶”是中國曆代王朝遺存下來的惟一一朝代表皇權的御寶，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

25寶之中，“大清受命之寶”、“皇帝奉天之寶”等4方是入關前皇太極時期所制，其餘是定都北京之後所制。印章材質不一，其鈕制也不一樣，有交龍鈕、盤龍鈕，蹲龍鈕。璽文左滿文右漢文，玉箸篆書體莊嚴肅穆，這種字體每個字起筆末筆都是平齊的，像筷子頭一樣。當時這些印章並不經常使用，而是保存在故宮內廷中路的交泰殿內，交泰殿西南不遠就是皇帝居住和處理朝政的養心殿。

25寶的用途是政務文告，其中實際使用最多的一方是跟隨皇帝出行“以肅法駕”的“皇帝之寶”。這方檀香木質的寶璽，璽面邊長15.5×15.5釐米，通高16.6釐米，有一個專門的掌璽太監背上跟着皇帝跑。墨玉製的“廣運之寶” 形體最為碩大，璽面邊長19×19釐米，通高15.6釐米。金制的“大清嗣天子寶” 形制最為小巧，7.9釐米見方，高7.2釐米，最為精緻，卻幾乎是最閒的。康熙末年，因爭奪皇權，皇太子被廢黜，自雍正以後採取秘密建儲的方式，即將選定的皇位繼承人名封存在建儲匣內，置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的後面，待先皇駕崩後，取下匣子由秘密指定的皇子即位。所以這方入關前鍥刻“以章繼繩”的金印基本上是一方閒章，意在保持皇權的完整性。

在故宮所藏2萬多方各式印章中，有一方外表不很起眼，卻見證甚至影響了中國近半個世紀國運的印章，地位不輸國印，那就是“同道堂”璽。1860年，英法聯軍攻佔北京，咸豐皇帝攜皇后鈕祜祿氏、懿貴妃葉赫那拉氏及皇子載淳等逃往熱河行宮。次年7月，咸豐病逝於熱河，臨終前遺詔立6歲的載淳為皇太子，同時將“同道堂”、“御賞”兩方平時使用的閒章分別賜給載淳和皇后紐祜祿氏，作為即位後下達聖諭的符信。由於載淳年幼，通高8cm、印面2×2cm、青田石質的“同道堂”璽便被其生母慈禧控制在自己手中，代子鈐印，從而取得了干預朝政的權力。慈禧從一方小小的印章，開始了其長達48年的統治。